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創新和資源開發補償機制對資源城市轉型影響研究

劉彥杉

【摘要】本文以2006—2017年全國111個資源型城市的面板數據為依據，運用固定效應模型，分析了環境規制、科技創新以及環境規制與科技創新協同對資源城市轉型的影響。本文發現，資源開發補償對產業結構調整，工業能耗都存在一定影響存在著顯著性影響，而科技創新對產業結構的調整更有利。兩者共同作用時會增加對工業能耗的影響程度，但減弱了對產業結構調整的影響程度。政府應該因各城市特點最大程度發揮創新與環境規制在城市轉型中的作用。

【關鍵詞】資源開發補償;科技創新;產業結構;工業能耗

一、引言

資源型城市是指自身資源稟賦較高和對資源的依賴度也較高，并且以大規模資源的開采與加工為城市發展的主導產業的城市。資源型城市為各城市建設發展都做出了巨大的貢獻。但是，由于缺乏全面的規劃和長遠的考慮，資源型城市在發展過程中逐漸暴露出嚴重的問題。為了使資源城市可持續發展，國務院在2013年《國務院關于印發全國資源型城市可持續發展規劃（2013—2020年）的通知》。各級政府要引導和規范工業企業承擔資源消耗補償、生態環境修復等方面的責任，使資源城市合理利用現有資源，調整產業結構降低能耗來實現城市轉型。

科技創新作為引領發展的一大重要動力源，不僅可以創造新的經濟增長點，還可以推動產業結構向合理化、高級化發展。但是，環境規制與科技創新兩者在一定程度上既會相互制約，又會相互促進，從而對資源城市能源使用產業結構調整產生不同程度的影響。因此，將環境規制與科技創新有機結合，研究兩者聯合對產業升級的影響，既有利于理順兩者間關系，推進兩者協調發展，又可以加快實現經濟增長模式的轉換與產業結構的轉型升級。

資源開發補償機制可以看做環境規制里一類具體實施方案，從文獻研究來看，多數學者認為“污染避難所假說”是環境規制對產業結構調整的產生的作用的原理。企業為了降低生產成本，通常會從環境標準或者規制程度高的地區或者國家向環境標準或者規制程度相對較低的國家或者地區轉移，從而引起國家或者區域產業結構資源消耗的變化。在此假說下Kheder&Zugravu（2012）通過測算環境規制的強度對法國制造業企業選址的影響程度表明制造業的企業同等條件下會選擇環境規制強度較弱的城市作為工廠地址。Zheng & Shi（2017）采用中國省級面板數據進行分析，結論表明污染天堂假說的有效性與環境政策的類型、產業特征有關。

科技創新一直被認為是資源城市轉型的重要方式。張銀銀和黃彬（2015）利用價值鏈與產業鏈的思想，論證了創新驅動從技術軌道、市場軌道以及全產業鏈創新三個方面優化升級產業結構。

雖然兩種措施都會對資源城市轉型產生一定影響，但是兩者之間的之間關系并不完全確定。過去的研究包含3種觀點：一是堅持“補償成本說”，認為環境規制政策的實施，使企業支付額外的費用用于治理環境污染問題，將在一定程度上擠出企業對科技創新的投入，阻礙科技創新水平的提高（Stephens J K，2000;余偉等，2017）;二是認可“創新補償說”，認為雖然環境規制會間接增加企業的生產成本，但是又會更大程度地激勵企業進行技術上的創新來抵消成本的上升，促進科技創新水平的提高（張平等，2016）;三是不確定性觀點。蔣伏心等（2013）通過用江蘇省制造業的面板數據，指出隨著環境規制強度的增加，影響效應由“抵消效應”會逐漸轉變為“補償效應”。

綜合以上文獻發現，以往大多數研究是針對環境規制、科技創新與產業升級三者中的任意兩者間關系展開的，并在研究影響產業結構調整的因素方面，忽略了環境規制與科技創新兩者的綜合協同作用。資源城市的轉型不僅僅只是產業結構的調整，還有稟賦資源消耗的調整。本文的創新之處主要有以下兩點：（1）在研究范圍上，本文試圖將環境規制、科技創新、產業結構三者相結合，分別探討環境規制、環境規制與科技創新協同對產業結構調整的影響效應及其差別;（2）資源城市的轉型發展還要考慮其對稟賦資源的利用程度，通過研究環境規制和技術創新對工業能耗的影響來確定資源城市資源消耗程度的變化。

二、建立模型

（一）被解釋變量

單位產值能耗是直接反映國家或者區域經濟發展對能源的依賴程度。由于各資源城市所富集的資源不同，所以無法從綜合能源消費量進行計算。本文以單位工業電耗替代單位GDP能耗，并且選擇工業供電量替代區域總用電量，用工業總產值替代地區生產總值分析，排除生活用電帶來的影響。

根據現有研究，產業結構的調整（Readjustment of industrial structure，RIS）主要是看產業結構的合理化與產業結構高級化，而對于資源城市來說，最重要的是產業結構合理化。產業結構合理化過程是指產業間協調能力加強和關聯水平提高的過程，衡量依據是產業間發展是否協調、是否實現要素資源有效配置。本文借鑒張林（2016）的方法，在綜合考慮了學者們一般采用的產業結構偏離度系數和泰爾指數衡量方法的基礎上對衡量指標進行了改進，公式如下：

RIS=∑ni=1YiY

Yi/LiY/L-1（1）

YiY表示第i產業的產業結構，LiL表示i產業勞動人數占比，Yi/LiY/L表示第i產業的比較勞動生產率，RIS表示產業結構合理化水平，其值越大意味著實體經濟產業結構越合理，經濟越接近均衡狀態。

（二）核心解釋變量

本文用環境規制（Environmental regulation，ER）來表示資源開發補償機制。本文借鑒趙霄偉（2014）年的做法，選取工業廢水、工業SO2和工業煙（粉）塵三種污染物綜合得出的環境污染指數的倒數來度量環境規制程度：

ERit=1∑3i=1Ejit/YitEjt/Yt/3（2）

關于科技創新的衡量指標，有學者采用科研經費支出、科研人員數等指標從創新投入的角度著手展開分析，還有學者利用專利申請數、專利申請受理量等指標從創新產出的角度入手對其度量。本文借鑒嚴成樑和朱明亮（2016）的做法，從創新投入的角度切入，利用科技支出經費占城市GDP占比來衡量科技創新水平。

（三）控制變量

投資規模采用各地區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進行衡量;政府出臺的一些產業政策會對地區產業結構產生較大影響，而同時也會對城市工業能耗間接改變，文中采用“城鎮私營和個體從業人員占就業人員的比重”對政府干預程度進行測度，該指標值越大，說明城市私營經濟發展越活躍;區域經濟發展水平采用城市人均實際生產總值進行衡量;市場開放度采用貿易開放度來衡量。

（四）模型設計

本文主要針對科技創新、環境規制對資源消耗、產業轉型的影響進行研究，構建的模型為：

lnYit=β0+β1lnERit+β2lnX+εit（3）

lnYit=φ0+φ1lnTCit+φ2lnX+μit（4）

Y表示兩個被解釋變量——單位產值能耗和產業結構合理化。X表示其他控制變量。為了減少數據的異方差性，變量都采用自然對數形式。

觀察到環境規制會受到區域經濟發展的影響，而科技創新也會由于投資規模的變化產生變化，故繼續設立新的模型，確定區域異質性的影響程度。

lnYit=β0+β1lnERit+β2lnX+β3（lnERit*lnPGit）+εit（5）

lnYit=φ0+φ1lnTCit+φ2lnX+φ3（lnTCit*lnILit）+μit（6）

在現有文獻上本文繼續研究環境規制和科技創新的協同作用，模型如下

lnYit=β0+β1lnERit+β2lnTCit+β3lnX+β4（lnERit*lnPGit）+β5（lnTCit*lnILit）+εit

三、結果分析

以資源型城市為研究對象測算伴隨概率為0.0000，由LM檢驗和Hausman檢驗知，因此在“混合回歸”、“隨機效應”和“固定效應模型”模型之間，應采用“固定效應模型”。

由方程（3）（4）知，環境規制越嚴格，對工業能耗的抑制作用越強，科技創新投入越大也會提高生產效率減少能源消耗，但科技創新投入對能耗的作用并沒有直接的環境規制影響更大。投資規模越強，城市經濟發展越快對能耗的抑制作用也越顯著。而投資規模越大，市場開放度越強，產業結構調整越合理。

由方程（5）（6）知在區域經濟發展的影響的下，環境規制對工業能耗的抑制作用，對產業結構合理化的促進作用都有顯著性增強，同時市場開放度對產業結構的調整也轉變為顯著性正向的影響。而當工業能耗作為被解釋變量時，在投資規模的作用下科技創新的影響反而不再顯著，而對產業結構調整的影響負向顯著，科技創新投入的增加并不能有效提高資源型城市產業結構合理化程度。

在環境規制和科技創新的協同作用的模型，科技創新投入與環境規制的協同作用對工業能耗和產業結構調整都是顯著的?？萍纪度氲脑黾訒鰪姯h境規制對工業能耗的影響，而環境規制的嚴格程度也會增強科技投入對能耗的抑制作用，同時也會降低科技創新對產業結構調整的負向作用。固定投資的增加城市經濟發展越有利，資源型城市對能源的損耗也會越小。而市場開放程度越高，區域經濟越發達也就有利于產業結構的合理化調整。

綜上，資源型城市轉型過程中，補償機制越嚴格即環境規制程度越嚴格越能降低工業能耗，同時也能提高產業結構合理化;科技創新投入越大越能抑制能源消耗，但也會不利于資源城市產業結構的調整。區域經濟越發達的資源型城市，環境規制對能源消耗的抑制性越強;投資規模越大的城市，科技創新投入越多越不利于產業結構的調整?？萍紕撔屡c環境規制之間存在一定的協同作用，更有利于城市轉型。市場開放程度越高，對產業結構調整越有利。

四、總結

本文根據2006—2017年中國111資源型城市（地級市）的面板數據，通過固定效應模型，分析了資源開發補償機制、科技創新、以及兩種因素聯合對產業結構升級的影響效應，并得出以下主要結論：

（一）資源型城市的轉型主要還是通過對資源、環境污染調整的影響，嚴格的資源開發補償機制有利于控制城市對稟賦資源的使用;由于生產成本的增加，企業會選擇進入或退出該市場，從而達到產業結構的合理化調整。區域經濟越發達的城市受到影響程度越深。

（二）資源型城市可以通過不斷投入研發降低能耗提高生產效率，但是并沒有從本質上改變城市對單一產業的依賴程度，不利于第三產業的發展，無法加快產業合理化的調整。而投資規模越大的城市，這種抑制程度越明顯。

（三）資源開發補償機制與科技創新之間存在一定協同作用?？萍紕撔滤降牟粩喟l展強化了環境規制的“補償”效應，抵消“成本”效應，從而引起兩者結合后對產業調整的正向激勵作用。

（四）區域發展程度對資源城市轉型有顯著性的影響。如果城市本身經濟越發達，那么就會有吸引更多的企業進入市場，從而調整產業結構，那么工業企業對城市經濟的發展貢獻占比也會逐漸下降。市場開放程度也有利于調整產業結構。投資規模增加會對工業能耗的減少影響更顯著。

基于以上分析，若想降低對能耗的依賴程度，加快產業結構調整的步伐，順利推動資源城市轉型，需要加速實現資源開發機制與科技創新的協同發展，本文提出如下建議：

1.鼓勵綠色高新技術產業發展?？萍紕撔驴梢酝ㄟ^淘汰落后產能、催生培育現代新興產業等方式有效地帶動環境質量的優化與產業結構的轉型升級，而較低水平的科技創新將會阻礙資源開發補償機制與科技創新協同效應的發揮。

2.差異化資源開發補償制度，制定適宜的環境規制策略。差異化的環境規制制度可以高效引導各地區資源的合理配置，使其與科技創新的協同作用發揮至最大化，并利于實現整體功能的最強化。

3.政府應該將資源開發補償和高新技術發展納入考核，發揮政府在資源城市轉型中的作用。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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