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的領導藝術

劉佳

摘?要：1949年11月到1952年7月是鄧小平主政西南的時期，在這兩年零八個月里他開始了從治黨、治軍到治國理政的轉變。在此期間，鄧小平以其個性鮮明的方式貫徹執行黨中央下達的任務、部署和決策，帶領中共中央西南局恢復和發展了西南地區的政治、經濟、文化等各項事業，其中許多思想方法與領導藝術同“七五整頓”后鄧小平治國理政的領導方法和藝術一脈相承。通過剖析鄧小平主政大西南的事跡，挖掘其在軍事、政治、經濟、文化四個方面的領導藝術與才能，能夠為鄧小平的領導藝術研究添磚加瓦，同時對中共現今的執政建設也具有一定啟示。

關鍵詞：大西南;領導藝術;鄧小平

早在新中國成立之前，毛澤東同志就極具前瞻性的預見了未來的形勢變化，決定成立以鄧小平為第一書記的西南局負責解放中國最后一片土地、國民黨在大陸的最后據點，因此，鄧小平參加完開國大典就奔赴下一個任務地點——中國西南地區。在這里，鄧小平運用他的學識、智慧與人格魅力，運用他出色的領導方法解決軍事、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面的難題，在矛盾復雜、百廢待興的西南地區成功建立了新生人民政權。

一、軍事后勤領導藝術

鄧小平曾經說過：“我是一個軍人，打仗才是我的老本行?！盵1]進軍大西南的成功實踐，是以鄧小平為代表的西南局全體同志遵循毛澤東及中共中央的精心籌劃和周密部署的成果;是靈活運用馬克思主義軍事理論與中國實際相結合的產物;同時也體現了他們在軍事上卓越的領導藝術。

（一）高瞻遠矚，慮事周全

進軍大西南前要完成的準備工作千頭萬緒，鄧小平指出首先須在思想上做好準備工作，意識指導實踐，思想政治工作的開展是前提。剛接到中央下達的任務時，劉鄧所領導的二野部隊，除陳庚帶領的第四兵團正在參與第四野戰軍指揮的華南作戰外，剩下的三、五兵團處于待命狀態。接到進軍西南任務的二野將士們大多是整裝待發，為即將迎來的全國解放而雀躍，但不可忽視的是軍中也出現了一些消極怠慢的聲音：一部分干部居功自傲，認為二野此前吃的苦多、出的力多，要求給予更好的待遇，同時嫌西南地處偏僻，山高路遠，地貧民窮，害怕回不了家等等。

鄧小平了解到軍中這些“錯誤”思想后，及時將思想動員與政治教育結合，要求各部隊及各級黨委與政治機關對將士進行充分的、不間斷的政治、思想教育工作，及時關心戰士的思想變化，耐心說服，指明進軍西南的重大戰略意義以及存在的困難、解決困難的辦法。1949年7月，劉鄧簽發《進軍大西南的指示》號召全黨全軍克服怕苦怕累、驕傲懈怠的錯誤思想和不利傾向，堅定地完成毛主席交給二野的光榮任務。8月鄧小平又親自作《迅速奪取全國勝利》的報告，從“困難對比”、“西南的重要性”、“工作位置”三方面解釋進軍西南是必要的、光榮的，進一步提高了全體人員的政治覺悟，為部隊順利解放和建設大西南奠定了思想基礎。

“政治路線確定后，干部就是決定性因素?！盵2]二野全體將士不僅擔負著解放大西南的任務，還要在消滅國民黨勢力的基礎上重新經營建設大西南，建立人民民主政權。這就要求二野成為軍事上是能夠打敗敵人的戰斗隊，工作上是能夠經營西南的工作隊。根據新解放區的工作經驗，每解放一座縣城最少需要75名干部負責地方工作，而要想經營建設廣大西南地區至少需要五萬多名干部參與工作。渡江戰役前，鄧小平就從老解放區抽調了一批熟悉地方工作的干部隨軍南下用以建設西南地區（實際用于華東新區），后來陸續通過培訓班、培訓學校等形式，吸收大中城市的學生、失業工人、技術人員等參加，解決新區缺乏干部的燃眉之急。由于干部的緊缺是當時全國新老解放區共同面臨的問題，中央在統籌抽調的同時要求二野和四野抽取自身能力強的干部擔任地方工作，鄧小平接到上級指示后，積極貫徹的同時，結合實際情況號召民眾自發組織起以學生干部為代表的西南服務團。為了讓同志們將來更好的擔負起建設西南的艱巨任務，鄧小平提議給西南服務團先進行兩三個月的集訓，做好這次“小長征”的思想教育工作。鄧小平于百忙之中抽出時間，親自給全體學生干部做了《論忠誠與老實》的報告，教育學生干部將來要虛心向地方的老干部學習，取長補短，切勿“豬鼻子插蔥裝象”，用通俗易懂、充滿趣味的語言給大家上了一堂有關馬克思主義方法論的課。

兵馬未動，糧草先行。新中國誕生之初，交通運輸條件差、經濟市場混亂，而西南又地處偏僻、群山環繞，徒步遠征西南無疑是一個艱辛而繁重的任務，其中尤為重要的便是后勤保障問題，主要包括糧食、鞋子、冬衣是否有保障。針對將士們普遍擔心的三個問題，鄧小平、劉伯承等人就此科學謀劃，提出了具體的解決方案，經費問題上，由華東局籌發，備以現洋減少困難;鞋子數量上，每人4雙膠鞋、3雙草鞋，利用一切空閑時間編草鞋，多走大路，雨天少走或不走;冬裝問題上，由汽車追送或后期追補;后勤保障上，健全后勤機構的同時組織先遣隊保障糧食、住宿等事宜，號召各級干部親自督促，加以重視。這樣詳細周到的安排部署解決了全體干部的后顧之憂，為人民解放軍進軍大西南提供了強有力的后勤和物資保障。

（二）軍事結合政治，分化瓦解

“天下未亂蜀先亂，天下已定蜀未定?！边@句俗語就形象的反映了我國西南地區矛盾的復雜性。由于西南常年處于軍閥割據的局面，封建勢力根深蒂固、盤根錯節，且他們各自擁有較多的槍支與一定的武裝力量，因此解放西南是一個艱巨的任務。土匪、地主、國民黨殘余勢力和流氓是中共要面對的主要敵人，在這一敵人眾多的嚴峻形勢下，鄧小平明確提出我們要懂得去分化敵人，不要孤立了自己才是對的，要充分利用敵人內部的矛盾——不團結，通過軍事上的靈活作戰兼之以政治上的攻勢，將其分化瓦解。

在二野等部強大的軍事打擊下，國民黨殘余勢力節節敗退，在打開四川大門之際，鄧小平等領導人展開政治攻勢，于1949年11月21日向西南地區國民黨人員發出四項忠告：（1）國民黨軍隊應即停止抵抗，停止破壞，聽候改編。（2）國民黨政府機關各部門工作人員……聽候接收，其屬下中高各級職員……分別錄用或適當安置。（3）國民黨特務人員，應即痛改前非，停止作惡。（4）鄉保人員應聽從人民解放軍的安排，維持地方秩序，為人民解放軍辦差事。[3]同時，要求各部隊通過寫信的方式，使敵人通曉《四項忠告》，借以動搖軍心，從內部瓦解敵軍。在鄧小平、劉伯承等人的部署下，人民解放軍排頭部隊利用喊話、分發傳單等宣傳方式，向國民黨軍提出忠告，勸其勿再執迷不悟，立即繳械投誠。在征糧剿匪戰中，由于黨政領導機構的不健全，各級領導班子只顧完成自己的任務，而不能配合完成剿匪作戰的任務。意識到這個問題的嚴重性后，鄧小平借鑒抗日時期黨政軍民一致抗日和川東軍區剿匪的成功經驗，抓住長期受到壓迫、剝削的西南人民同地主、土匪之間的這一矛盾，從軍事、政治、群眾三方面著手，建立起剿匪斗爭的一元化領導體制——剿匪作戰打到哪，政治工作、宣傳工作就做到哪。1950年5月7日，鄧小平在西南軍區高干會上提出一個號召：“槍換肩，發動群眾，剿匪自衛”[4]即號召將國民黨殘余勢力的槍換到我們可靠的貧下中農的肩上來，領導農民組織自衛隊同土匪作斗爭，并決定改變作戰部署，以我軍之集中對付敵之集中，以我軍之分散對付敵之分散。至1949年12月27日，歷時兩個月的西南戰爭，共殲滅國民黨勢力90萬左右，其中投降俘虜、起義人員共占百分之八十多。剿匪戰爭歷時兩年半，共殲滅土匪約一百一十萬余人，十人以上股匪被全部消滅。

在我國歷史上，西藏地區由于地理環境獨特，易守難攻，再加上民族與宗教因素的影響，僅僅依靠軍事斗爭是無法妥善解決西藏問題的，往往需要軍事與政治并舉，二者相比，政治更要重于軍事。鄧小平告誡進藏部隊，西藏問題的解決可能需要一定的軍事力量，但主要是政策方面，要靠政策走路、吃飯，在《解放西藏政治動員令》中，西南局正式提出18軍要學會利用政策拉攏，盡量避免軍事沖突。1950年5月，在部署進軍西藏的準備工作的同時，西南局積極進行政治工作，爭取和平解放西藏的可能，鄧小平主持起草《十項基本原則》充分保障藏族人民應有的各項權益，針對少數民族問題專門成立研究室，還派出志清法師入藏勸和。盡管如此，西藏反動當局仍然拒絕和談，中共被迫發起昌都戰役打開進軍西藏的大門。昌都戰役的順利加速了西藏當局勢力的內部分化，1951年4月中央派出代表團同西藏當局進行談判，5月23日，西藏最終和平解放。

（三）自力更生，積極應變

要想經營好大西南，一批熟悉地方工作的干部是必不可少的。渡江作戰結束后，隨著華東和華中各地中心城市的解放，負責領導華東地方工作的饒漱石向鄧小平提出，將隨二野南下原意用于西南新區工作的地方干部盡數調往福建。從爭取全國革命勝利的大局出發，鄧小平同意了，但二野手中也因此再無多余干部可前往經營西南，這成為進軍西南準備工作中的一大難題。一方面老解放區已無大量多余干部可以抽調，另一方面從已接管地區來看，南下的一部分干部由于文化水平較低，并不能很好的滿足地方的需要。面對如此窘境，鄧小平結合中央指示提出，要解決當前西南干部缺乏問題必須結合實際創造性地執行，南京、上海等率先解放地區，經濟基礎較好，文化水平較高，可以吸收這些地區的大中學生、青年職工及技術人員，再加上較早解放地區的骨干和軍隊里有能力的干部，共同組建“中國人民解放軍西南服務團”，直接隸屬于二野政治部領導。鄧小平號召城市青年學生、職工技術人員組成地方工作隊伍的創舉，不僅成功解決二野干部缺乏問題，為黨中央排憂解難，還在幫助部分群眾解決了就業困難和再就業問題，密切了黨群關系。

1949年5月27日二野前委致電中央，提出進軍西南物資、兵員不足問題，30日，中央軍委復電“兵員、牲口不足之數，除華東局能解決者外，原則上不補，到四川以后自行解決。估計四川、黔沒有嚴重的作戰，減員不會很大，占領長江上游以后可以就地籌補，從長解決?！盵5]考慮到當時國內各地的物資均緊缺，調度艱難，鄧小平指示二野各部發揚自力更生的精神，自主籌備進軍西南所需物資及后勤保障等工作，如派遣先遣隊前往修復橋梁、安排住宿、籌措糧食、解決乘車等問題，健全后勤機構部署沿途物資供應、衛生防疫等問題，加上中央統籌協調與各地支持，僅僅幾個月時間，60余萬人的行軍和作戰物資就籌集完備。9月20日，為給西南服務團的學生干部做好思想準備工作，鄧小平親自召開動員大會，會上指出：二野及地方工作的同志，將要去解放大西南，建設大西南，這是一個很大的任務，也是一個很艱難的任務……眼睛不要光看上級和銀行，光靠發行鈔票是不行的……有困難，就要正視，一定要認識，一定要克服。[6]那么如何靠自己解決困難呢？鄧小平給了大家三個辦法：首先要團結黨內同志、其次密切聯系西南人民、最后做好統一戰線工作。這是解放軍勝任西南地方工作，解決將來可能遇到、難以預料的問題的重要法寶，也是鄧小平貫徹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精神的重要工具。

1949年成都解放后，整個中國大陸就剩下西藏地區尚未解放。西藏是一個少數民族為主的地區，宗教力量很強，同時地處高原，雪山遍布，對外交通幾乎斷絕?？紤]到西藏地廣人稀、物資不足，如果解放軍大部隊消費地方的物資，很有可能會引起當地物價飛漲，破壞市場秩序，也會引起群眾對解放軍的不滿，因此毛澤東指示進藏部隊要做到自力更生、“不吃地方”。1950年，二野排頭兵歷經千難萬險抵達藏地甘孜，由于隨身攜帶的食糧有限，他們隨時面臨著斷糧的危險，一方面要遵從黨中央的指示不購買當地糧食，另一方面又要依靠不多的糧食完成修建機場、接應后續部隊的任務。如何解決這個看似兩難的任務？先遣部隊響應鄧小平的號召，勤儉節約、艱苦奮斗，每人每天的糧食從一斤逐漸減到四五兩，同時積極開辟公路以便輜重團盡快運送糧食進藏。為了保障十八軍在堅持“進軍西藏，不吃地方”原則下的后勤補給，西南局提出生產糧食與修建公路同樣重要，指示進藏將士就地耕種生產，做到自給自足，將發展生產作為長期的中心任務，通過精打細算、在西藏拉薩的西郊地區進行生產開荒、打通西藏同內地和印度地區的貿易往來三項舉措，部隊的糧食供給難題得到了解決，其他工作也得以順利開展。

二、政治領導藝術

經營大西南是解放大西南的必然結果，在情況特殊、矛盾復雜的廣大西南地區如何推翻國民黨舊政權，建立人民民主專政的新政權是鄧小平等人將要面對的新難題。在總結接管南京、上海等大中城市經驗的基礎上，鄧小平、劉伯承等同志提出“同時接管城鄉，將主要力量放在城市”的政治路線。然而政治路線的確定不過是萬里長征的第一步，如何處理眾多不同類型的矛盾？如何解決政策同現實之間的沖突？如何保障黨的方針政策的貫徹落實等？這一系列問題的解決才是經營、建設好大西南的前提，鄧小平卓越的政治領導藝術既是解決這些問題的手段，也是從中誕生的重要理論成果。

（一）抓重點，統籌兼顧

建國之初，以鄧小平為代表的西南局在經營建設西南地區的過程中面臨著諸多挑戰。

政治方面，這片地區曾是國民黨勢力在內陸的最后巢穴，蔣介石敗逃臺灣后，這一地區仍然潛藏著的大批反革命力量，他們同土匪、地主、惡霸狼狽為奸，引起暴動，擾亂社會秩序。因此中共不僅面臨著眾多敵人，同時還要理清盤根錯節的矛盾和復雜的社會情況。

經濟方面，中國共產黨接手的西南地區呈現出傷痕累累、滿目瘡痍的駭人局面。在國民黨的腐敗統治之下，西南五省經濟市場混亂、投機倒把盛行、各地生產萎靡不振、百姓民不聊生。新建的人民政府能否穩定經濟形勢，恢復生產建設，改善人民生活，從而在這里站穩腳跟，這對剛剛執掌城市政權的中共黨人來說是更加嚴峻的新考驗。

民族關系方面，西南是中國少數民族種類最多、最復雜的地區，如何實現西南地區的解放，而又不侵犯各個少數民族的權益，同時消滅大漢族主義，幫助發展地方經濟，維護邊疆穩定？這是以鄧小平為首的中共中央西南局需要面對的新課題。

更為嚴峻的是，在全國革命形勢一片大好之際，黨內有一部分同志滋生了居功自傲的情緒，不愿去貧困地區工作，看不起地方老干部，與當地地下黨員相處不和諧，接管西南地區的干部數量不足等問題日益突出，如何才能解決困境，順利執掌城市政權？中共黨人今后面對的挑戰比此前的軍事斗爭要棘手得多。

在復雜事物自身包含的多種矛盾中，每一矛盾的重要性和所起的作用不盡相同，因而各類矛盾又可區別為主要矛盾與次要矛盾，同一矛盾的不同方面也不是完全對等，解決復雜矛盾中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就能夠起到綱舉目張的作用。針對這些盤根錯節的問題，鄧小平敏銳的指出：在農村逐步深入反封建斗爭，改造六十萬國民黨軍隊和二三十萬舊人員，以及整理破碎的人民經濟生活，這三件大事同時壓在我們身上，要我們聯系起來解決。[7]同時確立了“集中力量于中心城市的接管工作”和“先城市后農村、先接收后管理”的具體方針。城市的接管主要依靠隨軍長征而來的西南服務團的干部，加上發動當地群眾，充分利用舊有人員，實行軍管會和保甲制（1950年4月始陸續廢除），這樣不僅能夠解決西南局工作干部不足的問題，同時還能夠充分發動人民當家作主，實現政治、經濟上的平穩過渡。至1950年4月西南各地大中城市的接管工作大多先后順利完成。農村的接管上確立剿匪征糧為鞏固農村政權的第一步，1950年初，西南局召開會議告誡全體同志“剿匪已成為西南全區的中心任務，不剿滅土匪，一切無從著手?！盵8]很快黨政軍民的一元化剿匪斗爭展開，通過總結經驗教訓，在改變對敵戰術，發動和組織群眾開展剿匪斗爭的基礎上，剿匪斗爭的局勢逐步由初期的被動轉變為主動，1951年末，隨著各省市剿匪的勝利，西南地區的艱巨的征糧任務也得以順利完成。與此同時，各省各級人民政府相繼建立，基層政權不斷完善，在鄧小平等人的正確領導下，西南地區人民政權的建設開始有計劃、有組織、有步驟的展開。

（二）寬嚴并濟，靈活處理

鄧小平在干部的管理和使用上，既講原則，嚴格要求，又講靈活，酌情以適當照顧，面對部下對上級政策的不解，一方面嚴令按時完成任務，另一方面耐心做好解釋說服工作。

1949年，鄧小平與參加貴州接管、負責地方黨政干部領導工作的五兵團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申云浦等人的談話中，就第五兵團和擬將前往貴州工作的干部中出現“愿到四川，不愿到貴州”去的畏難情緒，嚴厲批評：“縣級以下干部組織上服從，思想上不通是可以原諒的，縣以上干部，不僅組織上要服從，思想上也得服從，不服從就得強制。原因很簡單，你吃共產黨的飯太多了”?！翱h以上干部思想上、組織上都得解決，不解決就強制，原因就是吃黨的飯太多。至于區以下干部，就不必強制，照顧到他的自愿，照顧到老區的工作。有些身體弱的，思想上難于打通的，作用不大的，就主動的用組織的名義調回老區工作”。[9]見申云浦低頭不語，鄧小平緩和語氣說明貴州其實山清水秀、物產豐富，是一個值得開發，富有遠景的好地方，至于野人莽獸等傳言更是無稽之談。鄧小平最后還關切的問道是否還有什么困難，并爽快的一一應允多帶一些“鋼洋”、雨具、白面等要求。鄧小平同志作為黨的重要領導人之一，堅決果斷的執行黨中央的戰略部署，在關鍵時期端正干部的錯誤思想，不乏威嚴與寬容，一語中的，一針見血的批評了錯誤思想的同時提出了相應解決辦法。

在面向農村的征糧工作中，鄧小平結合中央及西南地區開展工作的需要，制訂了征收40億斤公糧的任務，這在當時是一個極具挑戰性的目標。在西南地區的農村進行征糧，任務是相當重的，原因有三：一方面，前一年蔣介石在西南五省許多地區已經征收過糧食，頻繁征糧必然會引起農民的不滿;另一方面，即使原本留有余糧的人家也大多賣給了商販，現在莊稼正值青黃不接之際，他們只能選擇重新購買食糧上交，低價賣出高價買進，普通百姓難以負擔這樣的虧空。此外，當時的征糧遵循“地主交糧，佃農不交”的原則，雖照顧了貧雇農的生活，田主卻承擔了一半以上的重擔，再加上群眾“斗地主”的心理，給他們的正常生活造成困難。針對在川西等地征糧工作難以展開的局面，部分同志滋生畏難情緒，在一些干部中還流傳“要講政策就完不成任務，要完成任務就不能講政策”的錯誤言論。

為端正黨內這些錯誤思想，順利完成征糧任務，鄧小平竭盡全力向大家做解釋說服工作。1950年2月底，鄧小平召開同黨外民主人士的談話會，對任務過重的事實不加掩飾，同時解釋原因以求諒解，“西南有7000萬人口，如果每張口一寸長，那么就有70萬丈長的口要吃飯，如果這些口沒有飯吃，那就會天下大亂。所以‘糧食就是政策，沒有糧食，我們就要被攆出西南去?！薄爸灰辛思Z食，我們就可以贏得時間，有計劃、有步驟地布置恢復國民經濟的事情”[10]并且表示，希望他們能夠幫助共產黨向人民做好解釋工作。在征糧剿匪動員大會上，鄧小平嚴厲指責要求減輕負擔的同志，并直接點名沒有征上糧食的領導人：“征糧任務沒有完成，你李大章、彭濤、杜義德、郭影秋要負責，再完不成任務，我要給你們算賬，算歷史賬，新賬老賬一起算，算總賬！”鄧小平還態度堅決地說道：“什么是政策？當務之急是把糧食拿到手，完成征糧任務就是政策。站不住腳跟，還有什么其他政策可講！”[11]通過加強對具體方針政策的指導，對民主黨派人士耐心說服、解釋，對黨內同志嚴厲督促，逐漸打開了順利征糧的局面，為在西南地區建立嶄新的政權打下基礎。

（三）以人為本，團結群眾

一項任務的順利完成包括政策指導、運用恰當的方法兩個方面，其中以人為本是歷久彌新的重要途徑，常言道“得民心者得天下”。群眾路線不僅是鄧小平教育和倡導各級干部經常要使用的工作方法，也是鄧小平等中共黨人一貫堅持的領導方法。

群眾路線的內涵包括對人民的態度和領導人民的方法，如傾聽民意、為人民服務等，這些主要體現在黨內工作和中共自身的做法上。部隊揮師西南前，鄧小平就召開動員大會，給服務團的團員們做好思想工作，會上要求“到西南去的干部人人都要抱著為西南人民服務的態度去工作，不是去當統治者，不應以解放者自居?！盵12]鄧小平同時提出三個解決難題的辦法：團結黨內同志、密切聯系西南百姓、做好統一戰線工作。這三點皆是以群眾路線為基礎，以團結為紐帶，以人民群眾的力量為攻堅克難的保障。西南服務團，顧名思義，就是為廣大西南人民服務的組織，他們之中有來自大江南北的學生、干部，為了全國的勝利解放，他們響應黨的號召，背井離鄉來到地處偏遠的西南地區，為解放西南的廣大勞苦群眾，為經營建設好大西南貢獻自己的力量。1949年11月1日，解放軍出其不意地采取大迂回、大包抄的戰術，聲東擊西巧勝蔣介石，歷時50多天解放了除西藏以外的廣大川、渝、康地區后，西南局的主要任務也隨之發生了轉變，鄧小平將其概括為：“依靠60萬、改造90萬、策動6000萬”。依靠60萬，指我黨在西南的60萬人民解放軍;改造90萬，指改造國民黨殘余的90萬官兵，通過編入人民解放軍或令其參加地方工作，將他們改造成為能工作、能生產、對新中國有建設的人;策動6000萬，指西南7000萬人口，其中有6000多萬民眾是共產黨可以信任依靠的基礎，我們要充分把這6000多萬人民組織起來，實行土改、組織生產、恢復經濟。在城鄉工作的接管上，以鄧小平為第一書記的西南局不僅確定了“先城市后鄉村，先接收后管理”的方針，還強調接管工作只能走群眾路線，發動人民群眾、組織原職人員進行生產和管理活動，從而穩定社會生產、提升人民生活水平。

鄧小平的群眾路線方針不僅僅指依靠黨內人士和廣大的底層群眾，還要求團結社會各界人士，具體包括民主黨派人士、無黨派人士以及投降起義的國民黨人員。剛剛獲得解放的西南地區，社會動蕩，生產停滯，經濟混亂，新生的人民政權根基還不穩固，此時加強同人民群眾的聯系是鞏固政權最有效、最直接的辦法。1950年4月11日，鄧小平在報告西南工作情況中說：我們到西南后的主要工作方法是開各界人民代表會議和農民代表會議。[13]各級各界代表會議成為聯系群眾最便利、最主要的方式。為貫徹落實人民民主統一戰線的要求，既要與非黨人士溝通交流黨的政策觀點，又要使他們有職有權，西南局接收、錄用許多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參加管理工作。從下表中，我們可以看出，在政府的人事安排上，以鄧小平為第一書記的西南局廣納社會賢才，不僅包括黨內同志還包括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和舊國民黨人員。此外，西南軍政委員會的人員構成包括來自全國各地的干部、來自部隊的將士、來自學校的學生干部等等，形成了以黨中央的領導為核心的，由各界代表人士組成的，廣泛代表最[14]廣大人民聲音的統一戰線組織。

鄧小平主政大西南的兩年零八個月靈活運用群眾路線這一領導方法，并將其貫穿到工作的方方面面，從解放大西南到經營、建設大西南;從征糧剿匪、“三反五反”運動到清匪反霸;從軍事、政治、經濟到文化工作。

三、經濟領導藝術

恢復經濟，穩定秩序，整治市場金融，是中共中央西南局建立并鞏固人民政權的基礎。1950年1月4日，鄧小平在重慶市召開的軍管會上指出：“……想要鞏固政權還需做多方面工作，如肅清特務、土匪及反革命分子等等。但任何政權鞏固的基礎都在于經濟的穩定?！盵15]

（一）抓要害，綱舉目張

由于自然條件的限制，西南地區自古交通不便，嚴重影響地方經濟發展。自晚清以來，四川人民呼吁當權者修筑成渝鐵路的呼聲從未停止過，以四川保路運動為導火索爆發的辛亥革命成功后，西南地區雖然先后設立了“鐵路籌備處、工程局”等機構，但鐵路建設直至劉鄧揮師西南時仍止步于工程圖，尚未鋪設一根一軌。

身為四川人的鄧小平深知四川人民的鐵路夢，他們希望以此改變長期以來交通落后的面貌，在接到解放和經營大西南的任務之初，鄧小平便開始思索成渝鐵路建設的動工。前往西南之前，他專門請陳修和一起入川并幫忙挑選有修建鐵路技術的人才。在陳修和同志的幫助下，負責二野兵工技術的陳志堅同志不僅獲得了一份二十多名卓有聲譽的兵工技術人員名單，還詳細了解每一位的性格、特長、家庭情況以及拜訪他們的辦法、所需安家費用數額，僅用了幾天時間，陳志堅就確定了前往西南建設的人選。1950年2月，西南軍政委員會做出通過修建成渝鐵路助力巴蜀經濟恢復，并以此帶動其他行業發展的重要決策。由于解放初期，各項工作尚未完全展開，鐵路建設所需的人員、設備、材料等緊缺困難，鄧小平作出從軍隊中調出部分士兵組成筑路隊推動鐵路工程的開展，而后再進行宣傳征集工人、失業者的決策。這是鄧小平等人在西南工作中的又一創舉，既能夠解決勞動力不足問題，又能替老百姓省下一筆錢，毛澤東同志也復電表示“甚為必要，望即著手布置進行?！盵16]在抽調人民解放軍川東、川南、川西、川北四個軍區各5個軍工筑路總隊一共30174人后，部隊于8月底前分赴鐵路沿線開工，他們一手拿鎬一手拿槍，修路的同時也負責護路的工作，有力的保障了成渝鐵路的順利完工。西南五省陸續展開接管工作之后，為了解決城市大批工商業工人的失業問題，又吸收了大量失業工人和城市貧民參與修路，一方面有利于社會穩定，另一方面又增強了人民對新政府的信賴。從1950年8月1日到1952年6月13日，經過兩年多時間，在28646名軍工，18981名失業工人和70177名民工的共同努力下，開國以來首條由中國人自己設計，自主建設，就地取材，總長505公里的鐵路正式竣工。

在籌備川渝鐵路修建的過程中，川藏公路的建設也提上了日程，只有打通西藏地區對外聯系的通道，才能真正促進西藏的經濟發展，改變落后面貌，改善人民的生活水平，才能加強藏族同胞對中共的信賴，鞏固新生的人民政權。川藏公路原名康藏公路，全長2255公里，分為雅安—甘孜—拉薩兩段路程建設。西藏素有“世界屋脊”之稱，修建康藏公路不僅面臨人員、物資供給等后勤保障的問題，還存在技術上的種種難關需要攻克，且路途危險，需要翻過十四座高山，跨越數條江河，在修筑過程中，3000多名戰士、工人、干部獻出了生命。1954年，11萬名解放軍戰士、工人和技術人員耗費四年時間建成的川藏公路順利通車。

成渝鐵路及川藏公路的修建，為四川和西藏地區的經濟建設帶來了生機與活力，在領導修筑成渝鐵路的過程中，鄧小平也愈加深刻的認識到交通建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為其改革開放中經濟思想的逐步成熟奠定基礎。

（二）柔中寓剛，綿里藏針

解放之初，西南地區嚴峻的經濟形勢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農村經濟極其衰落;城市通貨膨脹空前嚴重。以鄧小平為首的西南局遵循“先城市后農村，以城市為中心”的策略方針，首先從打擊投機倒把、平定市場物價著手。西南各地嚴格貫徹劉鄧的指示，與反革命勢力作斗爭，堅決打擊市場上從事囤積居奇、暗箱操作等活動的不法商販。在庫存上，從南京、江蘇、杭州等老解放區購回大量日用品，滿足百姓基本生活需求，填充倉儲，保障市場供應;在運輸上，實行“武裝保護，私商承運”的辦法，既能保證貨物安全又給予商販一定利益;在供給上，西南局專門成立糧食調運指揮小組，專門去往各地調運糧食;在供銷上，各地設立專門的糧食供銷店，以此把控市場，對抗擾亂市場的投機倒把犯。譬如當時貴州地區極度缺少食鹽，有沒有食鹽甚至成為中共能否立足的重要“政治商品”，投機商乘機囤積食鹽，造成市面上鹽價暴漲。為了平定鹽價，地方政府積極采取組織食鹽調運、建立食鹽銷售店、組織商人運鹽下鄉三項措施，有力的控制了食鹽市場，打碎投機商販哄抬物價、乘機牟利陰謀。

此外，鄧小平指示各地政府不要輕視這個沒有硝煙的商場戰爭，要組織起一定的武裝力量逮捕、查處不法企業和商人，要下很大的決心穩定市場秩序，搞好西南的經濟建設。

在同不法分子搶占市場的戰役中，以鄧小平為代表西南局不僅采用上述“經濟圍堵”、“軍事威脅”的強硬方式打擊投機商人，還兼之以“收編”的軟手腕，在思想上引導、改造他們，為我所用，使其服從中共的領導下，在糧食供銷和調運中的發揮積極作用，并逐漸成為中共“編織”的糧食經銷網內的有益力量。在后期經濟工作逐步展開，物價趨于平穩之后，各級政府依據“公私兼顧”的政策，積極幫助當時不利于國計民生的私營企業，如銀錢業、奢侈品業等轉入別的行業，同時扶持五金業、糧食店、煤店等關乎百姓生活質量的企業發展，對私營企業還給予稅收上的優惠，指導部分企業改進技術、改變資金運轉艱難的困境，并且在自愿、公平、共贏的基礎上引導私營工商企業進行改革，實行公私合營、私私聯營等形式的聯合經營。

西南局通過嚴厲打擊與積極引導并舉，使各界人士和違法分子看到了中共治理好、建設好大西南的決心與誠意，他們逐漸改變敵視態度，加入到恢復市場經濟、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隊列中。

四、文化領導藝術

在新區政治、經濟各項事業逐步鋪開之時，西南地區文化教育事業的恢復和發展也被提上日程。改革不適應新民主主義社會的舊思想和封建文化教育事業，發展新民主主義的文教事業，是在新形勢下運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建設新中國的重要任務，也是促進政治、經濟平穩發展的重要動力。

（一）常握筆桿，提高素養

“拿筆桿是實行領導的主要方法，”鄧小平強調：“領導方法一般有開會、談話兩種，其中開會是必需的，但到會的人畢竟只占少數，即使做個大報告，也只有幾百人聽。個別談話也是一種領導方法，但只能是‘個別。實現領導最廣泛的方法是用筆桿子?！盵17]究其原因，不外乎為兩種：一是用筆寫出來，傳播范圍更廣;二是在寫的過程中，能夠提煉我們的思想，鍛煉提高我們的能力。

大西南地區文化教育事業恢復和發展的過程中，鄧小平指示，要同各地領導干部說明用“筆桿子”來做領導工作的重要性、新聞工作的重要性，“不懂得用筆桿子，這個領導本身就是很有缺陷的?！薄胺膊粫懙囊獙W會寫，能寫而不精的要慢慢地精?！盵18]在各級黨委和鄧小平同志的重視下，西南地區全新的報紙、新聞等文化教育事業蓬勃發展，成為黨貼近群眾生活、傾聽民意、同人民群眾溝通的重要渠道。

除了嚴格要求部下要學會用筆桿子，鄧小平自己也以身作則，常常寫文章在《新華日報》上發表。從1949年新華報社創刊至1952年7月成渝鐵路開始運營，鄧小平在新華日報的初版要聞版和第五版?？瞎灿嫲l表80多篇新聞、報告、講話、文章，內容涉及政治、經濟、文化、軍事等多個方面。此外，根據《鄧小平年譜》中資料統計，鄧小平經營建設西南的兩年零八個月里，合計發送百余份電報給毛澤東及中共中央，平均每個月至少發3份電報向黨中央進行匯報和請示工作。從中我們可以看到鄧小平自身也在工作和生活中貫徹運用“筆桿子”這一領導方法，甚至在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被下放到江西勞動期間，仍時時致信中央匯報思想、生活、工作情況，這也是助力鄧小平成功復出，開始其執政生涯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黨抓宣傳，黨管宣傳

“筆桿子”要求會寫，但并不是什么都能寫，什么都能宣傳。黨自成立之初就嚴抓組織宣傳工作，在1921年首次經過會議討論通過的決定中規定，所有期刊、報紙、手冊等等都必須由中執委承辦，由相關同志直接負責，最重要的是所有出版物均不能刊登任何與黨中央的決定、計劃和政策相背的文章。鄧小平主政西南的過程中也始終堅持這一原則，由黨員負責報紙的編纂與發行。在西南召開的新聞工作討論會上，鄧小平指出：“辦好報紙有三個條件：結合實際、聯系群眾、批評與自我批評。但是這三個條件離開了領導依舊不行，報紙如果失去領導，就容易變成‘有聞必錄。所以辦好報紙的前提在領導?！盵19]鄧小平指示，希望報紙能運用評論、社論及報道，發揮“輿論先導”的作用，將黨的政策、方針，將黨的聲音傳播到各階層的群眾中去。

鄧小平強調現在報紙的作用很大，很多干部看到報紙上宣傳什么就會照模照樣去做，批評了什么就在私底下偷偷地改，黨外人士也通過報紙了解黨的最新政策，尋找他們需要的東西。因此，西南全局要慎重，要注意輿論導向，在黨抓宣傳，黨管宣傳，引導社會輿論的基礎上，大力發展西南地區的文化教育事業，以此推動其他方面工作的開展。

文化建設是精神文明建設不可或缺的部分，是提高人們思想水平、豐富精神生活，發展新民主主義文化的重要條件，也是推動物質文明建設的重要引擎。以鄧小平為第一書記的西南局在扶持政治、經濟事業發展的同時，重視加強西南地區的文化建設，并逐步構建起一套完整系統、覆蓋面廣泛的輿論宣傳網絡，成為黨員干部與人民群眾溝通的重要橋梁。

五、結語

鄧小平的領導藝術是其智慧的體現，具有個性鮮明的特點，既講規則性又講變通性，既是科學的又是有人情味的，既有大格局又有小方法。實踐證明，鄧小平的領導藝術是行之有效的，是能夠獲得民心、駕馭大局的。一九四九年十一月至一九五二年七月，鄧小平與西南局帶領二野全部及其他野戰軍的部分將士和工作干部，取得了解放中國最后五省——云南、貴州、四川、西康、西藏的勝利，成功地在情況復雜、矛盾交織的西南建立并鞏固了新生人民政權。

雖然鄧小平主政西南時間不長，但這八個月時間所創造的成就卻是其領導生涯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也是毛澤東發現鄧小平的政治能力，稱贊其文武雙全的重要原因?？偨Y把握鄧小平主政大西南時期的領導方法與藝術，有利于深入探討鄧小平治理整頓黨和社會各方面的杰出能力。

此外，主政大西南是鄧小平一生由治黨、治軍到治國理政的重要轉折點。他將群眾路線、寬嚴并濟、自力更生、經濟建設為中心等要求貫穿于執政的實踐過程中，向西南人民展現了一位共產黨人的領導風貌、執政風采。通過剖析鄧小平主政大西南的事跡，挖掘其在軍事、政治、經濟、文化方面的領導藝術與才能，能夠為鄧小平的領導藝術和執政風格研究添磚加瓦，同時對新時代下加強黨的執政建設也具有一定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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