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元墓葬研究的回顧與前瞻

徐學琳

摘 要：對蒙元墓葬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形制、裝飾、隨葬品等方面，體現出研究者考古學本位、歷史學、藝術史3個取向。針對目前研究中存在的問題與缺陷，將來的研究應重視基礎性課題，吸收相關學科的研究成果，綜合地探索研究，探討長時段的關鍵性問題。

關鍵詞：蒙元墓葬;形制;裝飾;隨葬品;考古學

中圖分類號：K878.8?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3-2596（2019）07-0011-05

墓葬是考古學研究的主要內容之一，蒙元墓葬的研究也以考古學為主，因此本文的回顧以考古學研究為主體，兼及相關學科。在早期的考古實踐中，宋遼金元時期的墓葬被認為規模小，隨葬品不豐富，大量的墓葬發掘過后，資料沒有得到及時發表。另一方面，此時段文獻資料相對豐富，對考古發現研究的依賴、需求較小，導致遼宋金元墓葬考古研究整體上比較滯后，蒙元時期墓葬研究沒有得到應有重視。最近十幾年，隨著考古學自身的發展以及考古學理論的進步，學術界認識有所改變，晚段考古得到更多關注，西方藝術史研究方法的傳入，重視對墓葬壁畫的探討，也促進了晚期墓葬的研究。

整體而言，蒙元墓葬研究尚處于考古發現和時空框架建構的階段，陸續有元代墓葬從宋金墓葬中被辨識出來[1]，但同時也有關于墓葬形制、墓葬裝飾、隨葬品以及葬禮、葬俗、文化因素等較為深入的研究性論文。

一、墓葬形制與分區分期研究

最早對蒙元墓進行討論的是徐蘋芳《宋元時代的火葬》[2]，對宋元火葬流行的原因進行了探析。在1984年發表的《金元墓葬的發掘》[3]一文中，徐蘋芳最早對元代墓葬進行全面綜述，并初步將元代墓葬分為早晚兩期，分區域介紹當時發現的重要元墓，注意到元代墓葬與前朝墓葬的承繼關系以及外來文化的影響。此文雖然只是概述性的文章，但是建立起元墓研究的框架，篳路藍縷之功不可磨滅。

秦大樹在2004年出版的《宋元明考古》[4]中，將元墓分為三期和南北兩大區，在大區內又劃分小區，此文是目前為止對元墓分期分區研究最重要的成果，后來的研究似乎還沒有突破這個框架。秦大樹在其執筆的《山東臨淄大武村元墓發掘簡報》[5]結語中對山東地區元代墓葬分為3類，對3類墓的形制特點、族屬、與周邊文化區的關系以及山東地區的地方特點等進行了開拓性的總結。

楊琮的《福建宋元壁畫墓初步研究》[6]對福建地區宋元壁畫墓的特點與分期及壁畫題材和表現特點進行了初步總結。

董新林的《蒙元壁畫墓時代特征初探——兼論登封王上等壁畫墓的年代》[7]一文，對壁畫墓進行了分區，并總結6個時代特征，根據這些特征辨識出6座蒙元壁畫墓;《北方地區蒙元墓葬初探》[8]是在他已有研究基礎上對北方地區蒙古墓葬的總結之作，概況了不同族群（蒙古人、漢人、色目人）墓葬的特征。

吉林大學魏堅2004年的博士論文《元上都的考古學研究》[9]，單辟一章對元上都城區及附近墓葬進行了概述，并對墓葬族屬以及墓葬反映的社會生活進行了研究，并且從中辨析出一部分蒙古人墓葬，對以后的族屬研究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

吉林大學張曉光2006年的碩士論文《蒙元時期的蒙古人墓葬》[10]，根據墓志、題記，壁畫或線雕中的蒙古人形象和表現題材，以及葬俗等辨析出20余座蒙古人墓葬并予以分期。認為蒙古人墓葬可以分為保留傳統蒙古葬俗墓、接受中原葬俗影響蒙古墓以及采用漢地葬俗蒙古墓等3種。雖然具體結論有待商榷，但這種嘗試是有益的。

吉林大學馬曉光2008年的碩士論文《長江下游地區元明墓葬》[11]，對長江下游元明墓葬整合分析，認為整個元代此區域的墓葬基本為框式墓，可以分為非封固和封固墓室兩類，并且這種墓葬形制一直沿用到明朝晚期。

東北師范大學袁傳申2009年的碩士論文《山東地區元代壁畫墓研究》[12]，對山東地區元代壁畫墓的特點、產生背景、衰落原因進行了探討。

鄭州大學侯新佳2009年的碩士論文《蒙元墓葬研究》[13]是目前唯一一篇以全國范圍元墓為討論對象的碩士論文，此文認為僅僅根據墓主采用蒙古名字和墓主人畫像著蒙古衣冠來判斷墓主為蒙古人的做法是不可取的，他的分析推進了對于族屬判斷問題的認識。

內蒙古師范大學愛麗思2011年的碩士論文《中國北方地區蒙元時期墓葬形制研究》[14]，將北方地區元代墓葬分為7個區域，墓葬結構分為6個類型，墓葬壁畫和磚雕裝飾題材分為6個類型。在研究過程中注意到了墓葬地表遺存并按類別予以介紹和分析，是此文的特色。

內蒙古大學李樹國2011年碩士論文《內蒙古地區蒙元時期墓葬的初步研究》[15]，通過對內蒙古地區蒙元時期墓葬的類型、年代、族屬等相關問題的分析，結合他在內蒙古地區及蒙古國的考古實踐，總結出各類型墓葬在蒙古汗國、元早期和元中晚期的不同特點，尤其深化了對蒙古人墓葬演變的認識。此文是目前對內蒙古地區蒙元墓葬考古發現最全面的梳理和歸納，墓葬形制類型劃分比較合理。

北京大學袁泉2009的博士論文《蒙古時期中原北方地區墓葬研究》[16]，是最早對蒙元墓葬進行專門研究的考古學博士論文。在論文基礎上作者近年連續發表數篇相關文章，代表著元代墓葬研究的最新認識，主要有：《政治動因下的“蒙古衣冠”：赤峰周邊蒙元壁畫墓的再思》[17]《物與像：元墓壁面裝飾與隨葬品共同營造的墓室空間》[18]《略論“洛一渭”流域蒙元墓葬的區域與時代特征》[19]《洛渭地區蒙元墓隨葬明器之政治與文化考》[20]《生與死：小議蒙元時期墓室營造中的陰陽互動》[21]《蒙元墓葬場景營造與空間功能芻議》[22]等，文章運用考古學、文獻學與圖像學等多學科方法對元代墓葬的墓室空間營造、墓葬發展模式及其背后的政治文化變遷等進行了深入探討，所得多有創見，但袁文的研究范疇不包括南方地區，因而缺乏南方因素對于北方中原地區影響的討論。

二、墓葬裝飾研究

相對于墓葬形制研究，以壁畫、磚雕等為主的墓葬裝飾研究數量相對較多，有些探討也較為深入。同時，這一題材也受到藝術史學者的重視，他們的研究能夠啟發對墓葬裝飾的認識，在此一并加以回顧。

董新林較早地對蒙元墓葬壁畫題材進行關注，他在《蒙元時期墓葬壁畫題材及其相關問題》[23]一文中，對蒙元墓葬形制進行了分類，將壁畫墓進行分區，對壁畫的題材和內容進行了總結，并對蒙元時期的社會生活、社會習俗進行了討論。其后董新林《北宋金元墓葬壁飾所見“二十四孝”故事與高麗〈孝行錄〉》[24]一文認為，這一時期北方墓葬中“二十四孝”故事與后世流傳的內容有較大差異而與高麗《孝行錄》記載吻合，表明中國南北地區民間存在兩套“二十四孝故事”系統。

袁泉的《從墓葬中的“茶酒題材”看元代喪祭文化》[25]一文認為，“茶酒題材”圖像在具體設位陳器和行為組合上可在喪祭儀制中找到相符合的規定，是對喪祭場景的再現和模擬，通過探討認為宋元時期墓室具有祭禮里“正寢”功能，宋元時期的喪儀世俗化，形成以茶酒器等日常用器為代表的祭器類型。她的論證注意引用了宋元筆記和禮書等文獻資料，因而更加深入。

劉未《尉氏元代壁畫墓札記》[26]對該墓的兩組孝子圖進行考證，梳理考古所見二十四孝圖像，認為元明時期逐漸轉向多元。他在《門窗、桌椅及其他——宋元磚雕壁畫墓的模式與傳統》[27]中將宋元時期磚雕壁畫墓圖像分為假門窗為軸心、以夫婦共坐為軸心、以屏風為軸心等3種類型，梳理了其不同傳統形成的歷史過程，對圖像選擇、圖像意義等問題進行了闡釋，論斷準確可靠。

鄭巖《夕陽西下——讀興縣紅峪村元代武慶夫婦墓壁畫札記》[28]，從視覺效果和細節方面對武清夫婦墓的壁畫進行細致觀察，分析其布局及筆法，并與傳世卷軸畫比較，討論了該墓壁畫的形成過程，認為墓葬美術思想的枯竭導致墓葬壁畫的衰落。

鄧菲《香積廚”與“茶酒位”—談宋金元磚雕壁畫的禮儀空間》[29]，對磚雕壁畫中的墓主畫像、庖廚、茶酒以及樂舞雜劇等題材進行分析，認為這些因素共同構成了墓內完整的宴享空間，是當時喪祭儀式的圖像轉化，墓葬內的禮儀意味日趨強化。

吉林大學王博2006年的碩士論文《蒙元時期墓葬壁畫題材與布局淺析》[30]，對蒙元墓葬壁畫的題材和布局兩方面進行分析，重點關注墓主人畫和山水畫，強調了道教的影響作用。

四川大學薛豫曉2007年的碩士論文《宋遼金元墓葬中“開芳宴”圖像研究》[31]，明確了“開芳宴”圖像的基本組成要素以及各文化區域的圖像特點，認為“開芳宴”圖像的衰落是蒙古人入侵造成的。

南開大學李敏行2007年的博士論文《元代墓葬裝飾研究》[32]，對元代墓葬的裝飾布局和組成元素進行了相當細致的分析，并對裝飾所反映的元代物質文化、精神信仰和藝術審美進行了探討。

另外，申云艷《元墓壁畫中的山水圖》[33]、孫大倫《元墓壁畫中的水墨寫意性》[34]、《陜西蒲城洞耳村元墓壁畫的藝術特征》[35]等主要從美術史的角度討論墓室壁畫的題材、構圖、筆法等內容。

廖奔《宋元戲曲文物與民俗》[36]、安徽大學方成軍2003年碩士論文《宋元戲曲文物的考古學觀察》[37]等利用墓葬壁畫磚雕對宋元戲曲進行研究。

鄧菲《圖像與儀式——宋金仿木構磚雕壁畫墓圖像題材探析》[38]、張鵬《勉世與娛情——宋金墓葬壁畫中的一桌二椅到夫婦共坐》[39]、易晴《宋金中原地區壁畫墓“墓主人對（并）坐”圖像探析》[40]、趙丹坤《北方蒙元墓葬墓主人形象與族屬問題的再思考》[41]等注意對圖像功能與意義的把握，具有一定的借鑒意義。

三、隨葬品研究

楊哲峰在《從蒲城元墓壁畫看元代匜的用途》[42]一文中利用元墓壁畫備酒圖中的器物組成以及墓葬、窖藏出土的器物組合，考證匜為注酒用的酒具，基本確定了這一器物的功用。

揚之水《元代金銀器中的馬盂和馬杓》[43]充分利用出土器物、同類型不同材質器物和文獻互證，并借助文學材料進行器物研究，開闊了器物研究的思路與方法。她的《奢華之色——宋元明金銀器研究》[44]也是采用同樣方法的佳作。

孟原召《唐至元代墓葬中出土的鐵豬鐵?！穂45]，觀察到宋元墓葬中出土的鐵豬、鐵牛在形制、數量、位置及出現區域的變化，通過考古發現與葬書等文獻的結合研究，論述了鐵豬、鐵牛的壓勝性質和鎮墓、鎮邪作用。

謝明良《北方部分地區元墓出土陶器的區域性觀察——從漳縣汪世顯家族墓出土陶器談起》[46]，認為元代陜西行省境內曾經存在著一股模仿《三禮圖》禮器為墓壙儀物的風潮，洛陽地區元墓所出仿古陶器則是仿照《宣和博古圖》所載古器。許雅惠《〈宣和博古圖〉的“間接”流傳—以元代賽因赤答忽墓出土的陶器〈紹熙州縣釋奠儀圖〉為例》[47]則在謝文的基礎上提出民間祭器非直接承襲《宣和博古圖》，而是自《紹熙州縣釋奠儀圖》轉介而來。兩位學者的器物研究與禮制、禮器與禮圖結合緊密，反映出臺灣學者對于禮制研究更為熟悉與敏感。

楊杰《陜西地區出土蒙元陶俑類型分析》[48]《陜西關中蒙元墓葬出土陶俑的組合關系及相關問題》[49]將陜西地區出土陶俑分為5個類型，認為陶俑在關中一帶的流行是受到宋元新理學與唐宋堪輿術的影響。

葛承雍《蒙元時代胡人形象俑研究》[50]將元墓出土胡人俑分為8類，認為這是蒙元時期色目人形象的體現。

吉林大學董杰2009年的碩士論文《中原地區元墓出土瓷器初步研究》[51]對元代中原地區瓷器的類型、特征、分期、流通使用及瓷器手工業的生產情況作了較全面的闡述。此文主要就瓷器本身進行討論，基本不涉及與墓葬的關系。類似的研究還有吉林大學秦曉杰2009年的碩士論文《內蒙古東北地區出土元代瓷器初步研究》[52]。

內蒙古農業大學袁永春2010年碩士論文《元代北方家具的初步研究》[53]，以考古材料、壁畫、繪畫等資料對元代北方家具進行分期研究，并對元代家具風格和文化元素進行了分析。

西北大學趙學江2011年的碩士論文《蒙元關中服飾文化研究》[54]，利用大量墓室壁畫和陶俑等考古學資料對蒙元時期關中地區男女冠服、袍服、足服、發式等進行了梳理分析，為隨葬陶俑的研究提供了方便。

四、總結與前瞻

（一）蒙元墓葬研究的3個取向

1.考古學本位的取向。對墓葬形制、隨葬品等進行嚴格的類型學劃分，關注分區與分期的基本問題，以期對墓葬進行準確斷代，總結區域墓葬特征，在此基礎上討論族屬文化等相關問題。

2.歷史學的取向。采用考古資料與文獻資料相結合的分析方法，關注禮制、堪輿、理學、信仰等對墓葬的影響，討論社會結構、禮制變遷、文化因素等相關問題。

3.藝術史的取向。特別關注雕塑、壁畫等墓葬裝飾，強調對圖像的細讀，應用禮儀空間、粉本、母題、格套等藝術史的概念，探討壁畫題材的來源含義、墓室營造與壁畫繪制的工匠系統、墓室空間的設計布局等，豐富了墓葬研究的討論維度。

不同的研究取向與學者的學養訓練、學科背景、研究旨趣等有關系，不過這3種取向都是概而言之，事實上各位學者也都注意到多種方法的綜合運用，以期得到更為深入全面公允的結論。

（二）蒙元墓葬研究存在的問題

1.境外資料的引進與使用不足。漠北蒙古是蒙元王朝早期統治的核心區域，在整個蒙元時期都具有特殊的地位，也是蒙古文化保留較為完整的區域，但囿于語言、地緣等的限制，國內對蒙古國蒙元墓葬的考古發掘資料及相關研究成果介紹較少，國內學者的討論也極少涉及此區域，相信隨著國家間文化交流的增加，這一缺陷會得到彌補。

2.對單體墓葬的研究多，成片家族墓地的研究少，未能上升到社會考古的層次。目前的史前考古、三代考古等研究比較充分的領域，都已經注意從墓葬布局探討家族形態、社會結構等課題，蒙古墓葬考古研究可以借鑒相關的理論成果。

3.綜合性的研究仍有所欠缺。墓葬形制和分區分期的整體研究數量較少;墓葬裝飾的文章數量較多，但有些釋讀過于隨意，甚至存在誤讀現象，對墓葬裝飾的討論不應離開墓葬這一載體;隨葬品研究一般就個別類型文物進行討論，缺乏整體上進行把握的文章。

4.缺乏長時段的研究。目前的研究還沒有充分挖掘多元文化對于蒙元墓葬的影響，沒有將蒙元墓葬放在中國墓葬發展史的大背景下進行考量，對其獨特性缺少準確認識，在墓葬發展史中的地位認識不夠。

總之，元代墓葬的研究是薄弱的，迄今尚沒有一本專著進行探討，與漢唐等時期的墓葬研究不能同日而語，與元代墓葬的考古發現不相適應。

（三）蒙元墓葬研究的探索性前瞻

首先，仍要堅持墓葬編年的基礎性研究。目前對蒙元時期墓葬的判斷日趨準確，但考古實踐中仍存在金元、宋元、元明不分的情況，也存在發掘報告判斷準確而后期研究中又有誤判的情況，反而造成了混亂。究其原因，此時期墓葬本身能提供的判斷依據往往偏少，另一方面對蒙元墓葬的特征認識還不夠深入，對于過渡期的墓葬形制沒有準確的把握。所以基礎性的研究仍然不可偏廢，不能因為新方法新理論的引入就忽視基本問題的探索。

其次，要破除學科界限，堅持探索綜合性的研究方法。利用考古學方法對墓葬形制、隨葬品進行類型學分析，對墓葬年代、族屬特征、區域特征進行準確把握，結合文獻史學分析歷史背景、社會形態、禮制禮俗、思想信仰等影響墓葬的多元因素，同時吸收藝術史學對圖像分析的成熟方法，相信會取得更大的突破。

再次，在基礎研究、區域研究的基礎上進行大視野、長時段的探討。橫向來說蒙元墓葬考古研究要放在遼宋金元大歷史背景下進行思考，注意遼宋金元時期是我國歷史上第二個南北朝的特點，借鑒魏晉南北朝考古學與文獻史學、遼宋金元文獻史學研究的成果;縱向來說要將蒙元墓葬放在中國墓葬發展史中進行討論，分析其承前啟后的歷史定位以及本身所具有的特殊性。在這個框架下應特別關注兩個問題：一是所謂內亞性的視角，契丹、女真、蒙古是具有一定共性的北方民族，在全球史的語境下從內亞性的角度探討墓葬的傳承與發展是一個具有成長性的課題;二是注意禮制、堪輿的影響，注意葬禮與喪禮的互動，這是影響中國墓葬發展的根本性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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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y combing the important papers on the structures， decoration and funerary objects of the tombs of Mongol-Yuan Dynasty， the current research has three orientations： archaeology， history and art history.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existing problems and shortcomings， it is believed that future research should still pay attention to basic issues， absorb the research results from relevant disciplines to explore comprehensive research methods， and discuss key issues for a long period of time.

Keywords： Tombs of Mongol-Yuan; Review; Foresigh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