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紫小說論

劉永春

女，本名戚慧貞。主寫小說，偶寫散文、詩歌。2004年始在《人民文學》等報刊雜志發表作品，作品多次被《新華文摘》《北京文學·中篇小說月報》《小說月報》《中篇小說選刊》《小說選刊》《作家文摘》《作品與爭鳴》及多家年度選本選載。

出版長篇小說《好日子就要來了》《隱形的父親》、中短篇小說集《天涯近》《被復習的愛情》《白貓》《在樓群中歌唱》《紅領巾》《穿堂風》等。作品曾多次入選中國小說學會排行榜、中國原創小說年度排行榜，曾獲茅臺杯人民文學獎、鄂爾多斯杯中國作家獎、山東文學獎（2006年—2010年）、山東省泰山文藝獎、北京文學·中篇小說月報獎、第六屆魯迅文學獎提名獎等。

東紫小說中的疼痛感是十分強烈和普遍的，它們銳利地分布在各個文本的各個角落，在不同人生命運中以不同的方式不斷上演。更重要的是，這些疼痛既屬于獨特的精神個體，也屬于時代的總體。兩種不同層面的疼痛大都分布在城市生活的各種形態與過程，尤其是新近入城者的身上。這些城市新人，不管男性還是女性，都執著于個體價值的實現，在現實面前的碰壁就成為個體疼痛的來源;他們與城市（人）的糾葛與較量過程則同時成為城市現實病痛的揭示過程。這是東紫小說核心的詩學結構與敘事主調。

東紫善于在城市化的社會進程中尋找自己的敘事議題，并將其拓展為觀照社會現實的主要視角。然而，要想在這種自現代小說誕生以來就較為普遍的主題構架下找到自己的特色并不容易。東紫的訣竅在于深沉的疼痛書寫結合深厚的悲憫意識，既能夠探析到社會現實的核心深處，也能夠以寬厚的人性溫暖給人以力量。正如張仲瑋在《道德理想與“疾病”敘事的融合——論東紫的日常生活寫作》中所說：“她用一種日?；膶懽髯藨B挖掘日常生活下的萬丈深淵，表面上的常態，其實都隱藏著內心的疾病和社會的道德問題?！比诵詢仍谂c社會外在的有機結合使得東紫的小說敘事具有寬廣和深刻兩個發展方向。而作為女作家的敏感和細膩保證了東紫可以同時駕馭上述兩個方向。東紫曾在訪談中說：“總體來說，我覺得女性更適合寫作。女性的直覺、敏感、想象和天性中的悲憫會強于男性，尤其是女性所扮演的母親的角色也是男性體會不到的。 我們能寫男作家寫的，但男性可能寫不了女性寫的。男作家更善于宏大敘事，但作品最終進入的是人的個體的生命體驗。況且人的情感是共通的，與性別無關?！睂τ诂F實書寫，東紫小說敘事的能力、特色與優勢就是這樣建立起來的。

其一，進城者的底層生活與城市的現代性悖論。伴隨著城市化這一二十世紀中國社會生活的最大主題，鄉下人進城，成為中國現當代文學中最常見的敘事結構之一，也產生了大量的敘事景觀和人物形象。在這一結構中，從傳統鄉土文化視角審視現代城市生活的虛偽與殘酷，從市民眼光打量新城市人的格格不入，兩者結合起來構成對現代城市的現代性的悖論敘述。在東紫這里，進入城市、留在城市、融入城市，是小說中的進城者孜孜以求的目標，也是展示社會底層生活狀態的最好場域。有所不同的是，對市民生活，東紫在分析其精神困境的同時也賦予其許多善良與溫情。其結果就是，進城者與周圍的市民們最終達到共存與融合，甚至精神上的相互倚靠。

最典型的就是長篇小說《好日子就要來了》。小說中的好日子，既是屬于一心想要留在城市的王小丫的，也是屬于代表城市的知識分子王安南的。王小丫用自己作為進城者所能想到的最快捷的方式尋求著留下來并成為市民的渠道，她的所有思維都是實用和功利的，但對王安南的愛情卻是樸素、真實、動人的?；诩彝キh境、對愛情的理解與需求，王安南對王小丫給予的愛情也是樂于接受的。予取予求之間，兩人的愛情就連接起了城鄉生活的各個人群、各種癥象、各方態度。鄉村與城市在王小丫與王安南之間以愛情作為表現形式相遇，然后相互碰撞、磨合。兩人的一舉一動都代表著背后的文化形態，卻也時常展示出對各自所來之處的反思與批判。例如，二人婚禮一節就是鄉村與城市的直接交鋒，王二丫以此來打壓王安南母親喬紅的氣焰，卻也造成了二人嚴重的隔閡，或者說將二人思維方式的溝壑與各自身后的文化傳統的區隔形象地揭示出來。東紫用了大段的內心獨白來描寫王小丫渴望翻身的反抗心理，使得她與王安南的婚姻看上去像是一次農民的翻身行動：“王小丫很不屑地瞟了一眼她的婆婆，心里嘀咕著，喬紅啊喬紅，你就是再討厭農民，今天你也奈何不了他們！”“你鄙視他們就是鄙視我！你從來就沒有瞧得起我！但是，你兒子愛我！我擁有了你的兒子！我掌控著你的兒子！你再有本事，你也不能阻止我們的婚禮！王小丫故意地提高聲音說，安南，你今天可是一定要把娘家人招待好了，按照風俗，今天娘家的客人可是要比婆家的客人尊貴，招待資格還要高的?！边@種惟妙惟肖的語言風格和行為方式恰恰揭示了王小丫的深層心理，城鄉文化碰撞產生的心理裂變在這種畫面中可見一斑。將具體的命運遭際與深遠的社會背景相結合，是東紫塑造王小丫這類人物的共同手法。王小丫不是進城者苦難命運的載體和控訴者，反而是積極能動地改變自己的命運，是城鄉文化沖突的形象化性格。正如劉傳霞在《打工妹的社會身份與自我主體建構——評東紫的長篇小說〈好日子就要來了〉》中所說：“東紫沒寫打工妹屈辱與痛楚，沒有悲憫同情打工妹的凄苦無知，更沒有批判打工妹的墮落蛻變。東紫沒有將打工妹作為建立她（知識分子/城市人）自我身份的他者。作為一個經歷由農民到城里人身份轉換的知識女性，從某種意義來說，《好日子就要來了》潛隱著東紫的人生體驗，有著自我言說的痛楚?！蓖跣⊙具@類人物形象可以深刻體現城市化在社會底層中造成的文化沖撞，同時也以其豐富的性格內涵和獨特命運成為鮮活的個體形象，歷史性與詩性兼具，這是東紫在塑造許多進城者形象時都能成功把握的。

東紫的中短篇小說也不乏此類題材和傾向?！对跇侨褐懈璩防锏睦钍刂?、朱桂芹來到城市里當垃圾工，從垃圾里意外撿到的一萬元錢成了他們命運的轉折點，也成了小說審視城鄉不同人性狀態的透視鏡。它既折射出二人作為進城者尚未泯滅的善良人性，也折射出城里人圍繞金錢、工作、利益等而產生的自私與可憐。形成強烈反差的是，李守志打算將錢據為己有卻遭到了鄉下老母親的批評，最終在母親所代表的傳統道德壓力下決定歸還失主;周圍的城里人知道消息后除了議論紛紛更有貪婪之人夜里上門蒙面勒索。兩相對照，城鄉文化各自的深層質素都在無形中得到了真實寫照。與這篇小說有異曲同工之妙的是《秘密》。秦三叔因病住院，與張局長同處一間病房。秦三叔偶然間從衛生間撿到的一塊高級手表成了對比城鄉兩種生活、兩種人性的有效手段。在小說中，手表是現代文明和物質文化的象征，秦三叔對它的簡單占有欲表明鄉村文明對城市生活的向往，而在張局長眼里，這塊手表則是城市里利益糾紛、人際斗爭、人情冷暖的縮影。以一塊手表展開的人性批判與城鄉書寫是雙向的，更加深入揭示了城市化進程中的文化悖論?！坝幸馕兜氖?，不僅張局長被物奴役著，就是他認為不能共語的秦三叔也未能免于這種被物奴役的命運?！薄叭酥参镆驗槊允П拘?，而墜落成一個俗物，但是人又偏偏不甘心本心的迷失和墮落，而不斷掙扎、猶豫，不斷地互相關心、互相喂‘毒藥，這就是東紫筆下那個煩惱的人間、欲望的人間、有情的人間。這就是東紫《秘密》的秘密?！保◤堺愜姡骸蹲骷沂巧孛艿某尸F者和悲憫者——讀東紫〈秘密〉》，《芙蓉》2018.4）不僅如此，城鄉二元模式下的現實生活場景、精神悖論與人性結構，在這種彼此心照不宣的“秘密”中得到了深刻揭示。東紫借此復活了社會生活，也描摹出許多鮮活的人物形象。

在當下的城鄉對照書寫中，東紫的獨特性在于以復雜眼光打量城市化進程，賦予進城者以多樣的敘事功能，同時展開鄉村對城市的批判與自我批判以及城市對鄉村的審視與自我審視。這種復雜性保證了其小說作為歷史見證者的可靠性和作為人性刻畫者的豐富性。

其二，女性生活的立體剖示與精神解析。女性視角是東紫小說的常態，即使那些表現男性的敘事過程也被涂染上濃厚的女性意識，比如作者本人也承認：“《白貓》中展現的 50 歲離異男人的細膩情感會讓讀者意識到這是一個女作家寫的， 但他不能說一個男人不可能這樣細膩?！币耘宰骷业募毮佉暯强坍嬆信畠尚匀宋?，當然可以盡展其敘事能力。然而，東紫小說敘事的女性視角同樣顯著。這些女性往往已屆中年，經歷過了生活的折磨與摧殘，但內心依然殘存著一絲重新獲得愛情的渴望與僥幸。她們對愛情的追求與放棄、對男性的倚靠與批判都顯得那么強烈，仿佛來自一生的精神力量都集中在了一個瞬間。東紫往往仍然不會賦予她們過于樂觀的結局，只是有時候偶爾帶點歡快。東紫的女性敘事通常不會苦大仇深，因為女性們在獻出自己的全部情感之前就已經知道可能的無果而終。其小說中的女性形象通常包含兩類，一類是作為進城者的鄉村女性，另一類是土生土長的城市中年知識分子女性。前一類更多承擔現實反思的任務，已在上文有所分析。后一類則更注重通過女性視角展示女性自身的精神危機、女性對男性的倚靠與批判、女性對社會歷史進程的感受與反應等。這一類的代表人物形象有梅云（《春茶》）、梁紫月（《被復習的愛情》）、麥粒（《同床共枕》）、黃芬芳（《樂樂》）等。

《春茶》對中年女性命運的展示別有意味，四平八穩生活中的梅云在別人看來極盡完美，只有她自己知道內心需要的是什么，于是一次看似偶然的邂逅轉變了她的外在生活和內在命運。由于幾盒春茶，她與幾個男人的關系都發生了質變，但一切變化都朝向她意料之外、對她不利的方向，她一步步走向自己想要的生活和愛情的反面。在男性的欲望叢林里，這個渴望尋覓到真愛的中年女性用她最后的掙扎讓自己在厄運中陷得越來越深，終于無可挽回。就像寄托著梅云對愛情所有美好想象的一葉一芽春茶一樣，她已經錯過了自己最好的華年?！八粗莻€無法伸展成葉片的芽苞，那樹林一樣擁擠著拼命消散自身的色彩博取別人一聲喝彩的短暫，想到那其實就是一個生活里的女人，在人生的舞臺上沒有兩只水袖的女人?；蛟S水袖是有兩只的，但舞動的只能是一只，另一只必須是緊握著的，是永遠不能順應生命和情感的需要拋撒舞動的?！薄白詈玫囊蝗~一芽，如同舞動一只水袖的女人，舞動兩只的就會破壞了規則和審美。緊握一只水袖的疼痛是高尚的，但斷袖的疼痛卻是令人恥笑的?！迸缘纳w驗通過一葉一芽的春茶淋漓盡致的表現了出來。這種想象方式和疼痛書寫只能屬于東紫，其中的辛酸和曲折也只有如此細膩的女性書寫才能傳達出來。在女人的痛苦之外，男人們都是各取所需的。無關道德、倫理、法律等外在規范，梅云的困境是精神性的，她被偶然的機會點燃，像撲向別人欲望火焰的飛蛾，明知道不會有結果卻又無法阻止自己被燃燒的命運?！芭嗽僭趺磽P眉吐氣也逃不了在你們男人嘴里被嚼來嚼去的命運”——梅云參透了春茶的玄機，卻仍然無法逃避自己的命運。這個試圖從自己的精神困境中尋求突圍的當代繁漪所有承受的結局不僅有外在生活的崩塌，必然還包括內心信念的瓦解，代價之大令人唏噓。

《被復習的愛情》是另一個典型文本。被作者并列描寫的四個女性梁紫月、簫音、辛如和張燕代表了四種不同的中年城市女性，她們有文化修養，有自己對愛情的理解方式和追求手段，卻無一例外地成為男性和時間的犧牲品。小說以梁紫月與陳海洋的愛情為主線，淡淡地描述了時間之手怎樣輕而易舉就抹去了曾經美好的愛情。四人的命運都是圍繞婚姻展開的，婚姻無情地埋葬愛情，也不斷埋葬著這些中年女性們對愛情殘存的渴望。從千辛萬苦才得到的婚姻里抽身而出，梁紫月決心要“復習”自己曾經信仰的愛情。這個為了愛情而決定孤注一擲的中年女性像堂吉訶德大戰風車一樣復習自己的愛情，重拾自己對愛情僅存的信心?！拔椰F在才知道有愛的性對女人來說意味著什么，它就是銀針，扎在你的神經上，灸療你對這個世界的失望?！绷鹤显乱徽Z道出了自己的終極追求，那就是愛與性的統一。當然，這樣的時候，男人注定會是缺席的，陳海洋無法給予，牛扶也沒能成為把她從困境中拯救出來的那根稻草。小說結尾處，梁紫月與陳海洋回到熟悉的日常生活中，這只不過是下一個困境的開始而已。

面對愛情、婚姻，東紫小說里的中年知識女性們試圖做最后的掙扎，但她們的結局都是相似的。從對一個男性的厭惡中走出來，然后依靠另一個男性實現自己的愛情理想，這種中年道路本來就是充滿悖論和風險的。東紫借由這些女性們的命運展示的是現實生活無可移易的強大力量，在它面前，所有掙扎都是徒勞的。東紫筆下的中年是一個“不算老，不算年輕，剛剛是一個可以去死的年齡”。在這個中年世界里，幾乎所有男性們都是欲望叢林里的獵手，而不甘于命運、渴望再次找到真正愛情的女性們則毫無例外成了心甘情愿的獵物。經由這些中年女性的遭際，東紫立體地展示了她們的精神結構和存在困境，也表達了對時代生活的深刻反思。中年知識女性的精神困境既是東紫深入刻畫的敘事景觀，也是她通往更為深遠的生活場景和時代反思的主要方式。在這樣的意義上，東紫的小說既有典型的女性敘事視角、文化立場與精神姿態，又具有普遍意義上對社會生活的反思向度與批判力度。穿越自己精心建構的女性生活現場，東紫得以到達廣泛的日常生活，形成自己擅長的、有效的敘事形態。

其三，艱難現實中的疼痛與悲憫。除了進城者和中年知識女性兩類形象，東紫小說中還有一類在現實生活的底層或者邊緣掙扎的被侮辱與被損害者。相較于前兩類，這類人物形象更多的是直指現實生活的荒誕與無序，直接刻畫那些被命運損害但又不愿屈服的人們。即使最終失敗，這些人物在東紫筆下卻也往往存有一絲溫情，與周遭世界的冰冷形成截然對比。這類小說的現實意義更強，也更能直接體現東紫的現實焦慮。她曾經直言《動物園》里的主人公四月“和《迎風帳》里的老于大爺、《北京來人了》的李正確、《月村的斯芬克斯》里的朝霞一樣，讓我心痛，悲痛，情緒熬煎。不寫作會瘋掉，越來越成為可能”。除了這幾篇，典型的還有晚近作品《樂樂》《白貓》以及早期作品《夢里桃花源》《我被大鳥綁架》《白楊樹上的老四》《珍珠樹上》《大圓》《天涯近》《左左右右》等。這些作品里的人物們往往被外力或者自身的缺陷、殘疾陷入某種無法抵抗的境遇之中，他們的命運讓作者煎熬，成為東紫關注現實生存的重要途徑。

《白貓》以一個50歲的離異男性與小區里的流浪白貓互為鏡像，橫亙在“我”與白貓之間的則是離婚后跟了前妻的兒子，凄涼的生活場景和情感困境刻畫出人到中年后無所依憑的生活現實。這個主人公的命運遭際既有個體性，又具有普遍性，代表了現實生活中常見的精神困境，通過“不遺余力地揭示心靈與現實的危機以及造成危機的冷漠與殘酷，體現著作家對生存生命人性的關懷”，其最終主題則是“揭示一個殘酷的現實——人類總體在功利主義與自我意識中人性缺失，表面熱情、溫暖實際虛偽、冷漠，而且已經對這種虛偽冷漠毫無羞恥感覺，甚至始終在自己虛構的虛幻光明中洋洋自得的荒誕狀態?！保ㄍ醭梢唬骸痘恼Q現實與孤獨內心的感覺化書寫——東紫小說的獨特話語體系簡論》，《山東文學》2019.2）小說結尾處，“我”產生了走向溫暖生活的動力，雖然結果未知，但這一步總算邁出來了。

《樂樂》與《動物園》《大圓》《左左右右》等幾個作品的題材、結構皆有相似之處，都是描寫因為出身、殘疾、被拐賣等原因陷入困境的孩子或者女性。她們是絕對的弱勢群體和被損害者?！稑窐贰防锏男∨窐返脑庥隽钊擞|目驚心，其遭遇所折射出來的人性惡充分展示了現實生活中的殘酷與虛偽，尤其是親生父母的罪孽。東紫并沒有將小說敘事僅僅停留在對惡的展示上，而是以其為線索穿插了牟琴、武立國、武蕾、武強一家的善良心境，與秦城和黃芬芳、秦池和張梅等幾對夫妻的冷漠形成強烈對比。人性的善惡在不同人物身上同時極致化地上演著，罪惡與悲憫也在反復較量著。東紫的這類小說以極端化的現實處境正面觸碰社會生活中的黑暗之處，顯示了作者為了生命而寫作的決心與能力，也構成了東紫小說精神姿態的又一個面向。

當然，這種過于直露的文化立場和書寫模式也容易產生一些可以預見的后果。有學者指出，“東紫的所有小說都可以用她的一個小說的名字‘顯微鏡來命名——所謂‘顯微鏡就是把人放在一個極端的情境中，把人性無限地放大，借此來考察人性的多元和復雜，就像用顯微鏡來觀察一樣， 而這個顯微鏡的透鏡就是她所構筑的極端化的和寓言化的情景?！蓖瑫r，借來反思現實的人物們大多被東紫放置在了某種困境中，“她很擅長把現實濃縮成一個非常典型的情景，好能讓人粉墨登場，以呈現她對現實的認知?！保R兵語，見于張麗軍等《日?；?、極端化融合的“疾病”敘事和理想化生活的審美探尋——關于“70后”作家東紫的討論》，《綏化學院學報》2010.4）深刻揭示社會現實問題的《北京來人了》《動物園》《秘密》等都具有這種傾向。過于簡單的對立和過于對立的善惡，雖然強化了小說的批判能力，卻也同時弱化了審美功能，忽視了人性的豐富性與復雜性，呈現出簡單化和模式化的藝術特征。由此，東紫小說的敘事結構與現實反思之間的張力關系也引起了一些思考。有人指出其部分小說“在用文本觸及社會問題的過程中，作家靠著強烈的主觀性，用強大的創作理念推進文本，構筑了一個‘情緒性的問題小說?！备镀G霞：《小說關注社會問題的限度——由東紫的〈天涯近〉想到的話題》，《作品與爭鳴》2006.10）小說敘事關注社會問題是應有的姿態，但其前提是豐富的情節結構、復雜的人性刻畫與闊大的審美空間。

總體而言，不管是進城者的文化困境、中年知識女性的精神危機，還是社會底層與邊緣的生活掙扎，東紫在進行尖銳的現實追問的同時也往往填充進不少的理想主義色彩。她自己曾說：“我的寫作從整體上看分三類：一是完全虛構的，二是與我個人生活有關的，三是有相對完整的原型。前兩者，大都是我心里有了某種要表達的東西，在虛構的人物或拼湊的‘熟人身上去呈現。第三種則相反，往往是某個現實里存在的人物形象，深深地觸動我，讓我因為他們而生發出想表達的東西。這種觸動，不是一般的，不是過幾天就能撂下的。它們在我的心里吞噬我的平靜，也吞噬我對生活的自我滿足感。即使努力地去回避，也無法滅掉它們，它們幾乎就是長在你心上的一個瘤，讓人疼痛甚至悲痛。不管是疼痛還是悲痛，都最終讓我心情沉重不堪，有時甚至難以控制情緒?！笨傮w上可以認為，東紫的寫作是從社會現實中生長出來的生命之花、人性之花，經過其個性化的敘事方式與精神立場，這些花朵呈現出了勃勃的生機，也具有了燭照現實的鏡鑒作用。在這個方面，東紫的小說寫作是帶有絲絲溫情的現實反思，也是帶有個人特色的人性剖析，在充分個人化的同時也時刻關注著當下的時代議題。這是一個作家應有的立場，也是東紫小說寫作的穩定姿態。

毫無疑問，東紫已經在自己的寫作中達到了“真誠”和“努力”，其作品屢獲大獎可以從側面說明其創作成績。敏感的社會意識和細膩的情感書寫能夠保證東紫的寫作始終保持較高的水準和走在正確的方向上。隨著她的作品越來越多問世，隨著她所搭建的敘事風景越來越結實，我們有理由相信，她的寫作不僅可以“給生命兜底”，還可以創造出更加動人的生命詩意和更加闊大高遠的文學風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