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與景頗文有不解的情緣

在紀念景頗文創制124周年之際，我很高興地回顧從1953年開始學習景頗文至1992年退休，40年經歷了風風雨雨的發展歷程。其中，有21年被錯打成現行反革命、右派，即便在逆境中我也沒有完全忘記景頗文，不僅一直保留著中央民族學院的景頗文講義，20世紀70年代我在文山州農場勞動時還訂閱德宏州出版的景頗文《團結報》，長期閱讀、學習景頗文，了解、關注景頗地區的發展情況，看到景頗族人民各方面進步，我會有一種無比的喜悅。20世紀70年代末落實政策，我重新回到民族文字出版崗位上，為景頗文的出版發行、編審工作竭心盡力，與同志們一起迎來了景頗文的出版、傳播興旺繁榮時期，所以，我的一生與景頗人民、景頗文結下了不解的情緣。在此，以親身的經歷，用隨筆的回憶手法寫一篇短文，謹祝景頗文創制124周年。

在中央民族學院學習景頗文

我于1952年參加全國統考，考取北京大學東方語文系，先到北大報到后不久，學校向我們已報到的新生宣布：根據教育部本年院系調整工作精神，我們被調整到新成立的中央民族學院學習少數民族語言。一進校門先政治學習，進行思想改造。同時，學習《語言學》《語法學》《國際音標》等課程。到1953年春季開學，我被分配到語文系景頗語班，開始學習我一輩子與之結緣的景頗文。我們的景頗文老師一位叫岳紹進，另一位叫臘板康，他倆教學認真又耐心，很受大家的尊敬，他們也分外愛護學生，學習氛圍非常濃厚，我當然更是努力學習，早上5點半起床去教室背景頗文，6點上早操和早自習，學習、生活很有規律，直到暑假前考試，自己對所學成績還算滿意。下半年又調來一位景頗族老師叫雷老三，這樣全班學習的情緒更加高漲。我班學生成立學習互助組，我與徐悉艱、楊振常分為一個組，同學之間親如手足互學互助，心情十分愉快，因此，大家分外努力進步很快。

去景頗族地區實習

1954年春季開學，學校組織景頗文班赴云南省德宏州瑞麗縣實習，岳紹進老師領隊，從北京出發，乘火車、汽車到達昆明，由省民委接待我們，接著我們與云南民族學院師生開座談會，舉辦籃球友誼賽及聯歡晚會，休整一星期以后就出發前往德宏。乘卡車整整顛簸一個多星期到達芒市，又徒步行走三天才到達目的地德宏州瑞麗縣，縣政府決定把我們分到猛秀寨。當時，我記得有兩位老師、一位漢族輔導員，9名男學生、4名女學生共16人。我們沒有現成住所，隊里決定自己動手建蓋竹房。由岳紹進老師帶領上山砍竹子等，材料備好后開始動工。

我們這些在北京、上海及中小城市長大的孩子，第一次體驗自己動手建蓋竹房的艱辛和享受自己勞動成果住進新房的愉快，認識到勞動光榮的含義。20世紀50年代的學生大家都能吃苦，記得有的同學割破了手、砸傷了腳、扭著腰都不在意，擦點藥繼續干活。經半個月左右辛勞，竹子房蓋好了。主房一進門是能坐20多人的竹皮桌子，供學習、開會、待客、吃飯等多功能之用。東邊蓋一間女生住的小房間、西邊蓋了老師和男同學住的大房間，旁邊蓋了廚房。我們每兩人為一組，輪流值日煮飯、打掃衛生等等事務。白天分頭在寨子里向景頗族群眾學習口語、搜集各種語言、文化材料。晚上同學們還要持槍輪流站崗兩小時。因為邊疆經常有土匪來騷亂。過了不久，各方面情況也熟悉了，同學們就被分去學習條件好的景頗族老鄉家中“三同”，即同吃、同住、同勞動，這種與景頗族群眾生產生活密切聯系的實習方法對學習和熟練景頗文景頗語非常有利。老鄉跟你親近了，很愿意把懂的東西教給你。當時，我們同他們去田間勞動，回家一起背水、砍柴、燒飯、拉家常等。這樣天天生活在一起，景頗話提高得很快。

過了數月，實習隊搬到了隴川縣弄罕鄉。有一天，肖家成同學突然患了傷寒病，隊里決定派我和戴慶廈同學護送肖家成去隴川縣醫院治療。當時，沒有像樣的馬路，更沒有現在的柏油路，山路崎嶇，走了大半天才把家成同學送到隴川縣人民醫院。我和慶廈返回隊部的山坡路上，遇到一位年近六旬的景頗族老鄉，肚子痛得十分難受，躺在路邊山坡上翻來滾去、嗚嚕哇啦喊叫不止，我們很是著急，幾乎有些無所適從。情急之下，我們就用學會的景頗話問其家住在何處？他上氣不接下氣，咯咯吧吧用手指著遠處半山腰隱隱約約的寨子。由于天色已晚，慶廈同學提議快背他趕回家吧！我倆就輪流東一腳西一腳把他背回他家，受到他家人再三謝意，我倆覺得做點好事十分高興。當我倆回到隊部早已更深人靜，不過，由于我們把一個疼痛難忍的景頗老人安全背回其家中，受到家人的感激，心有欣慰。

到1954年9月初，實習隊任命我為組長，與組員肖家成、申立權及保山地委派來的陳、劉兩同志一道組成工作組去清平鄉弄弄寨工作、實習。同樣，白天勞動，晚上學習，或者開會宣傳黨的民族政策。那時，我年輕好學，景頗語水平提高很快，甚至可以直接用景頗語組織開會處理工作中的問題。每一個月要向清平鄉當地領導匯報工作，鄉政府也十分關心我們北京來實習的學生。因為，邊疆剛剛解放，情況很復雜，故發給我們一支英國造步槍、一支左輪手槍、十顆手榴彈，作為自衛防身武器。我還親自用景頗語幫鄉里審訊過壞人。根據所獲情報，我們曾經歷過幾次準備與土匪打仗的驚險歷程。當時，我拿一支步槍三顆手榴彈、肖家成拿一支手槍三顆手榴彈，女同學申立權拿四顆手榴彈，跟寨子里的民兵到寨子外邊，選擇地形好的地方準備戰斗。經常等上幾小時后又接到通知，土匪被解放軍民族連給打跑了，真叫有驚無險呀！

1954年底接中央民族學院通知，實習結束，先回昆明進行實習總結，我受領導表揚。在昆明就地放寒假，于是我們實習同學分兩路，一路經貴陽市回內地;一路經重慶走水路乘江輪返回家鄉歡度寒假。

1955年又迎來了新學年。開學后，教我們班的老師是景頗族岳相昆，聽說他曾到緬甸專門學過高深的景頗文，是一位數一數二的景頗高級知識分子。由于他在學習上嚴格要求學生，所以全班同學大學畢業時沒有一個掉隊的。1955年內，除了學習景頗文外，還學習了《政治經濟學》《教育學》《語言學概論》等課程。在大學4年中，共學完36門課程。

參加語言調查訓練班

1956年2月，為做好景頗語言文字調查工作，首先參加了中國科學院語言研究所和中央民族學院共同開辦的少數民族語言調查訓練班學習。我所參加學習的語言調查訓練班，這是一個全國最高級別的專家教授團隊。開設《語言調查和研究》課程，由著名教授、學者羅常培、馬學良（中央民族學院語文系主任）、羅季光、傅懋勣、喻世長、王輔世、金鵬、李森等專家講授課題，共分10講，即“對于少數民族語言調查者的基本要求”“怎樣分析語音和描寫語音”“音位的基本理論和實際問題”“音位系統的分析和描寫”“怎樣分析和記錄漢藏語系語言的聲調”“搜集詞匯和編排詞匯方法”“記錄語法材料應注意的問題”“怎樣搜集語法材料進行語法研究”“語言的比較和文字方案的設計”“關于指定‘方言調查研究大綱的一些問題”?？梢哉f，這是奠定了我一生學習、掌握、運用景頗文最重要的經典基礎理論。

1956年5月12日，在中央民族學院大禮堂內同時舉行了中央民族學院1956年第一屆畢業生典禮和語言調查訓練班結業典禮，除校長劉格平、副院長費孝通主持講話外，中國科學院院長郭沫若親臨會場，動員我們1956年34個班的應屆畢業生和老師，除了個別教師、學生留校外，都參加少數民族語言調查隊，由此可見國家是多么重視民族語言文字的發展。

民族語言調查隊的任務是：根據1955年12月在北京召開的全國少數民族語文科學討論會，提出了加速為無文字的民族創制文字以及對不完備的民族文字作改進、改革問題。當時，我國有少數民族3500多萬。其中有兩千多萬人沒有自己的文字或者沒有通用的文字，急需幫助他們創制或改革文字，是一個迫切的政治任務。所以，規定在1956至1957年兩年內普遍調查完成各少數民族語言，幫助那些需要創立、改進和改革文字的民族進行文字方案的設計工作。

參加語言調查隊

1956年5月，中國科學院和中央民族事務委員會組織少數民族語言研究所籌備處、中央民族學院、各地方語文工作機構的民族語言工作者共700多人，組成以廣西第一工作隊、貴州第二工作隊、云南第三工作隊、四川第四工作隊、西藏第五工作隊、新疆第六工作隊、內蒙古第七工作隊共七個少數民族語言調查工作隊，分別赴七個省、自治區之外，還去廣東、湖南、甘肅、青海、黑龍江等有關少數民族聚居地進行語言調查。其中派駐云南的第三工作隊，隊長羅季光、副隊長和即仁、常竑恩，有隊員100多人，我就是100多人當中的一個成員。記得，就在中國科學院郭沫若院長結束動員報告之時，周總理前來視察中央民族學院，當敬愛的總理走進大禮堂向我們招手致意的時候，在場的所有人員即刻起身并以熱烈的掌聲歡迎周總理的到來，總理的蒞臨給予我們莫大的鼓勵。

1956年5月20日，中央民院歡送我們第一批畢業生奔赴全國各少數民族語文工作崗位。那高音喇叭里傳出的“再見吧媽媽，別難過莫悲傷，祝福我們一路平安吧……”的惜別而祝福的聲音，好像現在還回蕩在我的耳邊，常?？M繞在我的心頭。當時滇黔鐵路還未通車，我們從北京乘火車先到廣西金城江，再乘卡車經過10多天的行程，5月31日抵達昆明。我們第三工作隊的辦公室設在翠湖東路12號，后遷到大觀路39號。就此展開了我一生熱愛的“民族語文工作”。一開始就分配我到新組成的景頗語組，大家都知道景頗文早在19世紀下半葉，美國基督教傳教士漢森（Rer.o.Hanson）創制了一種以拉丁字母為基礎的景頗文字。20世紀50年代初中國科學院派遣語言研究所少數民族語言組組長，語言學家傅懋勣率領一個工作組，來云南指導少數民族語言調查工作。1952年中國科學院語言研究所的專業人員和云南本地的干部群眾一起對景頗等多種少數民族語言進行了調查。由劉璐、恩昆臘等撰寫了《景頗語語法綱要》。同時，云南民族事務委員會也組織少數民族語言專家和景頗族知識分子詹開龍、李文正等，與中國科學院少數民族語言研究所籌備處的專家一起，共同研究和確定了景頗語的基礎方言和標準音，試驗了景頗文的聲調、喉塞和部分緊元音的標示方法。對景頗文的完善、改進作了大量基礎性、規范性工作。

1956年6月，中國科學院少數民族語言調查第三工作隊景頗語組組成后，又對景頗語文字問題進行了深入調查研究。一方面對改進后的景頗文進行小規模教學試驗，另一方面編寫景頗文小詞典及課本，進一步摸索及改進拼寫中的問題，以滿足景頗群眾的急需。參加1956年編寫小詞典及課本的，有景頗族知識分子岳相昆、李文正和從事少數民族語文研究，后來成為專家的徐悉艱、肖家成、佘國華、崔志超、胡春惠、申立權、張驥、詹開龍等。我負責編寫小詞典的e、f、g、h部首的詞條和改進后的學習課本，并于1956年7月刊出見報。

另外，云南民族學院開設的景頗文班、德宏傣文班聘請巫凌云、佘國華和申立權在每周星期一、三、五上午作試驗教學，除了把改進后的文字進行實踐之外，也為景頗族培養第一批語文工作者打下扎實的基礎。

為了盡快培養出景頗族干部，在保山民族干部學校開辦的景頗語班，在原有肖家成、岳紹進（景頗族）、張驥負責教的三個班基礎上再增開兩個班。由隊部決定調佘國華和胡春惠、申立權于1956年9月初到校授課，語文教材自編，還開設會計課，農業常識課，衛生知識等課程。在教學當中原省政協副主席司拉山和德宏州副州長雷春國蒞臨學校視察。通過半年的試驗教學，從群眾性的拼寫實踐中，我們已感到標示聲調、喉塞和緊元音給景頗文帶來諸多不便和額外負擔問題。當時有些景頗族知識分子提出：這些符號是為初學景頗語的其他民族標記的，對懂景頗語的本民族來說并不需要。而且在緬甸克欽邦境內居住的景頗族（緬甸稱克欽族）也使用同一種文字，并且人數比我們還多，為了有利于跨境民族在文化、教育等方面互相交流，應保持原貌。所以，1957年3月在云南省少數民族語言文字科學討論會上，無論是本民族代表或是少數民族語言專家，一致同意景頗文大體上仍保持原貌，并且決定制定系統的書寫規則，使之更為完善。從上所述，不管是國家領導人，還是專家學者對景頗語文規范問題的處理上，既體現了對景頗族的關懷、重視和支持，也體現了本民族當家做主的政策原則和實事求是的科學精神。

1957年元旦過后，我們即將離開保山返昆，民干校金校長、劉教導主任特意召開歡送會，會上深情道別、暢敘工作友誼，彼此依依不舍?；氐嚼ッ?，我又繼續投入到了編寫小詞典的工作。編寫小詞典時大家最熱烈討論研究的是選詞的問題，從收集來的六千余詞條中，發現了景頗語詞匯的特殊性。這是因為景頗族與漢族居住的地理環境不同，風俗習慣不同，生產生活方式不同，經濟狀況和心理素質不同，必然構成景頗語特定的詞匯系統和詞匯結構。

根據詞條中的特殊性，《景頗語小詞典》的選詞就要從原有語言的客觀事實出發，進行選收，不能用其他民族的語言詞匯死搬硬套景頗詞匯系統。

1957年3月，中國科學院派語言學家傅懋勣、馬學良、蘇聯顧問謝爾久琴柯教授等來昆明召開云南省少數民族語文科學研討會。這次會上通過了《景頗文方案f草案）》《景頗文書寫規則（草案）》，報云南省政府審批，并報中央民族事務委員會備案。參加當時方案制定工作的有本民族領導人和高級知識分子司拉山（Sara Shan）、岳相昆（Nhkum Seng Hkum）等，有從事少數民族語文研究的專家徐悉艱、肖家成、佘國華、崔志超、詹開龍等?！毒邦H文方案》順利獲準省政府批準，這是科學工作者與群眾智慧相結合的結晶。景頗文方案的成熟和推廣卓有成效地促進了景頗族科技、教育、文化、藝術等事業的快速發展。

調云南民族出版社工作

1957年初，省民語委與有關領導部門協調，經云南省人民政府批準，是年8月正式成立云南民族出版社。社址設在人民出版社內，對外，掛云南人民出版社、云南民族出版社兩塊牌子;對內為云南人民出版社的民族編輯部。民族編輯部設立了六個少數民族文種的八個組，分別是：傣族的德宏傣文組、西雙版納傣文組，景頗族的景頗文組、載佤文組，傈僳文組，佤文組，哈尼文組，拉祜文組。由于已經有了本民族文字，緊接著就必須加強開展編譯出版各種讀物和詞典工作，因此，1957年7月，從中國科學院第三工作隊調周興渤、佘國華、韓煥榮、余士杰、馮鑄等。由周興渤、沙正明（景頗族）、佘國華組成景頗文編譯組，正式開展了編、譯、審、校為一體的出版工作。當時，出版物的重點是：配合景頗族地區的初級基礎教育及成人掃盲任務。出版以教材為主兼編、譯輔助讀物的圖書。曾在1957年至1958年景頗語組發排、出版過的景頗文版圖書有：語文、算術（一冊至四冊），《自然常識》、成人掃盲課本，語文、算術各一冊，《看圖識字》（1）、（2），《景漢會話》《兒童謎語》《看鐵?！罚ㄟB環畫）《把這件事告訴毛主席》《英雄黃繼光》《可愛的祖國》《風和雨》《除四害《衛生常識》《瘧疾》《怎樣養雞》《怎樣養?！贰斗柿稀贰盾S進民歌》等。這批圖書為景頗族人民提高文化、加強民族團結、發展景頗族地區的生產起到積極的推進作用。

1958年7月，因受中央民族學院副院長、老教授費孝通和廣西南寧莫如邦、沈文獻同學的牽連，我在政治上受到了長達21年之久的不公正待遇。暫時離開了景頗文字工作崗位。

從新回到云南民族出版社

1979年8月，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我的問題得以徹底平反，落實政策回到云南民族出版社。盡管這一生中年輕力壯的黃金時代一去不復返了，但在信念上、業務上堅信自己，挺起腰桿，用速跑的步伐，去追趕失去的美好時光?；厥淄?，真令人感慨萬千，雖然如花似錦的年華在繁重體力勞動的苦斗中無情地流失，但由于歷史的原因，我無怨無悔，對理想信念的追求依然執著。從1985年至1992年編輯圖書68種，其中有7種獲得省級以上一、二、三等獎;負責終審12種少數民族圖書共97種，其中有42種獲得省級和全國優秀圖書獎;在《中國出版》等雜志上發表論文8篇，獲獎二篇，并重新走上講堂，給云南民族學院景頗語班講授民族文字讀物及一般圖書出版知識課。

我1983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85-1986年度和1989-1990年度先后被評為優秀共產黨員和先進黨務工作者。1987年國家新聞出版署頒發榮譽證書。1985年任云南民族出版社出版部主任，1987年任出版社副社長，同年評聘為副編審，1989年兼任副總編輯和黨支部書記，1993年評聘為編審，1993年正式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