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關系如何行穩致遠、實現可持續發展

楊伯江

近期，關于中日關系回暖、轉圜的文章較多，其中一些從世界格局、亞太形勢變化的角度進行分析、研判，本文我想就中日關系本身做一點探討，主要集中在三個問題上。

為什么會有這一輪的轉圜、改善和深化合作

我們知道從2012年日本方面所謂將釣魚島“國有化”以后，中日關系一直在低谷徘徊。從2017年5月第一次“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到2018年中日兩國實現總理互訪，中日關系重返正常發展軌道，用了七個年頭。那么，中日關系為何能夠觸底反彈，推動中日關系重返正軌的主要驅動力究竟何在呢？中日關系在冷戰結束以后出現過不止一次的危機或者說起伏，2006年我們就曾用過“轉圜”這個詞，這次應該說是“再度轉圜”。

我認為從2010年釣魚島海域非法抓扣事件開始，經過2012年的“國有化”釣魚島事件，2013年可以說中日關系跌到了自1972年邦交正?；詠淼淖畹忘c。這一年4月，安倍晉三首相在國會參議院預算委員會上稱，“侵略”無論在學術界還是在國際上都沒有統一的定義，12月悍然參拜靖國神社。中日關系進入最黑暗的時刻，但也走到了黎明的前夕。2014年11月，在北京郊區懷柔召開的APEC首腦會議上，中日領導人實現了簡短會晤。此前幾天，中日就處理和改善中日關系達成四點原則共識。應該說從這時開始，中日關系就朝著摸索轉圜、改善、恢復正常的方向在努力，至今已經有將近五年的時間。那么，這一輪轉圜改善的主要驅動力是什么？我認為概括而言就是“利益驅動，政策導向”。其中，最帶有根本性的動力就是中日兩國在各自經濟社會發展過程中產生出來的、源源不斷的相互合作需要。

但是，也經常會被各界朋友問到一個問題，即在這一輪的中日關系改善過程中，外部因素發揮了什么作用？比如美國因素發揮了什么作用？更有一些分析把“特朗普沖擊”作為此輪中日關系改善的最大推動力，對于這一點我認為值得商榷。確實，美國共和黨特朗普政府誕生后，中美之間出現了貿易摩擦，繼而不斷激化。同時美國也與盟國日本之間出現了矛盾上升的趨勢，首先是圍繞著貿易以及貿易體制問題，其次是以朝核問題為核心的東北亞地區安全問題，甚至還包括美日之間軍售、軍購這樣的合作問題。特朗普總統對與盟國之間的“共同價值觀”不像之前的總統那么強調和重視，在外交風格上更是特立獨行，“交易型”特點明顯。但無論如何，美國因素或者說外部因素構不成中日關系此輪改善的首要驅動力。一個簡單的事實就是，在特朗普入主白宮至少兩年前，中日關系就已經開始了重返正軌的嘗試。換言之，即使2016年選舉后不是特朗普上臺，中日關系的改善也勢在必然。

當然，這里有一個重要前提，即中日兩國的戰略和政策背景。在亞太地區的國際事務當中，中國及日本的作用在增大，呈上升趨勢。冷戰結束后，從克林頓時期到奧巴馬時期，亞太地區形勢很大程度上是由美國的戰略和政策牽引的，但這一邏輯目前正在發生變化。2013年以來中國“一帶一路”建設對改變力量對比、重塑地區格局與大國影響力發揮了重要作用，中國的戰略和政策正成為牽引地區形勢的一大自變量。與此同時，日本盡管經濟增速不再像過去那么快，進入了成熟增長期，但是它的“綜合戰略活躍度”也在明顯提升，努力從一個因變量變成自變量，努力從“棋子”變成“棋手”。特別是2012年以后，日本從安全領域入手推動國家戰略轉型，優化國力結構，全面強化國際行為能力。日本推動CPTPP談判取得重大進展，簽署了日本與歐盟的經濟伙伴關系協定（EPA），日歐EPA成為目前世界上最大規模的自由貿易圈。

此輪改善和深化合作的路能走多遠

前面我們解讀了過去，下面一起來看看前方的路。應該說中日改善關系、深化雙邊合作對于兩國來說都是重要和必要的，也是完全可能和有巨大潛力的，但是改善關系和深化合作不會從天上掉下來，不是無條件、自然生成的，需要我們在戰略上、政策上創造條件，需要大力培育、倍加呵護。

以下幾個方面非常重要。

首先是要認識到，發展中日關系的巨大潛力來自于兩國經濟產業及社會發展方面的巨大互補性。早在上個世紀六十年代，日本著名國際問題學者高坂正堯就說過，日本真正的對手不是中國。當代日本著名管理學家大前研一先生也說，二十一世紀日本應該采取的國家戰略是把中國作為主顧，也就是把中國作為客戶，言下之意是，一個中國“夠日本吃一輩子的”。對中國來說也是如此，我們需要學習外國包括日本的先進經驗，如日本的節能技術、環保技術、社會管理、區域合作以及應對貿易戰的經驗，等等。

本文作者在研討會演講中。

其次要使中日關系改善得順利、持久，還要善于處理分歧、妥善管理敏感問題。雖然當前中日關系在改善和發展，但是彼此間的一些重大問題并沒有得到根本解決，我們要直面現實，不能當鴕鳥。很明顯，在一些問題上，短期內要找到雙方都能接受的解決方案還比較困難。在這種情況下，我們首先要考慮的是如何把問題妥善管理起來，防止局部矛盾激化而沖擊大局。管理好問題是為將來解決問題創造條件，而管理好問題的前置性條件是承認問題的存在，包括承認釣魚島主權爭端的存在。承認問題是管理問題、解決問題的第一步。

三是加強戰略對話，擴大溝通協調范圍。在自由貿易、地區合作等方面，中日之間存在著共同點，但并不是沒有差異甚至分歧。在更宏觀的層面，日本的戰略自主性在上升，但并不是說它和中國就走在了一個方向上。我們必須頭腦冷靜、全面把握。在具體問題上，譬如今年日本是G20峰會的東道國，由于去年的東道國阿根廷、明年的沙特被認為難以發揮重大作用，因此日本所扮演的角色就變得很重要，它要“干三年的活”。圍繞WTO改革、圍繞一系列重要的制度性安排，日本的想法與歐美不盡相同，但是與中國也不完全相同甚至更有距離。在電子商務、網絡信息等特定問題上，日方的立場恐怕更接近歐美而不是中國，對這些我們要心中有數，精準把握。

為了行穩致遠，應該如何去做

我認為基本的思路應該是改善存量、優化增量。所謂改善存量，就是要坦誠面對現實，妥善管理分歧，推動問題朝著未來妥善解決的方向發展。而所謂優化增量，我認為有三點非常重要，一是要從時代潮流、文明的高度來定位和把握中日關系。我們此次研討會的定位是“國際變局下的中日關系”，意思就是把“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這樣一個大背景和時代幕布與中日雙邊關系銜接、對接起來，豐富其觀察角度，強調“變動世界中的中日關系”、“新時代的中日關系”。二是中日需要相互學習，深入研究彼此。比如日本體現社會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數一直比較低，是怎么做到這一點的，很值得研究。日本剛剛結束了平成時代，社會思潮、政治思潮的流變，主流價值觀是怎樣的，我們對平成時代乃至戰后昭和時代的研究還需要繼續深化。三是推動務實合作。再好的定位和愿景也需要由合作產生的共同利益這一實際內涵來支撐，中日關系更是如此。中日關系豐富而復雜，惟其如此不進則退，加強務實合作要有緊迫感。在推動中日第三方市場合作、“帶路”沿線基礎設施建設的合作上，如何克服兩國企業文化中的差異、扎實推進每個項目的進展非常重要。

包括中國在內，如何在變局中推進新型國際關系的構建、推進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構建是當今世界面臨的核心課題。日本也在努力探索“令和時代”新的發展方向和路徑。如何正確理解、精準把握世界大勢，順應時代潮流、維護和平穩定，是中日兩國面臨的共同任務。我們不能做時代的棄兒，不能做時代的失敗者，而是要集中智慧，共同面對時代的挑戰。

（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所長、研究員。本文根據作者在中國社會科學論壇“全球變局下的中日關系：務實合作與前景展望”國際學術研討會上的學術演講整理而成，經作者修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