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五年英美學界馬克思主義文論敘事

曹順慶

【摘要】近五年來，英美學界產生了一批馬克思主義文論敘事研究專著、論文，這些研究主要包括三個方面：第一，對西方傳統馬克思主義文論經典的再闡釋與新思考，以及對以伊格爾頓、詹姆遜為代表的當代馬克思主義學者最新成果的跟蹤與整合研究;第二，馬克思主義文論敘事的多元化應用與跨學科實踐，這部分成果以馬克思主義文論與實用主義、生態學、電影研究為主;第三，英美馬克思主義文論敘事研究的中國轉向，隨著中國國家實力的增強，不少英美學者開始投入到中國的馬克思主義的研究中，這是符合時代發展規律的必然趨勢。這些研究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國際馬克思主義文論研究敘事的最新動向，可以為國內馬克思主義文論敘事研究帶來一些新材料、新思路、新方法。對此，我們以開放的態度了解，以批判的思維辨別，有選擇性地接受與吸收，將有益于中國特色的哲學社會科學建設、馬克思主義文論敘事研究進一步發展。

【關鍵詞】英美馬克思主義? 文藝理論? 敘事研究? 中國特色

【中圖分類號】A811.691? ? ? ? ? ? ? ? ? ? ?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0.21.004

一百多年前，在紛紜眾多的西方思想流派中，中國最終選擇了馬克思主義并確立了馬克思主義文論的指導地位。近代以來，馬克思主義文論直接參與建構了中國新文學史、文學批評史的學科化過程。自2004年起，“馬工程”（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和建設工程）系列重點教材成果作為中國文藝界主導性理論，形成了中國馬克思主義敘事的主流。理論隨著社會發展而動態變化，對馬克思主義文論的深入研究，離不開對國外最新研究成果的引進與觀照。近五年來，英美學界產生了一批馬克思主義文論敘事研究專著、論文，這些研究成果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國際馬克思主義文論研究的最新動向，可以為國內馬克思主義文論敘事研究帶來一些新材料、新思路、新方法。

當代西馬文論經典的再闡釋與新思考

近五年來，英美學界對馬克思主義文論的敘事研究集中在西方馬克思主義理論領域。自1935年盧卡奇的《左拉與現實主義》在《譯文》上發表以來，中國對西方馬克思主義文論的引進已有85年?？梢哉f，當代西方文藝理論的半壁江山，都與西方馬克思主義理論有著淵源。從上世紀20年代盧卡奇（Georg Lukács）、柯爾施（Korsch Karl）、葛蘭西（Antonio Gramsci）等第一批西馬學者開始，到40至60年代的法蘭克福學派、存在主義文論、弗洛伊德文學心理學批評、結構主義的馬克思主義文論等理論熱潮應運而生，產生了一批如本雅明（Walter Benjamin）、馬爾庫塞（Herbert Marcuse）、布萊希特（Bertolt Brecht）、薩特（Jean-Paul Sartre）、阿爾都塞（Louis Pierre Althusser）等著名學者，馬克思主義文論在人本主義思潮下得到大量豐富的創新，西馬文論逐漸產生了全球性的影響，包括對西方文藝界深遠持久的影響。與此同時，西馬文論也被大量傳播到中國，影響著中國文論話語的建設。

西馬文論發展至當代，英美最著名的學者莫過于英國的特里·伊格爾頓（Terry Eagleton）和美國的弗雷德里克·詹姆遜（Fredric Jameson）。近年來，他們仍筆耕不輟，推出了一批新作。伊格爾頓近年來陸續創作了三部文學批評論著：《如何讀詩》（How to Read a Poem， 2007）、《文學事件》（The Event of Literature， 2012）和《文學閱讀指南》（How to Read Literature， 2013）。三本書的中譯本分別于2016年、2015年和2017年在中國出版，翻譯水平較高。伊格爾頓從政治文化批評向文學批評回歸的轉向，引發了國內外學者的關注。弗雷德里克·詹姆遜也于2015年出版了新作《古代與后現代：論形式的歷史性》（The Ancients and the Postmoderns： On the Historicity of Forms），該書的中譯本于2018年由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出版。書中以各類具體的后現代藝術形式為例，如魯本斯（Rubens）的繪畫、瓦格納（Wagner）和馬勒（Mahler）的音樂、后現代實驗小說、后現代電影等藝術作品。從唯物主義的角度出發，詹姆遜認為，在整個歷史的發展過程中，敘事問題一直存在于多種形式的變化和蛻變里，以多種姿態存在于藝術表達的方方面面，而我們如今距離真正高度的現代性敘事仍然比較遙遠。[1]

隨著伊格爾頓、詹姆遜陸續推出新作，基于二人研究的研究也成為學術界前沿熱點。英國杜倫大學助理教授哈特利·丹尼爾（Hartley Daniel）的專著《風格的政治：走向馬克思主義詩學》（The Politics of Style： Towards a Marxist Poetics）[2]以雷蒙·威廉斯、特里·伊格爾頓和弗雷德里克·詹姆遜的著作為基礎，對三位學者的著作進行了詳細闡釋與解讀，揭示了從卡爾·馬克思（Karl Marx）到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的馬克思主義傳統中的文體風格學。哈特利因此提出了“風格政治”（Politics of style）這一獨立概念，并將其作為新馬克思主義詩學的基礎要素。

帕爾格雷夫·麥克米倫出版社2019年出版了《馬克思主義、實用主義和后形而上學：從發現到創造》（Marxism， Pragmatism， and Postmetaphysics： From finding to making）[3]一書，作者是德國不萊梅大學的舒倫堡教授。這本書首次從實用主義角度與馬克思主義理論結合，將人類解放和社會進步作為兩種理論的共同追求，對馬克思主義、實用主義和后形而上學的哲學和美學理論展開研究。書中有專門的一章討論馬克思主義文論敘事學。在“馬克思主義、實用主義和敘事”（Marxism， Pragmatism， and Narrative）一章中，舒倫堡教授討論了盧卡奇、詹姆遜、約翰·杜威（John Dewey）、羅蒂（Richard Rorty）等馬克思主義理論家的敘事觀念，以及詹姆遜對盧卡奇敘事觀念的解讀。[4]

除了學術前沿的新發展，英美學界還出現了一些對經典馬克思主義文論的再闡釋。針對當前馬克思主義文論研究的弊病，柴焰指出：“英美新馬克思主義文論研究中的一個熱點是對最新發展動態和最新理論成果的追蹤研究。這十分必要和重要，但如果繞過了對經典馬克思主義文論和國外馬克思主義文論總體趨勢的研究和把握，僅僅滿足于新作和新人的引進，將跟蹤研究當成新概念、新名詞的堆砌和游戲，那么這種被動‘接受式解讀看似光鮮熱鬧，實際上沒有取得實質上的理論成果”。[5]因此，英美一些對于經典的重述與再挖掘的著作也應該被國內學界看到。

2015年出版的《馬克思主義史學：全球視野》（Marxist Historiographies： A Global Perspective）是第一部從全球、跨文化、歷史學敘事視角考察馬克思主義興衰的著作。自18世紀以來，很少有思想流派比馬克思主義產生更持久的影響，這種影響遠遠超出了西方世界。該書由美國羅文大學的歷史學教授、北京大學的歷史學長江學者愛德華·王（Edward Wang），以及紐約州立大學布法羅分校的名譽歷史學教授喬治（Georg G. Iggers）編輯，論述了馬克思主義理論在歷史上的影響，不僅涉及馬克思主義的發源地歐洲部分地區，還涉及非洲、亞洲、南北美洲的一些國家和地區。[6]這本書并沒有按照地理分布來討論主題，而是根據馬克思主義對特定地區歷史學家作品的影響來構建，涵蓋了馬克思主義對一個國家歷史實踐的影響，以及馬克思主義在更大范圍內的各種表現形式等問題。

《歐洲科學雜志》（European Scientific Journal）2017年刊登的文章《馬克思主義文學批評中的意識形態觀》（The Concept of Ideology in Marxist Literary Criticism）從總體上探討了馬克思主義文學理論的發展，特別是意識形態概念的發展。黎巴嫩大學的哈馬迪教授以具有代表性的馬克思主義人物為研究對象，從馬克思恩格斯確立的馬克思主義閱讀文學的基本原則入手，考察了這些批評家，主要是阿爾都塞、詹姆遜和伊格爾頓在解釋文學和理解文學背景、目的和方法方面意識形態的重要性所發生的變化。文章詳細地對馬克思主義文論發展作出了歷史的概述，揭示了早期的馬克思主義觀點，對杰出的馬克思主義思想家所作的貢獻進行比較，并舉例說明了這些馬克思主義學者是如何看待和分析文學文本敘事問題的。[7]

當代社會批判理論研究對“空間”研究的轉向同樣進入馬克思主義文論研究中，成為馬克思主義文論敘事研究的新視角、新范式。馬克思主義理論中的空間概念影響了新階段下我們如何看待全球化的經濟生產、文學系統生成的問題：“新馬克思主義空間政治批判所塑造的‘空間政治觀念，不僅從觀念層面肯定了政治的空間本性，更為要緊的是，它為更深層地遭遇以西方為中軸的現代化時間敘事邏輯和新自由主義政治迷夢確立了新的應對機制，也為全球化時代如何正確處理地方與全球、政治與經濟、民主與自由的關系確立了基本的價值判斷標準?！盵8]

在近五年的英美學界，馬克思文藝理論與世界文學空間的重構問題亦被頻頻關注。美國紐約市立大學馬修·伊托教授撰寫的文章《世界系統文學史I：馬克思主義譜系》（The Literary History of World‐Systems， I： Marxist Lineages， 2015）較為深刻地闡述了這一問題。這是馬修教授關于世界系統理論在文學研究中的應用的兩部系列文章的第一篇。他認為，世界文學空間向進一步“全球化”的格局擴張，意味著一個更具包容性的文學史的產生，但是，世界系統理論與文學研究對文化活動的傳統定義產生了某種沖突。為了研究這種新的世界文學史的生產問題，馬修教授在文中考察了世界系統理論的誕生，展示了世界系統理論是如何從一系列學術潮流中交叉發展起來的。他追溯了文學研究與世界系統理論的最早接觸，研究了智力生產與全球分工的問題，并分析了黑格爾主義與詹姆遜的馬克思主義如何將文學納入世界體系，以及這些馬克思主義思想如何重新定義文學生產與經濟系統之間的關系問題。[9]

對于馬克思主義經典的重讀與空間視角下的研究，使得馬克思主義文論敘事的研究邊界逐漸擴展。當代英美學界一些頗有影響力的當代學者也被納入馬克思主義及馬克思主義者的研究范圍內，被重新審視。2020年，英國老牌雜志《艾瑞爾》（Ariel： A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English Literature）刊登了一篇文章《賽義德、馬克思主義與空間性：對立批評中的地位之戰》（Said， Marxism， and Spatiality： Wars of Position in Oppositional Criticism）。在考察馬克思主義與空間理論的問題時，作者將愛德華·賽義德（Edward Said）同樣歸于馬克思主義者展開分析。盡管賽義德堅稱自己不是馬克思主義者，并經常批評現存的共產主義和馬克思主義文學批評家，但他的思想和作品深受馬克思主義理論、實踐的影響，如薩特的存在主義美學、盧卡奇的敘事理論、弗朗茨·法農的后殖民主義、葛蘭西的文化霸權主義、法蘭克福學派的批評觀念與雷蒙·威廉斯的文化研究等。文章在賽義德獨特的文學和文化空間研究方法的背景下，認為賽義德的空間導向批評與馬克思主義具有一定關系，而賽義德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接觸，為他的人文主義和民主批判實踐提供了重要的啟示。[10]

馬克思主義文論敘事的多元化應用與跨學科實踐

馬克思主義文論注重對現實的改造作用與對未來的推動作用。馬克思和恩格斯在《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第十一條中明確宣稱：“哲學家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而問題在于改變世界?！盵11]馬克思本人建立政治組織，從事新聞寫作，等等，也是通過各類實踐為早日實現共產主義而作斗爭。近五年來，英美馬克思主義文論敘事在社會問題的研究、跨學科領域的實踐等領域也陸續推出成果。

馬克思主義文論敘事具有唯物主義基礎上的歷史性、宏大性等特征，敘述者往往站在整體性的視角上，展開全局性的敘事，因此，“宏大敘事”往往被認作傳統馬克思主義文論的典型特征。正如伊格爾頓認為：“如果馬克思主義是一種元話語或元敘述，那不是因為它所論斷的是某種絕對真理，某種不斷被唾棄的幻想;而是因為它堅持任何人類敘述，無論它采取什么方式，都必須正視……具體的物質生活和社會再生產……若沒有敘述這些宏偉的故事，任何其他的故事敘述將索然寡味?！盵12]然而，隨著后現代文化的發展，德里達等后現代理論家試圖對馬克思主義文論的宏大敘事進行解構，卻引起了學界爭議，使理論本身陷入某種困境。關于宏大敘事的論爭還在繼續，2017年，悉尼大學的喬治·拉弗蒂教授在其發表的文章《從宏大敘事到多元化敘事的轉向》（From Grand Narrative to Pluralist Alternatives： New Perspectives on Marx and Marxism）中就附議，認為盡管資本主義面臨危機，以聚焦單一問題為特征的宏大敘事仍具有脆弱和不確定性。[13]

盡管如此，馬克思主義文論宏大敘事仍體現出一種較強的實用性。2015年，英國國王大學、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的幾位教授聯合發表了一篇論文《當組織研究轉向社會問題：馬克思宏大理論的貢獻》（When Organization Studies Turns to Societal Problems： The Contribution of Marxist Grand Theory）。文中認為，隨著社會組織研究逐漸成為當代的緊迫問題，馬克思主義理論可以成為一種寶貴的資源。為了解決這些問題，社會組織研究需要更大的歷史深度和跨學科性。馬克思主義文論的宏大敘事為系統的整合提供了所需的框架，為組織研究及更廣泛的社會科學研究提供了一個特別富有成果的宏大理論，并且為整合各種社會科學提供了一個平臺。[14]在論證中，他們堅持馬克思主義文論敘事的核心思想，展示了馬克思主義概念對社會組織研究中傳統和新興主題的重新構建，包括社區組織學習和實踐、團隊合作和數字媒體等研究中重要的理論工具作用。

同時，馬克思主義文論敘事也與生態學結合起來，成為“人類世”時代最重要的敘事方法之一。雖然人類世是一個來自地質學的概念，但是歷史學家、哲學家、社會科學家、政治家、文學家和記者們，都用各式各樣的方式敘述了關于“我們人類是如何走到這一步的”故事?！度祟愂琅c全球環境危機》（The Anthropocene and The Global Environmental Crisis）一書中的“地質學轉變：人類紀敘事”（The geological turn： narratives of the Anthropocene）一章，從生態主義理論出發，探究了人類世的四大敘事：自然主義敘事、后自然主義敘事、生態災難主義敘事，以及生態馬克思主義敘事。[15]如果國家、種族和階級長期以來都是無數敘事的對象，那么人類世敘事就是一個正在進行的故事。人類世被視為既自然又非自然的現象，馬克思主義文論可以幫助我們從更加復雜、辯證的視角出發理解人類在自然世界中的作用。

近五年來，英美馬克思主義文論與其他藝術形式結合的研究，尤其是電影研究，成為新晉熱點。2019年，英國勞特利奇出版社推出了《馬克思主義藝術理論：概論》（The Marxist Theory of Art： An Introductory Survey）一書，系統地介紹了馬克思主義藝術理論的最新研究趨勢，構建了一幅馬克思主義美學地圖。[16]2015年，斯普林格出版社出版的《馬克思主義視角下的藝術、文學與文化》（Art， Literature and Culture from a Marxist Perspective）將馬克思主義美學與藝術實踐結合，用馬克思主義分析了如美國著名說唱歌手圖派克（Tupac Shakur）的嘻哈音樂、梵高的繪畫、美劇《絕命毒師》《行尸走肉》《權力的游戲》、電影《哈利·波特》《饑餓游戲》等。[17]這種將馬克思主義與當下火爆的一系列藝術文化成就相結合的研究，可以說是近年馬克思主義多元化實踐的一次精彩嘗試。

在藝術研究領域，馬克思主義文論敘事還被大量應用在與科技結合的藝術形式上，尤其是科幻小說、科幻電影?？苹秒娪芭c烏托邦電影關注的是對現狀進步后的替代品的想像，通常意味著對當代社會趨勢下造成的未來可能性結果的批評。近幾年大熱的科幻電影如《太空旅客》《火星救援》《星際穿越》，往往是基于科學發現、發明而創作的，而這恰是馬克思主義烏托邦和全體社會想象所關注的。馬克思主義、科幻主義和電影都參與了對事物的塑造，譬如，英國著名理論家、作家H.G.威爾士（H.G.Wells）創作的第一部科幻小說《時間機器》（The Time Machine， 1895）就描寫了一部能夠飛向80萬年后的世界的時間機器，當主人公乘坐這部機器飛到未來后卻發現，人們已分化為終日勞動的“莫洛克”和不勞而獲的“哀爾”兩類群體，這預示著勞動者和剝削者的矛盾被激化后可能出現的可怕后果，蘊含著威爾士形象化的馬克思主義哲思。

麥克·韋恩的專著《馬克思主義走進電影》（Marxism Goes to the Movies， 2019）介紹了馬克思主義傳統中的關鍵概念和思想家，展示了它們與過去和現在的電影理論及實踐的相關性。韋恩認為，馬克思主義電影制作已經參與并改變了這個流行的媒介，發展了它激發革命意識的潛力。隨著資本主義危機的加深，這段歷史和這些資源對于一個更美好的未來至關重要。馬克思主義是為數不多的能夠將政治、經濟、形式和文化分析結合在一起，形成統一的研究電影的方法之一，并且，電影也能夠反過來成為幫助我們理解、批判當下社會思想的一股力量。[18]

2016年出版的《紅色警報：作為研究科幻電影的方法的馬克思主義》（Red Alert： Marxist Approaches to Science Fiction Cinema），作者是英國中央蘭開夏大學的伊娃教授，她也是《東歐電影研究》（Studies in Eastern European Cinema）雜志的主編。這是第一部專門針對馬克思主義文論和科幻電影交叉研究的著作。從1989年以前的東歐作品到Blaxploitation科幻小說，再到墨西哥、南美和日本的全球電影，這本書全面展現了科幻電影文化形式中的融合和矛盾?？苹秒娪笆鞘澜绲囊幻骁R子，極具復雜性，而在這本書中，馬克思主義方法被認為是唯一完全能夠分析、理解、照亮晚期資本主義的辯證法。通過馬克思主義視野下對科幻電影的探究，伊娃以馬克思主義來對抗社會霸權敘事的電影話語，并將馬克思主義文論作為一個有力且有趣的工具來分析我們的世界。[19]

馬克思主義文論與電影的結合研究仍在進行。亞馬遜網站于2020年9月最新上架的《第三電影、世界電影與馬克思主義》（Third Cinema， World Cinema and Marxism）一書，從馬克思主義的視角對第三電影和世界電影進行了分析。[20]第三電影指的是民主的、大眾化的電影，第二電影表達的是中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的愿望，而第一電影表達的是帝國主義、資本主義、資產階級的思想。根據亞馬遜網站對該書的簡介可以看出，第三電影與馬克思主義密切相關，譬如，第三電影譴責新自由主義、資本主義制度和好萊塢電影僅僅為了賺錢而娛樂的電影模式。

英美馬克思主義文論敘事研究的中國轉向

隨著中國國家實力的增強，不少英美學者開始投入到中國的馬克思主義研究中，包括對中國馬克思主義敘事方式的研究。近五年來，英美馬克思主義研究的中國轉向已成為符合時代發展規律的必然趨勢，正如雋鴻飛、張海成在《21世紀國外馬克思主義研究中心的轉換》一文中所言：“基于對21世紀世界歷史變革中中國因素的考慮，我們認為21世紀國外馬克思主義研究需要改變傳統的以西方為中心的研究方式，將中國的發展及其帶來的世界歷史性變革納入其理論的視域，并在世界歷史的總體進程中去思考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關系及人類未來的問題?！盵21]

在以往的敘事中，“中國”往往被當成東方文化的代表，與“西方”一詞對應起來。例如，亨廷頓的“文明沖突論”就將各個政治地區依不同的文化明確分割開來。隨著后結構主義思潮的發展，人們開始重新審視諸如“中西”“東西”這類常用作對比范疇的概念本身存在的問題。

意大利梅西納大學的洛倫佐·卡西尼（Lorenzo Casini）教授發表的論文《西方的解構：一項尚未完成的任務，走向“想象中的西方政治”》（The Deconstruction of the West： An Unaccomplished Task. Towards "the Politics of Imagining the West"， 2016）認為，我們所談論的當代社會科學和人文學科中的“西方”概念，實質上是一種“想象中的西方政治”。當涉及文明范式在當前歷史現實中所扮演的沖突和誤解源頭的角色時，對西方概念的探究就顯得尤為緊迫。從這個角度來看，“西方”不再被視為歷史的主題，而是個人和社會在更廣泛的話語背景下所闡述的具有戰略目的與歷史決定性的一種敘事?？ㄎ髂嵘踔撂岢?，在當前的歷史現實中，全球社會想象中已經出現了一個強有力的勢頭：伊斯蘭與西方之間的文明戰爭已經開始了。[22]

“西方”概念的解構伴隨著對于“中國”國際形象的重新審視。2015年，英國勞特利奇出版社出版了多名歐美學者聯合編輯的《中國的國際角色：挑戰還是支持國際秩序？》（China's International Roles： Challenging or Supporting International Order？）一書。這本書考察了中國在過去一個世紀中的國際角色的變化。通過追溯國內外對中國角色形象的期望，他們系統地描述了中國角色的變化和角色接受機制的變化。在個別章節中細致討論了中國的歷史特點對于中國與美國、日本、非洲、歐洲聯盟和社會主義國家的雙邊作用模式的影響，以及中國在各類國際組織和東亞金融秩序中的作用。[23]通過包括馬克思主義在內的理論框架和各類實際案例研究，這部專著提供了西方視角下中國崛起和融入國際社會過程的學術研究，并就中國在世界政治中的可能性發展提供了某種假設與結論。

除了對國家軟實力的探討，還有馬克思主義文論視角下關于“中國式”敘事的研究。2017年，國際比較文學權威期刊《世界比較文學評論》（Neohelicon， A&HCI）刊登了一篇文章，即《東方人懂得正義嗎？士官會講故事嗎》（Can the Oriental Know Justice？ Can the Subaltern Tell Stories？），文中討論了當代美國哲學家、哈佛大學教授邁克爾·桑德爾（Michael J. Sandel）的作品所受到的中國哲學的影響問題。作者約瑟夫教授認為，桑德爾的著作往往將“正義”作為故事講述者敘事追求的產物，實際上會面臨兩個問題。第一個問題是，“中國人”的正義能否通過外國形式的道德推理來實現？這一正義在中國往往是集體性的，而不是個人試圖克服集體的正義。第二個問題是，西方講故事的文化，即以英雄史詩為代表的個人敘事文化，是否在東方已經成為不公正的制造者，成為當代資本主義社會的一種幻想和迷戀，不僅無法實現個人的正義，還造成對他人、對集體的進一步的不公正。與此同時，人們也在討論中國正在發生的代際轉變。由于市場經濟的快速擴張和西方式的英雄主義傳入，這些西方的個人主義敘事方式又開始逐漸在中國合法化了。從馬克思主義的觀點來看，約瑟夫認為，這種發展可能是一種新形式的文化征服和異化，中國的現代化過程中需要注意被西方敘事方式同化的風險。[24]

2017年，英文雜志《教育哲學與理論》（Educational Philosophy and Theory， SCI-E）刊登了皮特教授的文章《中國夢：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The Chinese Dream： Xi Jinping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皮特認為，“中國夢”這個概念蘊含著巨大的敘事內涵和文化資源。近年來，習近平主席以演講、訪談、信函和照片集等各類形式，專門討論了中國的歷史、社會制度和文化，這有助于闡明中國共產黨的執政原則、中國的發展道路和中國夢。敘事學的方法能夠將已有的文化元素編織成一種新的符號學形式，在廣泛的媒體中影響人們，并幫助他們解釋他們的經驗，構成新的知識。在這一意義上，中國式敘事可以說成功地創造和傳播了中國文化傳統，建立了定義我們文化身份的價值觀和共產主義信仰。不過，皮特教授認為，在未來，我們也很難預估全球一體化、新生物學、人工智能、新媒體發展將帶來的對已有敘事話語的影響。[25]

可以看到，中國通過獨特的馬克思主義文論敘事話語，正向全世界講述著精彩的中國故事。正如皮特教授所引用的一句話：“中國夢是一種對幸福的渴望，與其他國家人民的夢想并沒什么不同?！保═he Chinese Dream is a desire for happiness， similar to the dreams of the people of other countries.）[26]近五年來，愈來愈多的中國敘事研究成果的出現，從一定程度上彰顯了一個趨勢，那就是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文論敘事方式正在被世界人民逐漸理解與認同。

注釋

[1]Jameson Fredric， The Ancients and the Postmoderns， London： Verso， 2015.

[2]Hartley Daniel， The Politics of Style： towards a Marxist Poetics， Leiden： Brill， 2016.

[3]Schulenberg， Ulf.， Marxism， Pragmatism， and Postmetaphysics： From Finding to Making， Cham， Switzerland： Palgrave Macmillan， 2019.

[4]Schulenberg， Ulf. "Marxism， Pragmatism， and Narrative"， Marxism， Pragmatism， and Postmetaphysics， Cham， Switzerland： Palgrave Macmillan， 2019， pp. 119-140.

[5]柴焰：《英美新馬克思主義文論研究的困境及啟示》，《中國社會科學報》，2018年3月26日，第4版。

[6]Wang， Q. Edward and Georg， G. Iggers （eds.）， Marxist Historiographies： a Global Perspective，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2015.

[7]Hamadi Lutfi， "The Concept of Ideology in Marxist Literary Criticism"， European Scientific Journal， 2017， 13（20）， pp. 154-168.

[8] 楊永強、謝亞洲：《從時間到空間：全球化、現代化敘事邏輯的轉化——基于新馬克思主義空間政治批判的視角》，《國外理論動態》， 2018年第10期，第20～28頁。

[9]Eatough Matthew， "The Literary History of World‐Systems， I： Marxist Lineages"， Literature Compass， 2015， 12（11）， pp. 591-602.

[10]Robert Tally， "Said， Marxism， and Spatiality： Wars of Position in Oppositional Criticism"， Ariel： a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English Literature， 2020， 51（1）， pp. 81-103.

[11]《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8頁。

[12][英]特里·伊格爾頓：《美學意識形態》，王杰等譯，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1997年，第15頁。

[13]Lafferty George， "From Grand Narrative to Pluralist Alternatives： New Perspectives on Marx and Marxism"， Austral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2016， 51（3）， pp. 583-597.

[14]Vidal Matt， Paul Adler and Rick Delbridge， "When Organization Studies Turns to Societal Problems： The Contribution of Marxist Grand Theory"， Organization Studies， 2015， 36（4）， pp. 405-422.

[15]Bonneuil， Christophe， "The Geological Turn： Narratives of the Anthropocene"， The Anthropocene and the Global Environmental Crisis，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2015， pp.17-31.

[16]Laing Dave， The Marxist Theory of Art： An Introductory Survey， New York： Routledge， 2019.

[17]McKenna Tony， Art， Literature and Culture from a Marxist Perspective， Berlin： Springer， 2015.

[18]Wayne Mike， Marxism Goes to the Movies，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2019.

[19]Mazierska Ewa， Red Alert： Marxist Approaches to Science Fiction Cinema， Detroit： Wayne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016.

[20]Mazierska Ewa and Lars Kristensen， （eds.）， Third Cinema， World Cinema and Marxism， New York： Bloomsbury Publishing USA， 2020.

[21]雋鴻飛、張海成：《21世紀國外馬克思主義研究中心的轉換》，《馬克思主義理論學科研究》，2020年第1期，第98～106頁。

[22]Casini Lorenzo， "The Deconstruction of the West： an Unaccomplished Task. Towards 'the Politics of Imagining the West'"， Im@ go， A Journal of the Social Imaginary， 2015 （6）， pp. 185-201.

[23]Harnisch Sebastian， Sebastian Bersick， and J?rn-Carsten Gottwald， （eds.）， China's International Roles： Challenging or Supporting International Order？，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2015.

[24]Mahoney Josef Gregory， "Can the Oriental Know Justice？ Can the Subaltern Tell Stories？" Neohelicon， 2017， 2（44）， pp. 445-468.

[25][26]Peters Michael A.， "The Chinese Dream： Xi Jinping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Educational Philosophy and Theory， 2017， 49（14）， pp. 1299-1304.

責 編/周于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