課改背后的“耕耘者”

張建安 詹學偉

“我基本同意你的觀點，如果能適當進行補充，你的觀點會更完美……”在漢川市華嚴農場中學九（1）班語文課上，“飛翔組”小組長夏小宇的發言引起了記者的注意。這個鏡頭只是漢川市課改的一個掠影。出現這種可喜的局面，得益于該市教育局于2014年啟動的基于小組合作學習的課改。而推動這場“馬拉松式”課改的背后，有一位甘當幕后“推手”的“耕耘者”。他，就是曾多年擔任初高中畢業班英語教師，現任漢川市教育局黨組副書記張建安。

《湖北教育》：漢川課改走的是“自上而下”與“自下而上”相結合的路，并且把著力點放在“自下而上”的基層學校課堂建設上。你們為什么要選擇這樣一條路？

張建安：從根本上來說，課改的動因是我們面臨的社會環境已經變了：在知識經濟時代、信息社會當中，知識以人們無法想象的速度在增加和更新，我們若不想被淘汰，就必須不斷學習、終身學習。曾經“萬校一書”的課程體系、“千人一面”的培養方式，無法適應社會發展的需求。課堂所學內容與學生現實生活、現代社會和科技發展嚴重脫節，這可以說是課改前很多學校和老師的“通病”。

從現實原因看，是回應來自學生、家長、教師、校長四方訴求的需要。傳統的課堂，學生累，家長憂，教師苦，校長“壓力山大”。那幾年，與基層干部、師生的每一次交談，我都能感受到他們對課改的熱切呼喚。這種呼喚，發自內心，出于真心。抓住這個“心”，就抓住了“自下而上”的“根”。

讓我痛下決心呼吁并積極參與課改的原因有兩個：一是源于我對當今農村教育的長期探索與思考;二是我在農村學校的兩次聽課。一次，我到一所小學聽了一節三年級數學課，教師完全是滿堂講、滿堂練，而當堂作業的全對率不足50%，合格率不足60%。另一次是到一所農村初中聽了一節英語課，一個班34名學生，有12名學生在課堂上打瞌睡，而教師依然“口若懸河”。

《湖北教育》：在“自上而下”方面，漢川有哪些具體的推動措施？

張建安：自漢川啟動課改以來，我們共調研出臺了7個規范性文件，修訂了18項與課改不相適應的評價制度，搭起了我市生本課堂建設的“四梁八柱”。這些政策出臺后，沒有出現半點“中梗阻”，并且從上而下呈現出“叫好又叫座”的可喜局面。之所以出現這種局面，是因為我們的出發點和歸宿都是站在改變師與生、教與學關系上。

對中小學校而言，課改的關鍵是改課;改課的實質是改變師與生、教與學的關系;而課改背景下的這兩種關系，我認為其實質就是自主、合作與探究的關系。我們沒有直奔主題來談“頂層設計”，就在于我們自始至終都在這六個字上做文章，做大文章。也正是因為這樣的原因，才有了“吹皺”漢川課改“一池春水”到“春色滿園關不住”的巨變。

“自主、合作、探究”，從學習方式的角度理解，是自主學習、合作學習、探究學習的有機統一;從人際關系的角度理解，就是“尊重自主、平等合作、共同探究”的共生共榮。如果單從課堂層面或單從“生生”層面來落實“自主、合作、探究”，那只能是“舍本逐末”，或者叫“本末倒置”。這個“本”，就是保障改革推進的體制、機制，就是課改背景下機關與基層之間、校際之間、領導與領導之間、領導與教師之間、教師與教師之間、教師與學生之間的新型關系。

由此，我們建構出我市課改的基本路徑：分步走（先試點，后普及），自主走（鼓勵學校自主探究，百花齊放），往里走（追求個性化，力戒同質化）。2014—2016年為試點先動階段，全市確定了26個學校進行試點，摸索經驗;2016—2018年為整體聯動階段，所有學校全部發動;同期，我們及時啟動示范帶動工程，在全市中小學開展第一輪“爭創生本課堂示范（合格）學校、爭當生本課堂示范（合格）教師”（簡稱“雙爭”）的活動。2018年秋，在第一輪“雙爭”活動即將結束時，我們又吹響了縱深推動的號角，在全市中小學全面開展“深化生本課堂建設，深度推進素質教育”（簡稱“雙深”）活動，并于年底啟動了第二輪“雙爭”活動。盡管去年底局領導班子發生調整，但新局長上任后，就作出了“一張藍圖繪到底”的鄭重承諾。這些舉措層層遞進，環環相扣，既讓參與課改的基層吃了“定心丸”，又讓一線教師體驗到在課改中成長的快樂。

《湖北教育》：課改整體思路進入執行層面，更需要結合每所學校的實際情況，摸索出一條適合各自學校的課改之路。具體到一所學校，又是如何落實？

張建安：對每所學校的課改，我們提出的總體要求是四步，即臨?！肽！瞿！?。對于學校操作的指導，我們相應的策略是“臨模各取所需，入模多維打磨，出模驗收考核，建模評價推介”。

在臨模階段，我們提供了多種“模式”供選擇：一是編印了得到廣泛認可的課程改革“七大范式”供借鑒;二是選取宜昌市天問學校、遠安縣第一高級中學等四所學校作為樣本校;三是鼓勵學校根據自身特點選取適合自己的模式。比如漢川二中選取的是昌樂二中模式，他們請昌樂二中派一線教師團隊到學校演練指導，手把手地教，點對點地學，校長帶頭，全員參與，用兩年多時間，完成了從出模到建模的華麗轉身;垌冢中學地處我市西北邊陲，他們與夷陵區分鄉初中結對子，相互學習，共同探討，摸索出了具有鮮明校本特色的“三環六步”幸福課堂模式，教育教學質量躋身于我市乃至孝感市前列，成為校際合作共贏的典范;新堰呂巷小學是漢川最邊遠的小學之一，他們不甘落后，主動拜本鎮中心小學為師，采取細化每一步、步步抓落實的辦法，通過兩年努力，成為我市農村小學課改的示范點。

《湖北教育》：課改初期，部分老師、管理者可能會產生很多不適應。漢川是如何引導學校、教師自主自發參與課改，產生“自下而上”聯動效應的？

張建安：自2001年國家啟動第八輪課改后，我們也在課改上花了很多精力，但收效不大。經歷了諸多嘗試之后推行的“自主、合作、探究”模式，讓基層嘗到了“甜頭”，所以大家參與的熱情很高。

有兩個例子讓我記憶深刻：一是“一言九鼎”變成了“一言九頂”。在起草第一個文本即《漢川市生本課堂實施方案》的過程中，我們充分吸收基層意見，讓基層敢“頂”。按慣例，這種政策文件一般由專人起草，然后象征性地征求意見，稍作修改，就下發實施。這次在征求基層意見的過程中，我們定調“領導只聽不解釋、不發表意見;發言者什么都可以說，甚至可以跳出征求意見稿來說”。有了這樣的要求，討論結果出乎意料，推翻一稿后，接著又是二稿、三稿，歷經8次修改，最后才形成達成廣泛共識的第一個文本。二是“領導變學生，校長變組員，教師唱主角”。對生本課堂的定位是基于小組合作學習前提下的生本課堂。而小組合作，一線教師最有發言權。我們組織了很多活動，如拜市內外的一線教師為師，以小組模擬“實戰”的形式對學校校長和教育局領導干部進行“頭腦風暴”“變臉”。這類活動讓決策者變成了“合作者”“協奏者”。角色變了，底氣足了，地氣就自然而然接上了。

《湖北教育》：在推動和深化漢川課改的過程中，您遇到過哪些困難？又是如何化解的？

張建安：肯定會遇到各種困難，比如經費等方面的實際困難，但這些困難好解決，因為我們有個好班子，兩任領導班子都給了我強力支持，那就是“要錢給錢，要人給人，要力出力”。最大的困難還是思想觀念上的困難，理念更新上的困難。

漢川啟動生本課堂建設時，在真學與應付學之間，我們選擇了真學。我先后20多次帶隊外出學習考察，每月下校、進課堂時間不少于10天，近五年累計作專題講座40多場，與一線管理干部、教師交心談心近千人次?；鶎訉W校不論大小遠近，只要是事關生本課堂的研討活動，我都參加。近五年來，漢川外派學習近3000人次，達到在崗教師總數的五分之二，外派校長掛職培訓60余人次，達到校長總數的三分之一以上。

回顧參與主持的課改歷程，我只做了一件事，那就是“面向全體，全面發展”。從2009年起，我們將重點高中的招生計劃指標100%分配到鄉鎮和局直初中，并且將義教階段考試的“三率”（即均分、優質率、合格率）評價調整為“四率”（即均分、合格率、后20%均分、鞏固率），取消了優質率評價，加大合格率評價的比重。這些重大調整引起的震蕩持續了五六年。其中的阻力和艱難可謂“一言難盡”，但我們堅持不變，毫不動搖。如今，我可以自豪地說，漢川沒有一所義務教育階段的學校有分快慢班或變相分快慢班的行為。2016年，啟動“雙爭”活動時，我們又修訂了落實“全面發展”推進生本課堂的18項評價制度，并且態度堅決，一抓到底。

《湖北教育》：課改之后，漢川教育呈現出哪些新面貌？

張建安：課改后的新面貌，我想從三個方面來概述：一是“百花齊放”的局面初步形成。教育局舉行的各類傳統賽事如田徑運動會、經典誦讀比賽、中小學生足球比賽、書法比賽等，不再“花開富貴”，集中在城區學?；蛑攸c學校，而是“飛入尋常百姓家”，農村學校、邊遠學校時不時有“黑馬”出現;近兩年實施的重點高中特長生招生，城區農村占比適當，充分說明課改讓農村學校不再落后，農村的孩子也能自信、從容地與城里的孩子同臺競技。二是聚焦主業的熱情持續高漲。外出觀摩，基層的要求不是減人而是加人;市內研討，實際參加人數大大多于規定人數。有的老教師為了學習電子導學案制作，春晚也顧不上看。三是呈現出教育質量逐年提升的可喜態勢。我市的中考、高考質量年年有提高，年年有變化，人民群眾對教育的滿意度逐年提高。

《湖北教育》：從一所學校，一位老師，甚至到一名學生身上產生的變化，讓我們真正感受到課改帶來的影響。您能否給我們談談他們的變化？

張建安：在漢川近五年的改課實踐中，涌現出很多鮮活的案例。馬鞍鄉八一小學，課改前，教師“人心思走”，學校班子精神面貌不振，質量綜合評價一直居全市靠后位置，教育局組織的各類檢查，該?？傆袉栴}或情況被通報。課改啟動后，該校各項工作都擺脫了末位，有的工作在全市還處于靠前位次;學校凝聚力大大增強，推選出了全市的師德標兵參加巡回演講，學生參加機器人大賽獲全省一等獎，今年又將代表孝感市參加全省比賽。

再如漢川實驗中學的數學老師李平芳。課改前，她加班加點成常態，但課堂效果并不理想。參與課改后，她大膽求變：一是努力落實“兵管兵”，在小組合作過程中把自己是“國家二級心理咨詢師”的專長充分運用于小組建設，科學組建小組，培訓組員，明確職責。二是大膽嘗試“兵教兵”，讓學生走上講臺。她的課堂上，每一位學生都愿意跟同學分享，許多學生為了能給其他同學講清楚自己做錯的題或感興趣的題，會想方設法查找資料，甚至和家長、同學一起討論。到九年級復習的最后階段，李老師所帶的學生基本上不怎么需要老師講題了，而是自發地要求到黑板上給同學們講題。她所任的學科，合格率達到96%以上，總分120分的數學，均分超過100分，高于全市校際綜合評比最高值10分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