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德軸心”的轉型困境（觀察家）

崔洪建

在歐洲一體化后繼乏力、英國脫歐前景莫測、美歐之間嫌隙漸深的背景下，法德都試圖向歐洲和世界證明，只要兩國密切合作，就能應對好歐洲正面臨的大多數內外挑戰。但自馬克龍在法國上臺、法德軸心看似“重啟”以來，雙方合作口號喊得響亮，具體成果卻不如預期，甚至還在北約等問題上鬧出齟齬。

究其原因，除了雙方需要繼續適應權力分工的角色轉換，法德在政策起點、方向和方式上也存在差異，這些差異在為雙方提供互補合作的條件時，也開始制造麻煩。同時，各自內政的變化也會放大法德利益的沖突面。

首先，雙方在合作中的權力分配和分工模式轉換并不順利也還未到位。歐洲債務和經濟危機時期的主題是經濟治理，德強法弱的“默奧配”模式與當時德國政治穩固經濟獨秀、法國卻各種問題叢生的狀況相適應。盡管奧朗德也曾試圖在“增長”還是“緊縮”問題上質疑默克爾，但法國終究無力在“如何花錢”的問題上挑戰德國這個歐盟的最大金主。

馬克龍的強勢登場，不僅預示著歐洲問題由經濟技術層面轉向政治解決，也意味著法國并不“甘居德后”。法國具備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和核國家等諸多“大國標配”，提出戰略性的全面政治解決方案正是其強項。因此從歐元區改革到歐盟安全能力建設，從氣候變化治理到維護伊核協議，從與特朗普“掰手腕”到與普京拉關系，馬克龍的風頭明顯蓋過開始被國內政治斗爭拖后腿、威望和身體狀況都大不如前的默克爾。

但“馬強默弱”只是一種權力話語格局的表象，如果缺乏“法強德弱”的現實支撐，“馬默配”的權力分配就很難轉化為有效分工并產出結果。盡管近期出現法國經濟表現好于德國的現象，但德國的家底足夠厚。在歐盟的諸多內部事務上，法國正在獲得巨大的政治話語權，但德國依舊掌握著最大的經濟決定權。這種經濟和政治權力、話語權與支配權不相匹配的狀況將在法德之間持續，也將繼續為雙方“能合作難和諧”的土壤提供養分。

其次，這次在北約“腦死亡”問題上出現的法德分歧，被德國國防部長卡倫鮑爾描述成兩國“在戰略文化上的不同”。這在歐洲輿論界雖然早就是個流行觀點，但從防長女士嘴里說出來，至少表明在戰略和安全問題上的法德分歧已難以掩蓋。

所謂的“戰略文化分歧”，實質上是法德在政策制定的起點、方向和環境上有巨大差異。例如在“歐洲建軍”問題上，擁有“大國標配”的法國有底氣有想法，想通過對外軍事干預來體現歐盟硬實力存在的政策導向很強；但很難扔掉歷史包袱的德國卻有顧忌有限度，將“建軍”的目標鎖定在“推進和鞏固一體化”上。

這一分歧進一步反映到對美國和北約截然不同的戰略和安全需求上：法國對美國的政治和戰略獨立性更強，需求的是“盟友式的協調”，德國對美國的政治和安全依賴性更大，需求的則是“庇護式的存在”。同樣是面對美國，對美國市場依賴較少的法國，可以在美歐自貿談判中死守保護農業部門利益的底線，但對美國市場依賴巨大的德國，則不得不在制造業出口可能遭受重創的煎熬中隨時準備向美妥協。法德之間在歷史因素、實力結構和由此決定的政策起點與方向上的差異，決定了雙方在外交安全事務上“有共識有矛盾”的常態化。

但歷史上，法德曾有過的成功合作也是建立在差異性之上的。德國人曾既解嘲又無奈地認為，與法國能夠合作是因為“我們知道問題的正面解決方案，而法國人知道另一面”。但法德之間形成這種差異化解決方案的前提是法德權力構成不同且各司其職，兩國可以發揮各自優勢去影響其他成員國，進而在應對歐洲內外事務中形成奇正相生的效果。

但當前法德各自的實力—權力構成正發生深刻變化：法國急于補齊經濟不堪的短板，通過政治權力獲取經濟利益的意圖難以掩飾；德國盡管仍然謹慎，但在心態上已逐漸實現“國家正?；?，也不會輕易放棄由經濟實力延伸出來的政治權力。因此現在我們看到的是法國抓經濟而德國搞政治，實力構成相似的法德之間如何合作，這是二戰結束以來兩國首次面臨的課題。

在向“馬默配”轉型初期，法德實際上就想改變此前的差異化合作方式，轉而采取“共同立場、一個聲音”，通過“樹立榜樣”來重新塑造歐盟的權力核心。但在歐盟內部離心傾向增大、成員國利益多元的背景下，這種合作方式又給其他國家帶來“法德共治、大國獨斷”的擔憂，增大了法德與其他歐盟國家在許多領域內的隔閡。因此目前這種逐漸暴露出差異和分歧的法德合作狀態，也可以看作是雙方仍在繼續摸索彼此相處與合作之道。

法德兩國都是中國在雙邊、地區和全球事務中的重要伙伴，也都有能力成為中歐合作的引領者和中國與西方關系的示范者。在馬克龍總統愿意帶領法國發揮更大作用、默克爾總理卻因政治內耗而致德國舉步不前之際，中歐合作也正發生著動力轉換。當然，一個調適到位并形成對華合作一致方向的法德軸心依然是中方樂見的前景?！?/p>

（作者是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歐洲所所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