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現代社會理論視域下精準扶貧困境研究

于浚湜 董涵銘

【摘 要】本文運用馬克思現代社會理論系統考察轉型時期的鄉村社會，通過分析鄉村熟人社會向半熟人社會的轉變，探尋精準扶貧的“最后一公里困境”，對于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和理論意義。

【關鍵詞】馬克思;現代社會理論;精準扶貧

中圖分類號：C913.7 ? ? 文獻標志碼：A? ? ? ? ? ? 文章編號：1007-0125（2019）06-0230-01

一、鄉村轉型：熟人社會——半熟人社會的轉變

學界對于農村轉型的看法大抵可以分為三類，第一類是熟人社會;第二類是陌生人社會;第三類是半熟人化社會，半熟人化社會是一個過程，是由熟人社會向陌生人社會轉型過程的一個過渡階段。①半熟人社會具有以下不同于熟人社會的特點，一是傳統村莊穩定的社會結構被打破，當農村社會中主體成員長期不在場就必然造成村莊社會系統運行的失序。二是半熟人社會中個人主義盛行。半熟人社會并沒有一種人人都會遵守的社會秩序，相反則呈現的是一種生活方式、社會秩序、價值觀念的混亂狀態。三是富人治村的私人化治理。富人治村的治理資源、治理主體以及治理機制具有私人性，實質上是與公共治理相違背的“私人治理”。

二、精準扶貧困境問題的提出

本文中提到的精準扶貧的最后一公里困境主要指的是扶貧資源下鄉過程中出現的漏扶、錯扶、迫于政績壓力的應付性扶貧以及貧困戶動員不足等一系列的問題，這些困難和問題主要集中在“鎮——村”這個接點場域，國家主張扶貧要“落實到村，精準到戶，精確到人”，扶貧政策具體的要從鄉鎮一級下沉到村莊社會。

本文接下來主要從兩大方面進行研究，一是主要從精準扶貧的最直接的主體—村莊（轉型中的現代村莊），即從村莊的角度分析在村莊轉型過程中，村莊呈現出一種怎樣的社會形態，村干部在扶貧過程中承擔什么樣的角色，以及貧困戶對待扶貧的態度等。二是鄉鎮基層政府與鄉村社會之間的一種互動模式，研究扶貧資源是如何由鄉鎮一級下沉到村莊社會的。

三、精準扶貧過程中的“鄉—村”關系

（一）壓力型體制下的鄉鎮與村莊的關系?！皦毫π腕w制”是榮敬本等人（1998）用于概括縣鄉兩級政治體制運作特點的概念。在扶貧領域來說，精準扶貧自從在國家層面提出以來，作為一種國家政策號召，“扶貧軍令狀”讓扶貧的執政壓力在“壓力型體制”的末端鄉鎮政府中不斷的堆積，扶貧脫貧已經成為一種國家意志，是任何一個鄉鎮政府想要完成的任務，鄉鎮政府處于國家處于我國行政體制的末端，對上有一級一級的上級政府，鄉鎮政府迫于上級政府的壓力，將這種壓力向村干部釋放，這樣就形成了讓壓力型體制下的運作方式。

（二）壓力型體制下—村委會逐漸行政化。在壓力型體制下，鄉鎮和村莊的關系逐漸成為一種領導與被領導的關系，村委會也逐漸成為一種帶有行政化的組織，而非村民自我管理的為村民服務的組織，行政化那么其目的更多的就是為上級政府即鄉鎮政府服務，是為了完成上級政府下達的各項任務。反映到精準扶貧上來說，村級組織—村干部成為鄉鎮政府職能的延伸，上級政府的“一票否決制”成為衡量當地政府政績的主要指標，這種硬性指標迫使鄉鎮政府不斷的向村級組織釋放執政壓力，而村級組織迫于上級政府的壓力以及自身“仕途”的考慮，更是處于應付上級政府的扶貧措施，不是真正為了扶貧。

四、精準扶貧困境的形成

（一）異化的村莊治理機制：偏離村莊，完全對上負責。首先，在壓力型體制下，面對上級政府的執政壓力，鄉鎮政府不斷的向村級組織釋放壓力，并且作為衡量村干部升降職的指標，這種治理機制已被“異化”為一種對上負責，完全偏離村內的狀態，村級組織的日益行政化，村干部將鄉鎮政府視為自己的上級領導，配合鄉鎮政府早日完成脫貧的目標，扶貧的效果是上級政府滿意，而不是貧困戶的滿意。其次，半熟人化的鄉村社會中，由于利益至上的原則作祟，對村莊公共事務的淡漠，在一定程度上助長了這種異化的村莊治理。

（二）扶貧措施完全以完成上級任務為目標。在半熟人化的村莊社會，村莊社會結構破碎，人心渙散，沒有向心力導致動員能力不足，再加上私人化的村莊治理，行政化的村級組織，使村民尤其是貧困戶對扶貧工作并不上心，他們往往認為“扶貧是是村干部的事情”。由于缺乏政策對象的參與，而又為了完成鄉鎮政府的任務，許多政策只是出于應付，出于完成上級政府的要求而進行的，并非是真正為了扶貧。貧困戶的缺乏參與，村干部的應付共同使精準扶貧陷入一種困境，使扶貧、脫貧成為村干部的“獨角戲”，只為達到“讓領導滿意”的效果。

（三）扶貧對象—貧困戶的淡漠化。在半熟人化的村莊社會中，現代村莊的轉型是造成貧困戶對公共事務淡漠的主要原因，在半熟人化的村莊社會中，村莊結構完全破碎，傳統的以血緣為紐帶的關系被打破，人們約定俗成的村莊秩序不復存在，普通村民的行事原則就是利益至上的個人主義和實用主義，而對于貧困戶來說，他們由于自身經濟條件的不足，這種利益至上的思想更加“頑固”。異化的村莊治理機制使扶貧成為一種當官者升職的法寶，這進一步的讓貧困戶覺得“扶貧、脫貧是村干部的事情”。

注釋：

①夏支平.熟人社會還是半熟人社會——鄉村人際關系變遷的思考[J].西北農林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0，10（06）：86-89.

參考文獻：

[1]汪三貴.論中國的精準扶貧[J].貴州社會科學，2017，（5）：148-149.

[2]劉建平，陳文瓊.“最后一公里”困境與農民動員——對資源下鄉背景下基層治理的分析[J].中國行政管理，2016，（02）：57-63.

[3]王海娟.論富人治村的“私人治理”性質[J].地方治理研究，2016，（01）：74-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