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與世界接軌，中國現代化又能向哪走

劉戈

1872年的一天，美國馬薩諸塞州斯普林菲爾德市一下子來了30個梳著辮子的中國小孩，他們是中國官派第一批留美學童，并且把最初落腳的這個城市翻譯為“春田”。第一批留美幼童后來大多成為國家棟梁，他們中的詹天佑學成回國后主持設計修建了京張鐵路。

留美幼童是洋務運動的一部分，洋務運動揭開了中國工業化的進程。中國的工業化，實際上一直是和世界接軌的過程，從詹天佑等留美幼童開始，一批批的中國青年去美國、日本、歐洲、蘇聯，他們都是中國現代科學和現代工業的接軌者。到現在為止，這個進程已經進行了差不多160年。中國人用4個40年的時間，實現了中國工業化早期和中期的發展進程?，F在，我們已經全面進入到工業化后期。

在工業化進程中，第一個層面是科學技術上的探索和突破；第二個層面是市場和市場主體的組織方式和運作體系；第三個層面是構建了圍繞著保護和服務于創新的產權制度、知識產權保護等法律體系。

所謂工業化進程的本質就是人類社會進入到一定發展階段以后，所共同形成的這樣一套生產方式和社會運轉的基本秩序。這套體系是由西方社會率先構建出來的，也已經成為全球化時代現代社會運行的基礎。所謂與世界接軌，接的就是這個軌。

很多觀點對立的人，現在一提到與世界接軌，都下意識地認為是要全面照搬西方制度和文化。這其中的重大誤區，就是把人類工業化進程等同于西方的社會發展道路。實際上，進入工業化是人類發展的必然路徑。西方由于各種因素，在工業化發展過程中早走了一步。

需要強調的是，我們不能把工業化體系，等同于西方價值觀和文化。由于地理和文化的原因，中國發展起自己的文明，但我們不得不承認，在邁向工業化的過程當中，由于種種原因，中國一直處于追趕的狀態，盡管追趕的速度很快，但這個過程依然十分漫長。在追趕的160年左右時間里，中國的仁人志士，一直是在學習西方，但也一直存在文化或意識形態化之間的沖突。如何正確面對這對矛盾，一直在考驗著中國人的智慧。

現在我們應該有足夠的自信，通過改革開放40年的發展，我們逐漸找到解決這個問題的鑰匙。從1978年開始，中國開始了第四次工業化的進程，改革開放使中國走出了長達將近120年徘徊在初級工業化的困境，進入到工業化中期的跑道，并最終實現了經濟全面起飛。

任正非最近接受采訪時說，他不太認同“自主創新”的說法，為什么？這是因為現代科技、工業的發展，既離不開不同國家不同公司技術、產品上的相互合作，也離不開發達國家所構建的一套知識體系。如果我們把自主創新理解成完全要自己干，要構建出自己的一套體系，這顯然是違背人類社會發展規律。

現在，我們話語體系中“與世界接軌”似乎已成為某種與“自信”相悖的標簽。以高鐵為例，就是全面與世界接軌的最成功案例，中國高鐵從技術到標準、從制造到運營都和現有的世界工業體系接軌。如果我們總是強調自主創新而極少提及與世界接軌，一方面會混淆中國經濟發展的內在邏輯，一方面也會阻礙我們今后的發展。

現在，在產品和技術層面，全世界的工廠都使用同樣電壓的電力用同樣標準的鋼材和其他材料，制造同樣標準的產品。在全世界的貿易中都用千克來衡量普通貨物的重量、用桶來作為石油的單位、用排量來描述汽車的功率。相互的通信都使用同樣標準的波段和制式，華為所主導的5G也是世界各大通信企業和標準化組織通過反復磋商投票共同制定的標準，而不是華為“自主創新”的結果。

在市場主體和體系層面，世界各國都通過設立有限責任公司的組織方式實現商業目標，通過央行發行貨幣和制定貨幣政策，通過證券交易所交換公司產權，交易通過銀行結算，銀行通過同樣的協議評定的信用風險等級。

在法律層面，各國獨立制定的法律名稱不同、司法制度和法理不同，但卻有差不多的法律原則，包括保障經濟主體的地位平等，保護交易機會的均等、確保權利義務對等等法律原則。

我們現在與世界的接軌就是和以上由西方國家引領被當今世界絕大多數國家所認同的體系和秩序的接軌。

在和美國進行的貿易摩擦中，雙方盡管有巨大分歧，但這種分歧依然是在這個體系和秩序框架下的分歧，是對這一體系和秩序框架下具體利益的爭斗。美方最為關心的有關知識產權保護的問題上，中美在有關知識產權的定義和規則的理解上是基本相同的，不同的只是雙方對一些具體案例的理解和政策執行尺度的看法。經過40年的改革開放，中國已經基本與世界經濟體系接軌，并且已經開始在這一體系的構建中擁有越來越大的發言權。因此與世界接軌應該是水到渠成而不是拒絕。

而所謂的與世界接軌，直白的說法就是讓中國的火車可以在美國的軌道上跑，也可以讓美國的火車在中國的軌道上跑?，F在美國以及部分西方國家感受到競爭壓力，設置障礙不想讓我們接軌，如果我們也不是最大可能地爭取與世界經濟體系接軌，認為可以建立自己完全不同的工業化發展體系，可以繞開西方幾百年來摸索出來的這套發展規律，那么中國工業化的道路就有再次停滯甚至倒退的風險?！?作者是央視財經頻道評論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