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峪溝新出寫經題記殘片考釋

武海龍 王龍

內容摘要：2017年吐峪溝發掘出土了一件寫經題記。通過寫經題記內容并結合吐魯番出土文書對其的書寫年代及出資人的身份進行了考察，其書寫年代當在高昌延壽二年（625），出資人高夫人應當為義和年間到延壽年間升任參軍高寶的妻子。

關鍵詞：吐峪溝;寫經題記;高氏

中圖分類號：G256.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4106（2019）06-0077-05

Abstract： An inscription of a Buddhist document was recently excavated in Toyoq in 2017. By probing into the date of writing and the identity of the sponsor based on the text of the inscription and other documents unearthed in Turpan， researchers have come to the conclusion that this inscription was written in the second year of the Yanshou era（625 CE）in Qocho， and that the sponsor， Mrs. Gao， was the wife of Gao Bao who is noted in historical records as having been promoted to Canjun（military advisor）between the Yihe and Yanshou eras.

Keywords： Toyoq; inscription of a Buddhist document; Mrs. Gao

吐峪溝石窟位于新疆吐魯番市鄯善縣吐峪溝鄉麻扎村，西距吐魯番市區約60公里。吐峪溝石窟是吐魯番開鑿年代最早、規模最大的佛教石窟遺址群，也是新疆三大佛教石窟群之一。佛窟主要開鑿在吐峪溝南段東西兩側的斷崖上，約有百余個，其中保存有壁畫的洞窟有9個，此外還保留有數量相當的僧房、禪窟等生活用窟。經調查，溝兩側的山坡上還有許多地面佛寺遺址。吐峪溝石窟的始鑿年代約在公元5世紀左右，一直延續到唐西州（7—8世紀）時期。高昌回鶻時期（9—13世紀），主要是重修洞窟和修建地面佛寺。

2010年起中國社科院考古所、吐魯番學研究院等單位聯合對吐峪溝石窟寺進行了發掘清理，出土了大批文物，主要以壁畫殘塊、文書為主。吐峪溝出土文書以佛教典籍為大宗，包括漢語及胡語佛典，本文所探討的寫經題記殘片為2017年出土后經修復后的文書，現對該文書進行考釋，尚祈方家，不吝指教。

一 寫經題記錄文及年代

該件文書出土于吐峪溝溝西第35窟（臨時編號），文書臨時編號為K35前過道-2（圖1），上部殘，存7行，筆者根據文書內容將該件寫經題記定名為“高夫人寫經題記”，為便于研究現錄文如下：

1.合六品? ? ? ? ?一校竟

2. 乙 酉歲正月十五日，高夫人為倩（清）信女， 照英 稽首歸命

常住

3.三寳 。大慈降跡，拯侑郡泯，燎慈惠炬，照□□□□□縣□功逐

4.?之戀，或圖形以致敬，或尋教以薈真，入道殊方，同歸一致。弟子俱有俊

5.?每思逆振□成過客，五分非已，唯善可馮，故咸割資財用寫放

6.受持者增信上之心，讀誦者發難遭之想，以此福慶願七世父母、合宗

7.?增 速偕十地，又願國祚永隆，本 枝百葉，現身安吉，四大康和，念念從心，成

該件文書從書法風格判斷是由隸書向楷書過度階段，當屬氏高昌國時期文書。錄文中的“乙酉歲”中的“乙”字根據其殘存筆劃推斷而來，通過檢索在高昌國時期符合乙酉歲條件的紀年有三個，分別為嘉當政的承平四年（505）、乾固當政的延昌五年（565）、文泰當政的延壽二年（625）。該件文書與上海圖書館藏吐魯番所出《妙法蓮華經》卷六卷末所書的和伯姬寫經題記在書寫格式及書法風格上有極大的相似之處（圖2）[1]，“和氏伯姬寫經題記” 有明確紀年，為義和五年（618），兩件文書在行文格式上基本一致，此外“高夫人寫經題記”還與氏高昌時期的其他寫經題記有著共通之處{1}，通過與以上這些文書的比較，關于高夫人寫經題記的年代筆者更傾向于延壽二年。

二 高夫人身份蠡測

寫經題記中寫有高夫人。高姓為古代高昌大姓，關于高氏其郡望來源，吐魯番所出的《高昌綰曹郎中斌造寺銘》及《唐建中三年高耀墓志銘》中都記載其為渤海高氏。渤海高氏為魏晉隋唐之際的顯赫大族，當時其他地區的高姓在談及其家族郡望時都會進行攀附、冒偽[2]。高昌的高姓亦是如此，為了維持其家族在當地的大族地位攀附其家族郡望源于渤海也就不足為奇了。目前我們從河西出土的漢簡中看到了許多有關高姓在這一地區活動的記載{2}，其來源應是秦漢時期中原征發到河西一帶的邊塞士卒之姓，經過幾百年的發展，逐漸的在河西地區的安定、敦煌、張掖等地成長為世家大族。因此高昌的高氏應該同高昌的其他大族如氏、張氏、索氏等都是出自河西，因其家族地位較高在遷入高昌后與這些大族之間保持有密切的姻親關系，享有較高的政治地位，這一點同和伯姬寫經題記一樣，文中的 “愿國祚永隆”就是最好的證明。孟憲實、姚崇新教授在《從“義和政變”到延壽改制—氏高昌晚期政治史探微》一文中，根據義和年號與“愿國祚永隆”等信息，認為和伯姬屬義和政變的支持者，而“夫人”這一稱呼則表明了和氏身份不凡[3]166。雖然二位夫人身份高低無法判斷，但高夫人亦有相當的政治背景當毋庸置疑。

孟、姚二位教授在文中利用吐魯番出土的考古資料對高昌的命婦制進行了探討，認為古代高昌現實的政治生活中，婦人稱夫人者，依漢晉以來的命婦制，只能是高昌王夫人有此資格。吐魯番出土文書中保存的高昌命婦制資料，皆重光以后[3]166。但從吐魯番出土6世紀中期的墓志來看，當時已經有大姓婦人稱為夫人，如《高昌章和七年（537）張歸宗夫人索氏墓表》[4]23、《高昌永平二年（550）畫承夫人張氏墓表》[4]45、《高昌和平（552）氾昭和及夫人張氏墓表》[4]51、《高昌建昌元年（555）趙榮宗夫人韓氏墓表》[4]56等，都使用了夫人這一稱呼。從以上墓志反映的情況來看，當時能夠使用夫人稱號的皆是高昌世家大族或為一定品階官員的妻子，且去世時年齡都在50歲以上，畫承夫人張氏去世時79歲，氾昭和夫人張氏去世時62歲，趙榮宗夫人韓氏去世時67歲。這一時期世家大族使用夫人這一稱呼似乎表明當時這些世家大族與高昌王室氏家族地位相差不大，世家大族使用夫人這一稱呼可能是對夫人稱呼的一種僭越，而高昌王室也似乎默許了這種行為。

筆者認為該件文書的書寫年代為延壽二年，結合高氏家族在氏高昌時期仕途及婚姻的相關史料可以對高夫人及文書抄寫的背景做進一步的探討。根據《高昌新興令斌芝造寺施入記》、《高昌綰曹郎中斌造寺銘》的刻造時間建昌元年（555）、延昌十五年（575）可以推斷出高氏中的一支在氏高昌初期就已經與高昌王室聯姻{3}。根據刻在碑文上的斌的履歷來看，斌是當時高昌王的從弟，十九歲就已拜威遠將軍橫截縣令，轉折沖將軍新興縣令，因防御突厥及親赴突厥與之成功地締結了同盟關系，因功進振武將軍民部長史，因其去世時間較早，綰曹郎中的官職應該為追授的贈官。其父仁也擔任過綰曹郎中，該官職在高昌是僅次于高昌令尹的第二等級，能夠與王室成員結為姻親高氏家族的地位可想而知。

在阿斯塔那114號墓出土了兩方墓志分別是《永平二年（550）張武忠妻高氏墓表》、《高昌延和六年（607）張氏（武）忠墓志》，在阿斯塔那552號墓又出土了《高昌建昌二年（556）務忠妻高氏墓表》，經考證這三方墓志中的張武忠、張氏忠及務忠應為同一人，就是在伯雅、泰時期的權貴張雄的祖父[5]。張武忠的兩位高姓妻子去世前后相差六年，但張武忠已經由一介白丁擔任侍郎[4]59，該官職一般都是由世家大族子弟出任，為國王的侍衛近臣，由前后相差六年其已經出任侍郎一職，當時張武忠的年齡應在二十多歲[6]201。根據吐魯番家族墓地埋葬的一般規律來看，埋葬位置越靠后，家族輩分越高這一規律來看，張武忠應該是這個家族輩分最長者，比較張氏與高氏，氏與高氏的姻親關系由此可以得知，在高昌初期高氏的政治地位應該高于張氏家族。這一點從《高昌新興令斌芝造寺施入記》中也可以得到印證，在施入記所列的官員中張姓僅有一位，且是級別很低的通事令史，遠不如高氏得到重用?？梢娫诓跗趶埵霞易咫m然被授予了很高的榮譽，但實際上是被抑制的對象[6]200-203。

阿斯塔那84號墓出土有《高昌延昌十四年（574）都官條列入官臧錢文書奏》[7]1-4， 該組文書宋曉梅曾經專門進行過拼合研究，拼合后的文書末尾簽署的官員名單中有關于高氏人物任職的記載。此文書的背面有暄的簽署，結合《高昌綰曹郎中斌造寺銘》的撰刻時間延昌十五年（575），比此文書僅僅遲一年，且二者官職相同，所以此文書與碑刻中的暄應為同一人，文書拼合后高某的職官殘缺，宋曉梅將其補充為門下校郎，這也符合當時高昌國設有兩名門下校郎的規定。阿斯塔那152號墓出土文書《高昌延昌十七年（577）史天濟求買田辭》[7]141中文書末尾有門下校郎高慶的簽署，很有可能就是高某。阿斯塔那520號墓出土文書《高昌付官、將、兵人糧食帳》[8]中有高阿提的相關記載，孟憲實教授曾對其進行過研究認為該件文書應該書寫于580年之后不久，高阿提擔任的是傳達上令的傳令官[9]。阿斯塔那386號墓所出文書《高昌延昌年間某部憑近行馬驢殘奏》中有門下系統官員高軒斌的記載[10]。

高氏家族在氏高昌時期的地位也是不斷變化的，這一點從《高昌新興令斌芝造寺施入記》及上述的出土文書中能夠清晰看出高氏一族的政治地位到“義和政變”前是呈現出一個不斷下降的趨勢。在高昌張雄家族的墓地中就出土有《高昌延和六年（607）張沂子妻高氏墓表》《高昌延壽十五年張銀子妻高臺暈墓表》，從墓表記載來看張沂子應該沒有官職，為普通百姓，可能為張雄家族的旁支，似乎表明高氏在“義和政變”前后已經與當時的氏或張氏中的重要家族的聯姻中被排除，這應該是與張雄家族與王室世為姻親有著重要關系。

到義和時期，高氏地位又有了明顯的改善。孟憲實、姚崇新教授在研究中將義和年間的文書中所見的官員括檢出來，發現其中有高某與高寶兩人[3]168。寶名字在阿斯塔那155號墓出土文書《高昌重光二年（621）正月張相憙入俗劑遠行馬錢條記》《高昌重光四年（623）四月張相憙入俗劑遠行馬錢條記》[7]422-423中高寶， 后件文書記載高寶為參軍，參軍是當時高昌中央行政系統、中央中兵系統，以及“重光復辟”后東宮中均有設置，只是不知高寶是擔任那一種參軍，但從其在義和政權中擔任門下校郎，到重光年間出任參軍，其職官不降反升，這似乎表明高寶在重光復辟的過程中應該參與其中，并立有功勞，因此得以升遷。而在吐魯番出土文書中記載關于重光復辟前后這一時期，高氏一族中在仕途上較有作為的目前只發現高寶一人，推測高夫人可能為高寶夫人。

三 結 語

關于高夫人出資抄寫的哪部佛經，寫經題記中并無明確寫明，但根據錄文第五行“故咸割資財用寫放”幾字，該經應為西晉時無叉羅所譯《放光般若經》，共計20卷90品。筆者根據題記錄文第一行“合六品一校竟”幾字，與《大正藏》《中華大藏經》中收錄的《放光般若經》進行了逐卷比對，符合六品一卷這一條件的只有該經第七卷?！斗殴獍闳艚洝废到y闡述了般若學的基本思想，如性空、諸法如幻、諸法皆假名、方便、二諦、法性等思想，這些思想對人們理解理解般若學有著重要影響。該經部頭較大，高夫人出資令人抄寫，從側面也可證明其財力雄厚，地位不凡。孟憲實、姚崇新在討論和氏伯姬寫經題記時根據其使用義和年號，且“愿國祚永隆”，認為和伯姬屬于義和政權支持者無疑。而結合上面分析，高夫人寫經題記中也使用相同用語，由此推測高夫人可能應該是在義和政變到重光復辟中的既得利益者高寶的夫人，因其在重光復辟中因功升遷。在延壽年間文泰不斷加強中央集權，重視個人名分的提高，諸如強調“王”的名號而改母妻名號，稱臣制引入到官文書，自比中原皇帝等等[3]166。該經寫于延壽二年，此時的高寶夫人完全有資格在寫經中自稱夫人，其在寫經時使用“愿國祚永隆”，應該是有向當權者表達忠心的意味在其中。

參考文獻：

[1]上海圖書館，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圖書館藏敦煌吐魯番文獻[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150.

[2]仇鹿鳴.“攀附先世”與“冒偽士籍”——以渤海高氏為中心的研究[J].歷史研究，2008（2）：60-74.

[3]孟憲實，姚崇新.從“義和政變”到“延壽改制”——麴氏高昌晚期政治史探微[G]//敦煌吐魯番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

[4]侯燦，吳美琳.吐魯番出土磚志集注（上）[M].成都：巴蜀書社，2003：23.

[5]吳震.氏高昌國史索隱——從張雄夫婦墓志談起[J].文物，1981（1）：40.

[6]宋曉梅.氏高昌張氏之仕宦——張氏家族研究之一[J].西北民族研究，1991（2）：201.

[7]唐長儒.吐魯番出土文書[貳]（圖文本）[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4：1-4.

[8]唐長儒.吐魯番出土文書：壹（圖文本）[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2：315.

[9]孟憲實.論高昌國的下行文書——符[J].西域研究，2004（2）：17-26.

[10]柳洪亮.新出吐魯番出土文書研究[M].烏魯木齊：新疆人民出版社，1997：54.

{1} 池田溫先生的《中國古代寫本識語集錄》中刊布了氏高昌國時期的寫經有二十多件，有高昌王乾固及文泰女兒的寫經題記，這些寫經題記的內容有很大的相似之處，如“稽首歸命常住三寶”，是這一時期寫經中出現頻次很高的用語。詳見池田溫《中國古代寫本識語集錄》（東洋文化研究所叢刊第11輯），東京：大藏出版株式會社，1990年，第143、146、151、152、153、183頁。

{2} 詳情參見甘肅省簡牘保護研究中心、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肅省博物館、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古文獻研究室、中國社科院簡帛研究中心編：《肩水金關漢簡》（壹·下），上海：中西書局，2011年，第51、85、110頁;《肩水金關漢簡》（貳·下），上海：中西書局，2011年，第24、44、48、88、98頁;《肩水金關漢簡》（叁·下），上海：中西書局，2013年，第24、49、73頁;《肩水金關漢簡》（肆·下），上海：中西書局，2015年，第117頁。

{3} 本文關于《高昌新興令斌芝造寺施入記》《高昌綰曹郎中斌造寺銘》參照的是日本學者池田溫的錄文，池田溫著、謝重光譯《高昌三碑略考》，《敦煌學輯刊》1988年第1、2期，第150—154頁?！陡卟U曹郎中斌造寺銘》頂部刻有八位供養人，中間婦女為“□□（渤）海高氏”，為斌的母親，貞的祖母，《造寺銘》寫于延昌十五年（575），結合斌仕途升遷的時間，推算高氏嫁入家大概在530年前后，為氏高昌國早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