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菲·安南的聯合國秘書長歲月

智宇琛

中國社會科學院西亞非研究所

上圖：科菲·安南

2001年10月，當科菲·安南接到諾貝爾評獎委員會關于他和聯合國組織共同獲得當年諾貝爾和平獎的電話通知時，這位在位已四年的秘書長正面臨一系列的麻煩。當時，9·11的硝煙還沒有散去，整個美國都沉浸在悲痛與憤怒之中——這也意味著新的戰火即將點燃；在中東，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相互攻擊每天都造成大量的人員傷亡，但中東和平的希望之光卻如風中的燭火一樣隨時都會熄滅；貧困、疾病、戰亂、沖突的黑暗之翼，在非洲大陸、中亞半島、南美、亞洲等地方揮動，阻擋著人類通向美好未來的道路……冷戰雖然結束，但全人類面臨的挑戰并未減少，反而日漸增多，以維持和平和促進發展為目標的龐大的聯合國組織也在尋找努力的方向。

安南獲頒諾貝爾和平獎

時至今日，或許我們更能夠理解當年諾貝爾委員會為什么要將和平獎頒與安南和他領導的聯合國。在1997年至2006年的十年中，科菲·安南站在世界舞臺的中心，經歷了索馬里、盧旺達和波斯尼亞的殘酷沖突，經歷了科索沃、東帝汶、達爾富爾的人道主義災難，經歷了9·11事件以及之后的伊拉克戰爭，他深刻地感受到冷戰后世界地緣政治格局的變化，憑借著“以人為本”的理念，不斷推動聯合國改革，帶領這個龐大的全球組織從冷戰時代進入全球化時代。雖然這次和平獎是在安南任期一半時頒布的，但其完全可以被看成是“安南十年”的最好注腳，也同時可以折射出進入新千年后，時代巨變之中全人類探尋未來之路的艱辛與堅持。

今天，聯合國站在世界的最前列，努力實現世界和平與安全，并動員國際社會迎接世界經濟、社會和環境方面的挑戰。國際社會把這個獎項看作是照亮聯合國前進道路的一盞明燈。

——諾貝爾委員會

從非洲走向世界

科菲·安南，1939年4月8日出生在西非國家加納內陸城市庫馬西。這是一座始建于公元1700年的古城，古代西非最強大的國家阿散蒂王國首都即坐落于此。在安南早年的成長歲月中，這座焚毀于1874年阿散蒂反侵略戰爭中的古城正在快速得以重建和發展，并迅速成為加納西南部的經濟和工商業重鎮。相對于加納沿海地區來說，這一地區的人們所受的殖民主義影響比較小，因此對歐洲人的傲慢和偏見并沒有太大感覺。因此，安南對于西方世界的認識比較溫和，激烈的種族主義或反殖民主義在他的身上并沒有留下深刻的烙印，這也為他今后在聯合國舞臺上與全球的政治家和諧共事奠定了非常重要的基礎。

安南的父親亨利·雷吉納爾德·安南是當地非常成功的人士。他既是歐洲跨國公司聯合利華在當地的貿易代理人，也是阿散蒂國王的好朋友，并且還是爭取加納獨立的“黃金海岸統一大會黨”的主要領導人。安南的父親不僅給他提供了比較富足的家庭環境，也讓安南從小就熟悉歐洲人的各種習慣和風格。更為重要的是，安南的父親在經濟上從事著歐洲與非洲的跨國貿易，在政治上領導了加納爭取國家獨立的活動，在社會方面則作為當地賢達參與地方事務。這種多重身份需要極好的平衡藝術和協調能力，也給安南的成長帶來了深刻影響。

在安南10歲的時候，恩克魯瑪領導的加納獨立運動如火如荼，童年的安南親身經歷了這一波瀾壯闊的過程。對于他來說，兩種思想都在影響著他的世界觀。一方面，年輕的安南被恩克魯瑪和他領導的“人民大會黨”所宣稱的“現在就獨立”“加納人必須自力更生”“必須自己掌握自己的命運”等充滿激情和緊迫性的號召深深吸引。而另一方面，安南的父親和他的同事、朋友們，則更多地堅持謹慎、有秩序的體制變革之路，他們的獨立口號則是“一步一步來”。

對于少年時期的安南來說，加納和很多非洲國家的獨立讓他形成了一種強烈的自豪感，讓他認識到變革性的改變是通往更加美好未來的希望之路。同時，他的父親及其同事們沉穩、審慎地應對變革的態度和理念，也讓他明白忍耐、談判與和解在劇烈變革時代的重要意義和價值。在他今后的歲月中，會遇到無數的變革和難以處理的矛盾紛爭，而少年時期所形成的尋求妥協、解決爭端、消除分歧、促進團結的理念和方法，將伴隨他的一生。而事實上，這種理念和方法也是古老非洲千年延續的文化傳承。安南將這種強大的文化力量帶進了國際政治舞臺的中心，并使其在人類應對新千年諸多挑戰的過程中發揮了堅強的力量。

安南13歲時，進入開普海岸姆方特西皮姆的寄宿學校，后成為1957年加納“獨立班”的學生。這所由衛理公會創辦的男生學校采用標準的英國課程體系，安南在這里接受了系統的西方教育。每天早晨，他和他的同學們都穿著西服禱告，犬儒主義和品學兼優都得到了學校的獎勵。之后，安南前往庫西馬理工大學學習，參加了加納學生會并作為副會長代表加納大學生出席在塞拉利昂召開的西非大學生代表會議。在這次會議上，安南得到美國福特基金會的支持，得以前往明尼蘇達州瑪卡萊斯特學院繼續深造。

在此之后的十余年中，安南都在尋找機會回到非洲，為祖國和非洲貢獻力量。1962年至1965年間，安南在日內瓦國際問題研究院和世界衛生組織工作，之后他加入了聯合國“非洲經濟委員會”。在聯合國非經委工作期間，安南和來自非洲各國的年輕專家們共同探討非洲振興的方案和道路——改善基礎設施、發展能源、修筑道路并促進區域一體化，等等。而同時也是在此期間，安南深刻地認識到，雖然充滿理想主義的年輕專家們已經認識到非洲發展的障礙并開始尋求消除這些障礙的方法，但這些努力所遇到的巨大困難在于，領袖們無法超越個人私利去動員社會資源來推進公共利益。

促使安南最終選擇聯合國作為終身職業的一個重要原因，是他在1974年11月開始的加納旅游發展公司的工作經歷。當時，安南在斯隆基金會獎學金的支持下在麻省理工學院獲得了碩士學位，并希望通過鼓勵投資、興建沿海賓館以及開辦免稅店等措施發展加納的旅游業。但是，加納的政治經濟現實讓安南明白，官僚主義、軍人統治和糟糕的管理阻礙著加納和非洲的進步。當時，他已經在非洲、美洲和歐洲3種不同的文化中工作和生活過，并且積累了比較豐富的國際組織工作經驗。因此，他選擇了在聯合國工作，當然最終的目標是為祖國和非洲繼續做出貢獻。

面對那些我無力改變的勢力，我無可奈何地得出結論，我將不得不在我的祖國之外尋求職業生涯。我在加納的經歷加強了我想為一個國際組織效力的志向。我知道，我的國家——以及其他發展中國家——將依賴于國際組織的建議和支持。為聯合國工作是我為我的祖國和我的大陸效勞的最佳途徑，從那時起，聯合國將成為我的家。

——科菲·安南

維和的反思與改革

科菲·安南曾經在4名端著重機槍的美國士兵保護下，坐在炎熱吵鬧的“黑鷹”直升機里飛躍索馬里大地，看著地面上如蟻潮的饑民，并且知道他們不久都會死去。他曾經面對著盧旺達首都基加利郊外成百上千被殘殺的骸骨，還得忍受著盧旺達總統和內閣對其來訪的集體抵制，以及新聞媒體如潮的責難和詰問。在8000名波斯尼亞斯雷布雷尼察聯合國“安全區”內的老百姓被屠殺之后，安南也不得不面對倫敦國際防長會議上，各國關于軍事干預問題無休無止的爭吵。

1992年9月，安南擔任聯合國助理秘書長兼維和行動部副部長，接手處理全球各地數目急速增加的維和行動和人員，并需要應對劇增的行動復雜性。緊接著，聯合國維和行動便遭遇了三次重大的危機：1993年聯合國索馬里維和使命的潰敗、1994年盧旺達在聯合國維和部隊面前墜入種族滅絕的災難，以及1995年波斯尼亞斯雷布雷尼察聯合國安全區的大屠殺。作為維和行動的直接高級管理人員，安南不得不帶著深深的無力感疲于應對各種危機，并意識到必須對聯合國維和行動進行改革。

在聯合國創立之后不久，就設置了維和這一保持全球安全環境的實用措施。設立維和機制的初衷，是應對殖民大國撤出后層出不窮的新興國家之間的斗爭。隨著冷戰拉開序幕，維和行動的一個重要作用，就是防止普通的地區性沖突升級為美蘇之間的全球性對抗。因此，在20世紀50年代形成了主要的維和原則即容納國同意、不偏不倚、最低限度使用武力，等等。在此框架下，冷戰期間的聯合國維和行動數量不多，且基本可控。

冷戰結束后，全球范圍內的沖突和戰亂大幅度增加，國際社會對聯合國維持和平的期望也迅速上升。從1988年到1992年，聯合國維和行動的數量迅速增加。1992年，聯合國首次舉行了安理會成員國國家元首和政府首腦級別會議，并委托布特羅斯·加利秘書長報告如何在變動的地緣政治環境中使用聯合國的力量。在由此形成的《和平指針》報告中，特別建議不一定需要沖突相關各方完全同意就能部署維和人員。這樣一來，聯合國維和行動就需要在沒有自身部隊，以及安理會、秘書處和派出部隊成員國之間目標和管理存在分歧的情況下開展。

安南1997年1月擔任聯合國秘書長，不久之后，他就啟動了維和行動改革的進程。在他的領導下，開展了對盧旺達和波斯尼亞維和行動失敗原因的深入調查。雖然這兩份調查報告對聯合國成員國及其領導人、聯合國秘書處甚至安南自己領導的維和行動部提出了直接的批評，但他仍然堅持公開發布調查報告。通過深刻反思維和行動失敗的原因，安南在2000年8月21日向聯合國大會、安理會及公眾公布了著名的《卜拉希米報告》。這份報告坦承了聯合國維和行動所面臨的挑戰，重申了維和行動的基本原則，強調將維持和平與建設和平相結合，提出對秘書處、安理會以及維和部隊提供國政府之間的協調機制進行改善，等等。在《卜拉希米報告》指導下，聯合國維和行動從針對冷戰國家間有限沖突的簡單工具，逐漸被改造成促進解決復雜內戰的重要工具。維和行動并沒有因危機而停止，而是逐漸恢復了元氣，并不斷向戰亂地區推進。

如果我們在《卜拉希米報告》的指導下改變維和行動的管理方法，就可以在現場做一些我們能夠做的事情，以拯救人民的生命并維護維和人員的聲譽。內戰地區的邪惡因沖突鼓吹者的意愿而發生，對這種意愿我們必須予以批評、對抗和制止——必要時通過武力。

——科菲·安南

秉持著不斷改革維和體系以使其更加適應全球變化的理念，安南在處理東帝汶維和事件過程中縱橫捭闔，使其成為聯合國維和史上的典范案例。

1999年8月30日，伴隨著印尼軍方及其支持的民兵組織不斷的威脅和暴力困擾，由聯合國支持和組織的東帝汶獨立公投如期舉行，80%的東帝汶人投票選擇脫離印度尼西亞的統治走向獨立。盡管安南在選舉前給印尼總統哈比比打電話提出示警，并多次公開發表聲明譴責暴力行為，但選舉結果公布后，東帝汶仍然陷入燒殺搶掠之中。9月5日，東帝汶獨立運動領袖沙納納·古斯芒從雅加達給安南打電話，告訴安南，“一場新的種族滅絕”正在威脅他的人民，并說“我們的命運現在在你們手中了”。

安南的困境在于：首先他必須得到印尼政府的同意才能部署維和部隊，而此時哈比比總統受到軍方的壓力，始終不承認東帝汶出現的暴力事件；其次，安南需要小心行事，因為印尼是地區大國，且與中國和美國都保持了良好關系；再次，他必須尋求能夠提供足夠軍事力量的國家，并由重要的亞洲國家領導，否則印尼將視干預為西方的入侵。就當時的情況而言，如果沒有印尼政府的邀請，泰國、馬來西亞、新加坡等國都不會考慮介入。在那段時間里，安南每天都給哈比比總統打電話，力圖讓他明白恢復東帝汶地區安全的重要性，向他施壓以期終止暴力。同時，安南還不斷與澳大利亞、美國、英國、葡萄牙、馬來西亞、泰國等國的領導人對話，爭取各國的支持。

局勢迅速惡化。9月8日，安南接到報告稱，東帝汶民兵組織開始圍攻聯合國使團駐地，1500名東帝汶平民和數百名聯合國工作人員的生命面臨嚴重威脅。安南清楚地認識到，如果此時不當機立斷，則聯合國又將面臨與當年在盧旺達同樣的被動局面。他迅速決策，疏散大部分聯合國工作人員，并將聯合國保護下的平民疏散至澳大利亞。安南當即告知哈比比總統，如果印尼政府在48小時內無法改善局面，則國際社會將會介入，聯合國將部署由澳大利亞領導的維和部隊。

2005年1月8日，安南前往斯里蘭卡西南部海嘯災區漢班托特看望災民

隨后，安南與美國總統克林頓對話，請其出面向印尼施壓；安理會派出由納米比亞大使馬丁·安賈巴帶隊的談判使團進駐東帝汶。安南在當時采取了連續的、態度堅決的公共外交措施。他接受公眾采訪，警告印尼軍政領導人可能對侵犯人權事件承擔責任；同時，他還舉行了記者招待會，強調：“印度尼西亞現在顯然已經到了尋求國際社會幫助以履行其確保東帝汶人民安全之責任的時候了，除非雅加達同意國際部隊進駐其領土，否則將不能逃脫可算作反人類的罪行?！?/p>

在國際社會的強大壓力下，哈比比總統終于同意請求聯合國的幫助。9月15日，安理會一直通過了授權動用多國部隊的決議；5天之后，由澳大利亞、馬來西亞、泰國等國部隊組成的國際維和部隊登陸東帝汶；該地區的秩序很快得以恢復，并在10月成立了過渡政府；隨后，安南任命聯合國人道主義高級專員塞爾吉奧·維埃拉·梅德洛為特別代表，負責領導戰亂之后的建設和平工作。安南在2000年2月訪問了東帝汶，前往殺戮最為嚴重的地區，向逝者敬獻了花圈。

東帝汶人民所付出的代價高得令人難以置信，然而在這個極少有一個類似的民族對安全和自決的正當要求能夠得到滿足的世界里，我們贏得了一場罕見的勝利。

——科菲·安南

面對世界的斷層線

科菲·安南卸任聯合國秘書長職務后，曾多次在不同場合表示，在他擔任秘書長期間最為遺憾的事情，就是未能阻止9·11事件后美國對伊拉克的戰爭。作為在國際政治舞臺上發揮重要作用的政治家，公開發表這樣的言論無疑會給自己帶來巨大的壓力。但如果了解安南作為聯合國秘書長所長期面對的世界的斷層線，我們或許更能理解他每次平靜敘述這一遺憾時，背后的無奈、悲憤以及深深的憂思。

從1998年初開始，聯合國就已將科索沃問題列入安理會議程。當時，科索沃危機已將導致20萬人無家可歸，造成了嚴重的人道主義危機。但是，歐美要求采取行動的主張遭到俄羅斯的堅決反對，安理會無法對此達成一致。安南為此開展了大量的外交斡旋，一方面以聯合國秘書長的身份呼吁北約以可靠的武力為后盾加強外交攻勢，同時也反復與各方溝通，希望促進局勢緩和，同時也不斷強調武力行動得到聯合國授權的必要性。

尷尬的一幕出現在北約開展軍事行動前。1999年3月24日，安南接到美國國務卿瑪德琳·奧爾布賴特的電話，奧爾布賴特告訴安南，北約除了采取軍事行動外別無選擇。當安南提出應該讓安理會始終參與諸國動武的決定時，奧爾布賴特不客氣地說：“我們不同意?！苯酉聛?，奧爾布賴特言道：“您是聯合國秘書長，我是美國國務卿，這就是生活?？扇绻覀兲峤话怖頃镀北頉Q，俄羅斯很有可能投否決票?！睂Υ?，安南只好保持沉默。在北約決定在沒有安理會授權的情況下對塞爾維亞進行打擊之時，安南表達了遺憾，但也宣稱“在有些時候，為追求和平而動用武力是合法的”。

1999年5月，安南前往馬其頓和阿爾巴尼亞，察看此前已是泥淖重重的科索沃戰爭狀況。在呼嘯的飛機聲和隆隆的轟炸聲中，安南看到了無盡的難民人流。他看到一個百歲老太太，身邊跟著一個無助哭泣著的10歲小男孩，老太太不停地問安南：“為什么發生在我們身上？我的生命是否會以這樣的方式終結？”安南此時非常深刻地意識到，北約未經聯合國授權的空襲并沒有制止科索沃的人道主義災難。

人們將會提問，這不就要給未來的干預樹立了危險的先例，使這類干預無需明確的標準參照就可以決定誰以及在何種環境下援用這些先例嗎？這不將損害二戰后建立起來的不很完善、但卻富有彈性的安全體系嗎？四年以后，伊拉克為這些問題提供了悲劇性的答案。

——科菲·安南

2003年3月20日，美國及其盟國在沒有安理會授權的情況下入侵了伊拉克，整個聯合國的內部人員，以及反對美國單方面動武的法國、俄羅斯、德國、中國等很多國家都感覺筋疲力盡、非常懊惱。在此之前，聯合國和國際社會經歷了多年的外交努力，在這一刻則全部付之流水。

事實上，在此前很長一段時間里，美國花費了巨大精力讓全世界相信這場戰爭的正義性。有一次，美國駐聯合國大使約翰·尼葛洛龐帝和中央情報局的官員私下拜見安南，向他展示一些美國已搜到的關于薩達姆·侯賽因的非法武器項目的證據。安南的助手在看到這些證據后，表示并不相信這些證據。顯然，雙方只能不歡而散。在中情局官員坐下來默默收起那些照片的時候，安南問了幾個問題，對方的回答極其勉強。

安南前往巴格達

在無數的外交斡旋后，安南深知，9·11之后在美國和世界其他國家之間落下了一道沉重的幕。全球很多人都感覺到，對世界和平最大的威脅不是來自于薩達姆，而是來自于憤怒和急于復仇的美國。伊拉克戰爭造成的混亂讓阿拉伯國家非常驚恐；安理會成員國之間也因戰爭爆發前復雜曲折的談判而使得不信任大大加深。安南覺得自己不得不扮演解釋者的角色——向世界解釋美國，也向美國解釋世界。

沒過多久，安南這種焦灼而矛盾的心情之中又增加了悲痛和傷心。2003年8月19日，在美國入侵伊拉克之后不久，聯合國駐巴格達總部遭到炸彈襲擊。安南的好友、長期共事的同事，曾經領導東帝汶戰后和平建設的聯合國秘書長特別代表塞爾吉奧·維埃拉·德梅洛以及20多名聯合國工作人員喪生。但這只是伊拉克戰爭后面臨的復雜困局的冰山一角——美國與各國、各方的角力仍然在繼續，同時暴力行為壓倒了任何把伊拉克救出深淵的外交努力。

2004年9月15日，安南接受英國廣播公司采訪，表示伊拉克戰爭不符合《聯合國憲章》，是非法的。這一表態立刻引發了軒然大波，安南與美國之間的關系迅速惡化。緊接著，在美國右翼勢力的操縱下，掀起了一場質疑伊拉克石油換食品計劃的風波。一些聯合國高級官員和安南的兒子科約都被卷入其中，他們被指控在該計劃中存在瀆職和腐敗等行為。這場風波不僅損害了安南的名譽，也讓他更加疲憊不堪。在此后的歲月中，他始終堅持伊拉克戰爭非法的觀點，并將未能阻止這場戰爭視為他任期最大的遺憾。因為他深知，這背后是全世界所面對的一條深深的斷層線。

美國是聯合國的創始成員之一，是安理會五大常任理事國之一，也是全球安全的一根支柱。對華盛頓來說，如果放任它的全球地位出現這種變化，那不僅是一個歷史性的外交失敗，而且也是全世界法治的一個悲劇。

——科菲·安南

溝通與協商的藝術

伊拉克戰爭的消極影響遠遠超出人們的想象，充塞在聯合國大廈里以及各成員國之間的憤懣和巨大的幻滅感，引發了全世界對聯合國價值的重新思考。在聯合國成立之初，人們都希望在規范的國際行為規則體系中，世界各國人民能夠攜手并進、共謀福利。但是，從冷戰結束以來，發生在索馬里、盧旺達、波斯尼亞、科索沃、達爾富爾等地區的悲劇以及伊拉克戰爭的爆發，都使聯合國設立的初衷面臨重大的挑戰。

安南（中）出訪伊拉克

作為秘書長，盡管面臨巨大壓力，但安南深知自己必須采取行動，通過推動聯合國改革來重塑其全球價值。他希望將人們的目光聚焦到更加積極的議題上，而不是在分歧中止步不前。除了組織安理會改革方案的討論外，安南還提出創設一些新機構和新規范來管理聯合國的各項活動。主要包括：建立“討論威脅、挑戰和變化等問題的高層論壇”，創建“人權理事會”以替代“人權委員會”，創建“和平委員會”，以及將“保護的責任”、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問題以及先發制人戰爭問題等列為未來聯合國管理、展望以及使命感的核心問題等。在此過程中，安南從少年時代所形成的協商藝術發揮了極其重要的作用。

在聯合國改革方案表決前夕，出現了一個非常大的問題——美國、古巴和巴基斯坦反對建立人權理事會，而安南則看出問題的關鍵在于美國想躲在幕后，把該提案夭折的罪過歸于古巴和巴基斯坦。于是，安南首先致電古巴外長費利佩·佩雷斯·羅克，明確告訴他，如果古巴反對該提案，則意味著反對聯合國的人權主張。羅克與菲德爾·卡斯特羅商議后，決定通知古巴駐聯合國大使撤回反對意見。緊接著，安南致電巴基斯坦駐聯合國大使穆尼爾·阿克拉姆，告知對方古巴已經撤回反對意見，巴基斯坦處于孤立的地位，并表示將同穆沙拉夫總統商議此事。阿克拉姆大使對古巴的“變節”十分震驚，很快也撤回了反對意見。安南深知，美國已經處于全球孤立的地位，沒有必要再為此事爭論，因此將提案付諸表決。事實證明安南是對的，2005年9月，聯合國改革方案得到全票通過。

建立國際刑事法院是加強國際法治，以及加強對戰爭罪、反人類罪和種族滅絕罪進行調查和懲處的重要措施。在安南的推動下，關于建立國際刑事法院的《羅馬規約》于1998年得以順利通過。但是，國際刑事法院的運行卻并非一帆風順，安南通過一系列重要事件的處理，成功地確立了若干重要的運行規則。例如，安南在2004年安排曾擔任前南斯拉夫國際刑事法庭庭長的安東尼奧·卡塞塞法官主持對蘇丹達爾富爾地區暴力事件的調查。調查結束后，卡塞塞給了安南一個信封，其中是他建議移交國際刑事法院的51人名單。安南并沒有打開信封，而是直接將其提交給安理會。安理會通過了一項正式定義國際刑事法院地位的決議，隨后，安南將未開封的信封交給了國際刑事法院的檢察官。由此，也確立了國際刑事法院重要的獨立調查原則。

在很多國際沖突中，如果堅持起訴，則很難達成和平協議，但放棄起訴則意味著對罪行的赦免。對于這一困境，安南以高超的政治藝術妥善加以化解。例如，在1999年塞拉利昂和平談判中，由福迪·?？祁I導的革命領導陣線是談判一方，但該組織因使用娃娃兵、大規模強奸和肢解數十萬人的暴行而臭名昭著，聯合國不能對其進行赦免。為了不影響和平協議，安南指示其特別代表弗朗西斯·奧卡羅將一項重要的原則手寫到和平協定中：“對于聯合國而言，種族滅絕、戰爭罪或是反人類罪將不得赦免?！贝撕?，當?？票灰平粐H刑事法院時，等待他的是17項戰爭罪和反人類罪的指控。

安南的溝通藝術在解決聯合國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等金融機構的協調難題方面也發揮了重要作用。雖然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名義上也是聯合國系統內的正式機構，但它們支配著全球經濟中的重要資源，因此在資助、引導和影響全球開發和消除貧困等問題上發揮了極其重要的作用。在安南就任聯合國秘書長之前，這兩家機構與聯合國的關系非常疏遠，難以協同。因此，安南主動邀請世界銀行行長詹姆斯·沃爾芬森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執行主席米歇爾·康德蘇共進早餐，并借此建立了三大機構間緊密合作和相互溝通的機制，將這三個國際機構的合作關系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

作為聯合國秘書長，安南始終非常冷靜、客觀地看待自己和聯合國的價值和作用。在實踐中，盡管困難重重，但他總能謹慎而堅定地推行人道主義的信念。

我們總是無法實現自己的諾言，但這也許就是聯合國的命運。它會使那些把聯合國看作是解決世界問題之靈藥的人們感到失望。但是，無論怎樣不完美，它都成功地聲援了各個國家里普通的男男女女，他們正在為爭取過上有尊嚴和有生長機會的生活，為免受沖突和壓迫的威脅而努力奮斗。

——科菲·安南

后記

在安南從聯合國的資深管理人員走向聯合國秘書長位子的道路上，美國原國務卿瑪德琳·奧爾布賴特發揮了非常重要的作用。1996年中期，奧爾布賴特安排了一次與安南的會面，并告訴安南美國正在考慮推舉他為聯合國秘書長。安南認為他自己的優勢在于了解聯合國系統的運轉方式和內部基本信息。在奧爾布賴特為紀念安南而撰寫的文章中，非常明確地指出：

20多年前，當我擔任美國駐聯合國大使時，很明顯，為了幫助聯合國發揮其潛力，并改善與美國的關系，需要在最高層進行一次更新換代。聯合國在索馬里和盧旺達的特派團已經失敗，在波斯尼亞的特派團有失敗的危險。聯合國需要加強外交和更有力的管理。在尋求新的領導時，安全理事會轉向了完全正確的人選——科菲·安南。

非常明顯，美國面對冷戰后全球治理的種種挑戰，也希望推動聯合國改革，并選擇其能夠接受的人選出任聯合國秘書長。1996年11月，在一次安理會特別會議上，為了阻止布特羅斯·加利贏得第二任期，美國動用了否決權，并力推安南出任新一任秘書長。多年之后，奧爾布賴特也承認，盡管使用了很多外交資源，但“確保安南能有機會領導聯合國是值得的”。

很多人對安南的評價都是“溫文爾雅、舉止得體”，而事實上，有著良好教養并在聯合國摸爬滾打幾十年的安南，在工作中更多地表現出的是謙和忍讓和一板一眼的作風。某種程度來說，正是他的這種特質以及孜孜不倦的勤懇工作，才使得聯合國這個龐大機構沒有在冷戰后的種種矛盾中四分五裂。

在他擔任聯合國秘書長的十年中，安南還推動了很多重要的工作。在促進發展方面，他推動了“新千年發展目標”形成全球共識，建立了全球抗擊艾滋病、結核病和瘧疾基金；他于1999年發起的“全球契約”倡議已成為世界上促進企業社會責任的最大努力。在外交斡旋方面，他幫助緩和了尼日利亞向文官統治的過渡，推動以色列撤出黎巴嫩，促進以色列和真主黨之間停止敵對行動，他還調解解決了喀麥隆和尼日利亞之間關于巴卡西半島的爭端，等等。2006年12月31日，安南在聯合國紐約總部向世界各國領導人發表了告別演說，結束了他在聯合國的職業生涯。

安南

退休之后，他建立了科菲·安南基金會，目的是調動政治意愿，克服對和平、發展和人權的威脅。2008年初，他領導了非洲聯盟的非洲知名人士小組，促進了肯尼亞選舉后暴力事件的和平解決。2012年2月至8月，他擔任聯合國——阿拉伯聯盟敘利亞問題聯合特使，領導沖突解決。安南還是非洲綠色革命聯盟（非洲革命聯盟）的創始主席，該聯盟通過促進以小農為基礎的快速、可持續的農業增長，努力建設一個糧食安全和繁榮的非洲。2016年9月至2017年9月，安南擔任了緬甸若開邦咨詢委員會主席，為若開邦問題解決獻計獻策。安南在其基金會的領導下發起了一些項目，以在數字時代保障選舉和民主，并在面對暴力極端主義的情況下促進青年的領導，確保和平進程真正產生持久和平。他提倡為最貧窮者服務的農業，并強調要警惕氣候變化的危險。

2018年8月18日，這位80歲的老人與世長辭，全球各界紛紛悼念，緬懷他曾經為全人類做出的貢獻。

《聯合國憲章》是以“我聯合國人民”的名義書寫的，如果它為順應一個人民力量的新時代改寫自己的話，那么它將能夠對那些最需要這個組織的人的生活發揮更重大的影響。從非洲農民到阿富汗女童，從正在購買住房的中國家庭到享有和平、安全與自治的蘇丹村莊，新的夢想正在世界的每一個角落實現。

——科菲·安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