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OFDI對貿易伙伴國服務業集聚的影響研究

姚戰琪

（中國社會科學院 財經戰略研究院，北京100028）

引 言

進入21世紀以后，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快速增長，2010—2017年中國 OFDI年均增長 27．79%。一方面，中國OFDI與提升中國貿易競爭力之間密不可分，中國對發達國家OFDI、對發展中國家OFDI、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OFDI對出口技術復雜度都具有顯著的促進作用。另一方面，全球經濟正從工業經濟邁向服務經濟，各國現代服務業的發展與現代服務集聚度不斷提升緊密關聯，各國都經歷了服務業集聚區的發展過程，其中美國的區域集中度相對較高，其他國家的服務業集聚程度也不斷提升，并且不同服務業具有不同集聚特征。因此，剖析中國對外直接投資與提升各國現代服務業集聚度之間的內在關系，具有重要的理論價值和現實意義。

當前有關研究中國OFDI對東道國服務業集聚發展影響的研究成果很少，本文嘗試考察中國對外直接投資通過推動中國最終品出口額和提升東道國商業自由度對貿易伙伴國服務業集聚的影響。使用各種空間權重矩陣得到的結果是否能證明中國對外直接投資促進貿易伙伴國服務業集聚？中國OFDI通過何種渠道促進貿易伙伴國服務業集聚？貿易伙伴國本地的影響因素對該國本地的服務業集聚的影響與該國本地的影響因素對該國周邊的服務業集聚的影響有何不同？現有文獻沒有回答上述問題，本文嘗試從中國OFDI對中國貿易伙伴國的服務業集聚影響機制角度回答上述問題。

一、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設

（一）中國OFDI與中國貿易伙伴國服務業集聚

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具有顯著的空間集聚特征。東道國的產業集聚在很大程度上吸引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的區位選擇。首先，產業集聚能使對外直接投資的投資國更容易獲得東道國先進技術和管理模式，而且貿易伙伴國是否接壤、貿易伙伴國經濟距離等因素直接影響企業能否獲得先進的經驗和知識。王疆、江娟等研究了中國企業對美國投資的案例［1］，認為產業集聚是促使中國企業對美國投資的一個重要因素。服務業集聚能夠促使企業從外部獲得所需要的資本和人才，會推動國內外資本和人才流入東道國，從而推動東道國服務業集聚區內的企業創新速度加快［2］。其次，不但母國的對外直接投資促進東道國的產業集聚，而且東道國的產業集聚能促使進行對外直接投資的母國獲得豐富的知識和技術，可以降低進入東道國的跨國公司的信息搜索成本。鄭展鵬使用赫希曼一赫芬達爾指數、多樣性指數等方法研究了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空間集聚特征，認為中國加快走出去步伐，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空間集聚特征顯著［3］。最后，企業進行對外直接投資存在顯著的同源國集聚特征，即企業OFDI的區域選擇存在顯著的同源國集聚效應，企業對外直接投資會受到同行業或相關行業母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影響，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會主要集中于中國企業同行業投資經驗密集的地區。中國OFDI能為中國貿易伙伴國提供很大規模的資本要素，服務業對外直接投資成為中國對外投資占比最大的產業，中國對外投資能夠促進配套基礎設施投資迅速完成。同時，中國對外投資能夠刺激中國貿易伙伴國市場需求，從而能夠促進中國貿易伙伴國生產性服務業的產業集聚，也能促進中國貿易伙伴國消費性服務業、中國貿易伙伴國新興服務業的產業集聚。因此，提出假設1：

H1：中國OFDI會顯著促進中國貿易伙伴國服務業集聚。

（二）中國OFDI對中國貿易伙伴國服務業集聚的影響機制

東道國的商業自由度等制度環境與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區位選擇緊密關聯，東道國為中國企業提供便利條件的商業自由度會正向調節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因此中國對外直接投資能通過貿易伙伴國的商業自由度顯著促進服務業集聚，東道國的商業自由度越高，東道國的投資管制就越寬松，外國企業進入的成本和門檻就越低。企業在不具有核心競爭力的條件下，可以利用東道國的商業自由度來彌補中國對外投資企業在經濟資源等方面的劣勢。當前，歐盟的商業自由度是影響中國企業直接投資的區位選擇的重要因素，歐盟商業自由度積極促進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區位選擇。貿易伙伴國市場經濟運行效率與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緊密關聯，商業自由度能夠衡量一國企業在貿易伙伴國開辦企業、運營和管理企業的成本高低，中國對外直接投資能提升中國貿易伙伴國市場經濟運行效率，貿易伙伴國商業自由度能顯著促進中國對外直接投資。雖然東道國通過金融自由化對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促進作用較弱，但中國企業更關注東道國商業自由度即商業環境寬松對中國對外投資的影響，因此東道國的商業自由度能顯著促進中國對外直接投資，貿易伙伴國的商業自由度能夠通過促進中國對外直接投資顯著提升中國貿易伙伴國服務業集聚。本文認為，投資東道國的商業自由度是長期影響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重要因素，投資東道國為企業提供的便利條件和在東道國開辦生產程序的高效會顯著促進中國企業對外投資，因此，提出假設2：

H2：中國OFDI能通過中國貿易伙伴國商業自由度顯著提升貿易伙伴國服務業集聚度。

中國對外直接投資也能通過促進中國最終品出口顯著提升中國貿易伙伴國服務業集聚。首先，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具有顯著的地區集聚特征，中國東部地區對外直接投資占中國對外投資總量的八成以上，中國OFDI顯著的地區集聚特征會促進東道國產業集聚。很多研究成果發現，進入中國的外商投資能促進中國本地的服務業集聚，尤其是生產性服務業FDI顯著促進生產性服務業集聚，而消費性服務業FDI對消費性服務業集聚的影響不顯著［4］。其次，中國對外直接投資能通過技術溢出顯著促進東道國服務業集聚，即中國OFDI溢出的中國國內研發資本存量顯著促進東道國服務業集聚。中國對發達國家OFDI、對發展中國家OFDI、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OFDI都對出口技術復雜度具有顯著的促進作用。中國通過對發達國家OFDI獲得的研發資本存量、對發展中國家OFDI獲得的研發資本存量和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OFDI獲得的研發資本存量對中國出口技術復雜度有長期影響。最后，中國對外直接投資能促進貿易伙伴國從中國進口服務業與制造業最終品貿易，從而能提升貿易伙伴國服務業集聚。與早期的“貿易替代”不同，OFDI與對外貿易之間的關系體現為“貿易促進”，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具有顯著的貿易促進效應，中國企業出口是影響對外直接投資的內生變量，中國對外直接投資能顯著促進企業出口。一方面，中國企業在國外進行直接投資，必然會從國內購買資本設備、來自采掘業和農業的未經加工的物品、經過加工的原料，另一方也要從國內進口中間品和零部件，因此各種類型的對外直接投資與企業出口緊密關聯。李波、趙鑫鋮、李艷芳認為進出口貿易顯著促進一國產業集聚程度的提高［5］，同時產業集聚與加工貿易出口緊密關聯，產業集聚能顯著促進中國加工貿易增長［6］。本文認為，中國對外直接投資與貿易伙伴國服務業集聚緊密關聯，中國對外直接投資企業利用貿易伙伴國的勞動資源將生產的產品出口到第三國，同時從中國進口大量的中間品、零部件、半成品和原材料等從事生產，因此中國對外直接投資與中國國內產業之間的前后關聯度很高。因此，提出假設3：

H3：中國OFDI能通過中國服務業與制造業最終品出口額占貿易伙伴國GDP的比重提升貿易伙伴國服務業集聚度。

二、研究方法、模型設計及數據來源

（一）模型設立

第一步，研究中國OFDI對貿易伙伴國服務業集聚的影響。借鑒劉宇、馬海靜的研究方法［7］，建立以下空間計量模型：

方程（1）用來驗證中國OFDI對貿易伙伴國服務業集聚的促進作用，但沒有研究中國OFDI通過哪些路徑對貿易伙伴國服務業集聚產生影響，以及中國OFDI通過各條路徑對貿易伙伴國服務業集聚的影響有何不同，因此本文在第二步研究中國OFDI對貿易伙伴國服務業集聚的影響機制，具體建立以下空間計量模型：

方程（2）在控制了貿易伙伴國GDP與貿易伙伴國GDP總量之比、貿易伙伴國研發人員數量、服務業與制造業的就業人數占比、貿易伙伴國勞動力人口數量、促進私營部門發展的政策和法規力度的基礎上增加了λ（中國服務業與制造業最終品出口額占貿易伙伴國GDP的比重、貿易伙伴國商業自由度指數）與中國OFDI的交叉項。通過考察交叉項來驗證假設2和假設3。

區位熵?？臻g基尼系數、行業集中度和區位熵都可以用來測算貿易伙伴國服務業空間集聚程度，本文使用服務業區位熵對貿易伙伴國服務業的基本職能進行分析。區位熵的計算公式為：

其中 ESi、ES、Xi、X 分別為貿易伙伴國服務業就業人數、貿易伙伴國就業總人數、全球服務業就業人數、全球就業總人數。使用式（3）分別計算貿易伙伴國服務業區位熵。

在控制變量的選擇上，使用貿易伙伴國GDP與貿易伙伴國GDP總量之比（Gdpper）來反映貿易伙伴國在世界經濟發展中的地位。貿易伙伴國研發人員數量（RDP）雖然不能反映就業人員中的研發人員密度，但能反映貿易伙伴國研發人員總量。使用貿易伙伴國服務業和制造業的就業人口占總就業人數的比重來計算服務業與制造業的就業人數占比（SMP）。從世界銀行數據庫得到貿易伙伴國勞動力人口數量（Labor）。從全球治理指標（WGI）數據庫得到貿易伙伴國政策和法規力度（Pore）。從WIOT（世界投入產出表）得到中國服務業最終品出口額和制造業最終品出口額，從而計算中國服務業與制造業最終品出口額占貿易伙伴國GDP的比重（sme）。從美國傳統基金會的全球經濟自由度指數得到貿易伙伴國商業自由度指數（bf）。

（二）數據來源

使用莫蘭指數（Moran’s I指數）來度量空間相關性。本文使用三種方法計算空間權重矩陣：中國貿易伙伴國是否接壤空間權重矩陣、以雙方絕對距離為基礎并以該國內部的城市層面的人口分布狀況作為權重計算的空間權重矩陣、中國貿易伙伴國經濟距離空間權重矩陣。

本文使用的樣本為2000—2014年WIOT（世界投入產出表）中不包括中國及中國臺灣地區的41個國家和地區，在使用各種空間計量模型的GMM估計方法時除掉與其他國家不接壤的8國數據，即使用33國數據，包括奧地利、比利時、保加利亞、加拿大、瑞士、捷克、德國、丹麥、西班牙、愛沙尼亞、芬蘭、法國、英國、希臘、克羅地亞 、匈牙利、愛爾蘭、意大利、立陶宛 、盧森堡 、拉脫維亞 、墨西哥 、荷蘭 、挪威 、波蘭 、葡萄牙、羅馬尼亞、俄羅斯聯邦、斯洛伐克共和國 、斯洛文尼亞、瑞典、土耳其 、美國 。

表1 描述性分析

三、結果分析

（一）中國OFDI對區域服務業集聚影響的計量模型

表2（見下頁）為使用普通面板模型、使用是否接壤空間權重矩陣并分別使用SAR模型、SDM模型、SEM模型、SAC模型的檢驗結果，可發現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存量的估計系數通過了1%的顯著性檢驗，因此中國對外直接投資顯著促進貿易伙伴國服務業集聚，假設H1得到支持。貿易伙伴國研發人員數量在五種模型情形下的估計系數分別為0．046、0．029、0．029、0．019、0．041，并通過 1%的顯著性檢驗，服務業與制造業的就業人數占比在五種模型情形下的估計系數分別為 0．016、0．015、0．015、0．013、0．016，也通過1%的顯著性檢驗。因此貿易伙伴國研發人員數量、服務業與制造業的就業人數占比顯著促進貿易伙伴國服務業集聚。貿易伙伴國GDP與貿易伙伴國GDP總量之比、貿易伙伴國勞動力人口數量變量的估計系數顯著為負。

（二）中國OFDI對貿易伙伴國服務業集聚的影響機制分析

表3見第130頁為中國OFDI對貿易伙伴國服務業集聚的影響機制檢驗結果?？煽吹浇徊骓?sme×LnOFDI、bf×LnOFDI顯著為正，即中國對外直接投資與貿易伙伴國商業自由度指數交叉項、中國對外直接投資與中國服務業與制造業最終品出口額占貿易伙伴國GDP的比重的交叉項的回歸系數顯著為正，并通過10%顯著性檢驗。因此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強化了中國服務業與制造業最終品出口額占貿易伙伴國GDP的比重、貿易伙伴國商業自由度指數對服務業集聚的促進作用。即中國OFDI通過中國最終品出口、貿易伙伴國商業自由度對貿易伙伴國服務業集聚具有正向促進作用，假設H2和H3得到支持。同時可看到，中國對外直接投資與中國服務業與制造業最終品出口額占貿易伙伴國GDP的比重的交叉項的估計系數顯著大于中國對外直接投資與貿易伙伴國商業自由度指數交叉項的估計系數。這表明中國對外直接投資通過中國服務業與制造業最終品出口額占貿易伙伴國GDP的比重對貿易伙伴國服務業集聚的促進作用顯著大于通過貿易伙伴國商業自由度對服務業集聚的促進作用。當前中國服務業與制造業最終品出口貿易不斷增長，中國OFDI通過服務業與制造業最終品出口對貿易伙伴國服務業集聚的促進作用顯著，而中國OFDI通過貿易伙伴國商業自由度也能在一定程度上促進貿易伙伴國服務業集聚。另外也可看到，Gdpper變量以及該變量的空間滯后項也顯著為負，貿易伙伴國研發人員數量、服務業與制造業的就業人數占比的估計系數在1%的統計水平上顯著，因此貿易伙伴國研發人員數量、服務業與制造業的就業人數占比顯著促進貿易伙伴國服務業集聚。

表2 回歸結果

表4見第131頁為各變量對中國貿易伙伴國服務業集聚影響的直接效應、間接效應和總效應。在空間杜賓模型的總效應中，中國OFDI與中國最終品出口額占貿易伙伴國GDP的比重的交叉項、中國OFDI與貿易伙伴國商業自由度指數的交叉項對貿易伙伴國服務業集聚的影響仍顯著為正，貿易伙伴國研發人員數量、服務業與制造業的就業人數占比對貿易伙伴國服務業集聚的影響也為正，貿易伙伴國GDP與貿易伙伴國GDP總量之比、貿易伙伴國勞動力人口數量對貿易伙伴國服務業集聚的影響顯著為負。

直接效應能夠反映本地的影響因素對本地的服務業集聚的影響結果。在直接效應中，貿易伙伴國勞動力人口數量和貿易伙伴國GDP與貿易伙伴國GDP總量之比依然不顯著；直接效應中的貿易伙伴國研發人員數量變量的估計系數顯著為正，但空間杜賓模型的直接效應估計系數小于普通面板效應、SAR模型、SEM模型、SDM模型的估計系數，因此沒有考慮空間溢出效應的其他模型高估了研發人員變量的系數估計值。貿易伙伴國服務業與制造業的就業人數占比對貿易伙伴國服務業集聚的影響顯著為正，說明貿易伙伴國服務業與制造業的就業人數占比顯著促進貿易伙伴國服務業集聚。在直接效應中，中國OFDI能顯著促進中國貿易伙伴國服務業集聚。

間接效應能夠反映本地的影響因素對周邊的服務業集聚的影響結果。在間接效應中，中國對外直接投資變量通過了1%的顯著性檢驗，說明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對貿易伙伴國服務業集聚度具有促進作用，但該變量估計值迅速減少，因此雖然中國OFDI顯著促進中國貿易伙伴國的服務業集聚，但中國對該國的OFDI對該國的周邊國家的服務業集聚的影響快速下降。同時，中國OFDI與中國最終品出口額占貿易伙伴國GDP的比重的交叉項的估計值、中國OFDI與貿易伙伴國商業自由度指數的交叉項的估計值也迅速下降。

表3 中國OFDI對貿易伙伴國服務業集聚的影響機制檢驗

（三）穩健性檢驗

表5（見下頁）為分別使用各種空間權重矩陣得到的初始加權GMM模型、部分加權GMM模型、完全加權GMM模型三種GMM模型估計結果?？煽吹絃nOFDI變量在三種GMM的估計結果均為正，并通過1%的顯著性檢驗。因此中國OFDI對貿易伙伴國服務業集聚存在顯著影響。另外貿易伙伴國GDP與貿易伙伴國GDP總量之比變量的三種GMM估計結果均為負，因此貿易伙伴國GDP所占份額對服務業集聚的促進作用很弱。同時貿易伙伴國勞動力人口數量的三種GMM估計結果也為負，并通過了1%的顯著性檢驗，因此貿易伙伴國勞動力人口數量對貿易伙伴國服務業集聚沒有促進作用。

表4 各變量對中國貿易伙伴國服務業集聚影響的直接效應、間接效應和總效應

表5 穩健性檢驗結果

結論及政策建議

本文使用區位熵測算了中國主要貿易伙伴國的服務業集聚度，并建立空間面板回歸模型檢驗中國OFDI對中國主要貿易伙伴國服務業集聚度的影響，得到以下結論：第一，使用空間面板模型中的SAR模型、SDM模型、SEM模型、SAC模型的檢驗結果都表明，中國對外直接投資顯著促進貿易伙伴國服務業集聚度的提升。第二，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強化了中國服務業與制造業最終品出口額占貿易伙伴國GDP的比重對中國貿易伙伴國的服務業集聚的促進作用。第三，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強化了中國貿易伙伴國的商業自由度指數對貿易伙伴國服務業集聚的促進作用。

因此，應采取以下對策：第一，應強化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對中國最終品出口額占比的促進作用，利用中國OFDI對中國服務業和制造業最終品出口占比的促進作用提升貿易伙伴國的服務業集聚度。應鼓勵中國企業走出去，強化中國企業國際綜合競爭力，要通過對外直接投資促進中國出口產業結構調整，通過對外直接投資帶動對外投資產業的周邊產業出口。第二，應利用中國OFDI對中國貿易伙伴國的商業自由度的促進作用提升中國貿易伙伴國的服務業集聚度。中國應增加在商業自由度等經濟制度良好的國家的OFDI，減少對商業自由度等經濟制度惡劣的國家進行OFDI。第三，貿易伙伴國的服務業和制造業的就業人口占比顯著促進貿易伙伴國服務業集聚，因此制造業和服務業的互動發展顯著促進貿易伙伴國服務業集聚，中國也應推動制造業與現代服務業協同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