價值觀與經驗現象:民粹主義概念的尷尬及其重構

郭中軍

(上海社會科學院 政治與公共管理研究所，上海 200020)

“民粹主義”(populism)，又稱“平民主義”、“人民黨主義”、“民眾主義”。①“平民主義”、“人民黨主義”的提法參見米勒等著，鄧正來等譯:《布萊克維爾政治學百科全書》，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2年，第636頁;“民眾主義”的提法參見董經勝:《拉美研究中的民眾主義:概念含義的演變》，《史學月刊》2004年第1期。在政治學中，概念的爭議并不新奇，不過在概念內核上尚具有基本的共識，而“民粹主義”卻是一個連內核都難以取得共識的概念，更毋論其適用場景的歧異。正如保羅·塔格特所言，“如果我們追求用民粹主義解釋任何一種政治現象，我們就會不可避免地由于民粹主義這一尷尬形式的概念而以失敗告終”。②保羅·塔格特著，袁明旭譯:《民粹主義》，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8頁。重新厘清民粹主義概念，或對民粹主義概念正本清源，成為當下民粹主義研究不可回避的理論問題。

一、民粹主義語境語義的多樣性及其概念尷尬

在20世紀50年代前，“民粹主義”(populism)還只是西方歷史學家的“特定術語”，專指19世紀晚期以美國人民黨運動為代表的激進農民政治。與此同時，對俄國“民粹派”感興趣的西方歷史學者也將俄語narodnik翻譯成英文 populist。③J．B．Allcock，“‘Populism’:A Brief Biography，”Sociology 5．3(1971)．美國社會學家愛德華·席爾斯(Edward Shils)首次將民粹主義從特定術語上升為一般概念，使“民粹主義”概念不再局限于俄國“民粹派”與美國“人民黨”運動，④參見 J．B．Allcock，“‘Populism’:A Brief Biography，”Sociology 5．3(1971)．而是指一類平民對抗精英的極端意識形態現象。席爾斯首次將“民粹主義”這一術語引入社會學后，民粹主義也成為社會學、政治學的重點研究對象。此后，民粹主義的內涵與外延一再被重構，形成了多種語境語義的民粹主義，指涉對象包含了意識形態、政治運動、政治領袖、政治風格、政府、政黨、政策等，使用場域也涵蓋了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綜合國內外相關文獻，民粹主義的概念或理論主要涉及到(但不限于)如下范例與樣本:

1．俄國“民粹派”

19 世紀中后期的俄國“民粹派”(народник)，是冠以“民粹主義”術語的較早范例，也是民粹主義概念的重要源起之一。俄國民粹主義的奠基人亞歷山大·赫爾岑認為，“人民”是傳統文化的堅守者，也是俄國未來的開創者，知識分子要“到人民中去”找到自身的位置，并依靠人民發動革命。正是在他的影響下，俄國青年學生于1874年發動了一場“到人民中去”的運動，“民粹派”這個稱號也由此而來。①波斯別諾夫著，彭卓吾譯:《蘇聯共產黨歷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2頁?！懊翊庵髁x”這一術語在國內的最早使用，也與俄國“民粹派”及其意識形態緊密聯系在一起。②陳世瑞等:《民粹主義及其泛化之探討》，《俄羅斯研究》2005年第2期。俄國“民粹派”崇尚“人民”(主要指農民和貧苦勞動者)，并把“人民”及其村社理想化，試圖通過走俄國獨特的村社道路，繞開資本主義發展階段，直接過渡到社會主義。③參見馬龍閃等著:《俄國民粹主義及其跨世紀影響》，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3年，第3～6頁。正因為如此，俄國民粹主義又被視為“空想社會主義”或“農業社會主義”。國內不少研究者從俄國民粹主義的特定語境出發，認為民粹主義的核心主張就是“超越資本主義卡夫丁大峽谷”。④劉國華:《卡夫丁峽谷問題及其當代啟示》，《理論建設》2009年第6期。

2．美國“人民黨主義”

19世紀晚期的美國“人民黨”運動是民粹主義理論的另一個重要源起。英語populism最早就來自“人民黨主義”，指一種激進的農民政治或農民運動。⑤J．B．Allcock，“‘Populism’:A Brief Biography，”Sociology 5．3(1971)．在較具權威的《布萊克維爾政治學百科全書》中，“民粹主義”是“人民黨主義”的同義語。⑥參見米勒等著，鄧正來等譯:《布萊克維爾政治學百科全書》，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2年，第636頁。1892年，美國中西部農場主為了對抗鐵路和金融資本家的壟斷與盤剝，自發組建了“人民黨”(the Populist Party)，明確提出“讓權力回到平民之手”。如果說俄國“民粹派”運動是革命知識分子自上而下的精英分子運動，那么美國“人民黨”運動則是農場主自下而上的群眾運動。俄國“民粹派”運動具有“空想社會主義”特征，體現了對傳統村社制度的眷戀。美國“人民黨”運動則帶有“激進農民運動”的特點，彰顯了對美國代議制民主與兩黨制的不滿。1896年，人民黨候選人布萊恩(Bryan)在總統選舉中落敗，人民黨隨之瓦解。但人民黨的消失并沒有帶來民粹主義的終結，它的遺產已經超出了“激進農民政治”的范疇，滲透到美國的政治文化命脈，持續為左的或右的政治派別提供精神激勵。休斯·朗(Huey Long)、喬治·華萊士(George Wallace)、羅斯·佩羅(Ross Perot)等美國政治領袖多少都帶有民粹主義風格。當今的“茶黨”運動、“占領華爾街”運動以及“特朗普現象”，都折射出民粹主義的影子。

3．拉美民粹主義

20世紀60年代，一些研究拉美政治的學者開始用“民粹主義”概念分析二戰以來拉美的民主政治，⑦董經勝:《拉美研究中的民眾主義:概念含義的演變》，《史學月刊》2004年第1期。秘魯的“人民黨主義”、巴西的“瓦加斯主義”、墨西哥的“卡德納斯主義”、阿根廷的“庇隆主義”等都被作為拉美民粹主義的代表性范例。相對于俄美民粹主義，拉美民粹主義主要是以城市工人階級為主體的“跨階級”抗爭，常發生在選舉季節，并且有一個強有力的魅力型領袖與民眾直接呼應。⑧參見董經勝:《拉美民眾主義的特點及其演變》，《山東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0年第3期。拉美研究中的民粹主義概念，更多是在拉美國家的“特定情景”中建構起來的，但這種民粹主義定義一經建構就形成了相對獨立的語義體系與理論范式。在拉美研究語境中，民粹主義定義的重心更多地移向了政治領袖的策略與風格。比如，庫特·韋蘭德(Kurt Weyland)就將民粹主義界定為政治領袖獲得并運用政治權力的一種策略，領袖的權力基礎來自大量的無組織的追隨者直接、非制度化的支持。⑨Kurt Weyland，“Clarifying a Contested Concept:Populism in the Study of Latin American Politics，”Comparative Politics34．1(2001)．羅伯特·杰森(Robert S Jansen)在研究拉美民粹主義時也強調政治領袖的政治動員作用，他主張以“民粹動員”(populist mobilization)這一術語來重構民粹主義概念，并將其界定為一項持續的、大規模的政治工程，即使用一種反精英與民族主義的話語，將那些被邊緣化的社會群體動員起來進入公眾視野并投身于政治抗爭中。①Robert S．Jansen，“Populist Mobilization:A New Theoretical Approach to Populism，”Sociological Theory 29．2(2011)．

4．西歐新民粹主義

20世紀80年代以來，西歐國家興起了一股新民粹主義思潮。一方面，新左派政黨掀起了環保主義、女權主義、反核主義的新社會運動，這些政黨不斷進入政治體系，表現出與傳統政黨不一樣的政治風格。另一方面，右翼民粹主義政黨迅速崛起，一度進入西歐的主流政治，要求在稅收、移民、地方分權等問題上進行政治重建。近年來，西歐民粹主義運動在法國、瑞士、丹麥這些國家得到了前所未有的發展。在意大利、奧地利、荷蘭，民粹主義政黨甚至首次組閣。不僅那些新興的民粹主義政黨取得了成功，而且西歐的傳統政黨也越來越多地采用民粹主義風格，強調政治明星效應，注重利用媒體(而不是議會)直接與民眾互動。②Daniele Albertazzi，Duncan McDonnell(eds)，Twenty-First Century Populism:The Spectre of Western European Democracy(Palgrave Macmillan，2008)2．西歐民粹主義政黨提出，人民主權已經被歐盟的政客、官僚、精英甚至“他者”所攫取，代議制、暗箱操作已經將民主扭曲，作為“真正的民主主義者”，他們要代表人民從政客與官僚以及“他者”手中奪回人民主權。③Daniele Albertazzi，Duncan McDonnell(eds．)，Twenty-First Century Populism:The Spectre of Western European Democracy(Palgrave Macmillan，2008)4．

考察民粹主義的用法后會發現，民粹主義實例之間缺少內在統一的歷史譜系，除了共享“民粹主義”的標簽之外，它們彼此之間的聯系更多地帶有“歷史的偶然性”。不同語境的民粹主義被賦予了不同的內涵與外延，從而表現出語義重心的變化與內在連續性的缺失。在特定語境中，不少學者已經對“民粹主義”做出了合理而又清晰的界定，并且形成了相對成型的理論體系。但當分析其他國別或其他語境的民粹主義現象時，這種“量身定制”的民粹主義定義就難以站得住腳。比如，如果我們用馬克思主義語境下的民粹主義概念分析西歐新民粹主義現象時就會遇到尷尬，前者更多地體現了對農民以及傳統村社的崇尚，后者則并不具有這種屬性，反而表現出狹隘民族主義與反對外來移民(“他者”)的特質。同樣，當我們用拉丁美洲語境下的民粹主義概念分析美國人民黨主義時也會面臨問題，前者是魅力領袖獲取并運用政治權力的政治策略，后者則是農場主自下而上發起的激進農民運動。不同語境下的民粹主義概念似乎缺少了最大公約數，當我們試圖用一種統一的民粹主義概念解釋不同語境的民粹主義時就會發現無法自圓其說。

二、民粹主義概念的普遍化嘗試及其困境

民粹主義語境語義的多樣性帶來了民粹主義概念的莫衷一是?！爱斆翊庵髁x這一標簽被貼在那些極為多樣化的運動身上時，這一現象本身就變得越來越難以捉摸?！雹荞R柯·德拉莫:《民粹主義與新寡頭政治》，《國外理論動態》2014年第9期。針對民粹主義概念的這種“尷尬”，一些國外學者試圖抓住民粹主義的普遍本質或普遍特征，以建構民粹主義的普適定義或普遍理論。既然民粹主義指稱非常廣泛而不同的現象，那么民粹主義概念的普遍化就必然要在某種程度上妥善處置這種多樣性，以概括民粹主義的普遍本質或普遍特征。

1．將特定語境的民粹主義概念上升為普遍性概念

一些學者在自己的民粹主義定義的基礎上，通過增加或減少相關變量或參數使其成為一種普遍適用的理論或范式，并盡可能將所有民粹主義實例涵蓋其中。

20世紀70年代末，歐內斯特·拉克勞(Ernesto Laclau)就試圖建構一種“民粹主義理論”。以研究拉美民粹主義著稱的拉克勞提出，雖然他使用的民粹主義概念主要基于拉美經驗，但這一概念的有效性并不局限于拉美地區，也可以適用于其他歷史條件或地理環境。⑤Ernesto Laclau，Politics and Ideology in Marxist Theory(London:NLB，1977)144．拉克勞批評了將民粹主義界定為政治運動或意識形態的做法，認為“民粹主義”的要素不在于運動本身，也不在于特定意識形態，而在于它所體現的“特定的非階級性對抗”。它在話語表達上并沒有局限于某個特定階級，而是力圖將其他階級也包含進來，不同階級的政治訴求都被整合到“人民”的名義之下。這種客觀存在的“非階級性對抗”就是“人民”與“當權者”的對抗，正是這一對抗形成了民粹主義的意識形態話語。因而，民粹主義的普遍特征是動員“人民”反對“當權者”與既定秩序。不過，拉克勞也指出，民粹主義的這一特征在不同背景下又呈現出不同的形式。①“Towards a Theory of Populism，”Ernesto Laclau，Politics and Ideology in Marxist Theory(London:NLB，1977)．穆勒批評拉克勞的定義，認為他將民粹主義界定為利用矛盾與沖突來建構人民認同(popular identities)，但所有的政治幾乎都是如此，此定義已經使民粹主義失去了理論分析的價值。②Jan-Werner Müller，“The People Must Be Extracted from Within the People:Reflectionson Populism，”Constellations21．4(2014)．

2．用“局部/整體”理論建構民粹主義的基本理論框架

歐科克(J．B．Allcock)對“民粹主義”用法的歷史變化進行爬梳后認為，民粹主義概念的困惑不僅是一個語義學問題，而且也揭示了這一現象背后的本質。針對民粹主義概念的錯綜復雜性，歐科克建議使用人類學中廣泛運用的“局部社會”(part society)概念來建構民粹主義的基本理論框架，以此解困民粹主義的多樣性定義。

人類學的“局部/整體”(part/whole)理論認為，在一個鄉民社會(peasent society)中，存在著一個“局部社會”，它既內在于“整體”，又外在于“整體”。比如，進城的農民雖然來自農村，但又生活在城鎮中，保留了他們的原有身份與認同，他們用“局部文化”(partculture)建構了一個“局部社會”(part-societies)，從而帶有“非城非農”的特點。歐科克認為，民粹主義反應中的許多顯著特征，都可以通過“局部/整體”理論來理解。他以美國為例，認為美國民粹主義帶有“局部—整體”場景中的某些特征。一方面，美國民粹主義意識形態的核心主題，源自自由主義這一“偉大傳統”。另一方面，在農村場景中，民主運轉的要件——制度化與法治的發展卻相對滯后。因而，這部分美國人既處在美國社會之內，又處于美國社會之外。意識形態的“偉大傳統”向他們傳達了普遍價值，然而在農村場景中，這些普遍價值卻和正式組織、制度結構并不相符，民粹主義者援引美國自由主義的神圣法則要求制度重建。③J．B．Allcock，“Populism:A Brief Biography，”Sociology 5．3(1971)．“局部/整體”理論固然可以將多樣性的民粹主義現象或實例整合在一起，但問題在于，它并不是民粹主義所獨有的特征，這一理論同樣也適用于其他政治現象，比如勞工運動。

3．以發生“場境”的同一性建構民粹主義的統一性

英國學者安格斯·斯圖爾特(Angus Stewart)試圖以民粹主義“場景”(situations)的同一性整合其意識形態內容的多樣性，從而使民粹主義的解釋能包含所有案例。他提出，民粹主義的統一性不在于各色民粹主義運動訴求內容的統一性，而在于“場境”的同一性，在于某種理想類型的社會關系之中。從發生場景看，民粹主義是對現代化及其所產生問題的反應，其中尤以經濟發展與政治權威為主。具體而言，民粹主義的這種反應源于兩個方面:一是國家內部發達部分與落后部分之間的緊張關系;二是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的緊張關系。他認為，所有民粹主義現象都具有這種雙面性，同時聯結了傳統與現代兩個要素。不過，他也指出，民粹主義的這些共同特征在不同背景下又有不同的表現形式。④Angus Stewart，“The Social Roots，”G．Ionescu and E．Gellner(eds)，Populism:Its Meanings and National Characteristics(Weidenfeld and Nicolson，1969)．斯圖爾特從“場境”的同一性將不同的民粹主義實例統一起來，然而問題在于，他的推理也會將社會主義、保守主義包含在內。毋寧說，所謂“民粹主義”運動的共同特征其實是所有現代政治運動的特征。⑤Margaret Canovan，“Two Strategies For the Study of Populism，”Political Studies30．4(1982)．

4．將民粹主義界定為一組內在穩定的“癥候群”

英國學者彼得·威爾斯(Peter Wiles)提到，人們都喜歡用銳利的學術之斧雕飾自己的民粹主義定義。他對民粹主義現象的認識突破了傳統的俄、美民粹主義。在他看來，20世紀晚期的俄國“民粹派”與美國“人民黨主義”并非最早的民粹主義現象，英國歷史上的憲章運動、平權主義運動、掘地派運動等是民粹主義運動的更早原型。威爾斯認為，廣泛意義上的民粹主義是“建立在這種認知前提上的一種信念或運動，即相信美德存在于壓倒性多數的平民身上，存在于他們的集體傳統之中”。①Peter Wiles，“A Syndrome，Not a Doctrine，”G．Ionescu and E．Gellner(eds)，Populism:Its Meanings and National Characteristics(Weidenfeld and Nicolson，1969)．他認為，民粹主義是“一種癥候群，而非主義”。就像某種疾病具有一系列癥候群一樣，在上述認知前提下的民粹主義也會產生一系列“內在穩定的”政治癥候群。他歸納了民粹主義的24種癥候，比如，民粹主義的意識形態散亂;強烈反對建制、反精英與反智識;通常有一個魅力領袖與大眾直接對話;推崇言行、著裝、生活方式的平民化;熱衷于道德說教而非邏輯推理，等等?！雹贗bid．必須看到，威爾斯對民粹主義癥候群的概括較為散亂，缺乏內在的統一性。事實上，很多民粹主義實例并不完全符合這些癥候群。

5．建構民粹主義概念的“理想類型”

英國學者保羅·塔格特(Paul Taggart)認為，概念的普遍化是社會科學的重要任務之一，民粹主義概念的普遍化仍然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他以韋伯的“理想模型”為指導，試圖建構民粹主義概念的“理想模型”，以形成對民粹主義“普遍性”的理解。他主要選取北美、俄國、拉美、西歐等國家的民粹主義作為分析樣本，通過考察特定民粹主義的運動、政黨、觀念或政權，建構了一種理想類型的民粹主義:(1)民粹主義敵視代議制政治，倡導政治上的簡潔性和直接性。(2)民粹主義是對危機的反應，當意識到“危機”時，民粹主義者才會參與到政治活動中去。(3)民粹主義將人民作為“心中圣地”(heartland)，賦予了“人民”創造性和依靠性作用。(4)民粹主義自身存在著難以克服的自相矛盾。(5)民粹主義缺乏明確的核心價值，它可以依附于其他意識形態與政治立場。(6)民粹主義是一個變色龍，它總是隨環境顏色的變化而改變。③參見保羅·塔格特著，袁明旭譯:《民粹主義》，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3～6頁。塔格特建構的民粹主義概念的“理想類型”，雖然有助于人們在某種程度上認識民粹主義的“普遍性”，但正如塔格特自己所說，它“從未在真正意義上符合任何一種情況”。

1967年，倫敦經濟學院(LSE)專門就“定義民粹主義”召開了一次國際學術會議，邀請了來自8個國家的43位民粹主義研究專家，試圖在分化的民粹主義概念上達成廣泛共識。然而，會議最終未能如愿，與會專家只是在互通有無的基礎上形成了一本論文集。這次會議充分表明了民粹主義概念普遍化嘗試所存在的內在困境。與會學者彼得·沃斯利(Peter Worsley)認為，民粹主義“最好被認為是一個重點，一個普遍性政治文化的維度，而不僅僅是某種特定的完整意識形態體系或組織類型”。④P．Worsley，“The Concept of Populism，”G．Ionescu and E．Gellner(eds)，Populism:Its Meanings and National Characteristics(Weidenfeld and Nicolson，1969)245．針對民粹主義概念普遍化的這種困境，一些學者認為“民粹主義”這一術語不適合作為一種理論分析工具。20世紀80年代，拉斐爾·金特羅(Rafael Quintero)和伊恩·洛克斯伯羅(Ian RoxBorough)就曾提議將民粹主義這一概念從社會科學中剔除。⑤參見馬柯·德拉莫:《民粹主義與新寡頭政治》，《國外理論動態》2014年第9期。

三、民粹主義的社會類型學分析及其局限

民粹主義概念的普遍化嘗試難以形成令人滿意的普適定義或普遍理論。鑒于這種策略難以克服的局限性，英國學者瑪格麗特·卡農范(Margaret Canovan)將研究的重心從民粹主義的普遍理論轉向民粹主義的類型描述。

卡農范認為，在政治科學中，很多術語雖然有一定爭議，但尚存在共同認可的“概念核”，而“民粹主義”這一術語卻連共同認可的“概念核”也沒有。既然民粹主義指稱非常廣泛而不同的現象，那么任何有用的解釋就必然要在某種程度上簡化這種多樣性并使之站住腳。在民粹主義概念化方面，較為常見的策略是:努力將民粹主義的不同實例安放于同一“理論屋檐”(a theoretical roof)之下，以便對民粹主義的本質特征及其發生的條件進行闡釋，就像一個物理學家研究物質的本質結構一樣。⑥Margaret Canovan，“Two Strategies For the Study of Populism，”Political Studies30．4(1982)．

不過，民粹主義概念普遍化的愿望固然美好，但在現實中卻掉入了一個陷阱:為了將所有被稱為“民粹主義”的現象涵蓋其中，民粹主義概念需要有足夠的包容性，但是這樣所形成的概念往往過于寬泛，以至于無所不包。①Margaret Canovan，“Two Strategies For the Study of Populism，”Political Studies30．4(1982)．換言之，民粹主義概念的普遍化策略始終難以有效解決概念的“綜合性”與“明確性”之間的矛盾。當擴充綜合性以涵蓋盡可能多的對象時，民粹主義概念的明確性必然大打折扣。反之，要使民粹主義概念更加明確，必然要人為地排除一些對象，這樣做又會降低概念的綜合性。比如，一些學者會選擇帶有某些共同特征的民粹主義案例，從中提煉出民粹主義的定義。由此形成的民粹主義定義雖然具有理論的內在統一性，但也使這一定義本身帶有排斥性，即將那些不具有此類特征的實例排除在民粹主義之外。不同學者會對民粹主義實例做不同的取舍，在此基礎上所形成的民粹主義定義必然也是相互排斥的。

鑒于“普遍化”策略的種種局限，卡農范提出了一種可以稱為“類型描述”的概念化策略?？ㄞr范認為，對于民粹主義這樣一個廣泛而又多樣性的運動與現象，較為可取的策略是將這些現象分門別類。民粹主義現象的產生及其命名具有高度的歷史偶然性，因而并不能假設它們帶有某些共同的特征，但可以建構一種類型描述，以弄清它們是在何種意義上被稱為“民粹主義”的。因而，這種策略不再探求民粹主義的本質特征，也不去分析民粹主義的形成原因與產生條件，而是將社科文獻中以及歷史上被稱為“民粹主義”的現象從社會類型學的角度進行經驗描述，通過對其分門別類來適應它的多樣性。正如卡農范所言，這種策略是現象學的，就像一位博物學家收集昆蟲并對其分組排序一樣，它關注的是“經驗的描述”而非“理論的闡釋”，旨在“包羅萬象”而非“理論的優美”。②Margaret Canovan，Margaret Canovan，“Two Strategies For the Study of Populism，”Political Studies30．4(1982)．

基于這種策略，卡農范將歷史上或文獻中出現的“民粹主義”現象大體劃分為七種類型:農場主激進主義(Farmers Radicalism)、革命知識分子的民粹主義(Revolutionary Intellectual Populism)、農民民粹主義(Peasant Populism)、政治家的民粹主義(Politicians'Populism)、民粹主義獨裁(Populist Dictatorship)、民粹主義民主(Populist Democracy)、保守的民粹主義(Reactionary Populism)。農場主激進主義指以農場主為主體的社會運動，它倡導通過“人民”的政府推進激進的經濟政策，比如美國的人民黨運動與加拿大的社會信用黨運動。革命知識分子的民粹主義指由革命知識分子發起的農民社會主義運動，它將農民理想化并試圖跨越資本主義，比如俄國的民粹派運動。農民民粹主義指為“土地和自由”而戰、推崇小生產者合作社與傳統主義的草根農民運動，比如保加利亞的農業民族聯盟(Bulgarian Agrarian National Union)運動。民粹主義獨裁則指魅力領袖通過操控民意來獲得并維系權力，比如胡安·庇隆、休伊·朗等。民粹主義民主則指通過全民公投、人民創制、人民復決等形式，敦促形成政府直接向人民負責的運動或方案，比如瑞士的直接民主制。保守的民粹主義則指政治領袖特意利用不同社會群體尤其是族群之間的矛盾與分歧贏取政治權力，比如喬治·華萊士、伊諾克·鮑威爾。政治家的民粹主義則指政治家或政客故意模糊“人民”概念，試圖將自己包裝成“全民型”政黨或領袖，比如戴高樂、吉米·卡特等。③參見 Margaret Canovan，“Two Strategies For the Study of Populism，”Political Studies30．4(1982)．另外，在其較早出版的《民粹主義》(1981)一書中，卡農范將農場主民粹主義、農民民粹主義和知識分子民粹主義統稱為“農業民粹主義”(agrarian populism)，把民粹主義獨裁、民粹主義民主、保守的民粹主義、政治家的民粹主義等統稱為“政治民粹主義”(political populism)。參見Margaret Canovan，Populism(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1981)．

卡農范通過“類型描述”將絕大多數的民粹主義實例包羅進去，建立了民粹主義現象的“百科全書”，有利于從類型上來把握民粹主義的某些共同特征，對于理解和把握紛繁復雜的民粹主義現象有著重要的現實意義。但是也要看到，這種“類型描述”仍然帶有自身的局限性。首先，類型劃分的標準并不具有內在的一致性，存在著多個參照體系，這使得民粹主義的分類缺少嚴密的體系。其次，民粹主義的諸多實例并不必然屬于某一類型，有些現象可能同時屬于多個類型，從而存在類型的交叉與重疊。比如，拉美民粹主義既屬于政治家民粹主義，也屬于民粹主義獨裁;美國人民黨主義既是一種農場主民粹主義，也是一種政治家民粹主義。對民粹主義現象的這種類型劃分顯然人為地切割了民粹主義現象本來的多重屬性，使其不得不支離破碎地歸屬到某個單一類別。再次，刻意回避民粹主義的普遍本質與普遍特征并不能解決問題，它只會使單純的類型描述缺乏足夠的理論自信。

四、價值觀與經驗現象:民粹主義概念的重構

造成民粹主義概念困惑與尷尬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些學者最初是在特定語境下使用這一術語的，并未打算將其運用到更廣泛的對象，“民粹主義”術語的使用也存在泛化甚至濫用的問題。筆者認為，民粹主義既是一種價值觀，又是一種發生于特定社會歷史背景中的經驗現象，對這一術語的使用或援引往往將民粹主義價值觀、民粹主義現象混淆甚至等同起來。一些學者在談及“民粹主義”時，實際上指向了一種特定而又具體的民粹主義現象?；诖?，本文提出民粹主義概念化的另一種策略，即將民粹主義分為兩個層面:一是作為價值觀的民粹主義;二是作為經驗現象的民粹主義。

與普遍化策略、類型描述策略相比，這種概念化策略具有以下優點:(1)通過對民粹主義的分層重構，在價值觀層面形成了民粹主義的普遍概念。傳統的普遍化策略試圖對歷史上或文獻中出現的各種民粹主義現象進行綜合或概括，試圖從中提煉出民粹主義的普遍概念，或建構民粹主義的普遍理論。但這些多樣化的經驗現象之間缺少明確的共同本質，甚至彼此相互排斥，不管是擴大內涵還是縮小外延，都無法形成令人滿意的普適定義。而類型描述策略則直接回避了對民粹主義共同本質或普遍概念的嘗試，專注于民粹主義現象的經驗描述。本文提出的分層重構策略則將各種相互排斥的民粹主義現象單獨歸為一個層面，暫時撇開這些現象，試圖在價值觀層面形成民粹主義的普適定義，從而避免了在民粹主義諸多迥異甚至沖突的現象之間打轉，解決了傳統普遍化策略的內在困境。(2)將價值觀層面的民粹主義回歸到“主義”本身。作為一種主義，民粹主義理應有相對明確而具體的內涵與價值關懷，而不是“空心化”、不可捉摸、無法用于理論分析的模糊術語。將民粹主義回歸到“主義”本身，我們才可以在此基礎上對紛繁復雜的“民粹主義”現象進行甄別，至少要理解它們是在何種意義上被稱為“民粹主義”的。(3)照應了歷史上或文獻中已經被稱為“民粹主義”的諸多現象。在各國歷史中或研究文獻中已經出現了諸多所謂“民粹主義”的現象，盡管其中一些現象是否屬于民粹主義仍存爭議，但對于這些已經約定俗成的民粹主義案例，最好還是將其統稱為民粹主義的經驗現象。除非對每一個現象進行鑒別，否則，這些現象雖然共享了“民粹主義”的標簽，但彼此之間可能相互沖突，其中一些現象甚至和民粹主義的價值觀也不必然相符。

1．作為價值觀的民粹主義

民粹主義并不是一個完整的意識形態。凱斯·穆德(Cas Mudde)就指出，民粹主義的意識形態在內容精煉及一致性上比社會主義或自由主義要遜色得多，它充其量是一種“核心稀薄的意識形態”(a thincentred ideology)。①Cas Mudde，“The Populist Zeitgeist，”Government and Opposition 39．4(2004)．保羅·塔格特也認為，民粹主義的核心價值是“空心化”的。②保羅·塔格特著，袁明旭譯:《民粹主義》，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5頁?，F實中被歸為民粹主義的諸多實例在政治光譜上也涵蓋了左右兩端，一些被稱為“民粹主義”的政黨或政治家在社會經濟政策上也常常搖擺不定、缺乏連貫性。民粹主義易于依附到其他相對完整的意識形態，從而表現出現象的差異性與難以捉摸。比如，俄國的民粹主義就依附在空想社會主義或農業社會主義的意識形態上面，美國民粹主義依附于極左或極右兩種政治意識形態，西歐民粹主義依附于民族主義或種族主義，因而，很難從具體的社會經濟政策或意識形態內容上去界定民粹主義的本質。

鑒于民粹主義的意識形態特征并不明顯，最好將其界定為一種價值觀，這種價值觀集中體現了對處于核心地位的“人民”的看法。作為價值觀的民粹主義，回到了“主義”本身?！爸髁x”包含了對某種價值或某種目標的終極關懷。比如，自由主義包含了對個體自由的終極關懷，社會主義包含了對社會解放的終極關懷，資本主義包含了對資本收益最大化的終極追求。撇開紛繁復雜的民粹主義現象及其多樣化定義，作為價值觀的民粹主義，實質是一種“平民主義”，它以代表“人民”的平民為本位，包含了對平民地位、處境、利益、話語權的終極關懷。

民粹主義的這種價值觀可以從它的詞源得到佐證。本杰明·莫菲特提到，民粹主義的詞源是正確理解這一術語的關鍵，它“足夠清晰、足夠新、足夠有說服力，使得我們必須認真對待”。①本杰明·莫菲特、西蒙·托米等:《對民粹主義的再思考:政治、媒介化和政治風格》，《國外理論動態》2016年第10期。在漢語中，“民”即“人民、百姓”，“粹”意為“精華、精粹”。不過從詞源上看，“民粹主義”是個外來詞，其英文populism源于拉丁文“人民”(populi);其俄文 народник 源于詞根“人民”(народ)。不管是英文的 populism，還是俄文的 народник，都有“人民派”、“親民”、“愛民”、“崇尚人民”的含義。②參見馬龍閃等著:《俄國民粹主義及其跨世紀影響》，第3頁。因而，從詞源上看，民粹主義的血液中流淌著一種極其崇尚“人民”的基因。正如馬柯·德拉莫所言，民粹主義在歷史上是經由“人民”這個社會范疇發展而來的。③馬柯·德拉莫:《民粹主義與新寡頭政治》，《國外理論動態》2014年第9期。拉克勞也提到，“在任何實例中，可以確定的是，訴諸‘人民’在民粹主義中占據核心位置”。④Ernesto Laclau，Politics and Ideology in Marxist Theory(London:NLB，1977)165．因而，各色民粹主義現象在極其崇尚“人民”、將“人民”理想化這一點上最具共同性。

然而，“人民”本身是一個理論上難以準確界定的概念，它一直徘徊于“全體公民”與“底層平民”之間。在歐洲語匯中，“人民”既用來表示建構政治的主體，即“全體公民”，又用來表示被排斥在政治之外的“下層階級”。⑤Giorgio Agamben，Means without End:Notes on Politics(Regents of the University of Minnesota，1996)28．意大利語的 popolo，法語的 peuple和popularis，都是既指政治的全體公民，也指下層階級。英語的people也保留了相對于富人、貴族的平民意義。正如阿甘本所言，人民概念與其說是一個完整主體，毋寧說是對立兩極之間的某種辯證搖擺:一極是作為政治主體的整體人民，另一極是作為窮人、被排除在外的多樣化的具體人民。⑥Giorgio Agamben，Means without End:Notes on Politics(Regents of the University of Minnesota，1996)30．

民粹主義之“人民”同樣也體現了“全體公民”與“平民”的某種辯證搖擺。民粹主義現象的諸多實例表明，民粹主義者訴求之“人民”在形式上似乎代表了“全體公民”，但實質上卻指向了“特定的人民”，即“平民”?！霸诿翊庵髁x者那里，人民具有特定含義，即與貴族或精英相對的平民，或具有等級結構的人民中的下層，或人民中某一(或某類)弱勢群體”。⑦叢日云:《從精英民主、大眾民主到民粹化民主——論西方民主的民粹化趨向》，《探索與爭鳴》2017年第9期。因而，民粹主義以人民中的平民尤其是底層平民或各種弱勢群體來代表“人民”。在民粹主義者看來，只有這些“平民”才是“正宗的人民”，而那些高高在上的精英、權貴甚至危險的“他者”則不屬于“人民”。毋寧說，民粹主義之“人民”是一種排他性的“人民”，民粹主義者在建構“人民”的同時，更建構了它的對立面:精英、權貴或“他者”等。崇尚“人民”并不一定是民粹主義，但建構“人民”與“精英”的二元對立關系，具有反精英主義，則是民粹主義的顯著特征。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民粹主義并不被認為是一種“常規政治”，而更多地被視為一種“反常政治”或激進政治，它易于導致社會的分裂或對抗。

從這個意義上說，民粹主義與精英主義是相互對立的價值觀。民粹主義強調了平民在政治社會中的價值、地位與作用，認為美德存在于平民身上;精英主義則更多地強調精英在政治社會中的價值、地位與作用，認為美德存在于精英身上。凱斯·穆德認為，民粹主義與精英主義這兩種價值觀都不具有包容性，都帶有“摩爾教”性質。它們將社會簡單地劃分為兩個高度同質化的群體——精英與平民，這兩個群體又是高度對抗的，民粹主義與精英主義只不過是這兩個群體政治話語的各自表現形式。不管是民粹主義還是精英主義，它們都否定社會的多元性、差異性、特殊性，簡單地用一元的思維來認識、評判社會政治，與多元主義是相矛盾的。⑧Cas Mudde，“The Populist Zeitgeist，”Government and Opposition 39．4(2004)．而在多元主義看來，不管是精英群體還是平民群體，其內部難以達成利益的一致性，真實的政治領域內并不存在高度同質化的精英群體或平民群體，而是多個利益集團相互競爭，共同爭奪政治與經濟資源。

基于上述分析，我們使民粹主義在“主義”層面獲得了相對明確的內涵，即它是與精英主義相對、以平民為本位與終極關懷、極其崇尚平民的價值觀。

2．作為經驗現象的民粹主義

民粹主義雖然是以平民為本位、極其崇尚平民、反精英主義的價值觀，然而這一術語在廣泛運用中衍生出不同的特質，形成了民粹主義概念的多種語境語義。正如塔格特所言，“民粹主義作為一種經驗性的現象，是一個令人不舒服的歷史和當代事例的綜合體”。①保羅·塔格特著，袁明旭譯:《民粹主義》，第9頁。由于冠名為“民粹主義”的實例具有廣泛多樣性，最好將歷史上與文獻中被稱為“民粹主義”的具體實例統一稱為民粹主義的“經驗現象”，以與民粹主義的“價值觀”相區分。這樣，民粹主義在價值觀層面是相對明確而具體的，在經驗現象層面則是廣泛多樣的。

我們將那些信仰或持有、運用或踐行民粹主義價值觀的人或組織稱為“民粹主義者”。在現實政治中，“民粹主義者”主要分為四種:(1)政黨或政治派別，如美國的“人民黨”、西歐的極右翼政黨等;(2)政治家或政客，如拉美的庇隆、美國的特朗普等;(3)知識分子，如俄國的“民粹派”;(4)平民自身，多見于平民的自發抗爭。四者中尤以民粹主義政治家較為常見。

民粹主義政治家又分為兩種:一種是事業型，這種政治家信奉民粹主義價值觀，將對平民尤其是底層平民的終極價值關懷真正作為自己的理想與事業。他們通過政治行動切實踐行這些價值觀;另一種是投機型，這種政治家并不真正信奉民粹主義價值觀，而只是出于政治博弈或獲取選票的需要而采取的一種政治策略與政治手腕。他們運用這種價值觀謀取政治道德的制高點，最大限度地動員占人口多數的平民尤其是底層平民，使自身在與政敵或反動勢力的博弈中占據優勢。民粹主義政治家自稱“人民”或以“人民”的名義說話，直接訴諸“人民”，以平民甚至是底層民眾的激進訴求影響政治進程，其政治動員也極具煽動性，常常又被稱為“政治煽動家”。

民粹主義者通過動員“人民”參與政治、影響政治的過程，形成了復雜的民粹主義現象。俄國的“民粹派”掀起了“到人民中去”的運動，試圖通過傳統村社繞開資本主義，直接過渡到社會主義。美國的“人民黨”提出，“讓權力回歸平民之手”，試圖改變美國傳統的政治建制。拉美的庇隆則直接訴諸“人民”，通過“人民”的非制度化支持對抗政敵，獲取并維持權力。法國的國民陣線則通過主張“法國人優先”、“限制外來移民”、反對歐洲一體化的政策來吸引支持者，他們已經闖入了法國的主流政治。

維特根斯坦在論及概念的模糊性時提到，語言及其意義是人們在交往中約定俗成的，不同的現象被納入同一概念范疇之中，往往并不是基于它們共享了某種“共同本質”，而是基于它們具有“家族相似性”(family resemblance)。②Lugwig Wittgenstein，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Blackwell Publishing，1953)．比如，一個家族的成員在體形、相貌、眼睛、步姿、性情等方面具有某些相似性。民粹主義的不同經驗現象之所以屬于“民粹主義”這個家族，就在于它們共享了以平民為本位、極其崇尚平民、反精英主義這一“家族相似性”。不過，需要指出的是，作為“經驗現象”的民粹主義，所崇尚之“民”雖然也指代“平民”，但在不同社會、歷史、文化背景中，平民的內涵卻存在語義重心的漂移。在19世紀中后期的俄國民粹主義現象中，“人民”實際指向了當時占人口絕對多數的“農民”。在19世紀晚期的美國人民黨運動中，“人民”則暗喻像“農場主”這樣的平民。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的拉美民粹主義現象中，“人民”的重心更是指向了以工人為主體的城市居民。在20世紀80年代興起的西歐新民粹主義現象中，“人民”除了指向與精英、大財團、知識分子、政客相區別的“平民”之外，在面對外來移民時，它還指向了“本國平民”、“本民族平民”或“本族群平民”。正是由于對“人民”理解與界定的殊異，發生在世界各地的民粹主義現象在表現形式、參與主體、訴求內容上也呈現出廣泛的差異性。

作為一個概念，民粹主義可以有明確的內涵，即“平民主義”，至于它在現實中所衍生的或重構的內涵，都可以劃歸到民粹主義的經驗現象范疇，并且允許它們的多樣性甚至是相互排斥?；诿翊庵髁x現象的多樣性，筆者建議，在使用“民粹主義”這一語匯時要注意到民粹主義的價值觀與經驗現象兩個層面，最好做出適當的限定或將其放在特定語境下，使其具體化、嚴謹化，盡量避免將“民粹主義”概念泛化甚至濫用。比如，民粹主義政黨、民粹主義政治家、民粹主義策略，雖然都與民粹主義相關，但它們并不等于民粹主義本身。當然，對民粹主義概念的分層重構并不意味著民粹主義價值觀與經驗現象是截然隔裂、相互平行的?，F實中，民粹主義既是一種價值觀，又是一種經驗現象。正是因為有了民粹主義的價值觀，才有了信仰、持有、運用、實踐這種價值觀的政治家、政黨、知識分子等，才有了紛繁復雜的民粹主義經驗現象。同樣，在大多數民粹主義的經驗現象中，也可以捕捉到其背后所隱含的民粹主義的價值觀。

五、小 結

民粹主義概念的復雜之處在于，它來源于各種廣泛而不同的現象，肇始于不同歷史時期、不同國別特征、不同社會背景的范例與樣本，甚至有時也被作為“標簽”加以使用。①在一些西方民主國家，“民粹主義”這一術語也成為政治精英、政黨相互攻擊的污名“標簽”。

針對民粹主義語境語義的多樣性，一些學者試圖抓住民粹主義的普遍本質或普遍特征，以建構民粹主義的普適定義或普遍理論。然而，民粹主義概念的普遍化嘗試始終在概念的“綜合性”與“明確性”之間徘徊，難以形成令人滿意的普適定義或普遍理論?，敻覃愄亍たㄞr范將研究的重心從民粹主義的普遍理論轉向民粹主義的類型描述。這種概念化策略不再探求民粹主義的本質特征，也不去分析民粹主義產生的原因與條件，而是將文獻中以及歷史上被稱為“民粹主義”的現象從社會類型學的角度進行分門別類，以此適應它的多樣性。但是這種“類型描述”仍然帶有自身的局限性，比如，類型劃分的標準不具有內在統一性，而且這種類型劃分人為地切割了民粹主義現象本來的多重屬性。

在系統分析這兩種策略的基礎上，本文提出民粹主義概念化的第三種策略，即從“價值觀”與“經驗現象”兩個層面重構民粹主義概念:作為價值觀的民粹主義，是精英主義的對立物，它以平民為本位，極其崇尚平民，體現了對平民的終極價值關懷;作為經驗現象的民粹主義，則涵蓋了歷史上出現的民粹主義政黨、民粹主義政治家、民粹主義策略等諸多現象或實例，具有廣泛多樣性。這種概念重構使民粹主義在“主義”層面獲得一個相對清晰而又明確的內涵，同時又照應了民粹主義在“現象”層面的混沌現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