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境大數據與綠色供應鏈

文 馬軍 丁杉杉 詹穎

環境大數據為供應鏈的管理帶來了新的工作模式，通過綠色供應鏈這一市場機制，有助于建立更公平的競爭環境，扭轉長期以來“劣幣驅逐良幣”的痼疾，推動生產方式和消費模式邁向綠色化。

過去40余年間，我國深度參與經濟全球化進程，實現了經濟上的高速發展，數以億計的人口脫貧，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極大提升；與此同時，我國生態環境也付出了沉重代價，空氣、水和土壤的污染，讓城鄉居民暴露在健康風險之下。

中國污染防治的障礙不僅是缺乏技術和資金的問題，首先是缺乏動力的問題，環境執法長期不嚴，違法成本嚴重偏低，一方面需要大力加強督察執法，另一方面也要更多重視和借助市場和社會力量。其中，獲取環境數據是多方參與的前提條件。

環境信息公開和PITI指數

基于這樣的考慮，公眾環境研究中心在2006年開始建設蔚藍地圖數據平臺，收集和發布來自于官方的環境數據。由于初始階段數據有限，我們一方面與政府部門溝通，申請公開更多的數據，另一方面和合作伙伴自然資源保護協會（NRDC）一起開發了PITI指數，用于評價各地環保部門的環境執法以及信息公開的力度。

在近10年的時間里，我們持續開展120城市PITI指數的評價。通過對信息的廣泛收集和量化評價，發現各地環保部門執法和信息公開的差距，更識別出最佳實踐，供各地分享和借鑒。評價結果顯示，中國環境信息公開取得了歷史性進步，其中東南沿海部分城市的環境監管信息已開始趨向全面公開。

以蔚藍地圖數據庫的企業監管記錄為例：2006年起步時，全年只有不到2000條數據；2014年實時公開要求，2015年新《環保法》實施，以及2016年開始在全國鋪開的中央環保督察，都使得數據量出現快速增長。2016年企業違規超標記錄達到69000條，2017年達到16萬條，2018年又在2017年的基礎上翻了一番。

綠色供應鏈與CITI指數

通過獲取和分析企業超標違規數據，發現我們國家不但進行滿足自身需求的生產，也進行大量的出口，在這個過程中很多排放都留在了國內，污染了空氣、水、土壤和近海。

為解決生產和采購過程中的污染問題，2007年3月，公眾環境研究中心聯合20家環保組織，發起了綠色選擇倡議，倡議大型品牌綠化其在中國的供應鏈，同時倡議消費者在消費中關注企業的環境表現。

綠色供應鏈的起步絕非一帆風順。很多品牌，包括以企業責任享譽全球的跨國公司，對控制供應鏈污染都莫衷一是，甚至回避和抵觸。其中一個重要的理由就是在中國不知道誰污染誰不污染，因此只會從價低者采購。

為此，從2010年開始，我們和多地的環保社會組織開展了調研工作，以主管部門發布的監管記錄為基礎，結合現場調研和訪談，一次次將存在嚴重污染問題的供應商和中外知名品牌的采購聯系起來。從IT產業的重金屬污染調研，到紡織業的水污染調研，結合官方數據，促使一批品牌開始重視供應鏈污染問題。

為服務綠色供應鏈管理需求，我們基于數據建立了綠色選擇管理體系，包括檢索和分類機制，對違規問題披露以及確認的機制，還有數據公開和審計的機制。在這個公開的平臺上，用戶可以查詢企業表現，包括自動的在表與表之間、表單之間進行比對，動態地對出現的問題進行評估；還可以通過披露簡要情況說明，或是詳細的整改方案，包括后續的認證結果、檢測報告、在線數據等，直到經由專業機構在公眾監督下開展第三方審核；也可以基于數據披露表格，披露一般性污染物、有毒有害物質，以及能耗和溫室氣體排放數據。

隨著國家對可持續發展的重視，綠色供應鏈于2014年被納入北京APEC首腦會議議程。為了讓綠色供應鏈更好地成為促進綠色轉型、實現綠色發展的重要抓手， 2014年，我們開發了綠色供應鏈CITI指數，以此對中外品牌的表現進行打分和排名。

目前CITI指數已經覆蓋超過370個品牌。CITI指數不只是評分、排名，更是一個由易到難的路線圖。多年交流推動，越來越多的品牌開始借助數據管理自己的供應鏈。其中排名靠前的品牌，已經將環境數據的使用納入到他們的采購標準中。

以紡織業為例，紡織業是中國出口的一個重要行業，該產業集中分布在東南沿海等人口眾多、經濟發達的地區，尤其以浙江最為密集。幾年前我們通過污染地圖，發現很多當地河流已經處于嚴重污染的劣V類狀態，失去了使用價值。比如杭州蕭山的一個排污口，一天排向錢塘江的廢水高達28萬噸，包括紡織印染和化工廢水。在和主要的排放企業進行交流的時候，他們提到如果自己治理了污染，而同行沒有治理的話，自己將會失去定單，因為品牌只愿意采購最便宜的、成本最低的產品，導致供應商紛紛降低環境標準去贏得訂單。

隨著蔚藍地圖數據的積累，越來越多的紡織品牌開始使用監管數據去管理供應鏈，在簽合同的時候會比對是否存在著官方認定的超標違規記錄，也會定期把供應鏈的名單和超標違規企業的名單進行比對，從而識別出排放違規的企業。在此過程中，五家國際大型品牌，包括GAP、H&M、優衣庫、瑪莎百貨和沃爾瑪等，都關注到當地一家主要印染企業的廢水超標問題，并通知如果不能實現達標，定單就會受到影響。這家排名全國十大的印染企業決心投入巨資，將十個染廠廢水集中處理，最終每年1200萬噸的紡織廢水實現了達標排放。

這個案例再次證明，污染治理必須要從“龍頭”發生轉變，就像舞龍燈，當位于供應鏈生態系統頂端的龍頭品牌做出調整，其上游供應鏈涉及的龍身、龍尾企業，才能跟著發生顯著變化。

環境大數據和蔚藍生態鏈

2013年以來，環保三大戰役漸次展開，2016年在全國鋪開中央環保督察，這些都讓企業面臨直接的環境合規風險，并通過供應鏈、投資、貸款、保險等渠道影響品牌企業和金融機構的穩定運行。不僅如此，越上游供應鏈面臨的環境風險越高，而品牌的影響力越弱。因此，供應鏈環境管理已經從企業社會責任考量，轉變為保障供應鏈安全穩定和穩定運營的必須。

除繼續全面匯總收錄生態環境部門數據外，蔚藍地圖也密切關注水利、海洋、安監、國土資源、住建、發展改革、氣象部門等官方發布渠道。目前每天跟進4000個不同的數據源，并將這些分散的數據進行集成、清洗、發布。其中和企業相關的數據主要涉及監管，包括政府的監管、企業自行監測的數據以及經過官方確認的投訴舉報的信息，還包括企業排放數據、企業監督性數據、安全監察數據、企業環境影響評價數據、企業事故數據等。

截至2019年7月，僅蔚藍地圖企業環境監管記錄，就已經突破150萬條。2014年各界推動開啟的在線監測數據實時公開，讓蔚藍地圖的每日數據量突破了100萬條。在這個過程中，最優秀的企業也開始覺得應接不暇。

借助互聯網和物聯網的相關技術，IPE于2017年底開發了供應鏈環境管理自動化解決方案——“蔚藍生態鏈”。該產品能夠讓這些數據以一種近似于區塊鏈的方式，分布式同步記錄在各個利益方上面，從而大幅減少溝通成本，并提升數據質量。

基于蔚藍地圖數據平臺，確保各個利益方（品牌客戶、供應商企業、行業聯盟、銀行、投資者、政府部門和環保組織等）所關注企業的環境表現信息，包括但不限于：環境監管記錄、經生態環境部門確認的投訴舉報信息以及在線監測超標數據，通過郵件和APP推送實時發送給利益方和企業用戶，企業用戶對此做出反饋，進行相應的信息披露，由此企業與相關利益方通過蔚藍地圖連接，實現環境數據在企業和各利益方之間的同步更新。

對于供應鏈上的品牌買方，蔚藍生態鏈可以協助其大幅提高供應鏈環境管理的時效性，利用數字化的方式，及時查收和處理供應鏈各類風險信息，利用蔚藍地圖線上工具降低溝通成本和人力投入。不僅如此，蔚藍生態鏈還可以協助品牌將環境管理向環境風險更高、管控力度更弱的供應鏈上游延伸并覆蓋更多維度的風險種類，通過使用生態鏈工具發現全供應鏈上更多潛在的風險以推動更大規模的節能減排以及全生命周期的綠色轉型。

對于供應鏈上的生產型企業和物流等服務提供商，蔚藍生態鏈可以協助其與采購方同步獲取自身環境風險信息，使買賣雙方成為供應鏈環境管理中的平等伙伴。這些企業可以通過蔚藍生態鏈的解決方案，及時披露環境違規的原因、整改措施和環境合規現狀，修復環境信用，并利用蔚藍地圖全面管控自身供應鏈的環境風險。

蔚藍生態鏈等大數據技術為環境管理者帶來了全新的工作視角和模式，極大提升了效率。截至2019年7月，已有超過8000家大型供應商對自身的違規問題或排放情況做出了公開的整改和說明。

基于大數據，我們還研發了企業環境信用動態評估體系，能夠對百萬級的企業的環境信用和風險進行動態評估，形成綠、藍、黃、紅四色評級。以及具體的環境信用評分。當前這一工具已開始應用于綠色供應鏈和綠色金融。

除本地污染外，多數行業的品牌也有多至70%的碳足跡在其供應鏈上，但是迄今多數的品牌并沒有把它納入到管理中。公眾環境研究中心和CDP共同開發了供應鏈氣候行動SCTI指數，希望能夠協助品牌完善管理，推動溫室氣體減排。

通過上文對蔚藍地圖工作的一些總結可以看到，環境大數據為供應鏈的管理帶來了新的工作模式，品牌和大型企業界利用互聯互通的環境數據，可以有效提升供應鏈上下游各方溝通互動的效率。通過綠色供應鏈這一市場機制，有助于建立更公平的競爭環境，扭轉長期以來 “劣幣驅逐良幣”的痼疾，真正將環境意識、資源有效利用與產品設計、原材料汲取、加工制造、包裝、運輸、市場銷售、消費、廢棄物回收處理等環節交叉融合，推動生產方式和消費模式邁向綠色化，助力實現中國乃至全球綠色轉型和可持續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