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案件中未成年證人作證制度研究

關鍵詞 刑事案件 未成年證人作證制度 中國特色

作者簡介：黃燕，黑龍江大學法律碩士（法學）。

中圖分類號：D925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文獻標識碼：A ? ? ? ? ? ?? ? ? ? ? ?DOI：10.19387/j.cnki.1009-0592.2019.08.011

一、未成年人作證能力適格問題

在世界范圍內，對未成年人的界定不盡相同，根據現今大多國家的成文法與判例，大致可以將關于未成年人作證能力的規定分為三種：一是以年齡作為區分標準，如智利等;二是以證人的心智能力作為標準，例如英國，以及我國臺灣地區規定，凡能理會宣誓之意義，知曉陳述真實之責任者，均得為證人 ;三是混合模式，將年齡與智力心智情況結合考慮。其中，不以年齡作為絕對判斷標準的國家中，經過心理學及司法實踐的研究，未成年人的作證能力主要判斷標準是： 感知、記憶及表達三位一體?！案兄芰κ侵敢粋€證人在其將要作證的事件發生的關鍵時刻必須具有感知的能力，無論他運用一個或多個感官; 記憶能力是指證人的記憶必須完好無損; 表達能力是指證人必須有能力并愿意真實、清楚的表達，以便調查人員不會誤解?！?在此基礎上，即使年齡未達標，也足以成為一名適格的證人。

在我國，“從理論上說，我國公民都有作證的權利能力，人人均可作證，人人均可稱為證人?！?但是，公民的個體差異在實踐中是不容忽視的，尤其是未成年人這種特定的群體。我國《刑事訴訟法》第48條從反面排除了生理上、精神上有缺陷或者年幼，不能辨別是非，不能正確表達的人?？梢娢覈⒉皇羌兇庖阅挲g標準作為判斷公民是否可以作適格證人的國家，而是以排除法將因為自身生理、心理、年齡限制而無法正確辨別行為或表達真實情況的人剔除出去，這無疑是具有合理性的，但是在這一層次上實行“一刀切”也存在其不合理之處。因為完全無法辨別是非、不能正確表達和部分無法辨別是非、不能正確表達是有本質上的區別的，一味地適用“存疑時有利于被告人”原則排除未成年人證言在某些缺少足夠的證據對犯罪嫌疑人定罪量刑的案件中更加無疑是對被害人的不公正對待。對此，《刑事訴訟法司法解釋》第109條為未成年人的證言定制了“補強規則”，認為對于未成年人作證，如果有其他證據印證可以予以采信。這表明司法并沒有完全摒棄未成年人可能與案件事實不符的證人證言，而是通過與其他證據結合來加以適用，此舉較好的彌補了未成年人證言在證明力上的部分缺失。

二、未成年人作證的阻礙

這時，就不可避免地要談論到未成年人在作為證人時會遇到的阻礙。上文已經提到未成年人本身的無法辨別是非和無法正確表達是未成年人基于證人身份在作證時對其所見所言證明力的影響。一般未成年人作為證人的案件大致可分為兩種情況：一是未成年人作為被害人的案件，二是未成年人作為目擊證人的案件。

第一種情況較多出現在家庭、學校的傷害、猥褻等案件中，通過對類似案例的研究和比較，筆者發現這類案件中，未成年人作為被害人提供證人證言時有一些特殊的障礙，首先無論是在私下還是在公共場合重復其遭受的侵害對于未成年人而言都是極為嚴重的二次傷害。人類的記憶會隨著時間的流逝而慢慢的被遺忘，成年人如此，更不用說是未成年人，況且重復的回憶和敘述更是會加深未成年人對這部分記憶的印象，帶來的二次傷害無疑會加重之后心理治療的難度。其次，針對作為被害人的未成年人的陳述，往往取信度較高，但是不可避免會出現“多數人的暴政”，例如永州12歲少女污蔑老師對其實施強奸，經過媒體鋪天蓋地的宣傳后人民對此深信不疑，但是事實證明，起因只是其不想交學費、不想交生活費、成績不好而仇恨老師，這樣的“真相”不禁令人毛骨悚然。在這種情況下，司法又該如何保護這未成年人不實證言下的“少數人”呢？針對未成年人做出的不實證言，法律又該如何去規避呢？

第二種情況下，未成年人作為目擊證人是一個偶然性的事件，大多數案件中并不會有未成年人作為目擊證人或者并不會只有未成年人作為目擊證人，在少數只有未成年人作為證人或是涉及未成年人證人的案件中，未成年人作證遇到的障礙具有普遍性，也就是在所有涉及未成年人作證的情況下都會出現的。首先，未成年人面對出庭的壓力下說出的話，有多少可信度呢？尤其是在法庭上被提問時。雖然根據《人民檢察院辦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規定》第29條以及《刑事訴訟法》第141條規定未成年人一般可以不出庭作證，但未成年人作為證人出庭的情況雖然少但還是存在的，這時未成年人的監護人就成了必不可少的一個環節，對此未成年人保護法規定了未成年人作證時監護人必須在場的制度，由實踐可知，監護人在場不僅可以緩解未成年人的壓力還可以增加其安全感，為其作證添加一些“從容與勇氣”。然而歸根結底，未成年人面對的壓力還是存在的，比起成年人他們的心理承受能力往往更弱，甚至有時會造成法庭秩序的混亂。其次，未成年人由于缺乏判斷力、心智不成熟，很容易受到成年人，尤其是家屬誘導性的引導而產生錯誤的記憶，成為別有目的的成年人操控“的棋子”，從而影響司法公正。這一現象在實務中也屢見不鮮，一些家長為了“訛錢”將主意打到了老師、學校甚至是教育局的身上，操縱孩子作偽證博取同情心。同時，法庭上的誘導性提問、交叉詢問也會使未成年人在壓力下更容易受到誘導，甚至是記憶的錯亂。最后，從被告角度來說，未成年人不出庭作證是對被告質證權利的損害，被告無法通過法庭質證排除證人證言或者尋求對自己有利的證人證言，這使得未成人的證言在某種程度上成為了無法“辯駁”的絕對證言。當然，未成年人作證制度在理論上和司法實踐中過去未來肯定還有諸多的障礙，肯定不僅限于上文所提到的種種。

三、未成年證人作證制度構建之我見

基于未成人作證有以上種種障礙，在如今司法改革的背景下，如何更好地構建未成年人作證制度無疑將會是一個必須要攻克的難題。其中，立法無疑是舉足輕重的一環，迄今為止《刑事訴訟法》《未成年人保護法》以及各種規定對此均有所涉獵，但從總體上看，仍缺乏體系化與具體的方式策略，還停留在碎片化階段，筆者建議應當從建立證人保護機構、制定保護措施、庭前服務、庭審中減少壓力、禁止提出誘導性問題、運用科技手段等一系列方面分別對未成年人的人身安全及心理健康進行保護，并探索創新模式以完善未成年人作證制度。

司法也需要與時俱進，對待未成年證人作證模式并不一定要局限于老式證人作證模式的框架下，構建未成年證人廳外作證制度不免為一個規避許多障礙的方法。我國法律并不規避庭外作證的作證效力，2013年10月24日，由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印發的《關于依法懲治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意見》第18條規定： “人民法院開庭審理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未成年被害人、證人確有必要出庭的，應當根據案件情況采取不暴露外貌、真實聲音 等保護措施。有條件的，可以采取視頻等方式播放未成年人的陳述、證言，播放視頻亦應采取保護措施?？梢姮F在性侵害未成年人案件中，未成年人可通過視頻等方式作為庭外作證實踐，這無疑是一個新的探索和良好的開端，在實踐逐漸成熟后也可以擴展至其他未成年人作證的案件中。

此外，國內也可效仿國外在審核未成年人作證能力時采用的混合模式。我國在判斷證人適格的問題時有提到年齡、心理、生理、辨別是非能力、表達能力等問題，但都比較籠統，給予了法官較大的自由裁量權，也帶來了很多不確定性，容易造成個案的不公。當法官也不知道該不該采納未成年人證言或者法官內心的裁量標準也很模糊時，未成年人的權益就很容易無法受到保護。無獨有偶，有的學者就主張二階審查法 ，以10歲為分界點，10歲以上擁有作證能力，10歲以下應結合法官裁量以及鑒定以確實確定其是否有作證能力。當然具體的分界點還應交由法學專家、心理學界等人士綜合判斷。

最后，說回立法。首先，未成年人作為一個特殊的群體，但作為證人參與庭審時，在人身安全和心理健康反面應受到相較于成年人更特殊的照顧。因此諸如未成年人的知情權、隱私權、安全保障權等應該受到更為嚴格的保護，以避免對其現在和將來的人身、生活造成損害;其次，對為未成年人的偵查、訊問、質證等程序應建立標準化的流程，加強未成年人證言可信性的鑒定，避免未成年人受到誘導或說謊，減少其作證帶來的不確定性;最后，未成年人的監護人也應盡到妥善的義務，不僅僅是作為輔助人簡單的陪護，還應減少對未成年人以及案情不必要的影響，必要的時候還應該保護未成年人，行使其監護人的權利，阻擋外界對證人的影響，盡量使證人在作證時做出最真實的證言。

四、總結

未成年人，作為證人來說，不應該被剝奪其作證的權利和義務。從法律上講，未成年本身并不能取消未成年人的作證資格，但是，只要未成年人在生理上尚不成熟，或直接影響到其對客觀事物的感知或認識，就可以取消其出庭作證的資格，這種觀點，屬于普通法上的傳統做法 ，我國采用此種做法無可厚非。但是，隨著科技的發展和時代的日新月異，在實踐中，各種不同的陳詞濫調、守舊的模式往往會阻礙司法跟上時代的步伐，司法改革的目的是為了使司法挽緊潮流的臂膀，更好地為民眾服務，更加接近真正的司法公正。因此，在反思過去，學習它國的基礎上，我們應更進一步探尋適合中國國情的未成年人作證制度。

注釋：

史焱.兒童證人證言的審查認定[J].中國檢察官，2017（3）.

[美]喬恩·R·華爾茲.刑事證據大全（第二版）[M]，何家弘，等，譯.北京：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2004：47-48.

田平安.證人證言初論[J].訴訟法論叢，1998（2）.

程捷.未成年人作證規則之檢討——以刑事證據法為視角[J].中國青年政治學院學報，2013（3）.

畢玉謙.民事證據法判例實務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