歲月神偷

黃昱寧

現在的孩子應該很難想象，在我兒時，拍照是一件多么隆重的事。二十世紀七八十年代，幾乎每家每戶都會出現一個能打家具的木匠，同時也會冒出一個自學成才的攝影師。

在我們家里，這個角色一直是由姨父擔任的——所以，至少十八歲之前，每逢家族聚會，表妹總是能把頭抬得比我更高一些。他們家的墻上掛著表妹五六歲時拍的肖像，她滿頭硬邦邦的鬈發是阿姨買回來的冷燙精的杰作，她的表情動作則是直接拷貝印在餅干聽上的女孩——都是那時候最顯眼的流行元素。照片是用方頭方腦的120相機裝上黑白膠卷拍的，姨父拿著底片到他的單位里轉了一圈，回來以后就放大成十寸，還著了色，表妹的嘴唇頓時就粉嘟嘟起來。在前電腦時代，給黑白照片染色可沒有PS幫忙，一筆一筆全是人工畫上去的。我至今都沒弄清姨父的手藝是從哪里學來的，只知道他是中學里的化學老師?？偠灾?，從那天起，我便想象他每天的工作就是躲在實驗室里，窗簾一拉就是暗房，世界一點點從黑白轉成了彩色。

在中國家庭攝影史上，那幾年也確實是黑白與彩色的分水嶺。姨父的照相機從120換成了海鷗135，逢年過節，他就換上彩色膠卷。小孩喜歡明艷的富士，大人則更中意穩重的柯達，可它們都很貴——買一個膠卷夠看好多部電影，到照相館里精放加印還得再花一筆錢，又是好多部電影。一家人跑到公園里，跟很多家人擠在一起：同一座假山、同一棵大樹、同一片草地，N種人跟人、表情與表情的排列組合。作為家族里最小的兩名女性，我和表妹得到格外優待，不僅單人照最多，還獲得“偷照片”的特權。

數碼時代的人沒法理解什么叫偷照片。一個膠卷，卷片時拖在最后的尾巴長度不一，三十六張份額拍滿以后常常還能往后卷，具體卷幾張得看命運的安排。膠卷時代充滿懸念，不到沖印完成就不會真相大白。抓拍、偷拍或者純拍風景的“空鏡頭”，都是普通家庭無力承擔的奢侈，所以那時照片上幾乎全是人像，表情普遍比現在嚴肅，相紙上彌漫著箭在弦上的緊張感。哪怕迎著陽光，人們的眼睛也會努力睜大，最后眼瞼肌肉終于在按下快門的一剎那扛不住生理極限，耷拉下來——這樣的慘劇在每個膠卷里至少會出現兩三回。倒是偷來的照片，畫中人沒有心理負擔，只有意外之喜。喜終究形于色，所以放肆一點的動作、平時不敢輕易嘗試的表情，往往出現在第三十七、第三十八甚至第三十九張里。這大概是人世間最皆大歡喜的“偷”——在稀缺的載體上，我們仿佛又額外留住了一點歲月。

但載體終于不再稀缺，柯達終于倒閉，技術進步讓我們偷著偷著就不用偷了?，F在，我們對于數碼圖像已經熟悉得仿佛能從活人臉上看出像素來。每天，我們都會把無數個自己存在云上。那個叫“云”的東西好像大得沒有邊，它給予我們在膠片時代無法想象的自由——你想怎么拍就怎么拍，想拍多少就拍多少。出門旅游，你對著日出和瀑布，舉起自拍桿對著海灘上的你，按下自動連拍。影像與影像之間沒有空隙，你以為再也不會漏掉什么珍貴的記憶了。然而，對于大多數人的大多數的照片而言，拍下的一剎那就釋放了它所有的存在感。我們不需要整理，不需要沖印，不需要把它們一張張插進照相簿。幾個月以后，偶然想起這次旅行，好幾個G的影像交疊在一起從眼前滑過。太多的面孔幾乎等于沒有面孔，你甚至已經懶得再去找它們究竟儲存在哪片“云”上了。一年以后，你對于自己去年的長相，也許還不如對幾十年前的自己熟悉——那個青澀慌張的你，寥寥幾張照片，早已飛出發黃的相簿，銘刻在你大腦的永久儲存盤里。

這實在是一道難解的數學題：我們試圖用技術填滿記憶的盲點，減少歲月的流逝，但最后真正珍藏在我們記憶里的東西，到底有沒有增加？或者說，到底是不是更清晰、更美好？

摘自《假作真時》（譯林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