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荷拉的短暫青春
2020-01-01 05:01安小慶編輯糖槭
人物 2019年12期
文|安小慶 編輯|糖槭
無物之陣
11月24日下午，28歲的韓國女藝人具荷拉在家中離世。
還有一個月，就是圣誕和新年。但家中那棵已經布置好擺放在門口的圣誕樹，再也等不到這個女孩回家了。
作為藝人和女性的具荷拉，度過了煎熬、動蕩的2018和2019年。
一個多月前，她的好友、同行崔雪莉在家中自殺離世。同在少年時期出道、曾經同為女團成員，好朋友的突然離開，令近年來深陷情緒低谷的具荷拉更增添物傷其類的痛苦。兩個女孩曾留下許多合影。照片里她們像雙生花一樣自由恣肆地擁抱和大笑，留下在這個人間的短暫青春和迷人光芒。
半年前，受到精神疾病折磨的具荷拉被發現在住所輕生。被經紀人送往醫院搶救回來后，本是病人的具荷拉卻要通過媒體向公眾發布道歉聲明：真的很對不起，我會努力讓心靈變得更堅強，讓大家再次看到我健康的模樣。這次真的很對不起。
一年前，具荷拉因涉嫌對男友施暴被警方調查，雖然后經調查證明是男友誣陷，但具荷拉的事業和聲名卻進入出道后最低谷。這段持續了兩年的關系，給具荷拉帶來常人無法想象的痛苦——被暴力毆打，被用公開親密視頻進行威脅和恐嚇。盡管韓國女性們高舉“姐姐來了”的標語為她走上街頭，反對親密關系暴力和控訴拍攝、傳播、觀看視頻的所有男性，鼓起勇氣起訴對方的具荷拉還是不堪重負，倒在了巨大的精神泥沼中。
她不是沒有努力過。
輕生事件發生后，停工了大半年的具荷拉收拾身心選擇在日本復出，但在臺上表演時出現抹胸裙下滑的意外，盡管并未走光，但許多韓國網友攻擊她在為復出炒話題。與此同時，和前男友崔鐘范的訴訟判決又給了她新一重的巨大打擊——法院僅判崔鐘范一年半有期徒刑，緩期三年執行。
已故臺灣作家林奕含，曾在生前回答記者關于“整個書寫最讓你害怕的是什么”時說，“我每天寫八個小時，寫的過程中痛苦不堪，淚流滿面。寫完以后再看，最可怕的就是：我所寫的、最可怕的事，竟然是真實發生過的事。而我能做的只有寫——女孩子被傷害了。女孩子在讀者讀到這段對話的當下也正在被傷害。而惡人還高高掛在招牌上……”
在具荷拉和崔雪莉那里，惡人不僅沒有得到和罪行相對等的懲罰，更令人絕望和憤怒的是，大多數的惡人并不以自己為惡：
“我沒有讓雪莉去死過，我也不關心她死沒死?！?/p>
“精神力這么弱還能當藝人？畢竟要站在大眾面前啊?！?/p>
“因為惡評就這么哼哼唧唧的話，那我覺得還是不要做藝人了比較好?！?/p>
這是近日韓國某節目對曾在網絡上惡意攻擊過崔雪莉的部分網民的采訪。惡評者的言行很難不讓人想起魯迅曾提出的概念——“無意識殺人團”。
“無意識殺人團”，秉承平庸的惡即不是惡。而這其中最可怕的是，當被戕害、攻擊和凌辱的人，試圖尋求一個復仇和反抗的對象時，竟然為這恨和仇找不到一個具體的復仇對象。
如同進入大霧彌漫的“無物之陣”。
最終，風刀霜劍后，她們被碾落成泥。在死后微茫的血色和潮汐般來去的關注中，生前作為偶像和女藝人被售賣、被觀看、被物化、被消費、被侮辱、被損害和被評論的命運依然在重復和輪回。
——她們不是林奕含，不是崔雪莉，不是具荷拉，還是人們口中“最漂亮的滿級分寶貝”“人間水蜜桃”和“螞蟻腰”。
崔雪莉離世后，在SM公司發布于互聯網的官方公告里，她的勇敢、她的痛苦、她的“不合作”依舊不被看見。她“對個人自由、表現自由大膽地表露的新、新、新世代的標志；是一個歡快踢開散發酸臭老古董味道的倫理綱領的勝利玩家”，“她是拿出了旁人不能及的勇氣去過了了不起的一生”、“向著自由用全身力量抵抗、用自己一生去實踐”（演員劉亞仁語）的生命歷程，依舊被資本、大公司和整個主流社會結構選擇性地遮蔽和忽視。
在官方公告里，她依然只是那只同時引發美和罪的“人間水蜜桃”，是那個社會永遠期許和致力于塑造的“擁有著明朗微笑的可愛少女”，“她的美麗、她溫柔的心，將被我們永遠銘記，珍藏于心底”。
電影《玩物》劇照
2019年10月14日，韓國首爾，警方來到崔雪莉家中控制現場
是的，不論在林奕含、崔雪莉身后，還是具荷拉身后，被銘記和珍藏的還是那些陳舊不堪的形容詞——明朗，可愛，少女，美麗，溫柔……在以生命為代價的抵抗、實踐、抗爭和“復仇”面前，這些形容詞如此刺眼和虛妄。
在崔雪莉離世兩天后，在日本工作無法回到韓國的具荷拉曾在直播中痛哭著承諾，要帶著雪莉的“那份”一起活下去：“雪莉呀！歐尼在日本沒法過去，對不起！只能向你這樣道別，真對不起！在那個地方做你想做的，過得開心吧！歐尼會帶著你那份努力活下去，會努力……”
然而，40天后，這個疲憊的破碎的在過去幾年里備受摧折的女孩，熄滅了自己本就不多的生命的木炭，她帶著未盡的對友人的承諾和她曾那么想要踐行的“姐妹情誼”，離開了。她把雪莉的“那份努力”連著自己的，一并帶走了。
《1982年生的金智英》的作者趙南柱曾在這本引發巨大爭議的書的最后寫道，“由衷期盼世上每一個女兒，都可以懷抱更遠大、更無限的夢想”。
但選擇離開的那些女兒，已經不可能了。
在廣漠的“無物之陣”中，在平庸而又平均的普通人之惡里，韓國娛樂工業既像一臺當代最完備、精致、高效、代表著最高生產力的造星機器，為韓國和東亞世界源源不斷地制造和生產標準化的偶像產品，又如同一臺從未停止過享用和吞噬年輕生命肉體的娛樂圈“絞肉機”，在過去幾十年里殘酷展演著這個父權制濃厚的社會里，傳統保守的兩性觀念如何與資本財閥控制的娛樂工業一起聯手，制造出那如同空氣般無處不在的“厭女癥”氛圍。
而這個國家深以為豪的龐大造星機器和偶像制造流水線（《紐約時報》語），曾經獲得多少榮光，創造多少欲望、聲名、利益和權力，作為它另一面的那臺吞噬年輕偶像生命的“絞肉機”相應地就有多么精致嗜血和酷烈——這臺一體兩面的巨大機器，一方面制造出世界一流的幻覺蜃景和偶像產品，另一方面又最典型、劇烈地映射并且再生產著延續千年但從未被動搖的文化規范和性別權力結構。
彌漫的“厭女癥”
崔雪莉和具荷拉只是這臺“絞肉機”的最新獵物。僅僅在過去15年，韓國娛樂圈就有多位女星因不堪重負選擇自殺離世。
2005年2月22日，韓國女星李恩珠因抑郁癥自殺身亡；2007年1月21日，歌手 U-Nee被發現在仁川的某公寓家中上吊自殺；2007年2月10日凌晨，藝人鄭多彬在首爾男友李某家的衛生間自殺身亡；2008年10月2日，女星崔真實在位于首爾瑞草區的家中被發現自殺；2009年女星張紫妍因為不堪忍受經紀公司安排的工作而自殺；2011年8月25日，女星韓彩媛不堪精神壓力在首爾家中上吊自殺……
近來韓國娛樂圈為何高頻發生女性藝人自殺事件，多次成為公眾關注的話題。橫向比較似乎找不到和韓國娛樂圈生態相似的個案。
或許可以從《1982年生的金智英》面世后在韓國的遭際，尋找到年輕偶像接二連三隕落后的結構性秘密。
女星鄭有美在網絡宣布自己將出演《1982年生的金智英》電影版后，收到了上千條辱罵和詛咒，網友指責她“挑起社會仇恨，引起厭男風潮”，還有人詛咒“這將是鄭有美的最后一部劇”。電影還未上映，已有近萬人對該電影點了討厭，還有網友向青瓦臺請愿，試圖阻止電影的拍攝。
僅僅因為出演一部事實上價值觀并不激烈的劇情電影，就被貼上“煽動社會仇恨，引起厭男風潮”的標簽，可見韓國社會由來已久的“厭女癥”已經堅固到何種境地。
2016年該書出版后，Red Velvet隊長Irene和少女時代成員秀英等人都曾在網絡或者線下活動中表示讀過這本書。隨后Irene被網友攻擊，部分男性粉絲剪毀或燒毀Irene照片，秀英則被大量網友攻擊為“女權主義者”。Apink成員娜恩只是因為使用了寫有“GIRLS CAN DO ANYTHING”文字的手機殼而引發爭議，遭受大量攻擊和指責。而在網絡上支持鄭有美出演該小說改編電影的演員劉亞仁則被攻擊為“沒當過兵的娘炮！”
對女性的蔑視和矮化、對性別平權意識洪水猛獸般的抵制和恐懼，令厭女的氛圍，如同空氣一般無處不在地彌漫在韓國社會中。
2018年5月，韓國一成人網站曝出大量女性裸照，其中一位受害者是韓國著名主播梁藝媛。5月16日，梁藝媛通過25分鐘的視頻講述當時自己因為不得已和恐懼心理，被動擺出羞恥的姿勢。在網站看到自己視頻后，她曾經想過自殺，但最終還是決定站出來，因為自己是受害者。
事件很快在韓國引發公眾關注，有網友發起向青瓦臺請愿，希望政府能夠直面非法拍攝的問題。新聞發生后，為了讓更多人支持和聲援非法拍攝的受害者，韓國藝人裴秀智在網絡上傳了同意調查“XX工作室非法裸體拍攝”的青瓦臺請愿網頁截圖。
參與請愿后，由于青瓦臺請愿文中的攝影工作室信息不準確，波及到另外一間攝影工作室，很多網友抓住這個錯誤攻擊裴秀智，還有網友以“請求處秀智死刑”為題向青瓦臺請愿，且有274人同意。更不用說“李勝利案”中那些被當做交換物和社交資源一樣被宰割和流通的女性肉身，和具荷拉過去兩年里被前男友用公布親密視頻為脅迫所實施的情感勒索和身心暴力。
在現實之外的影視作品里，我們也能輕易捕捉到那種四處彌散的“厭女癥”氛圍。在《經常請吃飯的漂亮姐姐》《1982年生的金智英》《問題餐廳》《天空之城》《春夜》《坡道上的家》《房思琪的初戀樂園》里，所有的女性故事線，像拼圖一樣組成了一個普通的平均的看似“自然”卻一直在被父權制社會和“厭女癥”社會左右和塑形的女性的一生：
“剛蒸好的一鍋米飯，以爸爸、弟弟、奶奶的順序先盛是再自然不過的事情?！?/p>
“男孩子都是這樣的，越是喜歡的女生就越會欺負她?！?/p>
“女孩子凡事要小心，穿著要保守，行為要檢點，危險的時間、危險的人要自己懂得避開?！?/p>
“只要有新人來，年紀最小的女性就會主動跳出來做一些瑣碎的雜事，明明就沒人拜托她們做這些事。但是男性新員工就不會這樣……到底為什么女生要主動做這些事？”
2019年4月，東京大學社會學教授上野千鶴子因在東大入學式上的祝辭，引發世界范圍內的巨大回響。上野千鶴子是亞洲女性主義研究最富盛名也是最具理論生產力的學者，而她學術生涯中最重要也是影響最為巨大的著作正是——《厭女癥：日本社會的女性厭惡》。
上野千鶴子將misogyny譯為“厭女癥”，或“女性蔑視”。所謂“厭女癥”，“就是絕不將女人視為與自己同等的性的主體，而是將女人客體化、他者化，更直接地說，就是歧視、蔑視”，而“以厭女癥為核心機制的社會，被稱為父權社會”。
在父權社會里，男性位于二元性別秩序的核心位置，上野認為，在這個秩序之下，“無論男人女人，無人能逃離厭女癥的籠罩。厭女癥彌漫在這個秩序體制之下，如同物體的重力一般，因為太理所當然而使人幾乎意識不到它的存在”。
如同重力和空氣般令人難以覺察的“厭女癥”，在男性身上表現為女性蔑視，而在女人身上則表現為自我厭惡。例如，在那些在網絡上瘋狂攻擊穿衣自由的雪莉，并以“蕩婦羞辱”來對待她們的網友中，有不少正是女性。
“厭女癥”的社會崇尚順從、乖巧、可控的女性類別，推舉“圣女”式的女性，打壓所謂的“魔女”和“惡女”。這種分而治之，正體現了作為主體地位的男性，對脫離控制的女性的恐懼和不適。
而正是要在這樣的性別潛意識框架中，我們才會明白試圖走出偶像束縛去做自己的崔雪莉、實踐穿衣自由的崔雪莉、試圖成為自己欲望和身體主體的崔雪莉，為何在過去幾年里，極大挑戰并冒犯了韓國社會男性的安全感和主體感，也因此招致了無可記數的攻擊、惡評和謾罵。
上野千鶴子寫道，男性慣于做欲望的發起和控制者，他們是欲望的主體。所謂“魔女”、“惡女”，“就是不服從男人的控制、在性方面過剩的女人。如果不喜歡這種用語，可以換為‘自由地使用自己性身體的女人’?？傊褪牵骸尤徊唤浝献釉S可！’”
而正是這種充分的自主和自決，讓崔雪莉成為鐵幕一般籠罩著的韓國厭女癥社會中，那個最勇敢、叛逆和生動的不合作者，而不再是女團和東亞文化里那個乖乖聽話的客體。
雪莉身后，網友@王麗兮寫道，“大家對女性太苛刻了，女藝人一定要漂亮美麗年輕，這還不夠，還要服從，不能有自己的思想，在東亞，你必須服從于男權。只是和年長rapper談戀愛、不穿bra、發發ins，然后大家就接受不了了，各種惡評，各種羞辱，各種曲解，向她襲來，我不敢想象她該有多么勇敢，面對各種男權、父權教徒的刺耳辱罵……而她只是想要掌控自己的身體，掌控自己的人生，選擇了一條不一樣的偶像人生……”
40年前，名利場新來的女星麥當娜試圖奪回權利，成為發出欲望表達欲望的主體，而不再是被觀看被凝視的欲望客體。她成功了，她冒犯一切，成為革命之路上的傳奇和全世界的偶像。而40年后，在現代社會的網絡上，依舊有女星因為不穿內衣、著低胸吊帶、表演時不慎走光，而被網友們如中世紀的女巫一樣用污穢語言和毒箭般的惡評“獵殺”。
父權的吞噬
“厭女癥”只是病征。
病征的根源則是延續千年，且從未被革命、戰爭或者被國家意識形態強力中斷過的韓國父權制社會運行邏輯。
或許很少有人會相信，僅僅在10年前，韓國女性在離婚后的6個月內不能再婚，而男性再婚的時間不受法律限制。結婚之后，妻子和孩子都像附屬物一樣記入丈夫的“戶籍”，日常生活中，如果需要簽名，比如家庭交費、銀行取款、小孩申請入學等，都必須有丈夫的簽名才能生效。10年前，離婚后的母親不能撫養子女，子女在父母離婚后必須跟父親一起生活，子女也不可以跟從母親姓氏。在遺產繼承中，女性無法擁有和其他男性成員一樣平等繼承父母財產的權利。甚至過去很長一段時間里，只要丈夫是韓國人，妻子和子女就能夠獲得韓國國籍，而如果妻子是韓國人，即使丈夫和子女生活在韓國，也只能持有外國國籍。
而以上這些所有違反基本人權和《聯合國消除女性歧視公約》的制度，直至2008年1月1日才被韓國政府以內容包含違反個人尊嚴、違反男女平等精神等規定正式廢除。
被廢除的“戶主制度”，代表了韓國父權制的精神內核，它嚴格貫徹了男尊女卑的儀式，以法律的形式規定了當代韓國社會形態中的家庭關系，使婦女成為男性的從屬，使父權制成為社會運作的堅定基石。
因此當我們試圖探索韓國娛樂工業和韓國社會性別觀念，為何會在“精致”和“殘酷”、“保守”和“現代”的兩極同時坐落，形成全世界罕有的韓國偶像制造“流水線和絞肉機”，那么或許歷史會給我們一部分充滿意味的答案。
從律法層面被廢除已有10年的戶主制，規定了韓國家庭傳統和性別文化。它主要來源于李氏王朝遺留的父權和宗族制度及日本統治時期的家長制。而這兩者又都來自傳統文化，其核心就是父權家長制度。由于法律的強制性規定，讓男尊女卑的文化一直延續到現代。
盡管從1970年代開始，韓國女性開始覺醒為自我爭取權益，但延續千年的戶主制在韓國依舊如鐵幕一般牢固，直至2008年才正式廢除。但制度的終止，并沒有讓男尊女卑的性別觀念和韓國的民主、政治、經濟一起變革和騰飛。被松動但從未從根本上被觸及的父權制，依舊是這個國家最強硬的歷史文化邏輯和性別觀念底色。
由于父權制在韓國的強大生命力，即使受過高等教育，女性依舊被期待在婚育后回到家庭照顧子女。這是傳統家庭觀念、資本主義職場邏輯、國家意識形態三方共謀下的“回家的呼喚”。在這里，曾經告別了封建戶主制的父權，又和資本主義并肩站到了一起。
10年前，被終止的只是法律條文之上的父權制，10年里，父權制的幽靈乘著新的社會形態，從未離開。
在《失蹤的母親：電影中父權敘述的新策略》中，學者戴錦華認為，我們不需要去不斷地發現父權和男權，因為“這天是父權的天，這地是父權的地”，它早已無所不在，不要只是說，“??！父權在壓迫我們”，重要的是要去“發現它們的變奏，這次父權用什么樣的面目、什么樣的路徑出現了……同時保持一種真正的批判和穿透的能力”。
正如諸多學者曾表達過的，“當代父權的最高形式是現代資本主義”。
而正是在韓國，在最能夠體現權力關系和資本主義大生產的韓國娛樂圈，父權制藉由這一領域，再度開足馬力，張開血盆大口，吞噬和絞殺著越來越多的年輕生命。同時也讓韓國這個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始終呈現封建與現代奇異雜糅的詭異社會景觀，使其成為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中女性權益最不受重視，同時又是父權制氛圍最為濃重的國度。
在父權制的庇蔭和資本主義對利益最大化的追逐里，韓國在有限的國土資源之上，建造起一個精致又酷烈的娛樂工業王國。
自2000年代中期以來，韓國流行音樂市場經歷了兩位數的增長。韓國流行音樂被《時代》雜志評為“韓國最偉大的出口產品”，《經濟學人》則將韓國流行文化稱為“亞洲最重要的潮流引領者”（引用自論文《“韓流”是否加重了韓國的性別不平等》）。
韓國的娛樂公司在國家文化發展戰略的支持下，從全球招募12歲到19歲的年輕人，這是偶像制造流水線所需的新鮮原料。從市場經濟理性出發，藝人越是低齡出道，越有可能為公司創造盡可能多的利潤。同時這也是為了應對韓國兵役制帶來的偶像生涯中斷。因為將出道年齡盡量提前，才能在盡可能長的時間里為資本牟利。
此外，當男偶像和男子團體去服兵役時，為了填補市場空白，經紀公司發現“女生組合和藝人就成了救命藥”（引自論文《偶像工廠SM公司造星策略分析》）。同時，為了能夠占領不同目標受眾市場，提高藝人成名的幾率，確保公司投資不會全線覆滅，韓國經紀公司歷來癡迷制造團體偶像。
就這樣，韓國人在逼仄的地理環境里，為了商品利益的最大化和風險的最小化，發明出一種基于偶像、欲望、崇拜的制造業。而傳統的尊卑、性別秩序和現代西方企業制度結合，誕生了具有濃厚父權制風格的韓國娛樂圈職場文化。
在來自韓國大學的論文《“韓流”是否加重了韓國的性別不平等》中，作者通過近5000份問卷調查發現，韓國娛樂工業產品中展現出的性別歧視，與“韓國‘經久不衰’的父權制”和性別歧視文化有關。論文認為，“韓國媒體中性別歧視的描述和韓國娛樂工業中對女性的性物化，強化了韓國經久不衰的男權文化，阻礙了性別平等的進程。論文指出，盡管韓國成功地實現了經濟、基礎設施和教育的現代化，但在實現性別平等方面卻遠遠落后。
數據和排名也佐證了外界對韓國娛樂工業和韓國社會的觀察。
在2015年全球性別差距指數(GGGR 2015)中，“韓國在145個國家中僅排在第115位，與南亞或中東和北非地區的國家并列，而這些國家因對女性的高度歧視而聞名，其排名也遠低于男權至上的日本”。
此外，韓國的性別工資差距也是所有發達國家中最大的?！督洕鷮W人》有一項“玻璃天花板指數”(Glass-ceilingindex)，自該指數建立以來，韓國在所有經合組織國家中排名最低。
2013年，韓國導演崔承浩根據“張紫妍事件”改編了電影《玩物》。電影結尾的調查數據顯示，有45.3%的韓國女藝人曾被要求陪酒，62.8%曾被要求進行性接待。
在被視為“玩物”的背后，是韓國演藝圈從業者普遍性的精神危機。韓國演員樸真熙曾于2009年發表碩士論文——《關于演員壓力、憂郁和自殺想法的研究》。論文指出38.9%的演員深受抑郁癥困擾，40%想過自殺。樸真熙在論文中認為惡意留言、收入不穩定、對未來的不安，是造成抑郁和自殺的主要原因。
2008年10月，在樸真熙論文正在寫作時，韓國當時最著名的女星崔真實，不堪社會輿論自殺。從1968年出生的崔真實，到1994年出生的崔雪莉和1991年出生的具荷拉，世界并沒有變得好一些。
在崔真實離世后，韓國媒體人樸銖鈉曾評論道，“韓國社會不喜歡堅強的婦女，并認為單身母親有人格障礙，這就如同霍桑筆下的《紅字》一樣?！?/p>
韓國娛樂圈的“紅字”和霍桑筆下的不同。在這里，只要生為女性，額頭就會被父權社會的厭女氛圍打上醒目的“紅字”。即使是像崔真實這樣在當時被譽為國民女星的藝人，其性別依然決定了她的命運——和許多同類一樣，受到高度發達娛樂工業絞肉機和最濃厚父權社會的雙重壓迫和熬煮。
在與棒球運動員趙成敏結婚后，盡管后者的名氣和收入都遠遜于她，崔真實依然做了全職家庭主婦。丈夫對她進行家庭暴力，并結束了兩人的婚姻。離婚后，本是受害者的崔真實卻要面對巨大的社會壓力，因為“在傳統禮法文化的影響下，絕大多數韓國人都視離婚為悲劇，單身母親普遍不受社會的歡迎。已有兩個孩子的崔真實離婚后，信奉傳統禮法理念的電影及電視制作商都忌諱給她分量重的角色”，理由是因為單身母親的身份，而與之形成對比的是，前夫趙成敏在離異后很快再婚（引自王曉華《崔真實自殺與儒教的雙刃劍》）。
崔真實自殺離世后，有韓國學者認為“崔真實的死再次暴露了韓國傳統禮法的重要欠缺：它仍未完成現代化進程所要求的轉型，不但仍在造就‘壓抑女性的桎梏’，而且其‘流弊延緩了(韓國)現代化的進程’?！?/p>
“要人類都受正當的幸?！?/h2>
在《厭女癥》后記中，上野千鶴子說，從來沒想過要寫“這么一本不愉快的書”。那么“一本著者寫得不愉快、讀者讀著不愉快的書”，為什么還要寫出來？
“因為，無論怎么不愉快，我們不能閉目不見的現實，就在那里存在著，而且還因為，我們同時也懂得，無論多么艱難，只要我們知道了那個現實，就有改變它的可能性?！?/p>
剛剛離開的具荷拉也想過“改變的可能性”，她曾想把好朋友崔雪莉的“那份”也好好活下去。離開已經兩年半的林奕含，曾經也想過“改變的可能性”。
同樣是在書的結尾，林奕含通過“伊紋”的口對“怡婷”說：……你可以假裝世界上沒有人以強暴小女孩為樂；假裝從沒有小女孩被強暴……你可以過一個資產階級和平安逸的日子；假裝世界上沒有精神上的癌……但是你也可以選擇經歷所有思琪曾經感受過的痛楚，學習所有她為了抵御這些痛楚付出的努力……你要替思琪上大學，念研究所，談戀愛，結婚，生小孩，也許會被退學，也許會離婚，也許會死胎。但是，思琪連那種最庸俗、呆鈍、刻板的人生都沒有辦法經歷。你懂嗎？你要經歷并牢牢記住她所有的思想、思緒、感情、感覺，記憶與幻想，她的愛、討厭、恐懼、失重、荒蕪、柔情和欲望，你要緊緊擁抱著思琪的痛苦，你可以變成思琪，然后，替她活下去，連思琪的份一起好好地活下去?！?/p>
面對這一道道顏色深淺不一的“血色擦痕”，凡對她者的痛苦有同理心、想象力和共振力的人類，都應該要牢牢記住“她們”所有的思想、思緒、感情、感覺，記憶與幻想，“她們”的愛、討厭、恐懼、失重、荒蕪、柔情和欲望，要緊緊擁抱著“她們”的痛苦，然后，替“她們”活下去。同時要記住，“把忍耐當成美德是這個偽善的世界維持它扭曲的秩序的方式?！?/p>
面對前現代結構中幽靈般不散的父權壓迫和超級資本、娛樂工業中那些最丑惡、最直接的踐踏、蹂躪、剝奪，不要忘記，不要寬恕，“忍耐不是美德”，“生氣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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