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我國刑事案件速裁程序研究

劉娜娜

關鍵詞刑事案件 速裁程序 權利保障

近幾年我國刑事案件數量逐年升高，尤其為輕微刑事案件頻發，無疑加大司法人員辦案壓力，也會在一定程度上導致辦案效率降低。通過速裁程序建立，辦案效率得以提升，但實際應用過程中也存在部分問題，對速裁案件的公正裁決及程序的正常運行造成影響。為推動速裁程序良好運行，本文針對我國刑事案件速裁程序展開研究。

一、刑事案件速裁程序建立意義

（一）節約司法成本

將刑事案件速裁程序應用至案件處理中，案件處理時間得以大幅縮短。案件處理規定中指出，當以速裁程序展開案件辦理時，檢察機關在案件受理的8天時間內須決定是否公訴，法院須在1周內審結案件?？梢?，當速裁程序啟動后，辦案時間得以大幅縮短，案件處理效率得以提升。從某種程度而言，借助速裁程序的執行，可對案多人少的現象予以緩解。若案件處理時，未啟動速裁程序也會在一定程度上導致司法資料浪費，案件處理效率降低。

（二）增強當事人人權

建立刑事案件訴訟程序主要目的除為對犯罪行為予以打擊外，也包括對當事人的人權予以保障，即此程序的構建具備保障人權、懲治罪犯的雙重目的。而借助速裁程序的建立針對以上兩方面而言均具備重要意義。如辦案效率在速裁程序建立后便得以大幅提升，也可有效減少案件逾期未處理的現象產生。因辦案效率提升，可將當事人各方面損失降至較低，對社會秩序的穩定也可產生一定積極意義。速裁程序建立的積極意義為在提高案件處理效率的同時，也在看守所、法院等部門均增設援助值班律師機制，為當事人提供相應法律援助。以某種程度而言，可對當事人獲取法律援助的權利予以保障。

（三）緩解案件積壓壓力

速裁程序建立后，可依據案件的社會危害程度及復雜程度將案件予以分類。若為簡單刑事案件，將會啟動快速處理流程，由此可節約相應的司法資源，以對疑難案件予以處理，在一定程度上對資源分配的合理性予以保障。速裁程序的建立除可提高簡單刑事案件辦案效率外，也可緩解由于案件過多所產生的案件積壓問題。

二、刑事案件速裁程序所存問題

（一）案件適用范圍狹小

實際上，速裁程序僅適用于《辦法》中所羅列的11種刑事罪名，并可能處以單位罰金及1年以下的拘役及管制等案件。此同中國刑法中列明的400余種罪名而言，11種罪名僅在其中占據極小一部分。而以我國刑事犯罪現狀而言，刑事案件發生頻率較高且案件類型多樣，而僅有在處理少數被明文規定的案件時方可采用速裁程序，對速裁程序適用范圍形成嚴重約束，使得總結健全且試點適用的速裁程序無法將自身功能予以充分發揮，產生資源浪費。其中處以1年以下刑期的規定，非但不屬于現行刑法的法定量刑檔次，且針對“可能”的判斷無疑對司法機關提出更高要求，部分案件在起訴及偵查階段均難以結合案情展開準確判斷，因此使得速裁程序難以廣泛應用至案件處理中。

（二）未能充分保障被害人訴訟權利

速裁程序中雖明文設立“值班律師制度”，望以此向被告人及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幫助，但實際試點時發現：一為因速裁程序中所處理案件多為輕罪，且啟動速裁程序后案件處理周期較短，司法人員、被追訴人均未對法律幫助予以重視，此也為導致速裁案件辯護率難以提升的重要原因之一。二為個別速裁案件中被追訴人雖得到法律幫助，但因大部分“值班律師”并未對自身法律幫助的重要意義予以清晰認知，導致原本辯護率較低的案件也并未獲得有效辯護。除此之外，速裁程序為實現“快速結案”要求人員在案件處理過程中盡量少使用羈押性的強制措施，促使被告人及犯罪嫌疑人可主動認罪，但在適用速裁程序的司法實踐中，大部分犯罪嫌疑人多為偶犯、初犯，或外來務工者，并未具備穩定的住所、經濟來源，而司法機關為將辦案風險降至較低，針對大部分嫌疑人多采用羈押性強制措施，同“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違背。

（三）未能充分保障被告人及犯罪嫌疑人權利

速裁程序中規定，若被告人或嫌疑人啟動速裁程序，則需獲得被害人原諒，并對被害人的損失積極賠償，同被害人和解。實際司法實踐中，僅有少數嫌疑人或被告人同被害人和解。此外，《辦法》中也并未對若被害人未同嫌疑人及被告人達成和解的救濟渠道、法律后果予以規定。由此形成“無救濟、無權利”的現象。而案件處理結果同被害人間存在直接利害關系，被害人自身又難以通過訴訟滿足合理訴求，導致此權利的設置成為虛無。

三、刑事案件速裁程序健全策略

（一）擴大案件適用范圍

首先應擴大速裁程序適用犯罪類型范圍?！掇k法》中所羅列的可適用速裁程序的犯罪類型雖仍以侵害公民人身民主權利及侵害財產犯罪等作為重要表現形式，然而實際上，伴隨科學技術發展，傳統犯罪類型日漸減少，而未包含于11種犯罪類型中的網絡傳銷及非法集資等涉眾型犯罪頻發;網絡虛擬空間內的公民個人信息倒賣及涉黃賭毒等犯罪持續高發。為保障一項制度可在設立后得以廣泛利用，并將制度所具備的社會效應充分發揮，則應擴展此項制度的適用范圍。而為實現速裁程序的廣泛利用，并實現司法資源的科學配置，《辦法》中所規定的11種犯罪類型顯然不夠。其次為擴大刑事速裁量刑標準。三年為我國刑罰量刑檔次的分界點，但速裁程序量刑范圍卻僅局限于可能處于1年以下刑期，且處刑一年以下的案件較少，無疑對速裁程序利用范圍產生嚴重約束。此外，標準制定模糊也為限制速裁程序適用范圍的重要影響因素。案件處理人員在案件處理前除需判斷案件刑期是否處于3年以下，還應對案件刑期是否為1年以下予以判斷。此類刑期適用標準的設置不僅對案件處理人員的能力提出高要求，同時也對速裁程序適用范圍形成嚴格限制。故建議可將速裁程序適用案件量刑標準擴展為3年以下。

（二）加快速裁程序啟動

改進審判程序為速裁程序的重要改革要求，此也僅為對審判程序的改革，但并未對起訴環節及偵查環節的改進予以重視，而具體應如何改進，相關部門也并未予以足夠重視。此背景下，難以形成速裁程序審判時、審判前的聯動?！八佟睘樗俨贸绦虻闹攸c改革內容，而為從真正意義上實現“速”，則案件審判時及審判前的前后聯動尤為必要。刑事案件偵查環節中，通常難以對證據收集時間予以科學掌握，而在最初階段也無法對能否啟動速裁程序予以判斷。改革過程中須圍繞“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改革，并要求檢及偵的工作須圍繞審判服務展開。如此，審判機關、檢察機關、偵查機關則應構建聯動機制，并借助速裁案件綠色辦理通道的構建，促使同條件相符合的案件可盡早啟動速裁程序。與此同時，審判機關也應將自身所具備的主導作用及中心作用予以充分發揮，主動、積極的同檢察機關及偵查機關加強聯系。同時，在審前階段針對案件能否啟動速裁程序予以量刑指導，強化機關間的聯動，完善刑事速裁程序。

（三）增加強制指派辯護制度

“值班律師制度”在速裁程序中的增設，主要目的即為對被告人及犯罪嫌疑人的辯護權予以保障，但在司法實踐中發現，此制度的增設并未獲得良好成效。因相關部門針對速裁程序中的被告人及犯罪嫌疑人是否可獲取指派辯護并未予以強制性規定，且因此類案件并不符合《刑事訴訟法》中針對強制指派辯護所規定的法律情形，所以，適用速裁程序的被告人及犯罪嫌疑人的辯護權并未引起相關機構的重視。由此，建議可在速裁程序中增加強制指派辯護制度，對被告人及犯罪嫌疑人的辯護權予以保障，以此也可維護司法公正。此外，僅確保被告人及犯罪嫌疑人具備辯護權并不全面，還應對所享有辯護權的有效性予以保障。一方面可將辯護人的權利在速裁程序中予以明確規定，尤其為審前階段的權利，為辯護人行使相關權利時，提供相應法律依據。另一方面，應將辯護人在辯護時的辯護態度予以明確規定，若辯護人態度懈怠則應追究辯護人法律責任，借此強化辯護人的約束，以此確保被告人及犯罪嫌疑人所獲得的辯護為有效的，而非流于形式。

（四）完善被害人知情權

以某種程度而言，刑事程序本身即為控辯雙方的一種對抗，雖被害人可由公權利機關提起控訴，然而實際上，被害人權利并未得以充分保障，此也為領域內學者長期關注的問題。對刑事訴訟中被追訴人的法律權利予以保障為速裁程序構建的出發點。若被追訴人“認罪減刑”，但被害人并未知情，或被害人雖知情但反對適用卻已執行的，如此，不僅使得被害人權利并未得以充分保障，更是難以讓被害人對刑事程序對自身合法權利的維護予以感知。因被害人參與權及知情權在訴訟程序中的缺失，使得被害人難以在訴訟程序中感知到正義、公平，對社會秩序的和諧穩定造成不良影響。速裁程序中雖明確規定程序適用前提為得到被害人諒解，但實際效果并不理想，一方面表明此條件并未作為必要條件應用至司法實踐中，另一方面也表明辦案機關對被害人知情權并未予以足夠關注。此制度環境下，將會對當事人雙方關系的調整產生一定不利影響，尤其為被害人難以從內心服從司法判決，由此產生可能對社會穩定造成影響的風險因素。所以，建議當速裁程序試點完成后，切實投入司法運行程序中時，應在法律中明確且強制性規定“針對被追訴人所適用的速裁須充分聽取并尊重被害人意見，同時被害人意見須記錄在案”，以立法方式對被害人知情權加以保障。

四、結語

現階段，刑事案件速裁程序仍處于試點運行階段，結合試點運行情況而言，雖針對案件處理效率提高方面起到一定積極意義，但在司法實踐、立法規范方面仍存在一定缺陷，使得維護程序正義及分流案件等優勢并未得以充分發揮。因此，為健全我國司法程序，需針對速裁程序中所存在問題予以分析、總結，并結合所存在問題，制定相應解決措施，望借此可對法律的公平正義及公民的合法權利予以保障，并加快我國建設法治國家的進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