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決戰”伊斯坦布爾

李亞男

5月6日，土耳其最高選舉委員會宣布取消3月底地方選舉中涉伊斯坦布爾市長的投票結果，終止現任市長（反對黨成員）的履職資格，并決定于6月23日重新舉行選舉。這是土總統埃爾多安及其領導的正發黨在輸掉伊斯坦布爾選舉之后，經多方游說、反復施壓爭取到的“翻盤”機會，但引起反對黨強烈不滿，誓言要再次擊敗正發黨。雙方圍繞伊斯坦布爾的新一輪爭奪正式拉開大幕。

正發黨在今年地方選舉中失守的大城市不止一個，甚至連首都安卡拉都已易手，但為何偏偏對伊斯坦布爾不能釋懷，必欲傾力相搏？究其原因，是由于這座橫跨歐亞的超級城市在土耳其的歷史、宗教、經濟、政治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其主導權歸屬將直接影響到國家未來的穩定和發展。

“世界之城”

拿破侖曾說：“如果世界是一個國家，它的首都一定是伊斯坦布爾?！边@并非夸張的溢美之詞。伊斯坦布爾是連接歐亞大陸的天然橋梁和樞紐，貫通馬爾馬拉海和黑海，扼守博斯普魯斯海峽咽喉要道，是歐洲的東部屏障、俄羅斯的南部出?？?、非洲向北通行的便捷通途，戰略位置極為重要。

伊斯坦布爾一景。土總統埃爾多安曾說：誰能贏得伊斯坦布爾，誰就能贏得土耳其。

伊斯坦布爾的城市歷史可以追溯到2600多年前，初建時屬于希臘文明范疇，后來成為羅馬帝國一部分。公元330年，羅馬的君士坦丁大帝將其定為帝國東部首都，命名為“新羅馬”，把帝國中興的厚望寄寓于此。但世人更愿稱其為君士坦丁堡，意為“君士坦丁之城”，以紀念一個新時代的開始。在此后的千年時光中，它一直是歐洲大陸上最繁華、最富有的城市，是基督教文明的中心。

1453年，奧斯曼土耳其帝國的“征服者”穆罕默德二世攻陷君士坦丁堡，羅馬最后一任皇帝在圍城之戰中陣亡，標志著羅馬帝國的覆滅和中世紀的終結。但盡管王朝更迭，這座城市卻在戰后獲得重生，并再次成為新帝國的首都。奧斯曼土耳其人用自己的語言稱它為伊斯坦布爾，將它重建為世界級大都市，恢復甚至超越了昔日的昌盛與繁華。同時，伊斯坦布爾也從基督教的堡壘變成了伊斯蘭教的象征，1517年后又成為歷史上最后數任哈里發的駐地，宗教和政治地位達到巔峰。

19世紀末20世紀初，隨著奧斯曼帝國的衰落，伊斯坦布爾再次行至歷史的十字路口。不僅城市發展水平和現代化程度日益落后于同時期的歐洲，而且深受帝國風雨飄搖、內外動蕩之苦，一戰后作為戰敗國首都又遭英、法、意等國短暫占領。1923年土耳其共和國成立，定都時特意避開了伊斯坦布爾，以示與奧斯曼帝國舊歷史劃清界限。

伊斯坦布爾雖然結束了千年首都的使命，但戰略重要性仍不容忽視。從體量上看，它是土國內最大城市。目前常住人口超過1500萬，占全國人口的18%以上，其中三分之二居住在歐洲一側。近十年來，隨著土城市化進程加快，越來越多的鄉村居民、尤其是東南部庫爾德居民遷往伊斯坦布爾，尋找就業機會，使該地區人口持續增長，城市群聚規模進一步擴大。

從功能上看，它是土經濟和金融中心。年度財政預算額度約為62億美元，比部分歐洲小國還要略高一籌;國內生產總值（GDP）占全國的30%以上，貿易額約占全國55%。土唯一的證券交易所以及多數大公司和媒體總部都設在伊斯坦布爾，解決了20%的工業勞動者就業，為國家貢獻了40%以上的稅收。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伊斯坦布爾一直是經合組織中發展速度最快的都市經濟區之一。

此外，它還是全球最受歡迎的旅游目地之一，每年吸引數以千萬計游客，不僅帶動了旅游服務等支柱產業的蓬勃發展，而且將土耳其悠久的歷史以及海陸碰撞、東西兼蓄的多元文明展示給全世界，成為當之無愧的“國家名片”。

鑒于此，任何一屆土耳其政府都不可能不重視伊斯坦布爾的發展，更不會對其行政主導權掉以輕心。埃爾多安在地方選舉動員中就曾多次提到：誰能贏得伊斯坦布爾，誰就能贏得土耳其。

埃爾多安的“發家之地”

事實上，對于埃爾多安本人、執政的正發黨以及由其代表的政治伊斯蘭力量而言，伊斯坦布爾還有著更特殊、更深層的重要意義。

首先，它具有強烈的政治象征性。伊斯坦布爾是埃爾多安的家鄉，更是其政治生涯的起步之地。1994年他當選為伊斯坦布爾市長，自此步入政壇并逐漸開啟了“埃爾多安時代”。從那時起，伊斯坦布爾便一直由其所在的政黨控制，此番市長職務易手確為25年來首次。反對黨派將此視為某種政治預言，認為在哪里開始的終將在哪里結束，正發黨在伊斯坦布爾的失敗或將成為埃爾多安權力由盛轉衰的節點。此外，伊斯坦布爾還是埃爾多安及正發黨大力倡導“新奧斯曼主義”的圖騰，失去其行政主導權將沉重打擊支持者的士氣。

其次，它與埃爾多安的經濟規劃密切相關。近年來，西方媒體屢屢唱衰土耳其經濟，但政府依靠集中上馬大規?；椖?，刺激經濟增長，收到了一定成效。這些超大型基建項目的代表作，比如新機場、新跨海大橋、高速鐵路升級改造等，多在伊斯坦布爾落地。若該地區改由反對派主導，項目推進及后期維護恐受影響，削弱政府經濟“強心針”的療效;而全國最大經濟中心與政府意見相左，也會給本就險象環生的經濟環境帶來更多變數，從而使埃爾多安向選民兌現“復蘇經濟”的承諾難度增大，或進一步動搖正發黨的執政基礎。

其三，它是政治伊斯蘭的意識形態陣地。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伊斯坦布爾就一直是伊斯蘭政黨活躍的舞臺，2011年后進一步成為中東地區穆兄會等政治伊斯蘭勢力的大本營，也是正發黨向地區投射政治影響力的平臺。2013年埃及塞西政府上臺，數千名穆兄會成員逃往伊斯坦布爾尋求庇護，并在當地創建電臺，針對埃及和海灣國家進行反政府宣傳。2014年卡塔爾迫于鄰國壓力，驅逐穆兄會七名頭目，伊斯坦布爾再次對其敞開大門。在埃爾多安和正發黨控局期間，伊斯坦布爾在財政預算和市政政策上向政治伊斯蘭相關的協會、基金會等團體傾斜，鼓勵其向窮人提供援助、向學生提供獎學金等，幫助正發黨鞏固選民基礎、實現埃爾多安“培育虔誠一代”的目標。據伊斯坦布爾地方議會反對黨議員稱，在過去一年半中，正發黨主導的市政機構至少花費了5720萬美元用以支持政治伊斯蘭勢力，且大多采用間接支付方式，如幫助相關組織減免房屋租金、承擔固定資產維修等，更具隱蔽性。世俗的共和人民黨代表在贏得伊斯坦布爾市長選舉后表示，要終止這種“不合理”的預算支出，并號召其他由反對黨主導的地方政府效仿，意在從基層削弱正發黨的意識形態基礎。

未來政局的“風向標”

無論從歷史還是現實的角度考慮，埃爾多安都不可能輕易放棄伊斯坦布爾，處心積慮“翻盤”符合他一貫的作風。但這次重選伊斯坦布爾市長和2015年號召提前進行議會選舉一樣，可算是兵行險招、孤注一擲之舉。若如愿獲勝，固然能守住現有的政治、經濟利益，但難免進一步降低國內民眾及國際社會對其民主制度的信心，還將導致反對派聯盟愈加牢固、政治極化程度愈深，社會對立和分裂風險持續升高。若再次失手，不僅前述擔憂都將逐一變成現實，而且埃爾多安的聲望和權威亦將受損，進而危及其總統連任前景。

目前反對派群情激奮。一方面，質疑正發黨提出的申訴理由，指出所謂“部分投票站工作人員不具備公務員身份涉嫌違法”在此次伊斯坦布爾地方議會選舉和去年的總統、全國議會選舉中同樣存在，要求同時取消以上選舉結果，直指埃爾多安當選總統的合法性。另一方面，強烈譴責最高選舉委員會喪失獨立性，指責總統肆意妄為、將權力凌駕于民主原則之上。

埃爾多安雖然牢固控制著國家的行政、安全、司法等機構，壟斷著大量媒體資源，但正發黨在伊斯坦布爾再選獲勝仍面臨一些不利因素。一是經濟困境未獲明顯紓解，失業率、通脹率、企業負債率居高不下，土耳其里拉貶值，民眾生活水平下降，厭倦“選票游戲”。二是正發黨內部分歧公開化，前總統居爾、前總理達武特奧盧均發聲批評最高選舉委員會的決定。此外，共和人民黨大打“受害者”的悲情牌，爭取到世俗主義者、自由主義者、民族主義者和庫爾德人的更多同情。

多數分析人士認為，埃爾多安要想增加勝算，一方面可能再次轉向歐洲尋求經濟支持，另一方面會緩和與庫爾德族群的關系，爭取保守庫爾德人的選票。但同時要避免動搖正發黨與民族行動黨的政治聯盟，平衡難度不小。近日，土政府已允許律師探視在押的庫工黨前領袖奧賈蘭，這是自2011年以來首次;土安全部門也正在尋找與敘利亞庫爾德武裝的對話途徑。伊斯坦布爾市長再選的結果雖難預料，但顯然已經帶動土內外政策出現微妙變化;未來伊斯坦布爾行政主導權的歸屬，亦將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土政局穩定與政策走向。

（作者為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中東研究所副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