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雍乾時期河西走廊—東天山地帶的文化整合

楊軍民

（河西學院歷史文化與旅游學院 甘肅 張掖 734000）

引 言

狄宇宙認為，“在北部邊疆的確定上，至少有三種相互聯系，但又各自獨立的進程起著重要作用。一種是生態和經濟進程，另一種是文化進程，最后是政治進程”[1](P58)，這三種相互聯系但又各自獨立的因素并不是平行起作用的因素?！吧鷳B及經濟進程”指基于邊疆地區經濟社會發展水平的社會整合，而“文化進程”與“政治進程”則指相應的文化整合與政治整合。從清帝國邊疆治理的歷史實踐來看，邊疆整合進程可能并不表現為先經濟社會而后文化，進而政治的整合邏輯。實際上，在河西走廊—東天山地帶的整合過程中，帝國中央政府基于軍事政治需要而進行的政治整合起了關鍵性作用。首先是基于帝國建構需要的區域功能重塑，化邊地為腹里，推進內地化進程，在河西走廊—東天山地帶推行內地化的州縣制，將河西走廊—東天山地帶塑造成帝國西北邊防體系的軍政重心和戰略樞紐，使其成為經營西北邊疆的戰略依托，提高帝國邊疆治理能力與效率，鞏固清廷在西北邊疆的統治。其次是以儒家文化為核心的學校教育系統的建立與科舉制度的推行為主的文化整合，以提高邊疆民族地區的文化認同和向心力。最后是以綠營移駐與移民屯墾為主的社會整合，通過定居化農業城鎮建設和經濟地理格局重塑，一定程度上改變了河西走廊—東天山地帶的經濟格局與地理景觀，兩地的內地化及同質化水平大幅提高，清帝國對于西北邊疆地區的統治能力與治理效率大大增強。

一、文化整合的政治基礎：行政整合

清廷在邊疆地區推行內地化，有一套相對成熟的政策機制。督撫州縣制的實施是核心內容，儒家化教育體系及科舉教育制度的推行是必要措施，而屯墾實邊以固國防則為現實考量。其一，行政建制上，廢除軍府制或辦事大臣制度，實行與內地劃一的督撫州縣制。其二，文化教育政策方面，推廣以儒家思想為核心的中華文明在邊疆地區的宣傳教育，化殊俗為華風。推廣科舉教育體系，廣興義學，大建書院，增廣科舉學額與中額，以籠絡當地士子之心并加強文化認同和教育推廣。其三，政治方面，調整滿漢關系，改革任官制度，邊疆地區兼用漢員，加強邊疆地區社會治理。其四，開發邊禁，鼓勵內地民眾進入邊疆地區墾殖，推動邊疆經濟社會發展。以上四方面構成邊疆地區內地化政策的基本內涵和政策架構，涉及經濟發展、治理政策、行政制度、文化教育等四大領域[2](P17-31)。自雍乾時期河西走廊行政改制，再經光緒中葉新疆開設行省，清廷基本上完成了西北邊疆地區的內地化。河西走廊—東天山地帶的地域整合既是康熙以來經濟社會發展的結果，也是清廷自上而下的主動政治整合的產物。

順治一朝至康熙中期，由于準噶爾的強大，河西走廊是防范準噶爾擴張，捍衛帝國西部邊疆安全的戰略屏障，清廷西北邊疆線位于安西—哈密一線地區，河西走廊西端之安西五衛成為西北邊疆前沿。因此，進則著力經營巴里坤，退則力保哈密—安西一線地區，成為這一時期的基本政策。鑒于河西走廊的戰略前沿地位，清初順康兩朝沿用前明舊制，于河西走廊設置涼州、甘州、肅州、安西等衛所，實行半軍事化的管理，屯重兵于河西走廊，在甘州設置特殊性質的甘肅總鎮，統轄實行衛所制的河西走廊地區，作為西疆前沿的最高軍政建制。同時設置甘肅巡撫，隸屬于陜西總督。甘肅行省軍政呈現出“一省兩制”的鮮明特點。河西寧夏、西寧、涼州、甘州、肅州、安西諸地實行軍事化衛所制度，而河東慶陽、平涼、鞏昌諸地則實行督撫制下的州縣制，隸屬于陜西右布政使司。因此，甘肅行省建制并未成型，雖然設置了甘肅巡撫，但是并無藩臬等屬官，亦未設置作為行省綠營統帥的甘肅提督[3](P100-105)，而以甘肅鎮總兵為駐防屯墾綠營之最高建置。因此這一時期甘肅行省軍政建制呈現雙軌制的特點。衛所制與督撫州縣制并行，軍事管理與行政治理共存，屬于“特殊行政區”。與雙軌制的軍政系統相適應，軍政長官為甘肅巡撫和甘肅鎮總兵，分別管理衛所制下的河西各衛所及州縣制下的河東各州縣。不過在滿洲本位和以文統武的政治制度之下，甘肅鎮總兵須受甘肅巡撫和陜西三邊總督的雙重節制。

雍乾時期，隨著對準噶爾軍事斗爭的推進，至乾隆中期，清廷徹底擊敗準噶爾并乘勝進兵南疆，將天山南北的廣闊土地納入清帝國的統治之下，西北邊疆政治格局發生了重大變化，政區地理因此而發生新的變化。始于雍正初年而完成于乾隆二十五年的行政制度改革使得河西走廊長期實行的軍事化的衛所制度退出歷史舞臺，內地化的督撫州縣制代替了自明代以來即已確立的衛所制度，河西走廊涼州、甘州、安西諸衛所改制，實行與內地劃一的督撫州縣制（加青海民大注釋）。河西走廊地區內地化進程最終完成，由順康時期的“邊地”[4](P842)轉變成雍乾以后的“腹里”[5](P71)，從根本上改變了其在整個帝國架構中的地位與功能，河西走廊由邊塞前沿一變而為腹里要沖，成為經營西疆的戰略基地與戰略樞紐。

源于國家層面的行政整合在地方層面成為地域文化認同的推進器，主要方面是以儒家文化為核心的封建教育體系在邊疆地區的制度性推行，化殊俗為華風，提高邊地民眾的文化認同感。同時，民間力量主導的地域性漢化壇廟系統亦是文化整合的重要工具。借助于國家政策的提倡與支持，東天山地帶民間壇廟文化系統在其主要方面具有了漢化的傾向，成為內地化的重要政策載體，有力推動了河西走廊—東天山地區的文化整合進程。

二、儒家化學校教育體系的建立與科舉制度的推行

內地化的文化政策在其實踐過程中包括兩個相輔相成的措施，其一是科舉制度的系統化推行，包括廣興義學，大建書院，增廣科舉學額與中額；其二是各級儒學在府廳州縣的普遍設立，以儒家文化為核心的文化同質性在制度強制之下得到普遍提高，邊疆社會與內地社會共用文化系統得以建立。在河西走廊—東天山地帶州縣制推行的同時，作為內地化系統性政策，隸屬于國家教育系統的府、縣各級儒學及民間力量興辦的各處義學亦相繼設立。義學是傳統社會平民子弟啟蒙教育的重要形式，而清代書院則一改宋明性質，成為科舉人才的培訓場所。作為國家教育的輔助，書院教育亦出現于河西走廊—東天山地帶的部分州縣。義學與書院之發展程度與區域社會的經濟發展水平密切相關，傳統義學及書院的興辦及維持主體為地方紳士，經費之籌措、學校之維持依賴于以紳士為主的民間力量。經濟發達，則義學與書院維持之組織力量與經濟基礎必然雄厚；經濟落后，則維持之組織力量和經濟基礎肯定薄弱。甘肅經濟落后，支撐義學與書院的民間力量發育緩慢，因此，義學與書院之發展必須依靠政府力量的介入，而書院自雍正以后已經成為科舉考試的培訓機構。因此，以儒家文化為核心的學校教育與科舉制度在邊疆民族地區的推行必須依賴于國家力量的支持，本質上是提高帝國均質化程度與加強帝國邊疆統治的文化戰略的組成部分。儒學化的學校教育體系與科舉制度不但承擔了開啟民智和促進當地經濟社會發展的功能，而且也擔負著傳播主流文化，培養文化認同感的重要使命，其最終目的是為帝國邊疆治理奠定文化基礎，在邊疆社會與內地社會之間，建立共同的文化系統和普適性的價值體系，并以共用文化系統為心理紐帶，聯結邊地各族，鞏固帝國在邊疆地帶的統治。

三、地域性漢化壇廟文化系統的形成

滿清政權起源于被正統士大夫視為蠻夷的女真，在漢族知識分子普遍固執于華夷之辨的思想背景下，如何增強政權的合法性，成為清代開國之初急需解決的問題。因此，清初當政者不得不依照儒家的政治理想，通過文化調適，努力塑造自身的合法性和正統性。首先是尊崇孔子及儒學的崇高地位；其次是全盤繼承明代科舉制度的思想及制度，大力推行以儒學為核心的科舉制度；最后是政府容忍的社會文化系統的自發擴展，如漢家的壇廟文化及神祇崇拜。壇廟既是一般民眾宗教活動的特定場所，也是地方政府宣揚主流價值觀念，培養文化認同，控制基層社會的實體依托，對于全面了解與正確認識中原漢族文化與東天山本土文化的沖突融合過程，普通民眾宗教信仰與文化認同，均具重要參考意義。

作為東天山地帶與河西走廊地區同質化程度提高的標志，是五種基本的漢化壇廟類型在東天山地帶的普遍建立，即文廟、關帝廟、社稷廟、先農壇與城隍廟。這是東天山地帶經濟社會特質的文化表征，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其一是農耕社會與游牧社會的力量對比已經發生了方向性的變化，以農業為主的農耕社會已經形成。其二是以儒家文化為核心的漢文化已經占據了主導地位，成為地域社會文化的核心。即使極具特定地域色彩的地方性神祇在基本方面也具備了漢族農業社會宗教信仰的基本特征，成為區域社會的共有信仰。如定湘王信仰，本為極具湖南地方特點的民間信仰，但是追隨著湘軍士兵的腳印，定湘王信仰不但成為東天山地帶屯墾士兵與內地移民的神祇崇拜，而且經常性出現于南北疆社會在地族群的壇廟系統當中，成為本地民眾與移民群體共有的信仰，成功融入本土壇廟文化系統。

因此，政府主導下的漢化壇廟文化作為一種通俗化的精神手段為統治者所熟練運用，東天山地帶漢化壇廟文化的盛行，實際上是以漢化趨勢為基礎的國家力量介入的政治整合的產物。在這一主動的政治整合過程中，關圣信仰無疑具有特殊的重要地位。作為君臣大義化身的武圣關帝與滿洲崇武尚忠的民族文化具有高度的契合性，是滿漢文化的最佳交融點。因此，挾國家力量與政府之提倡與支持，關帝信仰作為普適性價值載體，被廣泛地推廣于帝國的各個角落。即使在東天山地區，滿洲出身的各軍府主官在各自轄區內大力營建關帝廟。這樣一來，源于國家推動與北疆移民城鎮住民與行商的合力，關帝廟在東天山地帶各個城鎮星羅棋布，漢人移民聚居的城鎮更多。巴里坤鎮西城就有3座關帝廟，而烏魯木齊迪化城更多，達到6座[6](P112-115)。南疆地區的關帝廟則隨著湘軍足跡與新疆建省，迅速擴展到回部社會。從南疆地區關帝廟的營建和分布情況來看，湘軍入疆和新疆建省前后是兩個主要的營建期。如溫宿州、拜城縣關帝廟均建于光緒十三年（1887），庫車州、烏什廳關帝廟則分別建于光緒四年（1878）和光緒五年（1879），均處于湘軍入疆平叛和新疆建省前后時期[7](P23-48)。

在游牧經濟與農耕經濟并存的多民族混居地區，由于多元文化的基礎性作用，影響到區域宗教形態特征方面，各民族宗教信仰都是在互動交流的歷史過程中形成為文化復合體，主體宗教與各類底層宗教信仰形態交織存在，形成層次鮮明的地域性宗教文化復合體。其內部結構至少包括三個不同的宗教信仰層面。其上層為影響廣泛且決定各民族宗教文化整體特性的主體宗教，中間層次為影響廣泛但與主體宗教不同的區域性宗教民俗體系，最后則是處于底層且與各地各民族生態環境與文化傳統密切相關的群體性宗教，可以概括為“文化圈—信仰層—祭祀群”結構[8](P90-103)。河西走廊—東天山地帶作為過渡地帶，不同族群居住地區相互交錯，各族群相互混居，多元文化交互融合，其民族與宗教信仰方面的主要特點就是由于各民族混居雜處所形成的多宗教共處的格局，因而，較易形成地域性多宗教復合體。其主體性宗教為伊斯蘭教、藏傳佛教。中間層次為影響廣泛的關公信仰，底層是與主體宗教不同的區域性民俗體系。

這種宗教民俗體系的復合性表現在壇廟文化的實體層面，就是廟宇建筑的復合型，即同一廟宇同時附祀多種神祇，這種壇廟建筑模式于東天山與河西走廊地帶所在多有。如和闐的關帝廟，在主祀關帝的同時，也附祀文昌、龍王、火神、劉猛將軍（蟲王神），甚至昭忠祠也建于其中。而綏定縣的劉猛將軍廟，既主祀蟲王神，亦附祀水神。吐魯番直隸廳的社稷壇內既設有先農壇，也有神祇壇，而定湘王廟、劉猛將軍廟亦建于城隍廟內[7](P23-48)，復合型壇廟建筑成為東天山地帶的一種常態。

實際上，東天山地帶壇廟文化的興起，既有民間力量的自發推動，亦有中央政府基于國家建構的隱性推動[9](P90-103)。因而，須從國家力量與民間力量互動的角度，解釋東天山地帶壇廟文化興起的動力機制。特別是在帝國邊疆地區推行以區域功能重組與人文地理景觀再塑過程中，帝國中央政府基于帝國利益而推行的內地化政策其實產生了主要作用。因此，壇廟文化在北疆草原綠洲地帶興起，除了上述民間性力量而外，政府的隱性推動亦是重要動力。

四、東天山地帶的人文及地理景觀重塑

農耕地區的擴展是邊疆地區內地化過程中的伴生現象，特別在北部邊疆地區表現尤為明顯。河西走廊與東天山地帶也經歷了相似的農耕地區擴展，游牧經濟縮小的現象，由此影響到河西走廊—東天山地帶經濟格局與地理、人文景觀發生了雙重變化。其一是沿著城鎮線逐步發生的農耕區域擴展與游牧區域縮減的經濟地理格局變化，其二是定居城鎮的逐步新建、擴張與游牧經濟自城鎮線逐步向后退縮的地理景觀變化。其中原因，一方面是基于軍事需要的農業墾殖活動的大力興辦與不斷向西推進，逐步蠶食原來的游牧地帶；另一方面，漢族移民不斷向西遷移，定居農業城鎮不斷興起與擴大，兩者的合力造成了東天山地帶地理與人文景觀的雙重變化。

在清朝的持續打擊下，天山北路準噶爾力量基本退出，清軍在巴里坤—伊犁一線地區進行持續的屯墾活動將大片草原改造為農墾區，并新建了不少城池，從而極大改變了天山北路的人文及地理景觀[10](P207-230)。由于自康熙中期至乾隆中期持續的西北用兵，促進了天山北路城市的興起及發展。由軍事臺站而擴張為城池，或由初期的軍事屯城而演化為行政治所，一大批城市出現于北疆地帶。游牧行國體制下的草原、帳篷被新興的農田與城鎮所取代，一個新的農耕城市帶現于天山北麓，極大地改變了天山北路原有的地理景觀，使其呈現出與河西走廊地帶相似的景象。

經過雍正以來六十余年的持續屯墾，東天山地帶的地理地貌發生了重大變化，一個新興的農業區域開始形成。歷史上的北疆地帶以畜牧業為主，但是經過乾隆中期以后的持續移民屯墾，至乾嘉之交，耕地面積達已到百余萬畝，經濟格局發生了重大變化，東天山地帶形成了巴里坤、奇臺烏魯木齊等新興墾區[11](P42-53)。隨著經濟生產方式的轉變和新興屯墾城鎮的建設，一個帶有北方特點的城市帶出現于天山北路，沿著星羅棋布的大小綠洲，不同層級的城鎮坐落于綠洲或草原。這些城鎮基本是內地北方城市的翻版，城墻、衙署、民居、廟宇、學宮、店鋪，一般均為磚木結構的四合院建筑。此外，牌坊、塔樓、鐘鼓等內地漢族城市標配也配置于城市的各個位置。畜牧生產和游牧行國經濟政治體制下的草原、帳篷被農田、城郭、會館、廟宇、四合院所取代，天山北麓的人文地理發生了重大變化，定居農業居于生產方式的主要地位。如鎮西居民“多來自秦、隴”，生產方式則“常農七而牧三”[12](P303)。作為新疆北路之東樞的奇臺，居民六萬余，而漢人居其六，經濟生產方式則以農業和商業為主，畜牧業已經退居于天山北路的山區地帶。與河西走廊頗多相似之處。

結語

歷史上的多民族帝國在從征服轉向統治時采取了多種形式，特別是在邊疆對民族聚居區域，多民族帝國一般傾向于將多民族整合于差異化的政體當中，在因俗而治的政治理念下實行多樣化的行政制度，這種差異化的政治理念與實踐曾是多民族帝國長期存續的成功政治經驗之一。作為多民族大一統帝國，差異政治下的因俗而治與多元行政是清帝國西北邊疆政治的基本特點。督撫制與軍府制并存，間接治理與直接治理交互為用，更有特殊行政制度下的辦事大臣制度運用于青海蒙藏地區，多民族帝國邊疆治理中的差異政治表現最為顯著。

但是，“帝國既是一種持久性顯著的國家形式”，“又是一種易變的政治形式”[13](P5)。因時而變，從差異化走向同質化與均質化，在同質化過程中提高均質化，以加強對于邊地社會及族群的統治是多民族帝國走向現代民族國家的必由之路。逐步推進邊疆地區的經濟社會發展水平，提高邊疆治理能力，以行政制度變革為突破口，以州縣制的推行為主要內容，輔以儒家化學校教育體系和科舉制度，通過主動政治整合提高帝國均質化水平，鞏固對于西北邊疆地區的統治，提高統治效能，是雍乾以來清廷邊疆政治的主要內容。自雍正二年（1724）河西走廊各衛所改制州縣開始，中經乾隆二十五年（1760）河西走廊西端安西五衛改制州縣，再經乾隆三十八年（1773）東天山地區設置鎮西府，清廷逐次完成了西北邊疆樞紐地帶的內地化[14](P68-75)，為清末新疆建省創造了條件，以督撫州縣制的普遍實行為主要標志，清帝國的均質化水平得到極大調高，也為中國現代民族國家的建立奠定了堅實歷史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