蟬與文學

呂雪萱

垂綏飲清露，流響出疏桐。居高聲自遠，非是藉秋風。

唐代詩人虞世南在《蟬》中，用白描手法，僅以二十字，非但生動地勾勒出蟬的形象，開拓了啟人幽思的主題，而且引譬出蟬與文學的關系。這使人不禁想到：蟬，區區小蟲，竟何以會與文學結下了不解之緣？這確是一個韻味深長的“謎”。

一

要解開這個“謎”，還得溯本追源，從蟬的美名兒上說起：

蟬，在古代被叫做“蜩”“螗”“蟪蛄”；在近代被稱為“葉蟬”“蚱蟬”；在現代又被呼之為“知了”；誰能想到，蟬的名字竟還有35種以上呢。不過，名謂雖多，卻有失其美。于是，經過若干代文豪巨匠的苦心雕琢，蟬的稱謂本身便成為一種藝術結晶。人們不再直呼其原名，而是用詩、詞、賦的“闕中聯”“句中眼”以取代原稱。如“含風”“飲露”，都成了蟬的美號。每當人們看到這些富有詩情畫意、充滿著抒情曲美感的名字時，便會感到蟬形歷目、蟬鳴在耳，從而又會產生許多奇妙的遐想。以至于后來形容女子的姣俏，常用“蟬娟”“蟬鬢”“蛾眉”（源于《詩經·衛風·碩人》：“螓（蟬）首娥眉”）；形容情感之共鳴、靈犀之相通、美好之結合，常用“蟬嫣”“嬋媛”“嬋連”“蟬聯”“蟬娟”；頌贊高士之節操，常用“蟬蛻”等詞（如《史記·屈原賈生列傳》中，便有“蟬蛻于濁穢，以浮游塵埃之外”的句子）。

文人們如此刻意寫蟬，倒也不是他們故弄玄虛，而是有著深刻的歷史的、社會的緣由。

首先，蟬之所以被人重視，正因為它并不是稀世罕見之珍，而恰恰是人們生活中最常見的一種平常之蟲。大河上下，中原內外，自古以來，便有著它的蹤跡。古詩中，不但有著“春往海南邊，秋聞半路蟬。鯨吞洗缽水，犀觸點燈船”的記載（唐代李洞《送云卿上人游安南》）；而且有著“蟬鳴空桑林，八月蕭關道。出塞入塞寒，處處黃蘆草”的寫實（唐代王昌齡）。蟬，由于它作為大自然的子孫與人們同在，才有可能更多地引起人們的興味；也可以說，蟬之所以被名賢高士們賦予文學的意義，正在于它的“常見”與“平凡”，它的一切美好的特性，首先寓于“常見”與“平凡”之中。

其次，蟬鳴清越，具有鼓人耳目，叩人心扉的魅力。它那激揚九霄的悠悠之聲，早就引起我們祖先的矚目。它曾作為“圖騰”之一種而受到膜拜，后來又被當作政治風向而得到儆視?！吨軙飞蠈懼骸跋闹林?，鹿角解，又五日，蜩始鳴……鹿角不解，兵革不息，蜩不鳴，貴臣放逸?！薄兑捉浲ㄘ则灐飞弦灿邢s不鳴“國多妖言”之說。連孔子也有“市有蟪蛄之聲，則朝有蜩螗之沸，政之嘩也甚矣”的感慨?？梢?，蟬在古人心目中是不可輕睨的。

二

再次，蟬本身也確實有些不尋常的特點。一千多年前，它的特殊的繁殖方法與生長規律，喚起了古人對它作進一步研究的熱情。原來，雌蟬將卵子產在樹杈上的小孔中。數日后，它又咬落樹杈，使它落地埋進泥土里。待到開春，才孵出幼蟲，再長大一點便叫做若蟲。從幼蟲到若蟲階段。每長一次，便蛻一層皮，共脫四次皮，歷時多年，然后，若蟲爬回樹干上，緊緊抱著樹干不放，蟲的背部裂開一條縫，一個身著兩翼、生機勃勃的蟬兒便騰空而飛了。而若蟲的殼，仍然附在樹上，遠遠望去，儼然像個一動不動的成蟬。誰能料想到，就是這個被留下的凝殼，再次大大地開拓了我們祖先的眼界呢。它被正名為“蟬蛻”?！侗静菥V目》《別錄》上都說它有醫治難產、抽風、癲癇、破傷風、失音、頑疾、風疹的奇效，并有明目退翳、止渴的作用。于是“蟬蛻”便被當作幾乎可以“妙手回春”的“神藥”。到了唐代，竟養蟬成風，家家戶戶，都有一個極為精致的“蟬籠兒”掛在窗戶上。

有的人，甚至還以比較蟬聲的短長決定勝負、輸贏，并美其名曰：“仙蟲社”?！端焉裼洝分?，還有這樣的故事：淮南內使朱誕手下的一個人的妻子神情恍惚，面呈病態。那個人便懷疑她有外遇，于是經常窺測她。一天，忽見她中斷了織布，呆呆地望著樹上癡笑。她的丈夫若有所獲，急忙往樹上盯去，一看，那上面竟有十四五個頭裹青巾、身著青衣的小孩兒，在樹上嬉戲喧笑。她丈夫生氣地用弓彈向樹上彈去，“呼”地一聲，小孩們頓時化作蟬兒，凌云而翔，最大的有如簸箕。以后，關于蟬的特殊生長規律，反映到《西游記》中，則被提煉成為“金蟬脫殼”之計。

上面諸多情況，說明了文人們詠蟬，并非是出于純主觀的臆想，而是有著客觀基礎的。蟬與文學確實“有緣”。也可以這樣說，我國書面文學誕生之日，也就是“蟬”進入文學領域之時，謂予不信，請一覽文學之帙卷。

早在《詩經》的《豳風·七月》中便有“五月鳴蜩”之興，《大雅·蕩》中有“如蜩如螗，如沸如羹”之比；《楚辭·卜居》中有“蟬翼為重，千鈞為輕”之喻；《莊子》的《外篇·秋水》中有“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之諷；《外篇·達生》中延伸出“痀僂承蜩”一詞，用以形容“用志不分，乃凝于神”的專注；此外，在荀子的散文中，也曾喻蟬而明理：“夫耀蟬者，務在明其火，振其樹而已，火不明，雖振其樹，無益也。今人主有能明其德，則天下歸之，若蟬之歸明火也?！薄墩f苑·正諫》則給后世帶來螳螂捕蟬，黃雀在后之警。

蟬在進入文學領域的同時，也步入了文杰軼事的囿苑?！逗鬂h書》記載蔡邕（東漢文學家、史學家、書法家）事跡，曾提到過一段插曲：蔡邕在陳留，鄰人邀他小宴。他行至鄰舍，忽聞琴聲，遂大驚而遁返家門。三人追來問他，他說：你既請我吃酒，何以樂中露有殺機？彈琴者解釋說：我在彈琴時，忽見螳螂在蟬之后，我怕它傷害蟬，才以琴聲相警。這豈是有殺心而形于聲呢？蔡邕聽了，心有所啟，撫頷點首：這樣說來，還很有道理呢。于是腹疑冰釋，賓主入座。此后，蔡邕又觀蟬，聽蟬多日，有感而命筆，遂開我國《蟬賦》體之首章。

蟬與文學的關系，實在是錯節盤根，難斬難分。緣分最深長乃至千絲萬縷的，還當數詩賦。據不完全統計，僅至明代止，寫有著名蟬詩、蟬賦者，最少也近于七十家。

三

到了“五四”以后，蟬作為詩的題材少見了，但將“蟬”作為散文題材來寫，則大有新興之勢，并且因為寫蟬，還引起過軒然大波。散文大家朱自清在《荷塘月色》一文中寫到了月夜蟬鳴，于是另一位文人，便以黑夜并無蟬聲為題，與他在報刊上打了幾個月的筆仗。為此，一向主張“寫真實”，并主張作家觀察生活必須做到“錙銖有辨”的朱自清，除尋找充分的旁證外，還多次于深夜櫛風沐露，聆聽蟬音；及至證明他自己是正確的時候，又專門去請教知名昆蟲學家劉崇樂，徹底弄清月黑蟬噤、月朗蟬唱的科學道理，然后才寫出《關于“月夜與蟬聲”》的雄辯文章，從而結束了這場論戰。

那么，究竟為什么這些名家都如此酷愛詠蟬？蟬與文學結下如此不解之緣的原因，到底是什么？除了前面那些外在聯系之外，最重要的，便是蟬的某些特征與我們的社會生活，與文人們的心靈，有著一種有形無形的內在聯系。

文學是主觀意志對于客觀存在的一種反映，是作者內心世界的剖露，“氣之動物，物之感人，故搖蕩性情，形諸舞詠”（《詩品序》），“人稟七情，應物感斯，感物吟志，莫非自然”（《文心雕龍》）講的就是這個道理。在自然界的景物中，蟬聲極易撩撥文人的心弦。當萬蟲齊鳴時，蟬聲最為亢厲；而當萬籟俱寂時，蟬聲則更為清遠，應蟬鳴而感斯，遂有“蟬噪林愈靜，鳥鳴山更幽”之感，又有“黃鶯紫燕寂無喧，新聲最好是聞蟬”之贊。文學既然是能動地反映現實，那么作者在寫作時，便不會僅作自然主義的敘述，而必然是隨物婉轉、與心徘徊，“情以物遷，辭以情發”（《文心雕龍·物色》），反映到作品中，蟬聲與心音便融釋化一了。作品中的“蟬”，必然會一一打上作者處境、個性、格調的烙印。于是有于武陵“江頭一聲起，芳歲已難留”之慨；有楊萬里“一只初來報早秋，又添一只說新愁”之訴；有李白“秋蟬號階軒，感物憂不歇”之苦；有白居易“一聞愁意結，再聽鄉心起”之悲；有李商隱“本以高難飽，徒勞恨費聲”之悔；有王安石“鳴蟬更亂行人耳，正抱疏桐葉半黃”之焦；又有元好問“藥欄聽蟬噪，書幌見禽過”之愁；更有駱賓王《在獄詠蟬》“露重飛難進，風多響易沉。無人信高潔，誰為表予心”之憤。蓋因世事乖蹇而高士命運坎坷之故，遂有“遵四時以嘆逝，瞻萬物而思紛”（《文賦》）之理。

不過，文人高士之詠蟬，也還不僅僅限于“嘆逝”與“思紛”。他們在細致入微地觀察生活的基礎上，開掘了“蟬”這樣一個可以比興之物的“象下之義”和內在特征，在蟬的身上找到了可以寄托他們的愛憎與信仰的東西，可以表現他們品格與節操的特質；從而煉就妙句，借物言志。如蘇軾詠蟬，探其“蛻形濁污中，羽翼便翾好”的特點；褚沄則勾其“飲露非表清，輕身易知足”的特點；曹植賦蟬重其“內含和而弗食兮，與眾物而無求”的特點；而陸游《蟬賦》則做了更為全面的開拓。其賦曰：“頭上有綏，則其文也；含氣飲露，則其清也；黍稷不享，則其廉也；處不巢居，則其儉也；應候守常，則其信也；加以冠冕，取其容也。君子則其操，可以事君，可以立身，豈非至德之蟲哉？”這里被開掘出來的特點，便是比興之物與“應物感斯”之人的相通之處。正因為這樣，凡善感之文人、有志之名士，往往會情不自禁地寫蟬以言情、頌蟬以喻志。不過，將蟬尊為“至德之蟲”，怕也有過譽之嫌。如若把蟬、蟬聲，喻作文人自愛與文學創作的一掛警鈴，也許會更有意義。

四

蟬擇蔭而處，向明而歌。當夏而不趨炎，居高而不失慎。它不因自身的渺小和生命的短暫而忘卻自己的天職。如郭小川在《團泊洼的秋天》中所寫的，蟬聲可以暫時消退、戰士的歌聲可以休止一時，卻永遠不會沙啞。

蟬不因翼薄如許、身輕若無而輕遷其居、輕沽其身、輕售其技、輕易其聲。它既不因群噪而更調，也不因酷暑之威而降音，其聲韌韌，經久如一。

蟬在萬物競生的季節，報告著收獲的信息；在碩果累累的時刻，訴說著著冬之將臨；而當百蟲俱僵之時，它卻在深深的泥土中，醞釀著一支新曲?！按笤丈?！”蟬永遠是“生命之歌”的一個無名的作者。

這，也許又是它與文學結下不解之緣更深刻的緣由吧。

選自《文學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