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春秋決事比》典型案例看禮法結合

付穎琦

北京林業大學，北京 100000

禮治與法制相結合的法律傳統是我國法制史價值觀上的一大特點，而禮法結合的開始與發展以及達到頂峰的過程則在我國歷史上清晰可見，本文從《春秋決事比》遺留下來的一些案例以及龔自珍輯成的《春秋決事比問答》來簡要分析我國歷史上的禮法結合。

比，又稱“決事比”，是漢代法律形式之一，在補律令科條文無明文規定的情況下，可以用作司法審判的依據，類似當代英美法系國家的判例法。從“凡律無條，取比類以決之”，我們便可以看出漢代對比的廣泛使用，這大大提高了司法審判的靈活性?！洞呵餂Q事比》便記載了董仲舒有關的斷獄案例，其中，我們便可以看出當時儒家思想向司法滲透、影響司法的痕跡。下面筆者先列舉一個案例，來簡單分析解說。

事情的經過是“甲父乙，與丙爭言相斗。丙以佩刀刺乙，甲即以杖擊丙，誤傷乙”，問董仲舒“甲當何論”，董仲舒的回答是這樣的：春秋之義，許止父病，進藥于其父而卒。君子原心，赦而不誅。甲非律所謂毆父也，不當坐。禮法結合在我國古代立法過程、部門法中也有所體現，下面筆者再結合具體史實來仔細分析我國古代法制史的禮法結合。

東漢時期引經注律風氣廣為盛行，人們以儒家經典作為法律注釋的依據，學者以儒家思想注釋高祖頒布的《九章律》，使立法層面也收到了儒家化的改造。這種注釋被稱為“章句”，而據史書上記載，當時章句為所用者，竟然達到二萬六千二百七十二條之多。而在具體部門法中，我們亦可看到禮法之結合。除了刑法外，漢朝的婚姻家庭與繼承法中也可以看出禮法結合的特點。如在婚姻家庭關系中分別強調父權和夫權——“父為子綱”以及“夫為妻綱”，以及規定卑幼犯尊長要加重處罰，家族家庭內尊長卑幼的等級關系依舊突出。

而魏晉南北朝時期，便是我國傳統法律儒家化，即禮法結合的進一步發展階段。分別對應皇親國戚、皇帝舊故、地主階級的知名人士、政治軍事上有大才能者、為國家建立過大功勛的人、三品官以上的人、為國家服務卓著有大勤勞者以及前朝皇帝和后裔?！鞍俗h”的入律，讓貴族官僚階級享有的法定特權正式法律化、制度化，是傳統等級身份價值觀的直接體現。此外，《晉律》首創的準五服以治罪，也是法律儒家化、禮法結合的鮮明體現。五服，是五種喪服，分為斬衰、齊衰、大功、小功以及緦麻，徒刑和流刑都可以用官職爵位抵罪并折抵刑罰，杖刑、笞刑則無需抵罪，直接用銅贖即可。除此之外，李飛老師上課時還給我們介紹了一些魏晉律學家的法律思想，我們也可看到禮法結合的特點。如曾為《晉律》作注的法學家張斐立法上認為要以禮率律，司法上認為“論罪者務本其心，然后乃可處死刑”。同為《晉律》作注的法學家杜預立法上認為要以禮為準，他曾言“自上幾下，尊卑貴賤，物各有宜”，他還要求區分律令界限，認為“律以正罪名，令以存事制”。

而在南北朝時期，法律儒家化過程繼續發展?！侗饼R律》首創“重罪十條”，不是像以往那樣規定在分則里面，而是直接規定在《名例律》之中。這“重罪十條”即后來的“十惡”，是指十種不在八議官當贖罪范圍內、不能享受任何特權寬宥、朝廷重點打擊的罪。這十條分別是謀反、謀大逆、謀判、惡逆、不道、不敬、不孝、不睦、不義以及內亂，這大致上就是指一些侵犯皇帝權利尊嚴、危害封建政權、破壞家庭倫理的重大犯罪。而北魏律更是嚴懲不孝罪，規定“大逆不道腰斬，誅其同籍”，“害其親者”則處圜刑。這不僅僅是門閥士族為了鞏固政治地位特權的重要保障，也是法律儒家化的具體體現。

禮法結合從西漢開始，一直到唐朝成熟，這對我國法制史有深遠的影響。這鞏固了封建政權，有利于家庭穩定，促進社會的繁榮，積極有益之處我們都有目共睹。而其維護了貴族官僚階級特權與政治等級、造成同罪不同罰與專制皇權的濫用、定罪量刑主觀化等等，此中的種種弊端想必也是造成新文化運動時期喊出“打倒孔家店”等激進口號的重要原因。

我們當代已經建立了較為完善的立法司法體系，司法的定罪量刑行刑過程也絕無特權寬宥，但是認為儒家思想的德禮等思想依舊能發揮重要作用。我們不僅要法治，也需要德治，這不僅是傳統的繼承，也是現實所需。比如許多見死不救的冷漠路人，單從法律上我們無從譴責，這時，我們就需要用傳統優秀儒家思想來教育來感染他們，以及民法上的公序良俗原則亦是傳統儒家思想的體現，其實，傳統儒家思想依舊在另一方面影響促進著法治社會的建設與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