蘇聯早期學者對《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的不同解讀

李亞熙

(南京大學 馬克思主義社會理論研究中心暨哲學系，江蘇 南京 210023)

眾所周知，《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以下簡稱“《手稿》”)一經出版便引起了關于馬克思青年時期思想特質的長久爭論。如今若再度回首這場爭論，人們最先想到的往往是對這場爭論本身可謂起到發軔之功的德曼與馬爾庫塞，抑或是上世紀五十年代以來，憑借對于文本的詳盡考察而對西方學者的論說進行有力理論回擊的拉賓、奧伊澤爾曼等蘇聯學者。隨著對文獻掌握情況的不斷發展，不難發現在這場著名的“青年馬克思”爭論全過程之中尚有一個理論環節還有待進一步發掘。而這一理論環節所涉及到的正是最早參與到有關《手稿》的文本發現、編輯出版以及研究刊介等諸項工作之中的梁贊諾夫、阿多拉茨基等蘇聯重要理論家。實際上，這些即使是身處同一意識形態背景的蘇聯理論家在面對《手稿》時也產生了不同觀點。而對這一長久以來未能受到足夠重視的理論環節的重新關注無疑有助于我們對“青年馬克思”爭論以及上世紀三四十年代蘇聯馬克思主義理論界的研究狀況進行更全面細致的把握。

一、《手稿》的早期版本

關于馬克思本人思想的討論往往都離不開馬克思相應著作的編輯出版史，對于《手稿》尤其如此。而本文將要列舉的大多數蘇聯學者本身便首先是以馬克思著作編纂者的身份進入歷史視域的。馬克思在世期間并未著意于《手稿》這一文本的正式出版。根據已知的文獻資料顯示，馬克思與恩格斯，乃至同期過從甚密的其他理論家諸如盧格、赫斯等人也都從未正面提及這一著作或者說手稿。只是在其被創作出來七十余年之后，這部手稿才得以以馬克思主義正式出版物的形態逐漸進入人們的視野。

就可獲得的歷史文獻資料來看，于今我們所能窺見到的最早公開出版的《手稿》歷史文本得益于蘇聯革命家、蘇聯馬克思主義哲學史研究的奠基人、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及文獻研究名家大衛·梁贊諾夫(Д. Б. Рязанов)的努力。早在1927年，時為蘇聯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MEI)[注]作為最早的對馬克思恩格斯進行專門研究的機構，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Marx-Engels-Institut)于1922年在莫斯科成立，因為該機構最初的負責人是梁贊諾夫，故而又稱為梁贊諾夫研究院。經過1931年蘇聯內部的清洗運動，該院與列寧研究所(Lenin Institut)合并為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研究院(Marx-Engels-Lenin-Institut)。主要創始人及負責人的梁贊諾夫就用俄文將《手稿》發表于由蘇聯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所編輯出版的《馬克思恩格斯文庫》第3卷[注]К. Маркса.Подготовительные работы для Святого семейства, Д. Б. Рязанова. Архив К. Маркса и Ф. Энгельса, Кн.III, 1927, 247-286.中。也許是因為原始手稿識別工作的歷史局限，或者這部手稿本身固有的外部特征，這份被命名為《〈神圣家族〉的準備材料》的文本并不是一部完整的《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它只包含了我們現在所認識的《手稿》文本中的《第三筆記本》的大部分內容。梁贊諾夫所主編的《手稿》依據的是早在1924年蘇聯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就開始在柏林制作的一批馬克思恩格斯原始手稿的復制件。[注]早在1924年蘇聯的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便開始在柏林復制馬克思恩格斯的各類遺稿。蘇聯人曾多次提出購買手稿原件的請求，最終，由列寧研究所(Lenin Institut)與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合并而成的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研究院(MELI)于20世紀30年代中期成功從德國社會民主黨流亡執行委員會(SOPADE)手中重金購得《1861—1863年經濟學筆記》，其中還包括著名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剩余價值理論》。到1927年，在梁贊諾夫的艱苦努力之下，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已經收藏有數千張包括馬克思與恩格斯在內的諸多西方思想家的手稿復制件以及與之數量相當的公開出版物，足以支撐起蘇聯的整理編輯出版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的工作?；诹嘿澲Z夫的編輯工作，這份《〈神圣家族〉的準備材料》的法文版得以于1929年面世，法文版《手稿》被分為兩個部分，分別以《關于共產主義和私有財產的筆記》[注]Notes sur le communisme et la propriété privée, La Revue Marxiste, 1929, P. 6-28.和《關于需要、生產和分工的筆記》[注]Notes sur les besoins, la production et la division du travail, La Revue Marxiste, 1929, P. 513-538.的標題先后發表于當年同期出版的《馬克思主義雜志》。1930年，依然由梁贊諾夫主編，《手稿》的俄文新版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注]Сочинения К. Маркса и Ф. Энгельса, tom. 3, 1930.中刊印。

1931年，德國社會民主黨理論家邁耶爾(J. P. Mayer)于《紅色評論》(Rote Revue) (1930-1931年)第10卷第154～157頁上公開發表題為《關于卡爾·馬克思的一部未出版的著作》[注]J. P. Mayer: über eine unver?ffentlichte Schrift von Karl Marx, Rote Revue, Bd. 10 (1930-1931), S. 154-157.的文章，宣稱即將要把《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這部“至今未被發現的馬克思的作品”公諸于世。一年后，也就是1932年，《手稿》首次得以以其原始語言出版，并以《國民經濟學與哲學。論國民經濟學同國家、法、道德和市民活動的關系(1844年)》為題，收錄于由德國社會民主黨理論家朗茲胡特(S. Landshut)和邁耶爾合作主編，由薩洛蒙 (F. Salomon)協助完成的《卡爾·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早期著作》第1卷[注]Karl Marx, Der historische Materialismus, Die Frühschriften. Hrsg. Von S. Landshut und J. P. Mayer. Bd 1, Leipzig, 1932.。但遺憾的是，這個版本依然不是完整的《手稿》。雖然朗茲胡特和邁耶爾將夾在筆記本中的馬克思對黑格爾《絕對知識》所做的4頁補充了進來，但這版《手稿》未收入我們所熟知的包含了馬克思對“異化勞動”問題的直接闡述的《第一筆記本》，而且與如今流傳最廣的《手稿》編排序列有所不同，《第三筆記本》的相關內容被編排在《第二筆記本》之前。而且即使是在既有的內容中也出現了幾處明顯的編輯錯誤。

于1932年稍晚些時候，《手稿》終于第一次完整地以其原始語言出版于《馬克思恩格斯全集》歷史考證版(就是現在我們所熟知的MEGA 1)第1部分第3卷[注]Karl Marx/ Friedrich Engels, Die Heilige Familie und Schriften von Marx von Anfang 1844 bis Anfang 1845, Marx Engels Gesamtausgabe, Erste Abteilung, Band 3, Marx-Engels-Verlag G. M. B. H. , Berlin, 1932.中。但是由于蘇聯內部的政治斗爭，當時的蘇聯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研究院的負責人，同時也是該卷的主要編者已經不再是上文提到的梁贊諾夫，而是其繼任者——著名的馬克思主義文獻研究專家阿多拉茨基(V. V. Adoratski)。這一版本的《手稿》被命名為《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國民經濟學批判。附關于黑格爾哲學的一章》。在MEGA 1的版本中，《手稿》共包括了被編者以“經濟學哲學手稿”之名概括的一共4份文本，這些文本分別被以羅馬數字編號為Ⅰ-Ⅳ。這4份文本又被分為2個部分，其中被編號為I-III的3份以《國民經濟學批判……》為題刊登在該卷第1部分中，[注]Karl Marx/ Friedrich Engels, Die Heilige Familie und Schriften von Marx von Anfang 1844 bis Anfang 1845, Marx Engels Gesamtausgabe, Erste Abteilung, Band 3, Marx-Engels-Verlag G. M. B. H. , Berlin, 1932. S. 29-172.另外被編號為IV的文本實際上是馬克思對黑格爾《精神現象學》最后一章的摘錄，它被刊登在附錄中。[注]Karl Marx/ Friedrich Engels, Die Heilige Familie und Schriften von Marx von Anfang 1844 bis Anfang 1845, Marx Engels Gesamtausgabe, Erste Abteilung, Band 3, Marx-Engels-Verlag G. M. B. H. , Berlin, 1932. S. 592-596.依據MEGA 1的編者對《手稿》進行編號的方式，我們可以對應地將朗茲胡特和邁耶爾于《卡爾·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早期著作》第1卷上對《手稿》的編排順序標記為III-II-IV。

尤為值得注意的是，由阿多拉茨基主持編訂的MEGA 1上所刊載的《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國民經濟學批判。附關于黑格爾哲學的一章》正是后世諸多版本《手稿》的最初藍本，甚至連《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這一名稱都直接沿襲于此。1953年，著名的狄茨出版社(Dietz Verlag)所出版的《〈神圣家族〉及其他早期哲學著作》[注]Karl Marx/ Friedrich Engels, Die Heilige Familie und andere philosophische Frühschriften. Berlin. Dietz Verlag. 1953.中也收錄了MEGA 1版本的《手稿》。1955年，狄茨出版社出版的《馬克思恩格斯短篇經濟學著作集》[注]Karl Marx/ Friedrich Engels, Kleine ?konomische Schriften. Dietz Verlag, Berlin, 1955.中所收錄的《手稿》也是以MEGA 1的版本為基礎進行修訂的?，F今國內學者所熟知的《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42卷上所刊載的《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在其主要結構編排上就與MEGA 1的版本基本一致。這一版本的《手稿》后來也成為流傳最廣且影響最大的《手稿》母本。

二、梁贊諾夫的“誤識”：《〈神圣家族〉的準備材料》

在1927年到1930年之間出版的4部共3個版本的《手稿》似乎從一開始就未曾得到其主要編者梁贊諾夫的重視。從標題《〈神圣家族〉的準備材料》就可以看出，這份文本最初在梁贊諾夫看來并不具有自身獨立的理論地位，它的意義完全只是作為馬克思為《神圣家族》所做的一些“預備工作”(Vorarbeit)。甚至在梁贊諾夫為《馬克思恩格斯文庫》第3卷所寫的《導言》中，《手稿》與《神圣家族》就是被混在一起引用的。梁贊諾夫的重心是要說明，從《萊茵報》到《神圣家族》，馬克思的新哲學正在穩步走向成熟。而《手稿》或者說《〈神圣家族〉的準備材料》正好體現出在這個過程中費爾巴哈的重要作用。從中可以看出“新的哲學正在尋找任何的直接可靠的東西，因此，它拋棄了經院哲學式的高度抽象的純粹和毫無根據的思考”，而“他對黑格爾哲學的批判總體來說一直沿用了之前費爾巴哈提出的批判黑格爾思辨(形而上學)哲學的方法”[注]Д. Б. Рязанова, Подготовительные работы для Святого семейства, Архив К. Маркса и Ф. Энгельса, Кн.III, Введение, 1927, 103-142.。

雖然也看到了《手稿》中所包含的有關政治經濟學的內容，但梁贊諾夫對其極其輕視，認為“手稿中所提的經濟學，馬克思的批判不涉及理論問題，他僅僅是揭露了政治經濟學的虛假和無恥”。雖然梁贊諾夫也承認“政治經濟學引起了馬克思的興趣，但只需要政治經濟學以觸及上述全部問題這個程度為準”，而更為重要的是“馬克思如何采用費爾巴哈的基本觀點來批判國民經濟學”。甚至梁贊諾夫還專門強調，《手稿》的意義在于使得理論家們可以“對梅林和邁耶爾講述的《神圣家族》的歷史進行一些修改”[注]Д. Б. Рязанова, Подготовительные работы для Святого семейства, Архив К. Маркса и Ф. Энгельса, Кн.III, Введение, 1927, 103-142.。

另外，在梁贊諾夫于《〈神圣家族〉的準備材料》問世的同年也就是1927年[注]該書第一次以《卡爾·馬克思和弗里德里?！ざ鞲袼埂愤@一書名出版是在1927年，出版語言為英文。此外，梁贊諾夫對馬克思與恩格斯的論述先后于1923年和1928年以俄文出版。所寫的另一著作《卡爾·馬克思與弗里德里?！ざ鞲袼梗荷郊爸骱喗椤分?，我們也可以明確地探知梁贊諾夫對于這一階段馬克思思想發展歷程的理解。梁贊諾夫強調，與諸多著名的社會主義思想家比較而言，是馬克思于1844年“首次指出，除卻作為一個總是遭受苦難的階級之外，無產階級還是反對資產階級秩序的能動力量；這一階級的存在的每一個條件都被轉換成資產階級社會內部唯一的革命元素”。而“這一思想雖然是馬克思在1844年年初就已提出，但其卻是通過馬克思與恩格斯合作的名為《神圣家族》的著作而得到了進一步的完善”。馬克思在《神圣家族》這本書中“已經預告了他新哲學的路標。無產階級是它所生活的社會中的一個獨特的階級。無產階級是資產階級的反對派。工人被資本家剝削。但還有另外一個問題。資本家從哪里來？造成資本剝削雇傭勞動的原因是什么？”于是馬克思發現“有必要對這個社會的基本規律及其演變和存在進行科學的考察”。所以在《神圣家族》中，“馬克思已經強調了理解工業條件、生產、物質生活條件、在滿足物質需求的過程中人們所建立的關系的重要性，以求徹底理解特定歷史時期內的真正發揮作用的力量”[注]David Riazanov: Karl Marx and Friedrich Engels: An Introduction to Their Lives and Work, written in 1927, first published in 1937, translated by Joshua Kunitz, P42-59.。

與為《馬克思恩格斯文庫》第3卷所寫的《導言》相比，梁贊諾夫在這里顯得更為重視馬克思的研究轉向。從理論上講，寫作這一著作時期的梁贊諾夫本人肯定已經對《手稿》或者說作為《〈神圣家族〉的準備材料》這部分內容非常熟悉了，因而從他的表述當中我們可以清晰地獲得兩個重要信息：首先，在梁贊諾夫看來，1844年初(也就是《德法年鑒》時期開始)馬克思強調了無產階級歷史地位之后，他的工作便直接向著《神圣家族》的寫作過渡。所以處于這一時段之中完成的《手稿》只可能是奔向《神圣家族》過程中的一個環節。而這樣一個以《第三筆記本》的大部分為主體內容的《手稿》，也直接地體現出它與《神圣家族》在主題與內容上的連貫性。圍繞著對黑格爾的唯心主義辯證法以及以鮑威爾為代表的青年黑格爾派的批判，這份新發現的“準備材料”極好地填充了列寧在制定馬克思辯證唯物主義形成史框架時，在《德法年鑒》與《神圣家族》之間尚存在的一個缺失環節；其次，根據梁贊諾夫的說法，是在從《德法年鑒》一直到《神圣家族》中完成了哲學的轉向之后，馬克思才“投身于政治經濟學的研究，以便澄清當代社會經濟關系的機制”[注]David Riazanov: Karl Marx and Friedrich Engels: An Introduction to Their Lives and Work, written in 1927, first published in 1937, translated by Joshua Kunitz, P.42-59.。然而從1927年所寫的《導言》中看得出來，梁贊諾夫本人對于我們現在所理解的《手稿》的完整內容及其內在邏輯演進也許并不甚了解，或者至少對他已經了解到的手稿內容的判斷有誤。有趣的是，1929年出版的法文版的《手稿》分明是基于梁贊諾夫的既有版本，但卻根據主題分為兩個部分同期出版。根據兩個標題也看得出，編者有意強調了經濟學與共產主義的內容，但這種特殊的編排形式并沒有更為接近手稿的歷史原貌。

三、阿多拉茨基的推進：《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的誕生

前文已經指出，《手稿》作為一部在外觀上包含了經濟學、共產主義以及黑格爾哲學三大“組成部分”的獨立文本第一次被完整地出版是在1932年。因為蘇聯內部的“大清洗運動”，蘇聯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于1931年發生劇變，此時的編者已經不再是“馬克思恩格斯全集出版計劃”的首倡者梁贊諾夫，而是其繼任者阿多拉茨基。

就總體而言，從1927年的梁贊諾夫到1932年的阿多拉茨基，蘇聯理論家對于《手稿》文本的定位依舊是將其視為“《神圣家族》的準備材料”。雖然1932年阿多拉茨基已經放棄了原先梁贊諾夫的命名方式，轉而將這一文本“歸納為《經濟學哲學手稿》”[注]V. V. Adoratski: Einleitung zur Karl Marx/ Friedrich Engels, Die Heilige Familie und Schriften von Marx von 1844 bis Anfang 1845, Marx/Engels Gesamtausgabe, Erste Abteilung, Band 3, Berlin 1932. S.IX-XXI.，但阿多拉茨基還是強調，“通過它們和上文提及的論文(指《神圣家族》——本文作者注)的直接關系，作為這些論文的直接準備，它們構成了馬克思工作方式的典型例子。早在這些縱橫交錯的評注之上，就已經開始了批判性思考的建構，從中可以走向‘政治經濟學批判’的更高階段，最終走向《資本論》”，“事實上在《資本論》的文本中已經可以發現使用了很多在這里刊印的摘錄”[注]V. V. Adoratski: Einleitung zur Karl Marx/ Friedrich Engels, Die Heilige Familie und Schriften von Marx von 1844 bis Anfang 1845, Marx/Engels Gesamtausgabe, Erste Abteilung, Band 3, Berlin 1932. S.IX-XXI.?？梢园l現，阿多拉茨基與梁贊諾夫一樣，都是以與《神圣家族》的關聯來定位《手稿》這一在他們看來不具備獨立地位的早期文本。但相比較而言，阿多拉茨基還是更多地看到了《手稿》本身所蘊含的理論價值。用阿多拉茨基本人的話說，《手稿》“雖然并不像在《神圣家族》中那樣詳細，但也已經證明馬克思已經徹底是一位辯證唯物主義者了”，而“在巴黎的這段時間首先是為這一理論地平做準備”。梁贊諾夫與阿多拉茨基同樣都強調，寫作《手稿》時的馬克思已經在其哲學上以及政治上走向了成熟，因而在“文章和筆記的形成過程中，新世界觀的許多根本要素就已經清晰地展現出來了。馬克思已經站在了唯物主義的立場上，已經是一位共產主義者”[注]V. V. Adoratski: Einleitung zur Karl Marx/ Friedrich Engels, Die Heilige Familie und Schriften von Marx von 1844 bis Anfang 1845, Marx/Engels Gesamtausgabe, Erste Abteilung, Band 3, Berlin 1932. S.IX-XXI.。但如果比較兩位蘇聯理論家的編輯文本結構以及對文本的介紹分析，不難發現梁贊諾夫與阿多拉茨基所認為的馬克思在哲學及政治立場之所以于1844年走向成熟的具體成因還是有重要區別的。

與梁贊諾夫有所不同的是，阿多拉茨基更多地看到了《手稿》中有關經濟學研究的內容。所以在MEGA 1第1部分第3卷的《導言》中，阿多拉茨基著重引述了恩格斯在《資本論》第2卷“序言”中的話說：“1843 年，他在巴黎開始研究經濟學時，是從偉大的英國人和法國人開始的?！盵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第45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1頁。而“這一研究的第一個成果就呈現在本卷的材料中：一部分是關于工資、資本利潤、地租、貨幣等等的殘篇式的論文”。阿多拉茨基所指的“論文”最主要的部分就是為梁贊諾夫所忽視的《第一筆記本》。

雖然梁贊諾夫與阿多拉茨基都認為，馬克思1844年時思想已經達到了成熟。但是在梁贊諾夫的論述中，馬克思是由哲學理論批判率先走向自身哲學思想成熟的。雖亦偶爾瞥見這一時期的政治經濟學內容，但梁贊諾夫一方面并不在思想層面重視之，另一方面這些經濟學的內容也僅僅只是作為馬克思成熟哲學觀的批判對象而存在，其真正的政治經濟學研究工作則只有在《神圣家族》之后才得以全面展開。而阿多拉茨基則大為不同。首先，阿多拉茨基較為完整地接觸到了《手稿》中被梁贊諾夫忽略了的《第一筆記本》的經濟學內容；其次，阿多拉茨基本人也強調，雖然馬克思此時“仍然多次披著費爾巴哈式哲學術語的外衣”，但重要的是馬克思已經通過最初的政治經濟學研究而對“資本主義真正的經濟結構”進行了初步分析[注]V. V. Adoratski: Einleitung zur Karl Marx/ Friedrich Engels, Die Heilige Familie und Schriften von Marx von 1844 bis Anfang 1845, Marx/Engels Gesamtausgabe, Erste Abteilung, Band 3, Berlin 1932. S.IX-XXI.?？梢姲⒍嗬幕鶎τ凇妒指濉分械恼谓洕鷮W內容要比梁贊諾夫看重得多，更為重要的是，這體現了兩者對于青年馬克思思想發展過程中構成因素，尤其是對不同構成因素之間相互作用關系的不同理解。因而當阿多拉茨基放棄梁贊諾夫對《手稿》原有的命名方式，而“將其歸納為《經濟學哲學手稿》”時，文本本身的內在意蘊已經發生了很大變化。這一變化之所以能夠發生，一方面當然離不開蘇聯專家對馬克思文獻的識別、編輯以及出版工作的進一步推進，另一方面更為重要的是，基于既有的文獻及理論研究成果，尤其是《德意志意識形態》的問世[注]1924年出版的《馬克思恩格斯文庫》俄文版第1卷中發表了《德意志意識形態》的第一章《費爾巴哈》的草稿。參見：Arkhiv K. MarksaI I F. Engel’ sa, Vol. 1, 1924.，列寧生前制定的馬克思辯證唯物主義的形成史已經得到了理論及文獻上的足夠支撐，因而如果說當初梁贊諾夫還是出于對既有理論環節的缺失而對《手稿》進行了誤判的話，那么以阿多拉茨基為代表的蘇聯馬克思主義理論家的研究重點已經自然地轉變為探索馬克思這一最早的經濟學研究文本與《資本論》之間的理論關聯了。

四、對西方學者的最初回應：《資本論》的“預先萌芽”

蘇聯理論家本是基于自身理論發展的需要來重新發現并闡釋《手稿》這一文本的，但令他們想不到的是，正是他們重新編定的《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尤其是最新補充進來的《第一筆記本》中“異化勞動”的相關內容大大激發了西方學者的興趣，從而使得他們得以據此闡發出一個與蘇聯意識形態相對立的“青年馬克思”。

首先還需要順帶提一下的是，同樣是在1932年，德國社會民主黨理論家朗茲胡特和雅各布·邁耶爾稍早于梁贊諾夫就已經以《國民經濟學與哲學。論國民經濟學同國家、法、道德和市民活動的關系(1844年)》為題，將《手稿》的一部分收錄于《卡爾·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早期著作》第1卷中。對于朗茲胡特和邁耶爾來說，不是要“在馬克思早期著作的哲學術語中辨識馬克思晚期著作中的經濟學理論萌芽”，而是相反地要“把晚期著作中的經濟學理論追溯到早期著作中的哲學概念”[注]Jürgen Rojahn, Marxismus—Marx—Geschichtswissenschaft: der Fall der sog. ?konomisch-Philosophischen Manuskripte aus dem Jahre 1844“, in: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Social History, Vol. 28, 1983, P2-49.?；凇妒指濉分械摹邦惐举|”概念，朗茲胡特與邁耶爾將《手稿》表述為“表明馬克思的觀點已經發展到了完善的高度”的“馬克思最為核心的著作”，構成了“馬克思全部思想發展的核心”。馬克思之后的經濟學研究不過是對《手稿》中理論觀點的發揮，這部手稿“實際上已經比《資本論》搶先一步”[注]Karl Marx, Der historische Materialismus, Die Frühschriften. Vorwort, Hrsg. Von S. Landshut und J. P. Mayer. Bd 1, Leipzig, 1932. 中譯文參見：《〈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研究》，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85-297頁。。更為有趣的事實是，當1932年馬爾庫塞和德曼著文評論《手稿》從而正式拉開“青年馬克思”爭論的大幕時，他們所依據的版本反而是阿多拉茨基編定的MEGA 1的版本。馬爾庫塞將馬克思《手稿》中“人”的概念提升為整個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本體論”基礎，而這一“激情本體論”恰恰證明了無論是“對國民經濟學的全部批判”還是革命實踐理論的創立，都“明確地是在哲學的基地上，在哲學的爭論中發展起來的”。因為“既然對國民經濟學的批判能夠獲得這樣一種對人的本質來說極其重要的意義。那么國民經濟學從一開始就必然不是作為一門隨隨便便的科學或科學研究領域，而是作為對一個涉及整個人的本質的問題的科學表述而成為批判的對象的”，所以“對政治經濟學的革命批判本身是通過哲學奠定基礎的”。與之相對，蘇聯學者們解釋框架的“出發點”是“哲學、經濟學和革命實踐的根本分離”，是“馬克思所反對的物化的一種產物”。[注]Herbert Marcuse ,Neue Quellen zur Grundlegung des historischen Materialismus“, in: Die Gesellschaft, vol. 9, 1932.面對這一“人本主義的馬克思”與“老年馬克思”相互分化并彼此對立的理論境遇，比利時社會主義者亨·德曼提出：“一則這個人本主義的馬克思屬于馬克思主義，這樣就必須對考茨基的馬克思主義與布哈林的馬克思主義進行徹底的修正；一則這個人本主義的馬克思不屬于馬克思主義，這樣就會單獨存在一個人們可以以之反對唯物主義的馬克思主義的人本主義的馬克思主義?！焙唷さ侣J為，與“青年馬克思”相比，“老年馬克思”在自己的創作過程中不斷“暴露出他的創作能力的某種衰退和削弱”，德曼所推崇的“青年馬克思”“是一個實在論者，而非唯物主義者”，而這部《手稿》則“已然包含《資本論》的所有重要的基本思想”。[注]H. de Man, Der neu entdeckte Marx“, ,in: Der Kampf, vol. 25, 1932.

以往的研究一般認為，只有到了上世紀五六十年代，以拉賓及奧伊澤爾曼等人為代表的蘇聯學者才開始回應“青年馬克思”問題。然而實際上，蘇聯學者早在三十年代就已經開始了理論回擊。就目前已知的文獻而言，最早對西方學者作出直接回應的便是卡爾·施穆科勒(Karl Schmückle)。對于大多數學者來說，施穆科勒貌似是一個名不見經傳的陌生人。施穆科勒是一位東德馬克思主義文獻研究專家，更是MEGA 1編輯項目最初的參與者之一。梁贊諾夫著手準備《馬克思恩格斯全集》(Marx-Engels-Gesamtausgabe)出版計劃時，由于蘇聯自身研究團隊力量不足，迫切需要引進相關專業博士及研究人員。根據德國共產黨總部的建議以及法蘭克福社會研究所的推薦，施穆科勒于1925年前往莫斯科，成為馬克思恩格斯早期著作(包括《神圣家族》及《德意志意識形態》等)及通信編輯工作的重要成員，并得以名列MEGA 1第一部分第1.1卷、第1.2卷及第三部分第3卷中。[注]David Rjazanov, Vorwort zur MEGA 1927, UTOPIE kreativ: 206, p.1107-1109.而未刊其名的第一部分第3卷、第5卷及第三部分第4卷實際上也由施穆科勒負責完成。[注]參見[土]康加恩：《卡爾·施穆科勒與蘇聯MEGA 1編輯工作》，《江蘇社會科學》2017年第1期。1931年蘇聯內部“大清洗運動”之后，被解雇的施穆科勒開始為《國際文學》(Internationale Literatur)供稿，并于1936年成為該期刊德國版的副主編。不幸的是，施穆科勒還是于1937年11月30日以間諜罪被捕，并于1938年3月14日含冤而死，直至上世紀五十年代后期才得以平反。

施穆科勒于1933年發表于《世界文學》上的《青年馬克思與市民社會》一文中包含了這位重要卻不知名的編者對《手稿》以及整個青年馬克思思想的理解。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施穆科勒的這篇文章是目前已知的蘇聯方面學者對西方學者關于“青年馬克思”問題最早的公開回應。雖然施穆科勒對《手稿》的理論定位與阿多拉茨基無甚差異，他們都認為這一時期馬克思已然完成了自己的哲學變革，因而處于這一時間段的《手稿》的重要性在于展現出“科學地完成了的馬克思主義學說的決定性成果已然預先萌芽”，甚至“《國民經濟學批判》實則本質上已然包含了不久后基于其上方得以產生的馬克思的《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中所包含所有或幾乎所有的理解”?！蛾P于費爾巴哈的提綱》“從某種程度上說是這一1844年手稿的提要的水晶般剔透的形式”。所以施穆科勒認為馬克思“在巴黎和布魯塞爾歲月中對政治經濟學研究所得出的‘一般結果’即為唯物主義歷史觀”[注]Karl Schmückle, Der junge Marx und die 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 in: Internationale Literatur. Zentralorgan der Internationalen Vereinigung Revolution?rer Schriftsteller. Marx-Sondernummer, 3. Jg., Nr. 2, Staatsverlag, Moskau 1933, S. 146-176.。

但與阿多拉茨基不同的是，施穆科勒更為具體地探討了馬克思成熟哲學觀形成的歷程。在這一探討過程中，施穆科勒首次嚴肅地提出了“費爾巴哈問題”。他提出“費爾巴哈是黑格爾哲學與馬克思、恩格斯發展后的唯物主義—辯證主義學說之間‘某種關聯的中間物’”。但是施穆科勒也強調“政治上費爾巴哈并未遠離資產階級民主主義。哲學上他較之一切本真的完成者，即獨立的哲學、思想巨擘黑格爾貧乏得不可思議”。所以總體說來，“費爾巴哈的自然哲學對馬克思及恩格斯產生了相當明確的影響——他不是微不足道的，但卻是轉瞬即逝的”。于是這就對既有結論提出了新的問題，即馬克思到底何時以及如何實現自己的哲學觀的成熟的。施穆科勒的作法雖然機智但卻過于簡單化，他直接將馬克思哲學觀的建立提前至《博士論文》。他將馬克思的《博士論文》以及為寫博士論文而作的諸多筆記或者說“斷章”視為“批判的辯證法的誕生之所”。施穆科勒的作法機智之處在于，他這樣順道就回應了或者也可以說是回避了梁贊諾夫與阿多拉茨基都更為看重的馬克思與黑格爾的關系問題。正因為早在《博士論文》時期馬克思便已初步建立了自己的哲學觀，所以可以說，“僅僅還處于青年黑格爾派時期，卡爾·馬克思就是唯一真正理解黑格爾辯證法即隱匿的理性內核并將其揭示為徹徹底底批判的和革命的方法的人。事實上他在其第一部就本質而言還是黑格爾式的著作——博士論文——中就已然發現了批判唯心主義辯證法特定的黑格爾形式的第一要素”，“就馬克思的博士論文及其所屬研究而言可以說是第一次對思辨的黑格爾辯證法的非思辨的理解”[注]Karl Schmückle, Der junge Marx und die 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 in:Internationale Literatur. Zentralorgan der Internationalen Vereinigung Revolution?rer Schriftsteller. Marx-Sondernummer, 3. Jg., Nr. 2, Staatsverlag, Moskau 1933, S. 146-176.。

更為重要的是，也是施穆科勒第一次集中面對《手稿》中的經濟學內容。對于施穆科勒而言，政治經濟學與哲學不再是相互獨立或者說是并列的兩個系統，兩者是相互滲透共同推動馬克思思想發展的不同因素。施穆科勒在文中提出，馬克思在到政治經濟學中去尋求市民社會這一謎題的解答過程中，“‘對黑格爾法哲學的批判性分析’構成了重大轉折點。其一般結果以天才的方式總結于最新公開的 1844年的哲學—經濟學手稿”。所以在馬克思對政治經濟學進行批判的過程中，“同時伴隨著對黑格爾辯證法的批判性改造。馬克思對社會生活與歷史變遷的現實經驗關系的鉆研越是深入，他就越是能夠批判性地穿透市民社會‘更高級’的顯現形式，并將之驅向其更深層次的和解，最終驅向其經濟基礎，他也就更為徹底地揭露黑格爾辯證法的奧秘，他也就更為立體地發展歷史辯證法與辯證法的唯物主義理解”。除此以外，施穆科勒認為馬克思在這一階段的經濟學研究是更為關鍵的，他發現正是在對政治經濟學進行研究批判的過程中，“馬克思第一次認識到，市民社會的經濟結構提供了有關一切它的生存及運動形式、有關它的上層建筑領域、有關它的真實的整體格式塔的解釋”，“因為經濟學的秘密乃是根本的秘密。在1844年的《國民經濟學批判》中，在現在開始的同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家的爭論中，在這一立場之上與‘前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的爭論中，三大歷史要素的第二及第三項出場，馬克思主義經由這一批判轉化得以產生”。所以在《手稿》中的政治經濟學批判、黑格爾哲學批判、共產主義思想就不僅僅是外在簡單并立的“三個組成部分”。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施穆科勒深刻地指認：“唯獨馬克思與恩格斯(主要是馬克思)完成了對整個黑格爾哲學真正的批判、事實的克服，同時對其決定性的辯證的核心的‘拯救’：正如恩格斯后來所言，這‘不是小事’。這一劃時代的理論批判，即將黑格爾辯證法從其神秘主義外觀中解放出來，雖然只有在唯物主義立場之上才有可能；但同時只有在另一個階級即無產階級的立場之上才有可能。此外，這只有在當時于政治及經濟等諸方面都落后于西歐的德國的邊界之外才有可能?！笨梢钥闯?，施穆科勒對馬克思青年時期思想發展的闡述要比梁贊諾夫及阿多拉茨基更具有動態性。更為重要的是，通過這樣的方式，施穆科勒便縫合了原先討論中的馬克思思想進程中經濟學內容與哲學內容的分化，馬克思一生的思想發展歷程便呈現出一種有機的縱向發展圖式，于是《手稿》作為《資本論》的“預先萌芽”也就完全無法超越或是對立于后者。所以也就無怪乎施穆科勒批評朗茲胡特與邁耶爾的工作“在哲學上毫無價值”，而馬爾庫塞與德曼等人也只不過是“將卡爾·馬克思徑直地變成了唯心主義牧師，變成了‘人倫觀念’及‘人類的本真規定’等等的傳道士”[注]Karl Schmückle: Der junge Marx und die 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 in: Internationale Literatur. Zentralorgan der Internationalen Vereinigung Revolution?rer Schriftsteller. Marx-Sondernummer, 3. Jg., Nr. 2, Staatsverlag, Moskau 1933, S. 146-176.。

五、一個理論延伸：盧卡奇與奧伊澤爾曼的爭論

當然，還有另一個不得不提的人是盧卡奇。作為阿多拉茨基的好友，盧卡奇于1830年在莫斯科便已經接觸到了《手稿》，并且直接參與了《手稿》的整理編輯工作。[注]Rolf Hecker, Beitr?ge zur Marx-Engels-Forschung. In: Neue Folge 1994. Quellen und Grenzen von Marx’ Wissenschaftsvert?ndnis, Hamburg: Argument, S. 150.雖然其《青年黑格爾》一書初版于1948年，但實際上寫作卻是在10年之前的1938年。實際上盧卡奇在莫斯科對1844年手稿的研讀構成了《青年黑格爾》一書的理論基礎。也正是盧卡奇這一文本所引發的爭論，構成了上世紀三十年代蘇聯學者就《手稿》所進行的討論的一個額外延伸。

很顯然，從書名就可以知道盧卡奇這本書有關《手稿》的內容主要探討青年馬克思與黑格爾之間的思想關聯，但是盧卡奇卻采取了同與其具有相同政治立場的好友不同的討論方式。阿多拉茨基著重討論馬克思與黑格爾的關系，主要是想說明1844年的馬克思已然是一個處于黑格爾對立面的徹底的唯物主義者，在理論上他正在為《神圣家族》這一與恩格斯合作的代表著他們世界觀真正建立的首部著作做準備。而施穆科勒談論黑格爾是要說明費爾巴哈對于馬克思的影響并非那么深刻也沒有那么持久，并且把馬克思成熟哲學觀建立的起點直接推前至《博士論文》甚至是我們今天所說的《伊壁鳩魯筆記》。與之相比，盧卡奇似乎走了一條相反的道路。他所強調的更多的是馬克思與黑格爾的共通之處。甚至他坦白自己這本《青年黑格爾》的寫作目的就“試圖用馬克思天才的觀點來說明黑格爾的青年時期”?；凇妒指濉繁旧硭w現出來的馬克思與黑格爾之間的文本關聯，盧卡奇將《手稿》稱為“辯證唯物主義的開端”。因為盧卡奇認為正是《手稿》中的“異化觀”才是“一種受到黑格爾特別是黑格爾《精神現象學》啟發的經濟學與哲學辯證結合的方法論基礎”。也正是以“異化觀”為中軸，盧卡奇才會強調“自黑格爾之后，德國第二次有人在討論一切社會和哲學問題時將經濟學和哲學的觀點進行了統一使用”。雖然盧卡奇也明確表示了“馬克思的統一使用比起黑格爾而言，無論是在經濟學方面還是在哲學方面，都要處于一個高得不可同日而語的水平上”,但根據盧卡奇的觀點，馬克思對于黑格爾的這種超越，正是因為馬克思對黑格爾“異化觀”的發展并由此確立了所謂“勞動辯證法視域”。無怪乎盧卡奇認為：“馬克思的深刻處在于，他的批判是從現實生活中的具體問題上升到黑格爾的抽象問題上來的，它是用辯證唯物主義的觀點把問題最后以哲學的方式解決了的，而它卻又從此出發立刻跟生活中的現實問題直接關聯起來?！盵注]Georg Lukacs, The Young Hegel: Studies in the Relations between Dialectics and Economics, translated byRodney Livingstone, London: Merlin Press, 1975, P. 549-556.可以發現，在面對《手稿》時盧卡奇最為看重的還是馬克思與黑格爾的思想傳承關系，經濟學與哲學的關系問題在這里只被看作是這種思想傳承關系的表現，馬克思在某種程度上反而成了黑格爾哲學的繼承人。

盧卡奇的觀點自然會遭到其他蘇聯理論家的批駁?！肚嗄旰诟駹枴酚?948 年一經出版，奧伊澤爾曼就在其《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形成》一書中指出：盧卡奇嚴重忽視了黑格爾的異化概念中“最主要的東西”是“‘論證’物、物質世界是精神的異化這樣一個唯心主義的論題”。他批評盧卡奇“把黑格爾體系中異化概念的這個主要意義放在很不重要的位置，他斷言，黑格爾把異化理解為‘異化的特殊的資本主義的形式，即馬克思后來所說的拜物教’。這樣一來，盧卡奇并沒有去區別真正包含在黑格爾異化概念中的合理的內核，而是把這個概念宣布為基本是正確的，把馬克思對于資本主義的批判宣布為黑格爾的異化概念的進一步發展”[注]Teodor Oizerman: Возникновение марксизма — революционный переворот в философии(with V.I. Svetlov). Moscow, 1948. 中文節譯本參見袁貴仁、楊耕主編：《當代學者視野中的馬克思主義哲學·東歐和蘇聯學者卷(上)》，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第341-365頁。。在這種情況下，盧卡奇不得不對自己的觀點作出修正。其于1954年2月發表于《德國哲學雜志》上的長文《論青年馬克思的哲學發現(1840-1844)》便是這一修正的理論表達。此時，盧卡奇回到了列寧既定的理解框架之內，憑借列寧晚年對黑格爾哲學的強調來為自己對馬克思與黑格爾思想關聯的論述尋找出口。他說：“馬克思的 《經濟學哲學手稿》主要是批判黑格爾的唯心主義以及由于黑格爾辯證法的唯心主義特性而產生的邏輯錯誤?！毕鄳貙Α妒指濉返睦碚摱ㄎ灰灿兴档?，認為雖然“馬克思在《經濟學哲學手稿》中就已經在使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歷史觀”“來反對黑格爾的這種神秘化以及從這種神秘化得出的謬論”，但這一階段的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歷史觀“當然還僅是輪廓”，所以“《經濟學哲學手稿》對黑格爾的批判已經是對‘正在不斷消逝的只抓住了批判的形式的唯心主義(青年黑格爾派)’的挑戰，也是關于后來在《神圣家族》一書中所進行的清算的預告”，此時的馬克思“正在為成熟地、經典地制定歷史唯物主義作好準備，而這一點不久之后就在《德意志意識形態》與《哲學的貧困》中完成了”。[注]Georg Lukacs, Zur philosophischen Entwicklung des jungen Marx (1840-1844), in: Deutsche Zeitschrift für Philosophie, Volume 2, Issue 2(Februar 1954), pp.288-343.盧卡奇這一思想變化的大背景是蘇聯學者在面對西方學者的“青年馬克思論”時，一方面對《手稿》進行重新解讀，另一方面調整完善列寧遺留下來的馬克思思想發展史理解框架的需要?！肚嗄旰诟駹枴芬粫鵁o疑展現出蘇聯意識形態背景下的理論家們在上世紀三十年代對《手稿》的理解與闡述中更為廣闊的豐富性。

六、簡短的結論

1932年，《手稿》這一外觀上看似具有相對完整性的體系，同時又包含著諸如政治經濟學、共產主義、黑格爾哲學批判等豐富內容的“至今未被發現的馬克思的作品”一經問世，便由于文本本身所包含的“迷人的矛盾”(曼德爾語)而引發了理論界的高度關注。人們忽然發現，一個不同于以往依據《共產黨宣言》和《資本論》而給世人留下刻板印象的馬克思倏然降世。一時間，持有各種理論立場和主張的理論家紛紛以自己的方式參與到有關這部文本的討論中來，從而圍繞《手稿》展開了長達半個多世紀的理論交鋒。理論家們開始爭論到底哪一個階段才是馬克思思想發展的黃金時代，這一問題又在自身不斷發酵的過程中演變為有幾個馬克思以及哪個才是“最好的馬克思”的爭論。甚至可以說，這場爭論時至今日依然沒有真正結束。在這場曠日持久的爭論發展過程中，上世紀30年代初便有西方學者主張存在一個不同于經濟學家身份的“青年馬克思”。后者以其明顯的人本主義特征而又被稱之為“哲學的馬克思”或“人本主義的馬克思”，但那時的闡述相比較而言還較為粗疏，并且可能是由于全球范圍內越發明顯的戰爭趨勢而并未引起大的爭論。應該說當自50年代以來西方持“人本主義馬克思主義”立場的論者改變自身的論述策略并引起蘇聯學者的集中回應時，這一爭論才真正開始。也正是在蘇聯學者與阿爾都塞及科萊第等人對這一問題的回應中，對于馬克思主義哲學發展史的研究才得以逐步成形。最終這一場爭論只得以1982年MEGA2以“邏輯順序版”和“寫作順序版”兩種編排樣態并行出版的方式草草收場。

現在看來，也許正是因為馬爾庫塞、弗洛姆等人當時所倡觀點的新穎奪目，也許是因為如拉賓、奧伊澤爾曼等后起之秀的卓越成就，也許是因為本人在時代政治洪流中令人扼腕嘆息的悲慘命運(梁贊諾夫、施繆科勒及當時蘇聯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研究院的諸多理論家都在“大清洗運動”中含冤受戮)，這些蘇聯早期理論家的早期論說似乎較少映現在后世研究者的理論視野之中，甚而至于現今人們似乎都未曾察覺，支撐這場始于上世紀三十年代的爭論的最主要文獻祖本一直都是由梁贊諾夫、阿多拉茨基、施繆科勒、盧卡奇等人戮力編纂的MEGA 1的《手稿》版本。同樣重要的是，在他們關于《手稿》的最早論說(雖然同樣充滿分歧)當中，諸多至今尚未能夠得到完整解答的問題(諸如青年馬克思與費爾巴哈及黑格爾的思想關聯問題、青年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研究與哲學世界觀的關系問題等)已經得到了基礎性的討論，并且明顯呈現出向馬克思主義哲學形成史這一更為核心的研究領域聚焦的趨勢。這一方面當然是因為東西方學者之間長期理論角力的策略需要，更為重要的還在于，這也是馬克思主義研究本身不斷推進的自然表現。馬克思說“人體解剖是猴體解剖的一把鑰匙”，在這一意義上今天再來回顧蘇聯早期理論家對于包括《手稿》在內的諸多馬克思青年時期文本的研究成果依舊意義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