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意象批判與城市圖景建構

摘要：雷蒙·威廉斯從文化分析的角度審視了英國近代以來的城市化進程，對城市空間的變遷作出了深刻的文化解讀。他通過分析城市所承載的意象和觀念，揭示當前城市危機的根源在于資本主義的發展模式，強調唯有不斷抵抗資本主義才有化解危機的可能，并由此提出了共同文化的城市構想。城市馬克思主義的興起，重新喚起了威廉斯城市文化思想的內在價值與意蘊。從城市意象的批判到城市圖景的建構，他始終將文化分析同資本主導城市化進程進行勾連，這種從文化變遷中透析資本主義城市發展趨勢的研究方法，為批判城市異化現象注入了新的理論活力。因此，威廉斯的城市文化思想不僅為城市馬克思主義提供了一條不同的研究路向，也為深入理解當代資本主義的發展邏輯提供了的全新思考。

關鍵詞：雷蒙·威廉斯;城市意象;文化研究;資本主義

中圖分類號：G112? ? 文獻標識碼：A? ? 文章編號：1003-854X（2019）12-0135-05

針對城市的異化問題，早在19世紀馬克思與恩格斯就從資本生產的角度展開對現代城市發展的思考，將城市看作是“資本生產與交換賴以集中與擴張的價值形式的地理場所表現”①，強調城市乃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得以產生、維系和擴展的重要平臺。盡管囿于特定的歷史條件，馬克思與恩格斯未能將其城市思想形成為一個系統化的理論體系，但是從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來透析城市的發展無疑為理解現代城市問題提供了研究指南。以亨利·列斐伏爾、大衛·哈維、曼紐·卡斯特為代表的城市馬克思主義學者在繼承馬恩的基礎之上，嘗試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理論框架下從不同視角對城市發展問題予以重新闡釋，通過批判資本主義城市化進程所帶來的各種矛盾、危機，探尋實現城市正義的解放道路，從而開創了城市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流派②。

城市馬克思主義的興起，豐富和深化了馬克思主義城市政治思想，拓展了馬克思主義對當代社會批判的理論視野，也重新喚起了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城市文化思想的內在價值與意蘊。作為20世紀英國著名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文化研究奠基人，威廉斯同樣認為要想把握現代人的生活狀況，理解現代城市十分關鍵。只不過與列斐伏爾、哈維、卡斯特等側重從資本積累或消費的視角來審視城市危機的學者不同，威廉斯注重從文化研究的角度來剖析城市發展的問題。正因如此，本文將基于城市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旨趣，以“城市意象”為核心線索，重審威廉斯的城市文化思想的價值與意義。

一、城市生活形塑城市意象

威廉斯曾從詞義變遷的角度指出，“城市（city）”這個詞在13世紀就已存在，用以指涉重要或理想的“定居地”。16世紀后，隨著都市生活的日漸重要，從而有了區分鄉村（country）地區與城市地區（urban）的新用法。到了19世紀，工業革命促使城市生活的快速發展，導致“城市”一詞特指英國首都倫敦。至此，“城市不僅作為一個獨特類型的定居地，還隱含著一種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以及現代意涵”③。為了更好地從文化維度來剖析現代城市的發展，威廉斯不僅從詞義上考察了城市的起源，還深入考察了近代以來的英國文學作品（包括詩歌、戲劇、散文、小說、隨筆）中圍繞城市發展所形成的各種意象和觀念。

首先，威廉斯認為文學作品為理解城市變遷提供了現實的文化素材。他將文學作品中為了回應城市發展而產生的現代思想主題歸納為五個類別。第一個是由城市發展帶來的陌生主題?，F代城市作為“一群陌生人”的效果是現代城市生活最為首要和直觀的體驗，而個體在人群中的孤獨寂寞則是這一陌生感覺的深刻延續。如詩歌《一個城市的毀滅》《一座偉大城市中的孤寂》和《恐怖的夜之城》等都展現出個體在城市中所體驗到的極度孤獨與痛苦。第二個是由城市擴張帶來的異化主題。威廉斯認為孤獨與城市之間的聯系擴大成為主觀或社會意義上的異化。如《瑪麗·巴頓》《董貝父子》以及《陰曹地府》就將人與人、人與社會之間的異化關系表現得淋漓盡致。第三個是由城市黑暗面帶來的“神秘”主題。這種“黑暗”主要表現為文學作品里一方面開始關注城市里的各種犯罪事實，如柯南道爾的《福爾摩斯探案集》，另一方面通過現實主義的手法展現了“黑暗地區”的貧窮和可憐。第四個是城市被看作人類團結的新基點的主題。例如華茲華斯、狄更斯、恩格斯等都看到了城市里所蘊含的有關團結的新可能性。實際上，工人階級和革命團結等新興詞匯都與城市息息相關。第五個主題是城市發展所帶來的積極方向。由于城市物質條件的改善，城市展現出巨大的活力、變化、自由的多樣性和流動性。同時這種對物質性的強調也恢復了城市作為一個光明和學習之地的傳統意蘊。由此可見，城市意象是城市經驗（經歷）的社會產物，圍繞城市發展所形成的各種意象和觀念正是人們在城市生活中的經驗寫照和情感概括。

其次，威廉斯認為城市意象揭示了城市化的內在特質，集中體現了現代城市的發展態勢和特征。第一，城市空間具有流動性和孤立性?！艾F代性”體驗所強調的那種“稍縱即逝”的實質就是流動性，城市就是這種流動性變化最為明顯的社會和視覺體現。城市發展所帶來的持續流動性不僅給人們造就了對這種時間體驗的恐懼感，還催生了在城市空間里孤立和疏離的窒息感。用波德萊爾的話來解釋，城市的這種社會特點——轉瞬即逝、無法預測，還有它那實質性的令人激動的隔絕和人事變遷——被視為人類整個生活的現實。第二，城市意識追求創新性和持續性。一般來說，作為精神或文化意義上的現代性與社會變化有著緊密的聯系，它的核心在于強調精神或文化上有關“新”的形式或體驗，這種創新性和持續性也逐漸成為文化現代性的一種意識形態。如果說“鄉村”通往過去，那么“城市”就意味著未來，“都市經驗催生了有關未來的經驗”④。第三，城市形態展示出復雜性和開放性。各種文化關系都是對開放、復雜和有生氣的社會過程的一種展開。相對于傳統的封閉的社會，現代大都市所集聚的人口效應使得不同來源的文化得以碰撞，各種文化形式都能在這里找到某種立足點。第四，城市地位具有中心性和主導性。隨著資本和權力不斷地向大都市集中，經濟和權力的不平衡發展同樣也延伸到文化領域。一個全新文化維度的大都市有著影響巨大的文化力量，它與欠發達地區之間的文化差異也日益凸顯，最終奠定了城市的中心性與主導性地位。

最后，在威廉斯看來，正是由于資本主導了城市化的進程，城市與鄉村的傳統意象才都發生了決定性的改變。城市化打破了傳統城市的原生形態，對城市空間進行了根本改造，一方面革新了包括各種文化形式在內的整個社會秩序，成為政治、經濟、文化要素交織的場所空間;另一方面作為一個空間使用和感知認同的過程，為人們對現代社會進行體驗并加以想象提供了可能⑤。工業化和城市化的推進使得現代城市在各個層面都得到不斷的強化和擴展。憑借技術上的先進優勢和經濟上的主導地位，現代性大都市的文化狀況也隨之發生決定性的改變。正如威廉斯所說：“19世紀下半葉和20世紀上半葉的大都市，變成了一個全新的文化維度。它現在遠遠超過了非常巨大的城市，甚至超過了一個重要國家的首都城市。它是新的社會關系、經濟關系和文化關系開始形成的場所……”⑥?！按蠖际小毕蛉藗冋宫F的是一個充滿矛盾的“光明與黑暗的復合體”的文化意象：一方面，很多作家將城市看作是威脅美好“鄉村生活”與“自然”的怪獸，城市所表達的往往是黑暗、壓抑、犯罪、道德淪喪的意象;另一方面，也有作家將城市描述為未來的希望之所在，認為城市是超越“鄉村”的存在，是光明和進步的象征。城市這種混亂和矛盾復合體所呈現的恰恰是城市化和工業化過程中人類狀況的一個縮影，從根本上看這種文化意象的形成正是人們對19世紀以來新城建立與城市擴展的一種文化反應。

總之，威廉斯認為資本主義作為一種生產模式貫穿于整個城市化發展的大部分歷史過程，“它的被抽象化了的經濟驅動力、它在社會關系中的優先權利、它衡量增長、利益和損失的標準，幾個世紀以來改變了我們的鄉村，創造了我們這種類型的城市。當它發展到終極形式——帝國主義時，它改變了我們的世界”⑦。如前所述，現代城市所承載的文化意象實際上揭示了資本主導的城市化是一個導致異化、分離、外部化和抽象化的社會過程，其結果就是使得整個現代生活方式呈現出一種普遍性的“分裂”狀態。

二、城市意象透視城市危機

威廉斯認為掩藏在城市意象背后的城市問題本身就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具體顯現，資本的歷史本性及其運動邏輯必將導致資本主導的城市進程走向“分裂”擴大的城市危機。

第一，經濟優先褫奪城市生存權利。威廉斯認為資本主義是一種自相矛盾的發展模式，它創造了大量的真正財富，卻又不公平地分配財富，其結果是少數人通過掌控資本實現了對大部分人的控制和支配。在資本邏輯主導下，現代城市遵循的是經濟優先原則，片面化或極端化地追求經濟發展就是資本逐利的具體顯現。這也是為什么資本主義國家在管理和規劃經濟體系時往往都是優先服務于那些掌握土地資源和生產方式所有權的少數人。例如，在城市化進程中，工業采礦的需求、道路交通的建設、房屋拆遷問題等等有關城市的發展變遷，從一開始就嵌入了資本主義體系的各種優先權。資本家通過利潤計算來制定資本在城市乃至國家建設中的各種決策，其主要目的、程序和標準都體現出資本主義的本質。從某種程度上說，現代城市在根本上是資本按照自己的意愿所塑造的。在威廉斯看來，這種資本優先的原則褫奪了人們應有的城市權利。盡管資本主義使得現代城市能夠容納更多人口，使得他們能夠在城市里得以生存，但是它僅僅把人視為生產者和消費者，除了這些抽象的功能外，個體在城市里沒有任何實質性的權利。這種發展只會導致人的生存愈發異化與抽象。從文化體驗上來看，資本主義發展模式所導致的異化、分隔和抽象化的過程造成了非常嚴重的社會畸變，“它破壞了人類社群所珍視的那些有關坦率、聯系、親密和分享的經歷”⑧。

第二，進步觀念掩蓋城鄉剝削關系。不可否認的是，資本主義方式的確是有史以來促進物質生產和推動社會轉變最為有效和強大的手段，以至于人們將其看作是實現人類解放和不斷進步的根本動力。資本主義在經濟上的高生產率以及對現代世界的現實改變，促使人們將城市簡化為“進步”的化身，將城市化所取得的成就視為人類社會進步的標尺。而在文化意象上，這個簡單線性標尺一旦標上了“發達”和“欠發達”的刻度，城鄉之間的差別就顯得“清晰”可見。城市是“先進的”和“發達的”，鄉村則是“欠發達的”和“落后的”。這一對比模式不僅適用于城鄉之間，還可以引申到地區、社會和國家之間。對“進步”的執念賦予了城市以絕對的優先權，導致“城市”對“鄉村”的入侵、征服和改變獲得了荒誕的合理性甚至是合法性，這同樣也是資本主義所造成的驚人畸變。威廉斯指出，這種對“進步”的要求以及對現代化和文明的單一價值觀的信心，使得人類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所引起的危機視而不見。通過重新審視城市與鄉村二者之間的關系，威廉斯揭示了被“進步”所掩蓋的真實危機：資本主義為了掩蓋城市對鄉村剝削的實質，宣稱“鄉村”通過“改良”可以“進步”為城市，但是問題的關鍵在于，在現實情況下，所謂“欠發達”地區的發展狀況恰恰是“發達地區”所需要的，甚至在某種程度上來說，“欠發達”地區正是由“發達”地區所造成的。另外在線性發展觀念的誤導下，人們還把“欠發達”地區的發展看作是“發達”地區的一個初級階段。然而實際結果表明：這種模式的發展只會導致貧富差距日益擴大，并不能從根本上改變城鄉之間的剝削關系。在資本主義發展模式下，城市無法拯救鄉村，鄉村也拯救不了城市，所謂的“發展”和“進步”最終只不過是掩蓋城市對鄉村的剝削實質的抽象概念。

第三，文化都市形塑資本意識形態。城市化進程不僅推動城市成為一般經濟秩序的中心，還成為政治文化發展變化的中心，其所造成的文化變遷以及由此而派生的城市文化表征著人類發展到城市化階段的新形態。威廉斯認為，在資本主義發展到其終極形式時，大都市作為一種新的形態改變了我們的世界——文化大都市的出現從最深層次改變了城市原有的意義和功能，憑借經濟、政治和文化上的絕對主導地位，大都市作為一種全新的文化維度在意識形態的層面發揮著顯著的作用。一方面，資本通過城市匯集，強化和再造了包括各種文化價值以及各種文化形式在內的整個社會秩序，從而形塑了以資本為核心的現代城市文化。如果說文化是某種表示意義的符號體系，那么城市在某種意義上就是體驗新的文化符號的空間和場域。在現實意義中來看，城市就是一組標志著權力和威望、狀態和影響的交流系統和符號集合。另一方面，文化大都市作為新的社會關系、經濟關系和文化關系的場所，為資本主義意識形態的發展提供了各種條件。威廉斯指出，文化上的現代主義的出現與大都市的形成有著緊密的聯系，現代主義在大都市的發展中找到了棲身之處。然而在資本的邏輯下，“現代主義很快喪失了它的反對資產階級的姿態，達到了與新的國際資本主義輕松自在的結合”⑨，大都市最終淪為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陣地。就此而言，現代大都市所體現的是一種有關現代性的意識形態，它不僅從內部孕育了資本主義意識形態，還從外部表征著資本主義意識形態。

綜上所述，城市意象所呈現出的那些分開的、孤立的、外部的和抽象的“分裂”感都是資本邏輯在城市展開的具體表現。事實上，由于資本逐利的本性必將導致資源有限性與需求無限性之間的矛盾日趨激烈，最終也難以維系現代城市的持續發展，資本主導的城市進程必將人類引向可怕的危機。要想化解危機，人類必須團結起來共同抵抗資本主義。

三、共同文化重構城市圖景

針對資本主義城市意象所呈現的分裂感、異化感、孤立感和抽象感，威廉斯希冀以文化革命的方式建構一個共同文化的城市圖景，以期從文化維度恢復城市生活的整體感、有機感、聯系感和具體感。

考慮到現實革命斗爭的復雜性，威廉斯認為對抗資本主義的斗爭將是一場“漫長的革命”。只不過相對于單純的經濟革命和政治革命，他認為文化革命在改變人性和制度上具有更為深遠和徹底的意義，即通過變革人們整體的生活方式同資本主義展開長期斗爭以求得共同文化的理想愿景⑩。

具體來說，威廉斯主要以推動文化擴張和民主傳播兩條路徑來建構共同文化。一是推動文化有效擴張。威廉斯認為“文化擴張”是構筑共同文化的有效方式，通過將文化有效地推廣和普及到大眾教育、公眾閱讀、大眾刊物、共同語言以及文學形式等領域，將原本屬于“大眾”的文化權利歸還給大眾本身，使得大眾有機會選擇、接受與創造文化，從而消除由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所帶來的不平等的文化境況。二是完善民主傳播體制。在威廉斯看來，文化在本質上是民主的，社會各個階層、各個群體都有權利和義務積極參與到社會“意義和價值”的生產和擴展中來。大眾民主的發展有賴于文化共享的進程，而文化共享的建立則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文化傳播體制的完善，其目的就是為了大眾能夠在社會建構中實現實際參與和自由貢獻?？傊?，文化擴張和民主傳播都是為了打破少數人壟斷信息的權力，擴展文化生產者的自由，合理地利用公共文化資源，從而奠定共同文化的現實基礎。

威廉斯強調在整體性社會發展過程中，人們通過共同文化的方式將各種價值和意義建構起來并在歷史中發揮作用，這乃是共同文化的意義之所在?！肮餐幕弊鳛橐粋€開放的概念，既有十分豐富的理論意義，又有可供踐行的現實空間，威廉斯正是在此基礎上勾勒出一個生命平等、與鄰為善、“自然扶持”的共同文化的城市圖景。

其一，共同文化的城市理念以生命平等為前提。威廉斯認為由資本所造就的多種多樣的不平等乃是阻礙我們構建共同體的源頭所在，諸如城市生活中體現在經濟或政治上的不平等是人們日常中最為直接的體會，甚至文化上的不平等也日益明顯地影響著我們的“經驗”感受。在他看來，共同文化下的城市首先必須是個承認生命平等的城市。所謂的尊重生命平等是一種對所有階級和所有人都能適用的平等理念。它是人們都能夠平等地參與、創造和享有文化的權利的理論前提。值得一提的是，威廉斯對“平等”的理解實際上內含了文化多元化與差異化的合理性，也就是說，只有保障了人類的個體性和多樣性才能建構真正的共同文化的城市生活。因此，以生命平等為前提乃是城市所需秉承的重要理念。

其二，共同文化的城市生活以“與鄰為善”為準則。共同文化不僅主張文化多樣化與差異化，同時還蘊含著文化共同體所具有的共同價值取向和目的追求。為此，威廉斯汲取工人階級團結觀念的核心成分——“與鄰為善”的價值觀念，并將其作為構筑城市文化共同體的相處準則。在他看來，工人階級的集體主義、團結互助和共同進步就是他們在長期共同生活中遵循“與鄰為善”的一種具體體現，這種價值觀念有利于維護和促進共同文化的發展。他從其社區生活的描述中揭示了“與鄰為善”在本質上是一種廣泛、積極的相互責任和鄰里情誼，這種在工人階級內部有關鄰里之間自發的互助幫扶體驗成為他塑造理想共同經驗的一個核心基礎。他認為，“鄰里”在某種程度上可以看作“社會”或“國家”的一個縮影，它承載了人與人之間的交往關系，是人與人之間具體接觸、交涉與聯系的重要方式?？傊?，“與鄰為善”的相處準則為排除社會等級的區分和不平等，為所有社會成員都能夠平等地成為城市生活的主體和參與者提供了一個契機。

其三，共同文化的城市發展以自然扶持為導向。威廉斯指出，隨著人類進入到工業時代，“支配性理念”成為人類主宰與控制其自然環境的理論和實踐的主題，這種支配性思維甚至已經內化為人類的內心活動和思維方式。然而，強調“支配”與“控制”的思維方式幾乎扼殺了我們整個共同生活，特別是在資本主義體系下，資本的支配對整體的人類生活造成的影響更是顯而易見，對土地、動物甚至是對他人的商業性利用已經徹底破壞了人類生活的本意，駕馭自然、征服自然、改變自然的支配性模式無形中已經構成了擴展的資本主義的固有思維方式。為了打破這種固有的“支配”思維方式，“扶持自然生長”的文化觀念就顯得非常有必要了。所謂自然生長就是要指出整體的潛在能量，而非為了某種支配模式而積蓄的能量。在他看來，“任何文化在其整個過程中都是一種選擇、一種強調、一種特殊的扶持。共同文化的特征就是在于這種選擇都是自由的和普遍的”{11}。也就是說，共同文化的城市發展同樣以自然扶持為導向，是一個在“扶持”與“自然生長”之間相互協調的辯證發展過程。

總的來說，共同文化的城市圖景是威廉斯從文化維度審視城市的解放訴求所作出的一種理論回應，其目的乃是為了彌合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對現代城市意象所制造的“分裂”。實際上，所謂的民主平等的城市政治權利、與鄰為善的城市生活氛圍、自然和諧的城市發展空間，其內在意蘊就是對“分裂”的一種本真抵制。盡管這種城市構想呈現出一定的烏托邦色彩，但它卻表達了威廉斯對理想城市生活方式的多樣性和可能性的樂觀憧憬。

結語

威廉斯與列斐伏爾、哈維、卡斯特等研究城市空間理論的學者一樣，都將資本作為審視城市問題的切入點，注重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理論框架下探討城市。不同的是，經典城市理論學者揚棄城市空間場所理論，深挖城市空間生產現象，強調了空間在整個問題域上的主導作用，而威廉斯更多地則是延續馬克思的思路，即從歷史角度來分析資本主導下的城市變遷。在秉承馬克思主義的立場上，威廉斯基于文化視角分析批判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對現代城市化歷程所造成的危機，探尋了實現城市發展的替代性方案，為當前城市發展提供了一條不同的理論路向。他以城市化進程中折射在文化藝術領域內的各種意象觀念為起點，通過對城市意象的分析與批判揭示了資本主導的城市發展所存在的種種弊端，并以此為基礎從文化維度勾勒了理想的城市圖景。從城市意象的批判到城市圖景的建構，威廉斯始終將文化分析同資本主導城市化進程進行勾連，這種從文化變遷中透析資本主義城市發展趨勢的研究方法，為批判城市異化現象注入了新的理論活力。尤其是在當前中國進入工業化、城市化快速發展的新時代，威廉斯的城市文化思想對如何避免西方城市發展的弊端，探析城市發展的文化路徑，引領城市文化的發展方向，打造“共同文化”城市圖景，實現城市的和諧健康與可持續發展，無疑具有重要的啟示意義。

注釋：

① 劉懷玉：《城市馬克思主義的問題域、空間話語與中國實踐》，《理論視野》2017年第2期。

② 張佳：《新馬克思主義城市空間理論的核心論題及其理論貢獻》，《江漢論壇》2017年第9期。

③ Raymond Williams， Keywords： A Vocabulary of Culture and Societ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5， p.56.

④⑦⑧ [英]雷蒙·威廉斯：《城市與鄉村》，韓子滿、劉戈、徐珊珊譯，商務印書館2016年版，第374、407、403頁。

⑤ [澳]德拉波·史蒂文森：《城市與城市文化》，李東航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年版，第169頁。

⑥⑨ [英]雷蒙·威廉斯：《現代主義的政治——反對新國教派》，閻嘉譯，商務印書館2004年版，第45、53頁。

⑩ [英]雷蒙·威廉斯：《漫長的革命》，倪偉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3頁。

{11} Raymond Williams， Culture and Society 1780-1950， London and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58， p.357.

作者簡介：黃開棟，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哲學院博士研究生，湖北武漢，430073。

（責任編輯? 胡? 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