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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敏:中國首位“生死擺渡人”

2019-08-17 21:41張德強
善天下 2019年3期
關鍵詞:高敏協調員捐獻者

張德強

她不是醫護人員,卻給數以千計的生命垂危者送來福音;她只有勞苦、沒有勞酬,卻十年如一日地在人體器官捐獻協調員這一新興職業崗位上堅守。她游說于生、死之間,一大愛之心促成生命的讓渡,被業界譽為中國首位“生命擺渡人”……

“游說”于生死之間

“首先我要感謝您,挽救了一條年輕的生命??!”2019年春節前夕,當人們都忙著張羅年貨的時候,深圳的高敏接到這個電話就往醫院跑,臉上洋溢著驚喜。

在深圳市各大醫院的ICU病房里,高敏經常會遇到這樣兩種人:一種是腦死亡多日,只能依靠呼吸機生存的病危者,他們是潛在的器官捐贈群體;另一種是等待器官移植的病患者,他們日夜都渴望能盡快得到相匹配的器官。

高敏每天穿著的白色工作衫,佩戴著共產黨員徽標和紅十字會徽標,背包里放滿了有關器官捐獻的各種資料,以及自己的協調員工作證、人大代表證等。

1997年夏天,26歲的高敏從山東商河縣來深圳給妹妹帶孩子,在妹妹家樓下的無償獻血站開始無償獻血。2005年,深圳紅十字會開始器官捐獻試點工作,高敏成為第一個器官捐獻協調員,也是全國首位器官捐獻協調員。每例捐獻,都讓她心力交瘁,“游說”的過程曾一度讓她抑郁。

2010年,我國公民自愿器官捐獻開始試點。2015年,器官移植全面停止使用死囚器官,公民自愿捐獻成為唯一來源。4年間,全國雖然自愿捐獻器官率成倍增長,但只占人口比例的2.98%(歐美為20-40%)。另外,器官移植時間限制相當苛刻,允許熱缺血時間非常短暫:心臟34分鐘,肝臟5-8分鐘,腎30分鐘,骨和眼角膜是24小時。高敏說,器官捐獻協調員的工作是和時間賽跑,艱難“游說”病人家屬后,再簽保密協議書,還要在最短的時間內請專家評審團評估后取出器官,再給渴望新生的人移植,安撫捐獻家屬直到遺體火化,才算完成一個完整器官捐獻協調過程。這個過程悲喜兩重天,這邊眼睜睜地看著活人無力挽回,那邊惦記著渴望新生的等待,中間還要講求速度效率以及對病人家屬的情緒進行安撫。

她這樣介紹自己:“我是個特別簡單的人,一直在妹妹家吃住。每天坐公交車去各大醫院。紅十字會給我發有工作服,還有口杯、自行車等。如果去捐獻者病房或家里協調,我可以坐醫院的急救車,以前還暈車,現在也習慣了。雖然每天顛簸幾十公里,但覺得很有意義?!?h3>為了生命的囑托

2005年冬的一天凌晨,高敏接到第一個自愿捐獻者的電話:“我女兒學習成績優異,因遭車禍醫生說沒有生還的希望了。但她的器官都是好的,我不想讓女兒白白離去,想用她的器官救人……”電話那頭的聲音充滿著無奈和憂傷。

高敏從這位母親的哭訴中得知,18歲的湖北天門市女孩金夢,因交通事故顱腦重度損傷,難以生還。高敏坐火車連夜趕到武昌,接著和武漢同濟醫學院器官移植研究所的醫生一同到天門,協助金夢母親填完有關捐獻手續。當醫生拔掉呼吸機,將金夢推入手術室的那一刻。金夢母親緊緊握住高敏的手叮囑:“請替我送孩子最后一程?!蓖瑯幼鳛槟赣H的高敏再也忍不住,緊緊和她相擁而泣。片刻,她迅速跟進手術室,室內紅燈亮起,門自動關閉。高敏帶著金夢家人的重托,簡單而又莊嚴地舉行儀式:“請全體人員向偉大的捐獻者默哀致敬……”儀式完畢,醫護人員就開始緊張工作。時間一分分的流逝,高敏的淚水一滴滴滾落。手術完畢,她再次請全體醫護人員向捐獻者鞠躬。

高敏說:“整個手術過程采用嚴格的外科手術標準,如同醫院任何外科手術一樣,術后醫生會認真縫合并恢復遺體的原貌。這是對捐獻器官者的尊重,也是對其家人的安撫?!?/p>

金夢的腎臟救了上海兩個小男孩,肝臟救了一個武漢男孩,眼角膜在深圳讓四位眼疾患者重見光明。金夢離世而去了,但她生命在多位被救患者的身上延續。

2012年初春,高敏忽然接到湖南臨武縣山村郭春海打來的電話,說他和媽媽一起來到深圳,現在羅湖火車站。這位早年患了惡性星形細胞瘤的青年曾和高敏取得聯系,表達自己要捐獻器官的想法。

這次,他怕住在山村錯失捐獻器官的最佳時間,所以想到深圳度過最后的日子。高敏答應了郭春海的請求,通過朋友關系安頓好他娘兒倆的生活。

那段時間,郭春海在住地休養,媽媽則在一家小型五金廠打工。高敏時常去看望他們。

2015年4月15日,天下著小雨,郭春海走了?!靶『0?,現在我只能保證,把你永遠留在深圳,讓你的心愿在那里實現?!备呙裟嫖恐?。最終,郭春海捐獻了角膜和遺體。據深圳市紅十字會介紹,郭春海的角膜捐獻讓四個人重見光明,遺體用作醫學研究。

任重道遠的捐獻之路

我國的遺體捐獻,任重道遠。高敏的協調多有坎坷。

一次,自愿器官捐獻者劉爭光,在中山市一家民營醫院去世。雖然各種捐獻手續完備,但院長擔心其家屬找麻煩,不敢輕易去取器官,高敏再三請求被拒絕,她不得不另外聯系醫院。這一折騰,耽誤了10多個小時。這讓高敏特感無奈。然而,我國尚沒有一部專門法律能夠確保器官捐獻者的權利和義務。

最讓高敏尷尬的是,有的病人家屬要求捐贈器官換取經濟補償。高敏明確告訴他們,這樣的行為是器官買賣,是非法的。有的家屬猶豫后,最終放棄捐贈。高敏深知,要求經濟補償也是家屬的無奈之舉,因為很多病人治療到最后,都是債臺高筑,人財兩空。貧困家庭的捐獻者付出愛心后,其家人的生活應該由誰來幫助,需要法律或政策的明確界定。

有一次,在說服一位腦死亡患者家屬時,高敏遭遇到辱罵和追打,頭發大把脫落?;氐郊依?,妹妹勸她不要再干了,還為她找了份物業管理工作,可是性格執拗的高敏最終還是選擇堅守。

當問及高敏的收入,她平靜而坦蕩:“我實話說吧,除了每月由紅十字會報銷幾百元電話費和一些打車費外,沒有一分錢酬勞,生活費全靠在深圳的妹妹接濟。很多人質疑我每獲取一個有效器官,就可以獲得一筆不菲收入。這樣的道聽途說或者沒有根據的閑言碎語,我從不解釋或爭辯。而每當評估組負責人說這次協調器官救活了好幾個人,我就特感高興和滿足?!?/p>

高敏那一本本密密麻麻記錄著每次協調信息的日記本顯示。10年來她累計協調器官捐贈1800多起,成功1000余起。日記本中那紅、藍、黃、綠等不同色彩,是她為那些偉大捐獻者書寫的名片,也是她記錄那些由此獲得新生者的感恩心語。

(文中捐獻者和家屬均為化名)

【責編/楊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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