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小甸集特支成立原因探析

丁志潔，吳玉才

（1.中共壽縣縣委黨校 教研室，安徽 壽縣 232200；2.淮南師范學院 安徽早期黨組織研究中心，安徽 淮南 232038）

中共小甸集特支誕生于1923 年冬， 雖然存在時間不長，但其對安徽早期黨組織的建立與發展具有重要的影響和意義。 “特支”在一個窮鄉僻壤、名不見經傳的小鎮建立絕非偶然，其背后的原因值得探究。

一、“特支” 產生的文化淵源——悠久的壽春①楚文化

毛澤東曾指出，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會的政治和經濟在觀念形態上的反映，同時又作用于一定社會的政治和經濟。世界上任何一種事物都不是憑空誕生的，其背后必定都有支撐其產生和發展的文化背景與土壤， 中共小甸集特支的產生當然也不例外。據《壽縣志》載：“壽州當長淮之沖，東劇淮河、西扼淠潁，襟江而帶河……南人得之，則中原失其屏障；北人得之，則江南失其咽喉……”，作為“江東之屏藩，中原之咽喉”，壽州素有“重險之固，得之者安”［1］（P2）的美譽，在歷史上它曾4 次為都，10 次為郡。 春秋時期，這里最先作為蔡國的都城而為世人所知。 作為西周時期的一個諸侯國，蔡國的國力一直比較弱小,其都城最初位于河南上蔡（今河南駐馬店市上蔡縣一帶）。 后來南方的楚國國力不斷強盛，開始向北擴張。楚在北上拓疆過程中，對蔡國進行不斷的侵擾。為了逃避這一侵擾，另一方面也為了向東尋求吳國的庇護 （吳蔡之間存在政治聯姻），公元前493 年蔡避楚求吳翼護，遷都州來，改稱下蔡。 但是，公元前447 年，在遷都壽地46年之后，它還是為楚所滅，壽地隨即被納入楚國版圖。

楚國是周朝時期華夏族（漢族）在中國南方建立的一個諸侯國。 作為華夏族南遷的一支，楚人立國之初，偏僻狹小，領地只有50 里，是個很小的國家，與江淮地區的壽春相距達千里之遙。 但是楚人并不滿足偏安一隅， 他們有非常強烈的進取精神。春秋以后，楚國逐漸在南方崛起，通過北上中原、東進江淮， 數十年如一日地征戰于江漢與淮水之間，最終通過“篳路藍縷，以啟山林”的艱辛歷程鳳凰涅槃，在逐鹿中原中展露鋒芒，成為春秋五霸、戰國七雄之一。 然而盛極必衰，楚國發展到后期，內外矛盾凸顯，國力日漸衰微。 公元前241 年，在秦國的步步緊逼之下，楚東遷入淮，遷都壽春，而壽春便成為戰國時期楚國的最后一個政治經濟文化中心。

楚國在春秋戰國史上存在了819 年。從春秋中后期進入江淮，至戰國晚期遷都壽春，再到公元前223 年為秦所滅，楚國在江淮之間經營的時間長達四百年之久，占到了它所有歷史的一半時間。 在此期間，發源于江漢一帶以中原文化為主源的楚文化與淮夷文化互相影響、滲透，形成了“積極進取、開放融合、鼎故革新、至死不屈”的壽春楚文化。 這種獨具一格的壽春楚文化，正是楚人當年強勢立國的一個真實寫照。它既代表著楚文化在壽春這個地方的高度成熟和最終沉淀，同時也是中共小甸集特支形成的文化淵源所在。

無論是《九歌·國殤》中“首身離兮心不懲”的斗爭精神，還是“楚雖三戶，亡秦必楚”的堅定信念，仔細品味歷史可以看出， 橫亙2000 多年歷史的壽春楚文化， 依然流淌在楚國故地百姓的血脈當中，在江淮大地上，頑強地傳遞著自己的優秀基因。 從后來的一代賢相孫叔敖、光緒帝師孫家鼐、民國志士張樹候、黃埔先驅茅延楨、特支書記曹蘊真、北伐先烈曹淵、抗日名將方振武、共和國第一任地質礦產部部長孫大光等等這些歷史人物身上， 我們都可以感受到壽春楚文化它那厚重深沉、 異乎尋常的生命力。

二、“特支” 產生的政治基礎——豐厚的革命傳統

1840 年鴉片戰爭之后， 中國逐步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 身處皖中腹地、有著悠久歷史的壽縣從此飽受國內外反動派的剝削蹂躪。帝國主義在這里通過開“洋行”、蓋教堂、辦學校、建醫院、設買辦等手段，對壽縣進行經濟掠奪、文化滲透和奴化教育。 當時統治舊中國的清政府腐敗墮落，無力抵抗外敵入侵，向百姓強征的捐稅徭役奇重，淮河流域十年九災［2］（P3-10）。辛亥革命后，皖系軍閥倪嗣沖督皖，在壽縣橫征暴斂，向當地百姓征收的苛捐雜稅名目之多不下30 多種［3］（P37-87）。 壽縣百姓不得不背井離鄉、舉家逃荒，可謂是備受蹂躪、累世艱辛，雖有“龍泉之陂，良疇萬頃”，而莫能為力。 然而，正是這種長期的戰亂和苦難造就了壽縣百姓驍勇強悍、不慣忍辱的性格。 近代以來，這里既有叱咤風云的辛亥志士，又有屢建奇功的淮上健兒。到了20 世紀初，在各種內憂外患的夾擊之下，富有斗爭精神的壽縣人民不斷開展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爭，他們積極參與洋務運動、變法維新和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斗爭。 據史料記載，在1905 年至1907 年間參加孫中山領導的中國同盟會的960 人中，安徽59 人，其中壽縣21 人［4］（P7）。

在安徽誕生的第一個資產階級性質的革命組織——“岳王會”中，壽縣青年所占比例最大。 據史料記載，1905 年，當時擔任江蘇新軍管帶的壽州人柏文蔚偕同陳獨秀在游訪壽縣等皖北地區期間，積極“聯絡（孫毓筠、張樹候、張匯滔等）淮上健兒及有志革命人士”，發起成立了“岳王會”［5］（P33）這一反清革命團體。岳王會發展到后期，還在安慶、南京設立了分部，分部長分別由壽縣人常恒芳、柏文蔚擔任。

1911 年11 月，岳王會會員張匯滔等革命黨人率領淮上軍起兵光復壽縣，成立軍政分府，建立了安徽第一個資產階級地方政權。 當時壽縣起義軍2萬多人在一個多月內相繼光復淮河南北23 個州縣，以及河南、湖北部分地區，為安徽全省的起義立下了首功。 在整個辛亥革命中，安徽是全國唯一一個由自下而上的農民起義促成獨立的省份。 作為辛亥革命中以農民革命武裝光復山河的一面旗幟，壽縣人張匯滔領導的淮上軍可謂功居其首。 在后來的辛亥北伐以及討伐袁世凱的隊伍中，壽縣將士作為江淮地區的革命先鋒也同樣發揮了極其重要的作用。

民國年間，曾擔任過安徽都督或省政府主席之職的官員中，有5 人是壽縣籍人士，分別為孫毓筠、柏文蔚、孫多森、管鵬、方振武［1］（P4）。 其中，孫、柏、方三人都是岳王會的革命骨干。

在壽縣之外，如蕪湖、安慶、合肥等地方開展工人運動、組建黨團組織的領導者也大多是壽縣籍人士。 比如，1923 年前后，薛卓俊、徐夢秋、李竹聲等壽縣籍青年先后到安慶幫助建立共青團安慶支部，并先后任書記。與此同時，壽縣籍人士徐夢秋、王坦甫、高語罕、王培吾等在蕪湖社會主義青年團以及黨組織的組建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1926 年合肥地區第一個黨組織——中共肥北特支，就是由原壽縣人崔筱齋創建的。

1920 年春， 在蕪湖的壽縣正陽關人高語罕應陳獨秀之邀，帶領學生對蕪湖工人悲慘的生活狀況進行調查，撰寫了《蕪湖勞動狀況》一文，發表在當時的進步刊物《新青年》雜志上，在社會上引起了很大反響。 1922 年，在蕪湖省立第二甲種農校學習的薛卓漢、胡金臺等壽縣人在工人當中謀劃發起了一場工人反抗壓榨的罷工運動。他們與人力車工人一道拉車，發動游行示威和各界聲援，并組織師生和市民為罷工工人募捐。 在壽縣青年學生的影響和帶動下， 罷工持續僅僅一周就成立了蕪湖勞工會。 由壽縣人參與和領導的這些革命活動極大地震撼了反動當局， 在全國產生了很大影響， 同時也揭開了安徽現代工人運動的序幕［5］（P38）。

三、“特支”產生的思想條件——馬克思主義的傳播

近代以來，隨著民族危機的逐步加劇，一大批有識之士逐漸意識到，欲挽救民族危亡，必開通民智，灌輸革命進步思想。 中日甲午戰敗后，1896 年，壽州人柏文蔚、孫毓筠、薛少卿、張樹候等人在壽州城內創辦“閱報書社”，宣傳新的思想文化，探求富國強兵之道。1898 年，孫毓筠在家鄉創辦阜才學堂和蒙養學堂，后期又組織了“強立學社”“天足會”等組織，與張樹候等密謀革命。

公元1901 年，咸豐狀元、光緒帝師，時任清朝管學大臣的孫家鼐在家鄉壽縣，對始建于明朝天啟二年的循理書院進行捐資擴建，創辦了安徽省最早的中等學?！獕壑莨珜W。接著，芍西、羹梅等新式學堂相繼開辦，到1919 年五四運動前，壽縣已有新式學堂20 多所， 這些學堂大多成為宣傳民主革命思想的重要場所。據柏文蔚回憶道：壽縣“諸同志多熱心奔走，創辦學校，開通民智，灌輸思潮，大有一日千里之勢。 會黨兄弟，綠林豪杰，群相附翼”，“從此與淮上諸同志深相契合，革命思潮遍于鄉里”。這些為中共小甸集特支的創立培養了大批具有革命進步思想的青年。

1919 年五四運動后， 尤其是中國共產黨成立之后，馬克思主義在壽縣青年知識分子中得到了迅速傳播。首先，在上海、蕪湖等地求學的一批壽縣進步學生最先接觸到馬克思主義。 從1919 年到1923年間，在蕪湖讀書的曹蘊真、曹淵、薛卓漢、王培吾、徐夢秋、曹廣化、方運熾等10 余名壽縣學生，“鑒于社會日趨險惡，改造事業刻不容緩”，發起組織“馬克思學術研究會”，并成立了名叫“愛社”的革命團體，通過研究社會問題，來提高對社會主義的認識，繼而培養學生運動的積極分子［2］（P22）。

這一時期在蕪湖學習的很多壽縣籍學生深受五四運動和進步教師的影響，特別是在聽了當時中國革命的青年領袖惲代英同志的“反對帝國主義”“廢除二十一條”“青年運動的道路”等演講之后，深受鼓舞和啟發［6］（P60）。他們深刻領會到在國家存亡的關鍵時刻，“教育救國”“讀書救國”是不現實和行不通的，唯一的選擇是起來革命。因此，在學習馬克思主義理論的過程中，他們深入工農，積極組織和參與抗稅、罷工、募捐等社會實踐，開始走上了一條與工農相結合的道路。

1923 年初， 從上?；貕劭h的李坦在自己家里創辦了“改良私塾”，招收二、三十名失學的青年學生，不讀“子曰詩云”，而是“開設數學、國語、英文、歷史、地理”等課程，宣傳“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的革命道理［6］（P61）。

由于思想進步、表現突出，到了國共合作開始之后， 很多壽縣籍青年被黨組織派往黃埔軍校、上海大學、廣州農民運動講習所，甚至莫斯科中山大學等地進行革命理論的系統學習。 1925~1927 年，皖西地區有20 多人赴蘇聯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其中一半是壽縣籍青年［7］（P28）。

在學習宣傳馬克思主義的這些青年學子當中，壽縣正陽關人高語罕被譽為“安徽宣傳馬克思主義第一人”。 早在日本留學時， 他就接觸到馬克思主義。 1907 年從日本留學回國后，他先后在安慶、蕪湖等地從事革命活動，成為安徽新文化運動的倡導者之一。 1921 年1 月， 高語罕將其在蕪湖商業夜校、平民學校和工讀學校授課的講義編輯成《白話書信》一書，該書是安徽最早、最系統宣傳馬克思主義的通俗讀本。該書圍繞著五四運動以后中國以何種思想為指導、走何種道路、采取何種方法解決社會問題等做了大量論述。 他在書中系統地介紹了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 即唯物史觀、 剩余價值和階級斗爭， 主張走俄國的道路， 以俄國十月革命的方法解決中國的社會問題。 同年5 月， 他在蕪湖領導創辦了《蕪湖》半月刊，在文章中勸告青年要丟掉幻想、 以俄為師。 這些活動對推動安徽新文化運動和引導廣大青年信仰馬克思主義起到了極大的促進作用， 在全國思想界也產生了很大影響［5］（P33-36）。

曾在外求學的壽縣青年從多方面影響了家鄉的進步青年，致使壽縣的革命氣息愈顯濃厚，在全縣形成了以知識界和教育界為主的學習和傳播馬克思主義的熱潮。

四、“特支”產生的直接動因——黨中央及其上海大學黨組織的部署

壽縣建黨是從建團開始的，而建團又始于旅外青年學生。 1907 年，從日本留學回國的壽縣籍青年高語罕，先后到安慶、蕪湖等地從事革命活動。1920年，他在北京加入共產主義小組，后經李大釗、張申府介紹入黨，成為中共第一批黨員。同時，他還是陳獨秀“在南京、安慶、蕪湖等地物色一些青年發起社會主義青年團的組織”的“最先響應的人”［8］（P98），也是陳獨秀“籌劃在各地組織共產黨小組”的安慶聯系人［9］（P24）。

五四運動后， 更多的壽縣籍青年走出家鄉，到上海、安慶、蕪湖等地求學和工作。在這期間他們逐漸接受了馬克思主義， 先后加入了社會主義青年團。 1922 年，在壽縣小甸集小學任教的曹蘊真，以在外地入團的學生為骨干，在壽縣小甸集成立了S.Y（英語“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的縮寫）特支，書記曹蘊真，團員有徐夢周、魯平階、胡宏讓等，隸屬上海社會主義青年團。壽縣社會主義青年團組織的成立，為發展黨員和建立壽縣地方黨的組織準備了條件［10］（P24）。

1922 年春， 上海大學的前身——東南高等師范?？茖W校，于上海閘北青島路青云坊創立。 這所創辦于國共兩黨合作之初的大學，一經成立便吸引了大批優秀青年前往學習。 壽縣籍學生曹蘊真、曹淵、薛卓漢、方運熾、徐夢秋、徐夢周、陶淮、李坦等人都先后從家鄉來到上海大學社會學系學習革命理論。 求學期間，他們直接受到中國共產黨上海黨組織的教育和影響， 不少人先后加入了黨的組織。例如，“1922 年春，曹蘊真、魯平階、徐夢周在上海經施存統介紹加入了中國共產黨”［10］（P24）；“1923 年11 月，在上海大學讀書的薛卓漢、徐夢秋和六安的王逸常，被中共上海地方兼區執行委員會批準為中共候補黨員”［4］（P49）； 同年， 胡允恭等在上海大學入黨。不久，陶淮、方曙霞、徐德據、朱松年等也在上海大學加入了中國共產黨。1929 年5 月9 日，壽縣縣委在給中央的報告中稱：“壽縣在民國十一年就有二三同志的組織，當時是黨的嬰兒的時候”。

1923 年冬，曹蘊真、薛卓漢、徐夢秋等根據上海大學黨組織的指示，接受了在壽縣發展黨組織的任務。 他們首先把進步的教師、學生和農民組織起來，通過學生會、農會等組織，趁著各種民俗節日和集會講演革命道理，指出勞動大眾受苦受難的根源和奮斗的方向，要大家樹立起民主、進步、科學的精神。這年冬，他們先后介紹了上海大學學生方運熾、小甸集小學校長曹練白和在宣城省立第四師范讀書的陳允常等人入黨。 隨著黨員人數的增多、革命隊伍的壯大，在壽縣地區建立黨組織的條件已經成熟。1923 年冬，曹蘊真、薛卓漢、徐夢秋等人在小甸集小學召開了全體黨員會議。 在昏黃的煤油燈下，在繡有鐮刀、斧頭的鮮紅旗幟下，他們舉起拳頭莊嚴宣誓：不怕犧牲，永不叛黨。 自此，“成立了安徽省第一個黨支部——中共小甸集特支正式成立”［10］（P24）。成立之后的“特支直屬中共中央領導”［11］（P16），并與中央設有“交通”，負責上下來往的通訊。 通過“交通”，黨中央不斷地給特支發布工作上的指示，要求特支對內發展黨員，對外建立農會、婦會、商會等群眾組織。 據史料記載，黨中央給特支的指示部分利用夾層紙的舊小說書翻過來寫好后再翻回重新裝訂，部分則是用米湯書寫。除此之外，黨中央還經常給特支郵寄《新青年》《中國青年》等革命刊物和馬列書籍，幫助特支進行思想建設。 在第一書記曹蘊真的組織帶領下，特支將所有成員按家庭住址進行分工，并以小甸集、瓦埠、李山廟小學為陣地，以教書為掩護，趁著第一次國共合作的大好形勢，積極地進行黨團的思想建設和組織建設。小甸集特支建立后，壽縣地區黨團組織發展得很快。據史料記載，1924 年至1926 年短短兩年時間，壽縣各地建立了多個黨支部，發展黨員100 余人，無論是黨組織的數量還是黨員隊伍的人數，在當時都遠遠超過了省內其他地區［4］（P62）。

1923 年冬成立的中共小甸集特支， 雖然存在時間不長［11］（P48），但它的成立及其所開展的一系列進步活動，不僅增強了當地群眾革命斗爭的信心、提高了外地黨組織乃至中共中央對壽縣革命的關注度，為壽縣當地黨組織的發展壯大奠定了堅實的革命基礎，同時也對安徽省內其他地區黨組織的發展起到了直接的推動作用。 在上世紀二三十年代，這里成為了中國共產黨在大革命時期和土地革命時期點燃壽縣革命烽火以及持續開展革命斗爭活動的中心區域。

注 釋：

①壽縣古稱壽春、壽陽、睢陽、壽州。 《史記·楚世家》記載“楚考烈王二十二年（公元前241 年），楚東徙都壽春，命曰郢”，這是歷史上最早出現的“壽春”的名稱，該名稱一直沿用到西晉時期；東晉孝武帝時，因避帝后鄭阿春諱改壽春為壽陽；南北朝時，宋改壽陽為睢陽，為豫州治所；南齊取代宋，復稱壽陽，為豫州治所；北魏略淮南，再稱壽春，為揚州治兼淮南郡治所；隋文帝時廢郡存州，壽春設總管府，改壽春為壽州，并沿用至清朝末年；民國元年（公元1912 年）廢道府，改壽州為壽縣，沿用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