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析浙西南革命勝利的必然性

摘 要：浙西南革命勝利來之不易，歷經長達23年的浴血奮戰，浙西南人民在中國共產黨的正確領導下取得了徹底勝利，本文在梳理、閱讀相關文獻的基礎上從四個角度分析了浙西南革命勝利的必然性。

關鍵詞：浙西南;革命;麗水

一、浙西南群眾基礎好

早在鴉片戰爭時期，浙西南人民就投入反抗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斗爭中，具體表現在1841年，1200名處州兵奔赴抗擊英軍侵略;處州革命黨人追隨孫中山先生，推翻清朝封建統治戰斗;1911年，建立處州軍政分府。

五四運動爆發后，浙西南各界民眾積極響應，麗水、縉云、青田等地師生紛紛舉行集會、高呼“外爭主權、內除國賊”的口號，抵制日貨，支援五四運動。六三工人運動后，1919年6月5日，浙西南各縣民眾罷工、罷課、罷市聲援工人運動。

五卅慘案發生后，麗水、縉云、龍泉等縣紛紛集會，工人罷工、學生罷課、商人罷市，“打倒帝國主義”口號撼動全城;1927年1月，浙西南地區最早建立的中共地方組織，中共遂昌支部成立;2月，龍游支部建立;4月，浙西南建立直屬杭州地委支部;9月，青田支部建立;10月，遂昌支部建立;11月遂昌支部建立，然受左傾盲動錯誤，上述支部相應解體。

1928年9月，中共縉云縣第一次代表大會召開，建立中共縉云縣委和共青團縉云縣委;10月，成立縉云縣農民協會常務委員會;12月縉云縣委改屬省委領導。

1930年3月，建立浙南紅軍游擊指揮部，帶領浙南農民開展武裝斗爭;1932年，中共黨員朱金寶奉中共永康中心縣委指派到遂昌、宣平、湯溪發展黨員;1933年，縉云縣工委成立;1934年，縉云、永康籍組建浙西紅軍游擊隊，帶領農民開創浙東游擊根據地;1935年，組建挺進師，進入浙江開展游擊戰爭，創建蘇維埃根據地，帶領農民積極作戰，戰略上配合主力紅軍行動;1935年8月，以松陽、龍泉、遂昌、江山、蒲城為中心，建立浙西南革命根據地，共建立五十多個支部，擁有黨員五百余人，引領當地青壯農民踴躍參加紅軍;1936年8月建立中共浙東南特委，創建浙東南根據地;1937年12月，重建中共浙西南特委，發動民眾開展抗日救亡;1938年9月，劉英擔任浙江省委書記;1939年2月，“臺灣義勇隊”在金華成立，宣傳動員民眾參加救亡;1939年3月，中共浙江省委機關從溫州遷駐麗水，在麗水全城領導農民開展抗日救亡運動;1939年7月，中共浙江省第一次代表大會，在平陽召開，黨員人數從1937年的1219人發展到1940年的4888人;1940年12月，建立中共龍泉、云和邊縣委和龍泉、慶元邊縣委;1942年5月，組建浙邊臨委，雖無上級、無經費但依然率領農民開展頑強的革命斗爭;1944年，處屬特委領導機關從麗水遷移到縉云縣，大力開辟新區，向浙東方向發展;1947年，組建中共處屬特委，領導中心放在縉云縣內;1948年春、1949年3月，抗暴軍、浙東人民解放軍先后成立并擴大;1949年4月26日松陽解放，5月6日，中共浙江省委成立，5月8日-17日，遂昌、縉云、宣平、麗水、云和、龍泉、慶元、青田、景寧等浙西南全境解放，浙西南革命取得全部勝利。

浙西南革命勝利是人民群眾真心真意擁護和支持的結果，他們同仇敵愾，出現“一門三烈士”、“一門四烈士”、甚至“一門六烈士”，充分反映了人民群眾的寧死不屈的頑強革命精神。

二、浙西南涌現出一大批優秀的共產黨員

中共黨員是中國先進思想的集中代表，浙西南之所以取得徹底勝利和大批中共黨員的正確領導是分不開的。

1.“赤心獻革命，決然無返顧”的劉英

劉英，原名劉聲沐，1905年生于江西瑞金一個貧農家庭。1929年4月參加中國工農紅軍，同年9月加入中國共產黨。先后任連政治指導員、營政治委員、團政治處主任、團政治委員。全國抗戰爆發后，劉英歷任中共浙江省委書記、中共中央華中局委員、華中局特派員，指導閩浙贛地區革命斗爭。他積極開展恢復和發展黨組織，宣傳和組織抗日救亡，鞏固和發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等多項工作，卓有成效，受到各界愛國人士的矚目。周恩來曾稱贊：“在東南戰場上，浙江是站在前進的地位，是值得其他各省仿效的，1942年5月英勇就義。

2.寧死不屈光照千秋 --陳覺

1917年6月，陳覺出生于縉云，仙居交界的縉云縣雅亭村一戶農民家庭。1937年9月入黨，1940年2月主持建立縉云農村第一個黨支部，陳覺為開辟縉仙邊界革命根據地做了許多基礎工作;為革命事業，離妻別子數載不通音訊;1947年7月被叛徒出賣而被捕，敵人殘忍地對重病在身的陳覺施以毒刑，坐老虎凳、往口、鼻灌辣椒水，逼供地下黨組織和游擊隊狀況。陳覺被摧殘得昏死過去，又被冷水潑醒，繼續審問。陳覺熟悉閩浙邊地委的情況，又回到處屬家鄉聯系工作過，了解處屬特委情況。他如果將知道的情況告訴敵人，那兩個地區地下黨將受到不可估量的損失。面對兇殘的敵人，陳覺同志嚴守黨的機密，寧死不屈，咬緊牙關，堅不吐實。敵人的各種硬軟兼施都遭到他的痛斥：“要殺就殺，要斃就斃。不要弄這些鬼把戲！”表現了為革命視死如歸的高風亮節，同年英勇就義。

3.浙西南的劉胡蘭 --潘香鳳

潘香鳳（1925-1948），女。1925年冬出生在浙江青田縣萬山村一個貧苦農民家庭。1939年4月，加入兒童團，后入村婦女會，在革命思想的熏陶下，逐步走上革命道路，積極參加放哨、宣傳等活動。1942年中共黨組織在萬山設立地下交通站，香鳳成為一名地下小交通員，因出色完成任務被同志們譽為“常勝的女交通”。1944年5月加入中國共產黨，1946年又兼任游擊隊偵察員。1947年11月被叛徒出賣被捕，面對敵人的軟硬兼施潘香鳳豪邁地說：“我十三四歲就當交通，跑遍甌江南北10個縣，到過括蒼東西萬個村，黨的領導機關我經常去，黨的領導人我經常見面，黨的情報我經常傳遞，怎能不道？可是，我只知道一點：我們黨有紀律，一個黨員絕對不能泄露黨的機密！”潘香鳳被捕后，被押解到溫州市永嘉縣碧蓮區署，面對敵人的嚴刑拷打，她寧死不屈。敵人的酷刑絲毫不能動搖香鳳堅強的革命意志。為了拯救一同被捕的父親潘進益，還有潘金華、潘巖良等12人，她承認自己是共產黨員，也是交通員，并將所有事情往自己身上攬，后來有9人因此被釋放。但關于黨組織的具體名單和情況，即使敵人上“老虎凳”，用燒紅的鐵條拷打，潘香鳳從未招供一件事。在一次又一次的折磨摧殘后，潘香鳳傷痕累累，1948年1月13日，潘香鳳在永嘉縣壯烈犧牲，年僅22歲。

浙西南革命戰爭中，浙江先后產生11位省委書記（代理書記），其中有王嘉謨、張秋人、夏曦、卓蘭芳、龍大道、李碩勛、羅學瓚、徐英、劉英等9位浙江省委書記（代理書記）在領導人民革命斗爭中，無私貢獻了自己的一切，為革命灑盡了最后一滴鮮血。尤其是在1927年6月至1929年4月不到兩年時間里，浙江先后產生了10位省委書記或代理書記，其中有8位書記犧牲，他們平均年齡不到30歲，最小的僅為21歲，最大不過36歲。但因為英年早逝，他們的故事并不廣為后人知曉。

中共浙西南特委四任書記宗孟平、黃富武、徐信焜、張麒麟、副書記楊干凡，全部為浙西南革命戰爭中獻出生命，還有許許多多共產黨員們。

三、國民黨腐朽的統治及愛國官兵的奮起抗戰

國民黨反動派以蔣介石為首的頑固派錯誤的提出“攘外必先安內”對中國革命軍人開始大肆的虐殺，對革命根據地開展五次大規模的“圍剿”妄想把中國革命的烈火熄滅，中國紅軍被迫開始二萬五千里長征，進行戰略陣地的大轉移。

國民黨內部矛盾的實質，是其內部各派系之間為了爭奪國家權力和正統地位所進行的各種斗爭;國民黨的眾多派系，大致可分為蔣介石的嫡系與非嫡系兩種;國民黨內民主派與蔣介石政見不合、另樹一幟，沉痛打擊了蔣介石集團的統治。

浙西南處于閩浙贛三省交界，福建、浙江、江西三省的國民黨派系之間各有矛盾。

1937年12月24日，浙江省會杭州淪陷。在整個抗日戰爭期間，浙江全省77個市縣中，有1市（杭州市）37縣被日軍長期占領，30個縣一次或數次遭受日軍的蹂躪和侵擾，面對日本帝國主義的入侵和深重的民族危機，在中國共產黨倡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旗幟下，不愿做亡國奴的浙江人民奮起抗戰，抗日救亡運動蓬勃開展，駐浙江的國民黨軍廣大愛國官兵也奮起抗戰，呈現出同仇敵愾、共赴國難的壯烈場景。

全面抗戰爆發前后，以劉英為書記的中共閩浙邊臨時省委經過與國民黨地方當局的多次和平談判，建立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第二次國共合作在浙江正式形成，中共浙江地方黨組織與時任國民黨浙江省政府主席黃紹竑建立了比較融洽的統戰關系。黃紹竑頒布了《浙江省戰時政治綱領》，提出了“刷新戰時政治，保衛大浙江”的口號，延納了一批共產黨員、進步人士和抗日青年到政府機關和抗日團體工作。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旗幟下，駐浙江的國民黨軍廣大愛國官兵奮起抗擊日軍侵略，形成了在日軍進攻的正面作戰的浙江正面戰場。

浙江黨組織加強政治爭取工作，策動國民黨愛國的軍政人員起義、投誠、和平改編人數達到1.98萬人。1949年2月，浙江省政府主席陳儀起義;3月2日，國民黨分水縣縣長項作梁起義;3月13日，國民黨松陽縣縣長祝更生起義;4月7日，國民黨預備訓練團賈亦斌起義;4月23日，蔣介石警衛隊隊長起義;5月4日，國民黨一一零師長廖運升起義;5月7日，二零零師師長葉芳起義……

四、中國共產黨的深入民心的正確領導

1.屢次糾正“右傾”“左傾”冒險主義錯誤領導

“右傾”錯誤直擊導致親蔣，以陳獨秀為代表的右傾錯誤即“四一二”反革命政變，“七一五”汪精衛的叛變都導致了浙江的大革命遭到慘重的失敗，讓中國共產黨清醒的認識到要想取得革命勝利必須要推翻國民黨的反動統治。

“左傾”冒險主義一直是攔阻中國人民解放的攔路虎，數次將中國革命扼殺在搖籃之中，對于整個全中國如此，對浙西南革命也同樣如此。1927年11月，李立三等人左傾錯誤導致浙江省委機關、遂昌支部解體;1931年王明等人的左傾教條主義占據中央統治地位，1932年，浙江黨組織遭到嚴重破壞;1934年6月，左傾導致中央蘇區五次反圍剿失利，受此牽連導致浙江黨組織又一次遭到毀滅性破壞;1935年“遵義”會議后確定了毛澤東的領導地位，撥亂反正，浙西南革命一步一步走上正軌。

2.大量發展黨員，吸引越來越多的積極分子加入黨組織，壯大黨的隊伍

1938年3月15日，中共中央做出的《關于大量發展黨員的決議》指出：為了擔負起擴大與鞏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以徹底戰勝日本帝國主義的神圣任務，大量的十百倍的發展黨員，成為黨目前迫切與嚴重的任務。決議要求各地黨組織大膽地向著積極的工人、雇農、城市中與鄉村中革命的青年學生、知識分子，以及堅決的勇敢的下級官兵開門，把發展黨的注意力放在吸收抗戰中新的積極分子與擴大黨的無產階級基礎之上。

1938年5月劉英當選中共浙江臨時省委書記后，省委加強了黨的組織發展工作，黨員數量由不足十人發展到最多時候五千余人大幅度增加，9月臨時省委改為中共浙江省委，瞎瞎浙南、處州等55個縣（工）委，為后續革命斗爭奠定了扎實的基礎。

3.打土豪分田地，促生產政策深入民心

“八七會議”確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裝起義的方針，浙江各地掀起|“打土豪、分土地”的局面，拯救民眾于吃飽飯的難題，領導農民群眾開展“四抗”分田分第斗爭，調動農民的斗爭的積極性，使越來越多的農民加入革命隊伍組織。為全面抗日，適時的調整口號將“沒收委員會”改成抗日的“征收委員會”;將“窮人不打窮人”改成“中國人不打中國人”

按照“三三制”的原則，即在政府工作的共產黨員、非黨左派進步分子、中間派各占三分之一，建立各級抗日民主政府，提出“厲行廉潔政治，嚴懲公務人員貪污”;大力號召開展農業生產，動員群眾開荒種地，興修水利，組織勞動互助合作;實行符合廣大人民利益的新民主主義政策，促進各項建設事業發展，奠定抗戰的基礎。

回故歷史，遙看明天，浙西南革命斗爭經歷了“斗爭、失敗;失敗，再斗爭;再斗爭，再失敗;再失敗，再斗爭;再斗爭，取得勝利的曲折發展歷程。浙西南革命之所以取得勝利沒有中國共產黨的堅強領導與上下一致的團結，是不可能的。時代在發展，歷史在進步，浙西南革命精神的光芒為“麗水之干”注魂、賦能、生根，麗水是“兩山”理念的重要萌發地和先行實踐地，“秀山麗水”的明天一定會更加輝煌的。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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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浙西南革命精神學習讀本[M].浙江：麗水（‘浙西南革命精神弘揚踐行活動領導小組辦公室）.2019.02.

作者簡介：

田春來，男，（1974-）遼寧撫順人，碩士，麗水職業技術學院 副教授。

（作者單位：麗水職業技術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