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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陽脩《寄題相州榮歸堂》等五詩的系年問題及結構解析

2019-12-23 07:19馬卓驥
青年文學家 2019年33期
關鍵詞:韓琦結構主義

馬卓驥

摘? 要:歐陽脩《寄題相州榮歸堂》《晝錦堂》《觀魚軒》《狎鷗亭》《休逸臺》等五詩,原編于熙寧三年或四年皆不對。結合詩歌文本并考察韓琦的履歷可知其正確的系年應為熙寧元年。同時,借鑒結構主義的方法深入分析此組詩有助于把握歐陽脩暮年的真實心境。

關鍵詞:歐陽脩;韓琦;寄題相州榮歸堂;結構主義

[中圖分類號]:I2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139(2019)-33-0-02

歐陽脩《居士集》卷十四有以下相連的五首詩:

《寄題相州榮歸堂》:白首三朝社稷臣,壺漿夾道擁如云。金貂爭看真丞相,竹馬猶迎舊使君。豈止軒裳夸故里,已將鐘鼎勒元勛。不須授簡樽前客,好學平津自有文。

《晝錦堂》:昔憩甘棠長舊圍,重來城郭嘆人非。隨車仍是為霖雨,被袞何如衣錦歸。

《觀魚軒》:當年下澤驅羸馬,今見犀兵擁碧油。位望愈隆心愈靜,每來臨水玩游鯈。

《狎鷗亭》:險夷一節如金石,勛德俱高映古今。豈止忘機鷗鳥信,陶鈞萬物本無心。

《休逸臺》:清談終日對清樽,不似崇高富貴身。已有山川資勝賞,更將風月醉嘉賓。

此五詩皆為題詠韓琦相州宅邸之作,可以看作一組詩歌。

一、系年

對于此五詩,《居士集》原系于熙寧三年(1070),但劉德清先生之《歐陽脩紀年錄》以及洪本健先生之《歐陽脩詩文集校箋》皆將其調整到了熙寧四年(1071)。其修訂原因,據劉德清稱,根據的是《歐陽脩全集》卷一百四十四《與韓忠獻王(稚珪)四十五通》其四十四:

某啟。昨承寵示《歸榮》等五篇刻石,俾遂拭目,豈勝榮幸。唐世勛德巨公為不少,而雄文逸翰,兼美獨擅,孰能臻于斯也?某以朽病之余,事事衰退,然猶不量力,不覺勉強者,竊冀附托以為榮爾。見索拙惡,不能藏默,謹以録呈,慚罪慚罪。某又上。

此封書信中提到韓琦索歐陽脩詩作,且所索之詩與《歸榮》等相關,因此劉先生疑歐之五詩即為此事而作。但此信在《居士集》中系為熙寧四年,與詩之編年熙寧三年矛盾,因此劉先生調整詩歌系年以遷就此信。但是,無論是洪、劉二人還是《居士集》的原編年都不對。該五首詩實際作于熙寧元年(1068)七月之后幾個月內。

歐公《晝錦堂》詩下有注曰:“公前出自西樞,以武康之節鎮相臺。今罷鈞軸,以司徒侍中再鎮?!鼻耙痪湔f得是韓琦至和二年(1055)第一次出鎮相州之事。后二句中,“鈞軸”喻宰相,并明確提到寫作時間是韓琦“以司徒侍中再鎮(相州)”之時,因此當結合韓琦的履歷考察歐詩的寫作時間。

此時期韓琦的經歷大致如下:

(一)治平四年雖判相州但實際未成行:

《韓琦墓志銘》卷六: “上得其情,遽罷其臺職。公亦懇求補郡,上遣張茂則賜手詔慰黽(拓本無黽字)勉,促令視事。使永厚陵還,復固以疾辭位,除鎮安、武勝等軍節度使守司徒兼侍中判相州,仍京師賜第一區。擢其子忠彥試帖職,授三子官。公以領兩鎮,本朝宰相去位未嘗有。懇辭,改淮南節度使。未行,會種諤誘羌酋嵬名山,一族向化,以兵取綏州,疆場騷然。改陜西都總管經略安撫使判永興軍。公義不辭難,承命即行?!保ā俄n魏公家傳》卷六亦記其事。)

(二)熙寧元年七月判相州:

《宋史》卷三百一十二《韓琦傳》:“熙寧元年七月,復請相州以歸?!保n琦另有《戊申相州謝上表》亦可證之。)

(三)其后在相州約三月:

《韓琦墓志銘》:“至相,未盡三月,會其年河決,地大震,民饑,流亡滿道。上先遣中貴人喻意,仍賜手詔,遂以為河北安撫使判大名府?!保n琦《辭免河北四路安撫使札子》亦可證之。)

(四)熙寧元年相州離任后,一直在大名府,直到熙寧六年(1073)再次判相州:

韓琦《判大名府再任滿乞郡第二表》:“臣某言:近上表,以再任實滿四年,多病不勝,乞收旄印?!?/p>

李清臣《韓忠獻公琦行狀》:“(熙寧)六年,復請相,既至之二年……”

綜上所述,韓琦治平四年(1064)九月罷相出判相州,但未及成行便移永興。熙寧元年七月自永興判相州,到任后作有《再題晝錦堂》《再題休逸臺》《再題康樂園》《狎鷗亭》《觀魚軒》等詩。到任未及三月,就詔為河北安撫使,判大名府,并于年底前赴任。此后雖辭去兩路安撫使,但一直在大名府任上,直到熙寧六年又一次判相州。

也就是說,罷相之后韓琦曾在熙寧元年當年內及熙寧六年以后兩度居相州,而此期間則一直在大名府而不在相州。歐陽脩去世于熙寧五年,因此他所說的“再鎮”絕不可能是熙寧六年。而細味《晝錦堂》詩下之注,似作于韓琦罷相不久。因此此詩只能是作于熙寧元年七月到年底之間的這段時間。韓琦《安陽集》卷一三有的“五詠詩”,分別為《再題晝錦堂》《再題休逸臺》《再題康樂園》《狎鷗亭》《觀魚軒》,而歐陽脩《居士集》中《寄題相州榮歸堂》原注“一本:此篇以下,系酬答安陽韓侍中《五詠》”。若不考慮韓歐詩體差異,承認此說法,則歐詩亦當作于此時。

若從各詩所表達的意思來看,這一點就更清楚了?!都念}相州晝錦堂》詩寫韓琦自“真丞相”罷歸,受到家鄉人民的歡迎。而從至和二年到熙寧元年,其兩知相州相隔十四年之久,因此《晝錦堂》“昔憩甘棠長舊圍,重來城郭嘆人非”句,感嘆甘棠已長,物是人非的境況。

另外,《居士集》還可以提供一些線索:此五詩恰在《青州書事》前,而歐公知青州在亦在熙寧元年,與前述論斷可互證。

至于劉德清所舉書信,其刻石之詩本作“歸榮”而非“榮歸(堂)”,可能另有所指。況且,若將此詩系于熙寧四年,則無論是歐陽脩還是韓琦皆不在相州,若此時無緣無故地一起題詠相州宅邸,似乎有違常理。

歐陽脩熙寧元年八月以前在知亳州任上,八月改知青州,屢辭,不許,九月二十七日至青州。此組詩當作于此一時段。

歐陽脩此時的履歷略述如下:

(一)熙寧元年八月以前在知亳州任上,八月改授:

胡《譜》:神宗熙寧元年戊申公年六十二是歲,連上表乞致仕,不允。八月乙巳,轉兵部尚書,改知青州,充京東東路安撫使。

(二)熙寧元年九月二十七日至青州任:

《歐陽脩全集》卷九十四《青州謝上表》(胡《譜》九月丙申至青):“臣某言:伏蒙圣慈,特授臣兵部尚書,依前觀文殿學士、知青州軍州事,充京東東路安撫使,臣已于今月二十七日赴上訖?!?/p>

(三)熙寧三年四月仍在青州,雖判太原但辭而不就:

《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二一〇:“熙寧三年:夏四月……壬申,知青州、觀文殿學士、兵部尚書歐陽脩為宣徽南院使、判太原府?!蚴谛帐?,修卒辭之?!弊⒃唬骸捌咴氯漳寺犘揶o?!?/p>

二、組詩結構特點及其成因

此五詩的第一首《寄題相州榮歸堂》點出人物及時代背景,統領《晝錦堂》《觀魚軒》《狎鷗亭》《休逸臺》四絕句。而四首絕句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即皆用“二元對立”的方式,在比較之中凸顯“張力”并深化主題。略述如下:

《晝錦堂》詩首二句“昔憩甘棠長舊圍,重來城郭嘆人非”,便是今昔對比,甘棠已長、城郭依舊而人已今非昔比。僅此二句便奠定了全詩的感嘆基調?!半S車仍是為霖雨”,一個“仍”字,點出了變中的不變:即不管世間風云變幻,隨車致雨——造福蒼生的心從未動搖。最后一句“被袞何如衣錦歸”,將“被袞魏闕”與“衣錦鄉澤”對舉,一為昔,一為今,一為在朝,一為居野,不同的人生時期,不同的人生境遇,引發多少感慨;《觀魚軒》以“當年下澤驅羸馬,今見犀兵擁碧油”開頭,又是今昔對比,而由昔到今,更是包含了無數起落。由“下澤驅羸馬”到“犀兵擁碧油”,固然是人生理想的實現。但既見犀兵之后,又何嘗不無下澤羸馬之思呢?“位望愈隆心愈靜”,“位望之高”與“內心之靜”作為一句中的兩極對舉,使整個句子都弓弦般張開。而結尾“每來臨水玩游鯈”則出以平淡,輕輕一筆蕩開,回歸了詩歌的主題,余韻無限;《狎鷗亭》第一句“險夷一節如金石”,開篇即以對照強烈的“險”“夷”兩極,而那金石之節一以貫之,是變中的不變。第二句“勛德俱高映古今”,以勛與德同類對舉。接下來“豈止忘機鷗鳥信,陶鈞萬物本無心”,用遞進句式說明忘機江湖之上與盡忠廟堂之高,皆本于“無心”。當然,此“無心”并非最初就“無心”,而是作者晚年對韓琦及自己一生回顧后的感慨,更多的是一種感性的抒發而非理性的總結,其中既有對“從心所欲不逾矩”的神往,又有對江湖的向往,更有一種人生如夢的覺醒;最后一首《休逸臺》起云:“清談終日對清樽,不似崇高富貴身”,點出韓琦行為與身份的“不相稱”,亦是一種對比,而導致這種強烈反差的,卻又是變化中的不變——人格力量。尾二句“已有山川資勝賞,更將風月醉嘉賓”,再用遞進句式,“風月”二字“虛涵二意”,即指現實景物更指詩人篇什,流露出愿伴山川與風月共醉同老的愿望??傊?,這種對比手法大量應用的結果是凸顯了變中的不變——韓琦及作者“隨車致雨”“險夷一節”的精神。

何以四篇如此一致的使用了這種寫法呢?前文已指出,此詩作于熙寧元年,此時歐、韓二人皆已步入垂暮之年(歐六十二歲,韓六十一雖;歐卒于熙寧五年,韓卒于熙寧八年)。就歐陽脩而言,此前一年是他政治生涯的一大轉折點:他連續經歷了喪服下衣紫襖的違制及“帷薄”之事兩次彈劾,因而表乞外郡,從政治權力中心急流勇退。同年,王安石始任翰林學士,其說漸行,而歐之盟友韓琦則罷相。政治上的挫折加上身體上的衰病,使歐陽脩雄心消退而今昔之感大增。這種政治命運的起落和暮年生命意識的自然流露,發于詩文,便是對比手法的大幅應用。這種“如今的自己——當年的自己”“英宗及韓歐——神宗與王安石”的二元對舉,是存在于作者內心的“深層結構”。

如果將歐陽脩此五詩與他作于治平二年的《相州晝錦堂記》相比,就會發現其內容及風格存在明顯差異。這主要是因為:從寫作主體與寫作對象的關系來看,此類文章可分為兩種:一種由其主人直接執筆,此類作品往往較含蓄,所表達的思想也不太激昂,如王禹瞠《黃州新建小竹樓記》、歐陽脩《醉翁亭記》等。另一種則由他人代筆,此類詩文往往都會對亭臺樓閣主人的思想進行闡釋甚至“誤讀”。由于其性質為代言體,故風格上更直白,且常不乏贊譽之辭,如范仲淹《岳陽樓記》、曾鞏《醒心亭記》等。此組詩即屬于第二種,其所申述的思想雖然不可避免地有作者主觀意志的投射,但因表面上的敘述對象是韓琦而非作者本人,故更宜寫得波瀾壯闊;雖然如此,在對具體對一臺一軒的題詠中,被敘述者開始隱退,代言性質下降,作者自身的感受凸顯。因而此時的題詠會更多地體現出作者本的所思所感。詩歌寫作的對象是韓琦及其園林,但其反映的又何嘗不是作者對自己的歷史定位。在攜泥沙俱下的政治洪流中,快走到政治生涯及個人生命盡頭的作者,對自己一生的操守與堅持,會產生更加真切的感知乃至懷疑?!队^魚軒》等詩歌的這種“他贊——自贊”的書寫模式,既是出于主題要求及交際需要,更是一種自我抒發與記憶構建。

參考文獻:

[1]劉德清.歐陽脩紀年錄[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428-435.

[2]歐陽脩著,劉德清等箋注.歐陽脩詩編年箋注[M].北京:中華書局,2012:1879-1888.

[3]歐陽脩著,洪本健校箋.歐陽脩詩文集校箋[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461-465.

[4]許世娣.北宋韓琦墓志研究[J].宋史研究論叢,2013,533-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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