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人回鄉”困境怎么解

陳軍亞

【摘要】為改變工業化和城市化帶來的鄉村人才分化和流失狀況，國家和地方政府出臺鼓勵能人回鄉政策，實際上是再造鄉村的精英群體。但是，再造精英的政策初衷面臨能力轉化、權威認同、治理參與等實踐困境。通過吸引能人回鄉破解鄉村人才瓶頸，要從分類開發、能力提升、權威轉化、長效激勵等方面構建精英再造機制。

【關鍵詞】能人回鄉 鄉村精英 村莊治理 【中圖分類號】C916 【文獻標識碼】A

在我國，通過鄉村中的精英人才實現鄉村社會的自我治理，具有悠久的歷史根基。傳統鄉村社會是一個“士紳社會”，在“國家權力不及”與“鄉村自我治理”之間，以鄉紳為代表的村莊精英，是維系鄉土社會秩序，實現鄉村自我發展和治理的關鍵要素。但是，工業化和城鎮化的發展，改變了鄉村社會的結構和環境。勞動力的城鄉流動造成了鄉村人才的分化和流失，鄉村發展和治理面臨著不同程度的人才“空心化”困境。因此，國家和地方政府出臺能人回鄉政策，實際上是再造鄉村的精英群體。

但是，這一政策面臨著實際困難：在傳統治理中發揮關鍵作用的精英群體是鄉村社會內生的，鄉村具有發揮作用的深厚土壤和根基。如今呼吁和吸引回鄉的能人是再造的精英，盡管其在本鄉本土出生，但因為長時間離開鄉村生活場域，其發揮作用的土壤和環境已經有所改變，再造的精英發揮治理作用面臨一定困境。

鄉村精英的歷史作用與當下需求

費孝通認為，傳統中國社會是“雙軌治理”：整個社會由兩條并行的治理軌道組成，一條是在縣級以上由專制皇權進行自上而下的統治，另一條是在縣級以下由地方權威即紳權進行自下而上的自治。傳統鄉紳在基層社會治理中所發揮的作用，概括起來包括如下方面：一是舉辦地方公益事業，如賑災救濟；二是實施地方公共工程；三是調解日常糾紛；四是利于價值和文化傳承。

新中國成立以來，隨著我國政權建設的加強，國家權力逐步實現對鄉村社會的滲透和整合，改變了鄉村精英的來源和結構。隨著人民公社制度的解體、村民自治制度的確立，政治精英一元化的格局被打破，形成了家族力量、經濟實力、知識閱歷以及社會聲望等多元化的精英格局，并在村莊治理中發揮著舉足輕重的作用。

在當下，鄉村精英作為鄉土社會中有知識、有能力、有魄力的代表，他們在提升鄉村治理水平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精英治理作用的發揮是在特定場域中進行的，當下鄉村社會的環境已發生較大變化，城鎮化加速了鄉村人才的單向外流，市場導向的勞動力流動吸引著越來越多的鄉村人才離開農業生產和農村生活領域。能夠在城市工作和立足的外出人員，大多是農村最精壯的勞動力，也是鄉村精英的重要來源。此外，通過“教育、升學、就業”等制度化途徑所實現的勞動力流動也在客觀上造成了鄉村精英群體的萎縮。

傳統時期鄉村精英的作用發揮為當下實現鄉村振興的人才振興提供了歷史依據。但是，與傳統時期不同的是：傳統鄉村精英內生于鄉土社會，有其發揮作用的深厚土壤和根基?；剜l能人是伴隨著城鎮化進程而從鄉村流入城市的能人，吸引其回鄉反映了人們對鄉村精英參與村莊治理的認可和渴望。但是，回鄉的能人在一定程度上屬于再造的精英，他們雖然不完全外生于鄉土社會，但其離鄉生活和工作的背景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對鄉村社會的疏離，并進一步影響其回鄉后精英作用的發揮。調查發現：能人回鄉的政策初衷和其所能實現的政策效果之間存在一定程度的偏差，主要表現為回鄉能人所面臨的困境。

能人回鄉面臨能力轉化、權威認同、治理參與三大困境

為了貫徹落實黨的十九大提出的鄉村振興戰略，湖北省政府第十一次黨代會部署，以“市民下鄉、能人回鄉、企業興鄉”為抓手，扎實推進鄉村振興戰略的實施，并出臺了一系列吸引能人回鄉的政策保障措施。2018年6月至9月，華中師范大學中國農村研究院對湖北省71個村莊1023位農戶進行了問卷調查和深度訪談。調查發現，總體而言，當前能人回鄉態度積極，政策吸引效應發揮較好，在67個有效村莊樣本中，近兩年有能人回村的村莊43個，占比64.18%。但是，從帶動村莊產業發展、促進農民就業增收及提升村莊治理水平三方面考察，回鄉能人發揮作用有限，面臨三大困境。

能力轉化困境。分析回村能人的群體特征發現，從其年齡來看，以中青年為主，主要集中在30-39歲和40-49歲兩個年齡段，二者比例分別為48.84%和41.86%。從其返鄉前的工作地點來看，主要從省會大城市返回。在41個有效村莊樣本中，回鄉能人回鄉前在各省會城市的占比為46.34%；在縣城的占比為19.51%；在地級市的占比為14.63%。從返鄉前的就業行業來看，有88.67%的人員從事服務業和制造業，僅有5.7%的人員從事涉農產業?？梢?，回村能人主要以在大城市從事非農產業的中青年人群為主。從返鄉后能人的產業選擇來看，平均每個村莊的回鄉能人能帶動村莊產業發展項目1.81個。其產業類型主要以養殖業和設施農業產業為主，二者所占比例達到66.66%，且主要以種植大戶的形式進行創業。

在訪談中發現，村民對回鄉能人的評價存在較大分化。在村民眼里，回鄉能人大多屬于在城市生活和工作的精英人群，具有比在村村民更高的文化素質和城市工作能力，但他們同時也認為，這部分能人中大部分從小就在城市生活，自己并不擅長農業種植，回鄉創業主要受到政府政策的鼓勵，享受政府回鄉政策的補貼。這導致村民對回鄉能人的能力轉化存在擔憂。調查顯示，僅有6.31%的農戶表示家中土地被回鄉能人租用（表1），只有2.70%的農戶入股了回鄉能人的發展項目。從就業帶動情況來看，有87.27%的受訪農戶表示未受回鄉能人的影響而掌握新的生產技能（表2），86.49%的受訪農戶表示，未受回鄉能人的影響而進行創業（表3）。

表1 回鄉能人是否租用農戶土地（單位：個，%）

表2 農戶或農民是否受回鄉能人的影響而掌握新生產技能（單位：個，%）

表3 農戶是否受回鄉能人的影響而進行創業（單位：個，%）

權威認同困境。對村干部的調查顯示：回鄉能人在村莊治理方面能積極參與、建言獻策的村莊比例占82.50%（表4），55.00%的受訪村干部認為回鄉能人參與村莊公共事務比普通村民“更加積極”（表5），61.82%的農戶也認為回鄉能人在村莊公共事務中表現得“更加積極”（表6）。

表4 回鄉能人建言獻策情況（單位：個，%）

表5 與普通村民相比回鄉能人參與村莊公共事務積極性情況（單位：個，%）

表6 與普通村民相比回鄉能人參與村莊公共事務的積極性（單位：個，%）

但是，進一步調查回村能人的威望認同，卻出現了相互矛盾的現象。在村民看來，與村干部相比，回鄉能人威望并不高。21.82%的村民認為回鄉能人比村干部“威望更低”，63.64%的村民認為“兩者差不多”（表7），回鄉能人并沒有獲得比村干部更高的威望。

表7 與村干部相比回鄉能人在村民中的威望情況（單位：個，%）

村民認為，回鄉能人雖然積極建言獻策，但有時他們所提建議并不切合村莊發展實際，沒有考慮村莊現實基礎和條件，因而難以落實。比如在鄉村改廁方面，有的回鄉能人認為這是有利于鄉村環境整治的好事，在承接政府改廁任務時大包大攬，但對于其可能面臨的實際困難缺乏足夠的考慮和安排，使得工作推動效率并不高。

之所以出現這種相互矛盾的現象，原因在于能力和威望之間缺乏有效的生產機制。不同時期、不同環境下，精英威望的生產機制有所不同。傳統時期的鄉村精英，通過興辦公益、公共工程等切實促進村莊公共利益的行為，將其個人能力轉化為村民認可的公共權威，實現其權威生產。對于當下的回鄉能人而言，村民雖然對其城市工作和生活的能力給予認可，但由于該種能力脫離了鄉村社會的土壤，因而缺乏其權威內生的基礎。返鄉前的資歷和資本，以及對家鄉的情感，增加了他們參與公共治理的積極性和愿望，但缺乏權威生產的基礎，使其“城市能力”難以在“鄉村土壤”中“生產權威”。

治理參與困境。調查顯示：回鄉能人進入村莊治理體制的規模十分有限，許多村莊并沒有將回鄉能人納入村莊建設和管理中。在有效調查樣本中，回鄉能人擔任村支兩委職務的村莊比例只有7.32%，另外92.68%的村莊雖然吸引了回鄉能人，但并未促進村莊治理的體制化經營（表8）。

表8 回鄉能人擔任村支兩委干部情況（單位：個，%）

這導致對回鄉能人在鄉村振興中所發揮作用的評價較低。從村干部的評價看，雖然受訪村干部均肯定回鄉能人對村莊的建設與發展有促進作用，但同時又認為“作用一般”的受訪村干部比例為53.66%，認為“作用較小”的村干部比例為4.88%（表9）。

表9 回鄉能人促進村莊建設和發展的作用情況（單位：個，%）

從農戶評價看，九成農戶認為回鄉能人對鄉村振興戰略的實施有作用，但作用并不大。其中，認為回鄉能人在促進村莊建設和發展中發揮“作用一般”的受訪農戶比例為49.55%，認為“作用很小”的農戶比例為18.92%，二者合計達到68.47%（表10）。

表10 農戶認為回鄉能人在促進村莊建設和發展中的作用如何（單位：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