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信任對上市民營企業違規行為影響

劉帥 黃嘉偉

一、引言

“誠信”是東方文化中向來褒揚的美德，而在商業經濟中誠信這種美德的作用尤為突顯。目前我國正處于全面深化改革的新階段，經濟面臨轉型，企業自我約束意識差，屢屢發生的民營企業違規行為，影響了市場經濟有序運行。由于法律等正式制度完善需要時間，所以社會信任等非正式制度的補充，對于經濟運行將大有裨益。本文將社會信任這一非正式制度同企業微觀行為聯系在一起，重點研究社會信任能否對企業違規行為產生抑制作用。

（一）社會信任

隨著新制度經濟學產生發展，人們逐步意識到社會、文化等因素對經濟發展的重要性，許多學者對社會信任進行了研究。有學者認為社會信任是文化對經濟產生影響的形式。（Fukuyama，1995）;也有學者研究表明，經濟的增長得益于社會信任所帶來的交易成本的降低（Zak&Knack，2001）。還有學者指出企業價值和績效水平受到社會信任水平的影響，二者成正相關關系。（劉鳳委等，2009）。

（二）企業違規行為

關于企業違規行為的文獻主要圍繞影響其發生的因素展開研究。一部分學者們在內部治理層面展開研究，發現外部董事在董事會中的比例會影響公司違規行為，前者越高，那么后者的可能性越低。（Beasley，1996）還有研究表明，如果總經理能夠對董事會施加的影響力越大，則產生違規行為的可能性就越大（陸瑤等，2016）。

還有部分學者圍繞外部環境因素進行了研究，認為企業的經濟環境與違規動機存在著一種U形關系。還有研究發現審計事務所、機構投資者持股和監管層的監管會對企業違規行為產生制約作用。

綜上所述，一以往學者對于社會信任的研究較少同企業的微觀行為聯系在一起，另一方面針對影響企業違規行為的因素，較少關注社會信任，這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契機，本文從新的視角，研究了社會信任與企業違規行為之間的關系。

二、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說

在經濟運行中，社會信任會帶來穩定的心理預期，這種預期會減輕信息不對稱程度，還可以使企業能通過公平競爭獲得稀缺資源。此外較高的社會信任水平會使得企業的產品和資金的流動更加通暢，為企業帶來更多的利益。綜上分析，高社會信任水平的地區會減少企業違規的動機。我們依此提出如下假設：在社會信任水平較高的地區，上市民營公司違規的可能性相對較小。

三、研究設計

（一）樣本選擇

本文以1998至2018年間在深證交易所上市的民營企業作為研究樣本。最終樣本量為1647個。本文中企業財務數據來自國泰安數據庫，社會誠信數據來自張維迎和柯榮?。?002）中國跨省信任調查。

（二）檢驗模型及相關變量說明

為檢驗本文提出的假設，根據已有研究（蔡志岳、吳世龍，2007;何杰，2013），上市企業違規行為與公司規模，董事會人數，資產率等相關，我們建立以下模型檢驗假設。

Fraud=α0+α1Trust+α2Controlvariablesit+∑Industryit+∑Yearit+ε

在上述模型中，Fraud表示企業違規行為，Trust表示社會信任情況，控制變量（Controlvariablesit）各變量定義如表1所示。

（三）實證分析

1.描述性統計

表2報告了主要變量的描述性統計結果，企業違規行為的平均值是0.124，企業違規行為的最大值為4，說明在研究期間，一年之中企業最多違規次數為4次，平均違規0.124次。在社會信任水平方面方差為1.065，說明我國不同地區社會信任程度存在差異。其他統計結果不再贅。

2.實證結果分析

表3報告了社會信任程度和企業違規行為的回歸結果，社會信任程度在1%的水平上顯著，說明社會信任程度越高的地方，企業違規的可能性越小。其他的結果還表明，企業資產負債率越高、盈余水平越高、規模越大，企業違規的可能性越小;相對應的，企業成立年限越長、董事會規模越大等情況會增加企業違規的可能性。

四、結論

中國經濟在改革開放以后獲得高速發展，但同時諸多正式制度的發展速度卻并不完全匹配，在此情況下，社會信任等非正式制度，對于維護經濟健康運行的作用得以凸顯。本文立足于社會信任水平這一非正式制度，系統探尋社會信任是如何影響企業微觀行為，文中用深圳A股上市民營企業為樣本進行了研究，得出結論：社會信任作為一種非正式制度對于企業違規行為有一定抑制作用。我國當前正面臨全面深化改革的深水期，為進一步完善規范市場秩序，促進微觀企業經濟持續健康發展，應當重視社會信任等非正式制度的建設，從而優化社會經濟環境和企業資源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