擬劇理論視閾下高校學生干部的形象建設

李婷婷

[摘 要] 近年來，高校學生干部工作作風問題引起了社會的廣泛關注。本研究以戈夫曼的擬劇論表演框架為基礎，探析到學生干部的形象建設主要存在角色誤讀、角色沖突和混淆表演區域等偏差，并提出了凈化校園風氣、引導角色認知、完善考核制度和改善非正式溝通等策略，以期對解決當前問題有所啟示。

[關鍵詞] 擬劇論;高校學生干部;形象建設

[中圖分類號]G640? [文獻標志碼] A [文章編號] 1008-2549（2019） 10-0016-04

一 問題的提出

“青年要立志做大事，不要立志做大官”，習總書記鼓勵青少年立志的殷切寄語，現已成為億萬青年砥礪前行的座右銘。大學生作為當代青年的中流砥柱，自然肩負著民族復興的重任?！吧倌陱妱t國強”，大學生是高校的主體，學生會是高校中不可或缺的群眾組織。學生會干部取之于學生，服務于學生，既是受教育者，又是學校管理工作的參與者。大學生積極參加學生會工作是一種提高自己、奉獻公眾的積極行為，但近年來，在官僚主義、功利主義和形式主義的侵襲下，一些社會上的不正之風肆意在校園里滋生，譬如某大學的學生會部級待遇制度，某學院的懲戒社團成員文化，火遍全網的某技術學院主席稱謂“教育”，以及新鮮發酵的大學外聯部“官壓民價值觀”。一樁樁匪夷所思、遭人詬病的丑聞迅速在社會上一石激起千層浪，不僅損傷了學生組織在大眾之中的姣好印象，更是暴露出當前我國高?？此坪唵瓮该鞯膶W生會組織背后的暗黑亞文化。盡管，針對這種庸俗化和功利化，北大清華等41所高校學生會已經主動出擊，積極發起《學生干部自律公約》，遏制學生會及社團的不良風氣，凈化校園環境，以期“刀刃向內落到實處”，但僅靠一紙公約是否能讓學生會干部做到“永葆理想主義情懷，彰顯充滿朝氣、積極向上的底色”？是否能還原高等教育一方學術凈土？毋庸諱言，利用官方制定的“矩”強硬約束青少年本性的“隨心所欲”終究是一種坐地畫牢的行為。

那么，如何提升學生干部素質？改善學生干部形象？在官僚化、功利化亂花漸欲迷人眼的緊要關頭，是否存在一種溫和有效的手段來代替強制干預？《朱子家訓》有云“宜未雨而綢繆，勿臨渴而掘井”，盡早地找尋出這些問題的成因與解決方法，不僅迎合了學校教育管理工作的需要，也利于高等教育事業的蓬勃發展，更是促進社會前行，加強國家建設的題中應有之義。因此，本文試用20世紀美國社會學大師歐文·戈夫曼提出的“擬劇理論”，分析當前大學生干部形象建設的相關問題，冀望能攀附在先賢的巨軀之上，為梳理和解決當下問題盡微薄之力。

二 擬劇理論與表演框架的解讀

（一）擬劇理論的提出

中國有句耳熟能詳的老話“人生如戲，戲如人生”。西方也無獨有偶，早在黑暗的中世紀，培根就曾提出了具有跨時代意義的“劇場假象”，用科學和真理給了宗教和神學一記重拳;后至17世紀的英國，浪漫的莎翁也將社會情境中勾勒成一幅悲歡離合的圖景，來往匆匆、不斷交往的行人只不過是輕描淡寫的“畫中人”;再后來，直至20世紀，伴隨著社會學的繁榮，種種互動理論應運而生，其中“形象互動論”影響最為廣泛，而戈夫曼提出的“擬劇理論”為該學派的經典的產物之一。

人類的行為幾乎都是社會性行為，個體的社會行為一方面源自他人社會行為的影響，另一方面又去刺激著他人的行為，每個人都在不斷地刺激中做出反應，進而調整自己的行為以適應自己的“圈子”，這個行為交流和適應的過程就是一個社會互動的過程，社會互動循環也就構成了人們所處的日常生活。戈夫曼把這種日常生活比作一種“戲劇表演”，每個人在不同的生活場景中扮演不同的角色，人與人之間的互動都是一個表演活動。在這場表演中，每個人都力圖將自己的角色淋漓盡致地展現給觀眾，但無論多么逼真，觀眾所看到的永遠不是演員的“真我”，只是演員所表達的角色。類似于“社會是一個大舞臺”的判言早已是老生常談，但戈夫曼關注的點在于：劇院中人們如何在互動過程中給他人制造一個自己希望產生的印象，這其中免不了運用一些技巧，有人通過直接的符號向他人表達自己是個什么人，有的人則通過一些間接的、含蓄的、非語言符號的方式傳遞或流露出自己的形象。因此，“印象管理”也被作為“擬劇論”中的核心思想。

（二）擬劇理論之表演框架解讀

一個優秀的表演者所進行的演出必定是貼合劇本和觀眾期望、符合劇情發展的。戈夫曼認為，“社會體系”就像是隱藏在所有表演背后的“劇作家”，他利用社會現存的規則和約定成俗的規范編寫了劇本，每個人的活動都離不開劇本對角色強有力的控制。當然與此同時，個人不僅受到來自社會體系的限定，還受到“觀眾”“其他表演者”期望的限定，這些四面八方的期望就構成了“期望體系”。在“期望體系”的關聯下，每個人根據彼此的經驗不斷調整自身的行為，管理自己的形象，互動行為發生的越廣泛，個體對社會框架的內化就越深刻，這也是“社會體系”作為編寫腳本的“劇作家”的原因。

是戲總會謝幕，生活這場戲自然也不例外。如圖一所示，戈夫曼將表演活動發生的場所稱之為“舞臺”，一起合作演出的演員稱為“劇班”?！拔枧_”有“前臺”和“后臺”之分，“個體表演中有一部分以一般的、固定的方式有規則的發生作用，為那些觀察表演的人限定場景，把表演的這一組成部分稱為前臺”，出于表演的需要、布景、個人外表和舉止是前臺必備的三大要素，比如要演繹一個“醫生”，那么精密的醫學儀器、白大褂和專業的問診動作無疑可以增加演員的表現力。后臺是與“前臺”相對應的，是劇班成員用以準備、休息的私密地帶，在此區域演員可以暫時脫離劇本角色，表現出較為真實的“自我”，甚至做出一些類似于謾罵、戲謔等隨意行為。由于在前臺和后臺，演員的形象差異巨大，因此，表演者必須在“前臺”和“后臺”設置隔離帶，防止無關人員，尤其是觀眾的闖入。

因此，綜上所述，戈夫曼將上述所提到的劇本、表演區域、劇情等要素作為了個體“表演框架”的必要組成部分。所謂表演框架，戈夫曼將之歸結為在任一時刻，人們在社會舞臺上演出的依據，這種依據來自人的主觀認識，但不是一種隨意的想法，而是對外在社會規范、準則和慣例的主觀理解。人們想要演好一場戲，首先表演者要對自己飾演的劇本角色有充分的認知，并對觀眾對自己角色的預期做出判斷，要充分信任自己的理解和對情境的把控是正確的，才能“假戲真做”;其次，要借助一定的舞臺設置，個人裝扮和舉止，與角色合二為一，讓觀眾感受到演員的真誠;再次，要與劇班人員相互配合，遵守表演秩序，趨向共同目標的達成，以形成固定印象;最后，就是要在這種“表演”過程中，通過與他人的交互，不斷修正個人表演框架，以使“表演”貼合期望。

三 表演框架下學生干部形象建設的偏差分析

在戈夫曼看來，世界就是一個巨大的舞臺，我們每一個人都是舞臺上的演員，我們扮演著形形色色的角色，即是傳播者又是受傳者，[1]來來往往的社會人在不同的舞臺上一板一眼地演繹著名為生活的戲劇。毫無疑問，“擬劇論”的表演框架同樣也適用于高校學生干部的形象建設。

高校就是一個存在于社會大劇場中的一個小劇場，劇場里有多重舞臺，用于上演教學、管理和休閑娛樂等不同劇情。學生干部的角色主要在學生會辦公室、教師辦公室的這個前臺上表演，表演要求規定在學生干部紀律、學生會組織規范等制度構成的劇本里，其次在表演過程中，“學生干部”的扮演者除不逾越劇本要求外，還要憑借主觀認識，判定出“教師”“學校管理者”“學生會其他成員”等觀眾對自己角色的期待，以便于運用“神秘化”“補救表演”等策略，提高自身演技，樹立“理想化形象”。當然，一個人是無法撐起一臺好戲的，“學生干部劇組”的存在能讓每一個成員認識到自己不僅是表演者，還是自我觀察者，即在表演過程中，演員為了達到整體的表演效果，表演者就必須隱藏自己的缺點和不足，即使個人想法與劇組有所偏離，也要盡力使自己的行為與整體趨同，防止表演崩潰。這其中的每一個環節都影響了學生干部自身表演框架的內化，進而也就會呈現出不同的外顯行為，釀成了實際形象與理想形象的偏差。

（一）形象偏差之角色的誤讀

一場成功的表演有賴于精彩的劇本，一位表演者如果想要演出水平，就首先要“吃透劇本”，把我住自己的“角色”使表演忠實于劇本。對“角色”的認知一方面來自個人概念，即他需要明晰劇本里的“自己”是誰，如何讓觀眾知道我是誰，其次要主動揣摩觀眾的心理期望，對觀眾的價值喜好做出主觀判斷。在社會交往中，我們在與其他個體發生交互行為時，我們不僅是表演者，也正扮演著觀眾，我們對交互對象的印象決定了我們對其采用什么樣的行為模式，以及對他們的形象做出預期，與越多的人的深入交往，就能收到更全面的反饋，從而了解社會公眾所賦予我們自身角色的共同價值觀。生活中往往聽到有人說“某某某很矯情”“某某某不知道自己幾斤幾兩”，其實也就是在說，這個人對自己角色的誤讀，導致行為與身份不匹配。

在戈夫曼的理論下，大學學生干部的“劇本”就是一些規范性的紀律守則，如共青團中央、教育部、全國學聯印發的學聯學生會組織改革方案、學生會、研究生會干部自律公約等，這些條條框框以文字符號的形式約束了學生干部的行為，明確了學生干部這一角色的權利和義務，對這些文字符號的“內化”就形成了演員對學生干部的自身的角色期待，在再結合自身對“輔導員”“任課老師”“學生會干事”“同學”等觀眾對角色期待的主觀判斷，就決定了學生干部將如何詮釋這一角色。

在現在的大學校園中，學生會組織儼然似有意似無意地朝向嚴格的科層制度發展，并且類似于“小官場”“送禮”“走后門”等不正之風格外盛行，而主流的學生會規范，紀律等文化卻力量式微，以至于在學生干部投入學生工作時，直接踏錯了第一步——誤讀了“劇本”。其次，進入了這種“小官場”之后，學生干部就自然而然以權力為本位，并自認為“觀眾”也希望他可以呈現出類似于“真實”官場中的表演，因此他們便盡可能地賣弄“官威”和“圓滑”。于是就導致其做出了背離社會大眾期待的行為，干擾了學生干部與干事之間的雙向溝通，產生沖突。

（二）形象偏差之角色沖突

一個演員的一生要出演很多場戲，飾演若干種角色。人也如此，尤其是在多變且人際關系復雜的當代社會，每個人都無法擺脫多種角色、多種身份、多種地位的宿命，多重的角色就構成了“角色叢”。因此，幾乎每一天的生活中，每個人都得在“角色叢”中來回轉換。由于社會和主體對不同的角色有著不同的期望，因此，主體不得不根據現實場景、觀眾和社會約定來決定自己的表演張力和行為方式。但由于人的個性和所處外部環境的不同，有的人就善于調整自己，輕松地游離在“角色從”之中，而有些人卻不善于應變。在這種情況下，正如戈夫曼所指，人們會逐漸領會到一個個體應如何恰當地依附于一個特定的角色，這就導致了一種可能，即，一個表演者可能過分地依附于他的某一個角色，也可能同某一角色過分疏遠?！霸趥€體和他的假定存在的角色之間有效地表達的顯著區別”，[2]戈夫曼將稱之為“角色距離”。換而言之，表現出角色距離的演出者，有可能是因為演員自身的行為和品質達不到角色要求，也可能源自對角色的不滿與輕視?？傊?，角色距離就是指那些被某些在場者視為同評價表演者對其特定角色的依附程度相關，并能暗示出表演者對角色可能有某些不滿或抵觸情緒的行為[3]。就如同某些學生干部，明知道學生干部應當恪守學生本分、摒棄庸俗習氣、扎扎實實做事，但就是有意輕視和遠離這種主流文化和大眾期望下的形象，而去關注并過度依附于阿權膴仕、稱王坐霸、推杯換盞的官僚化、功利化角色。毋庸置疑，“角色距離”極易致使學生干部在結交朋友、處理利益關系、競選等問題中迷失方向。

（三）形象偏差之表演區域混淆

在前文中筆者引述了戈夫曼關于“前臺”的表述，“后臺”是相對于前臺而言的，“后臺”與給定的表演相關聯，在這里的表演所促成的印象，故意要制造出與前臺表演相反的效果。通俗地講，前臺是人們用來表演的地方，后臺是人們避開觀眾，用于準備表演的地方。相對于后臺，前臺屬于正式場合，擁有正規的“舞臺裝置”諸如和身份地位相匹配的服裝、道具，在前臺，演員使用符合角色的社會價值的行為語言。在屬于非正式場合的后臺，沒有了觀眾的監視，演員可以暫且放下舞臺上的流行俗套，忘掉舞臺角色，可以使用非正式的語言和行為，例如一些褻瀆性言語、吹口哨和打嗝等?；诟攴蚵睦碚?，我們不難發現大學生干部在工作中的自我表現也具備了表演的基本要素：舞臺——學生會辦公室、觀眾——學生會干事、表演——管理學生工作行為、后臺——除工作外的其余情景。在擬劇理論中，戈夫曼強調，一個角兒印象管理的成功關鍵在于要嚴格地將前臺后臺隔離開，禁止觀眾闖入后臺，意在提示人們在日常生活中要注意前臺后臺的區分和形象的轉換，因為從另外一個角度來說，后臺也是另外一個“前臺”，它和前臺同樣重要，舞臺轉變時，人的行為和語言也必須隨之切換，表演不到位的情況下，依然會使個人印象受到損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