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隨筆需要哲學思考

如果將文學素養歸為當代歷史隨筆寫作需要的歷史浪漫主義，那么，哲學素養和哲學思考則必然是當代歷史隨筆寫作的歷史理性主義。

長期以來，歷史隨筆的寫作面臨著—種兩難處境：一是過度專業化，做了學者該做的事而忽略了隨筆本身需要的“以史感會”;再是“感會”過度而淡化或者說忘記了基本的史實。前者枯燥無趣，結果很有可能是浪拋精力;后者則不免錯漏百出，蹈空矯情。所以，操持歷史隨筆需要兩種素養的儲備，同時，更需要兩種情性的交融。

所謂文史哲不分家，這是一種學術概念，具體到隨筆寫作上，需要就文學說文學、就史學說史學、就哲學說哲學，然后才可以談到“不分家”。即先要有獨立的文學素養、獨立的史學素養和獨立的哲學素養，才可以談融合的文史哲素養。學科體系上沒有文史哲統合的學科設置，自然，個人的知識儲備和系統接受上，也不能混合而一，一蹴而就。因此，從這個意義上來講，歷史隨筆的寫作，更需要作者對上古、中古和近代史進行系統的學習和研究，這不僅可以修正以前學習中可能存在的錯誤，還具有了更廣闊的史學維度和更專業的史學深度。

將漫長的中國歷史隨便截取一段，即可發掘無限豐富的題材。歷史隨筆不僅要解決“信信疑疑”的問題，更要借歷史人物之口或托歷史事件，發出自己不一樣、前人所未談以及能引發共鳴的感會。這就決定了歷史隨筆應是“感情”重于史實的寫作基凋。另一方面，由于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離我們今天的生活通常很遠，這便要很好地處理歷史隨筆的“時空距離”，從而在哲學上完成時間、空間與情感上的“當代對位”，避免以歷史約束當代，或者以當代指認歷史，從而陷入“混亂的歷史”，或者生造一個虛無的時空，使文史融合失去了科學的、哲學的合理擺布。所以，從這個意義上來講，歷史隨筆中還需要哲學思考并非一句空話。

歷史從來不是刻板教條的“老先生”，也可以是浪漫感性的“熱戀中人”。溯源我國史學肇端巨作《史記》，可以略窺司馬遷的歷史浪漫主義。在這個具有高度浪漫主義色彩的史學巨子看來，歷史可以在“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的基礎上，“成一家之言”的。所以，“太史公曰”論贊式的直接褒貶，成為他最有個性的歷史浪漫主義表達，為后來讀史者所激賞。此外，他在人物傳記體例格式上的處理、材料的取舍及互見法的運用，以及人物形象的藝術刻畫上，都表現了深刻而豐富的浪漫主義情感。更為后來讀史者所特別關注的是，他寓論斷隋感于敘事以及將民間諺謠詩賦巧妙插入史敘中的做法，以及運用神話靈異進行歷史隱喻的技法，都無不體現著他的浪漫主義態度。

這些浪漫主義表達，不僅沒有讓他的歷史寫作丟分，反而成為了他歷史作品的加分項。司馬遷的這種浪漫主義情性，成為《史記》為人喜讀的主要原因，也為千百年而下的歷史寫作作出了最好的示范。

但歷史的浪漫主義并非一頭無法控馭的烈馬，理性的史家應該有能力勒住浪漫主義的馬繩，從而讓這匹浪漫主義的烈馬及時回到理性的軌道匕。這種浪漫與理性的時機交替，既不能太早，以使歷史的浪漫主義未得舒展而被“腰斬”，讓讀者“莫名其妙”，更不能太遲，使歷史的浪漫主義已成壓倒之勢，歷史的理性成為擺設，最后給讀者的感覺就是“無憑無據的亂抒情”。

如果將文學素養歸為當代歷史隨筆寫作需要的歷史浪漫主義，那么，哲學素養和哲學思考則必然是當代歷史隨筆寫作的歷史理性主義。觀察近年來的一些歷史隨筆作品，不難發現，歷史的浪漫主義早已經成為了一匹脫韁的野馬，難以拘控了，倒是歷史的理性主義，或者說歷史隨筆的哲學思考，因為老實而欠缺，或者因為偏見而不被重視，更多的，是因為沒有儲備而用不上來。歷史“課”好補，哲學“課”難補，因為它比起歷史來，更需要來自于人生的慧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