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生推動力”助推日本對華政策？

盧昊

近期，中日關系積極互動不斷。在習近平主席6月將訪日出席大阪二十國集團（G20峰會）的背景下，中日雙方正努力強化目前雙邊關系改善勢頭，增進友好互信氣氛。中日有識之士指出，基于共同利益的兩國關系應當更具備“自主發展”的能力，并呼吁中日間建立新的互動模式。

“構建日中新時代”

5月9日，即將離任的中國駐日大使程永華攜夫人應邀前往皇宮，拜會了剛登位的新天皇德仁及皇后。這也是新天皇即位后會見的首位外國使節。會見持續了約25分鐘，氣氛親切友好。上任天皇明仁在位時，會邀請任期超過三年的外國駐日大使來皇宮座談，新天皇將繼承這一慣例，也希望借此表達對發展中日關系的期待。此前的5月7日，安倍首相率領日本政經界近千人出席了在東京新大谷飯店舉行的程大使離任招待會。安倍首相在會上發表演講，贊賞程大使在促進中日溝通方面作出的重大貢獻，并再次表示，希望兩國關系在各個領域均有發展，“構建日中新時代”。4月中旬，極少與外國大使共進午餐的安倍還邀請程大使前往首相公邸共進午餐。

有日本媒體稱，當前中日關系正處于“向上發展通道”。圍繞習近平主席訪日參加G20峰會，中日有識之士正積極引導氣氛與輿論方向。5月12日，在中國社會科學院主辦的國際學術研討會上，中國前國務委員戴秉國呼吁，將中日兩國關系提升至符合新時代要求，符合兩國人民愿望，符合亞洲各國和世界期待的新階段、新水平、新高度。出席同會議的日本前首相福田康夫回應說，中日應為應對國際變局而相互借鑒，進行合作。他還贊揚中方提出的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稱其“一定會給中國以及全世界人民帶來巨大福祉”。

在友好氣氛的帶動下，中日政治互動頻繁。5月10日，中日政府在北海道舉行中日海洋事務高級別磋商。5月中旬，中國國務委員楊潔篪訪日出席中日第六次高級別政治對話，會見安倍等日方高層。5月下旬，中日重啟中斷了八年的兩國裁軍及核不擴散磋商，同時，中日圍繞第三方市場合作的局級對話也在北京舉行。值得關注的是，中日關系務實合作的議程正在推進，兩國關系改善的“勢”正逐步落實為“型”。中日專家近期陸續發言指出了這一趨勢。如中國社科院日本所所長楊伯江指出，中日在各自經濟社會進程中，正持續地產生相互合作的需要，中日合作將產生“外溢效應”，為國際社會注入更多“正能量”，提供更多“新智慧”。日本前駐美大使、國際問題研究所理事長佐佐江賢一郎則指出，借助雙邊關系改善，中日正努力重建并拓展合作框架，“中日之間實際有很多共同利益，很高興我們又重新認識到了這一點”。

多種變量影響

中日關系近年來幾經波折，目前終于重回正軌。事實上，中日關系向來不處于孤立環境和“封閉空間”，而是與周邊乃至國際體系密切關聯，處于動態發展中。從日本視角看，日本對華政策始終受到國際因素、日本國內因素及中國因素的合力作用。國際體系和地區格局的變化，以及作為國際體系及日美同盟主導者的美國的政策調整，對日本對外戰略施加著“外在牽引力”;日本國內政治經濟及意識觀念環境的嬗變，作為“內生推動力”加速日本國家戰略及其配套政策的轉型;而中國實力與對外戰略影響力增長，以及這一權力轉移背景下的中日關系互動，使得日本日益受到來自中國的“互動塑造力”。在以上三種力量中，“外在牽引力”仍發揮重大影響力，但后兩者即日本自身因素及中國因素，在日本對華政策構局中的比重正快速提升。

2019年5月16日，日本駐華大使館在北京舉行“春季招待會”，橫井裕大使致歡迎辭。

從日本自身因素看，日益增強的戰略自主意識成為推動日本內外政策包括對華政策變化的關鍵動因。不少觀察者將當前日本自主傾向增長歸因于美國霸權衰退及戰略收縮傾向，以及“特朗普沖擊”促使日本主動對沖風險。但事實上，日本戰略專家們承認，戰后以來日本一直尋找外交乃至戰略上的“主體性”。當前國際秩序的變動愈益加速了這一進程。日本政治精英們更加強調“求人不如求己”，在試圖擺脫通縮、振興經濟的同時，尤其加強了外交、安全自主能力建設，在國際上積極尋求戰略空間，努力參與秩序建構，乃至提供“觀念貢獻”。一方面，日本的戰略進取與國內保守思維、對華防范心理相結合，提升了中日戰略競爭的強度;另一方面，在強硬推進“對華包圍”受挫后，日本也意識到其謀求戰略自主的舉措，需要依托一個穩定的中日關系。而且，在外需對華依賴持續增加的情況下，通過分享中國發展紅利，支持自身經濟復蘇，依然是日本的“基本剛需”。

從中國的因素看，中日之間力量對比的變化，使得中日新時期的相互依存關系也呈現新的形勢。在中日關系中，中國因為實力的增長而日益占據主動，對雙邊關系的塑造能力不斷增強，但日本也在積極憑借自身“軟實力”，特別是國家形象、國際話語權及規則參與力上的特定優勢來“抗衡”中國的影響力增長，這似乎讓中日之間的“影響力之爭”更趨復雜化。但實際上，基于和平發展目標的中國能力增長，意味著相比過去，中日兩國在引領新產業技術革命和全球經濟發展、推動國際秩序合理化和全球治理進步方面，均具有了更為對等的角色和更廣泛的交集，也就意味著更大的合作機遇。同時，中國已連續三年成為日本最大海外客源國，也吸引了更多日本訪客，加上兩國互聯網平臺的跨境即時傳播，使得中日民間交流呈現基層化、規?；c全天候的特征，并以“自下而上”的方式逐步影響著中日關系的互動方式與效果。

需要“良性互動模式”

在可預見的時期，日本政府仍將對穩定和發展中日關系持積極態度。但也需要看到，日本現行對華政策思維仍是高度現實主義的。在中美兩大國之間，日本奉行“參與及對沖”策略，具有明顯的“平衡術”色彩，而且相比“日中協調”，日本對日美同盟的依賴仍是結構性的，偏向仍是根本性的。同時，日本仍傾向于從“競爭性視角”乃至“對抗性視角”審視中國，特別是在安全、地緣政治及秩序規則層面。日本目前系統性的“強軍工程”和“國際安全合作”仍以中國為防范對象乃至“假想敵手”，日本在尋求中日經濟合作的同時，也“適時”與中方保持距離，并在各國大力倡導“有別于中方的”“高質量”“高標準”的基建投資和經貿體制，反映出鮮明的針對姿態與競爭心理。對此，中日一些有識之士已指出，中日關系要進入真正的高峰期，關鍵在于“轉換思維”，以更趨理性與開放的心態看待對方。中日的“共存之道”在于協調與合作，而非對抗與競爭。

考慮到多種內外因素的現實影響，中日關系的未來發展路徑仍然曲折。為應對未來的各種機遇與挑戰，中日需要建立一種穩定、均衡而可持續的“良性互動模式”。目前，中日間政治、戰略互信仍明顯缺失，雙邊關系易受突發事件、外部力量沖擊破壞，互動效果欠佳。中日各種現實利益矛盾的背后，混雜了太多的“認知偏差”與“情感糾結”，并很容易陷入負面螺旋。要逐步糾正這種狀態，需要雙方在信守承諾、嚴格遵守中日政治文件及基本原則的基礎上，在以下路徑同步推進：一是通過拓展務實合作，強化共同利益紐帶;二是積極努力管控矛盾，補齊安全合作短板;三是通過持續交流對話，促進相互理解認識;四是從促進區域發展和全球治理出發，推進戰略協調，擴大中日關系的“視野”與“格局”。其根本的指向，是推動中日關系趨向于“獨立運轉”“內需驅動”，并與更大的國際環境和時代進程“同生共存”“一起成長”。

東亞地區已經成為世界經濟、政治乃至思想力量最為集中、最為活躍的區域，中日對地區乃至全球的影響力、塑造力都在逐步增強，所負有的責任與義務也日益重大。一個良性發展的中日關系因而更加具有“國際公共產品”的特性。因此，兩國應當以更高瞻遠矚的姿態、開放包容的心態看待彼此，推動兩國關系在曲折前行中，通向有利于兩國乃至全世界人民福祉的未來。

（作者為中國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副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