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閩進士薛令之的廉政思想及其當代啟示

■ 陳 超

一、薛令之的生平事略

薛令之，字君珍，號明月先生，唐長溪縣（今福安縣）人，其先祖居于河南高陽郡（河南開封府杞縣有高陽城）。南朝梁天監間（502—519 年），一世祖薛賀在梁武帝政權中封有“光祿大夫”之銜，魏晉之后的“光祿大夫”雖然只是“顧問”之類的散官，但也算是江南士族了。梁武帝為拓展疆土，不時對北朝魏國發起征戰，社會很不安定。為避戰亂，薛賀離開梁都城建康（今南京），攜帶家室，自江南輾轉入閩，來到長溪縣西北的鄉村——石磯津（福安廉村舊名）。入閩的薛賀雖然失去官銜、俸祿，門第也不再顯赫，但在石磯津，一派寧靜和平，家族是能夠安居的。薛賀帶領家族子弟，“蓽路藍縷，以啟山林”，在這里開創了家業，立住了腳跟，成為薛氏入閩一世祖。他的高祖薛許，曾任隋戶曹司理，父薛法超以文章名世，唐肅宗李亨追贈其為侍講國公。薛令之少時家貧，但聰明好學，勤讀經史，才思敏捷。他曾在家鄉靈巖山上結廬苦讀十多年，寫就詩作《草堂吟》。在詩中，他以出身寒微的將相蘇秦和韓信作為榜樣，抒發了自己的遠大抱負，自信靈谷中的魚龍終將如劍之出鞘，得遇于圣明君王。

唐中宗神龍二年（706 年）春，薛令之從家鄉啟程，千里迢迢北上長安應試科舉。唐科舉主要以詩賦取人，進士試詩賦各一首，策五道，帖《論語》十帖，對《春秋》或《禮記》墨義十條。通過省試、殿試，到放榜時，薛令之的名字赫然寫在了進士榜上，成為開閩進土第一人，時年24 歲。清末同光派詩人陳衍在《補訂（閩詩錄）》中說“文教之開興，吾閩最晚”。這是隋朝大業年間（605—618 年）隋煬帝“始建進士科”以來大約一百年間，閩人第一次進士及第的記錄，史稱其“破閩天荒”，它標志著唐代閩人科舉活動的開始，在福建文化教育史上具有重要的意義。

薛令之

薛令之故鄉——福安廉村

薛令之及第后，于唐開元年間（713—741 年），官至左補闕、太子侍講，為時為太子的唐肅宗李亨授學。彼時的唐玄宗夜夜笙歌，“口蜜腹劍”的奸相李林甫當政，他排除異己，蔽主固位。因其與太子李亨不和，對東宮賢良概予貶抑，東宮備受冷遇，不但官職多年得不到升遷，就連日常飲食也被克扣，東宮官員生計艱難。薛令之生性耿直，憤憤不平地作了一首《自悼》詩題于墻上。詩云：“朝日上團團，照見先生盤。盤中何所有，苜蓿長闌干。飯澀匙難綰，羹稀箸多寬。只可謀朝夕，何由度歲寒？”［1］意思是圓圓的旭日空中掛，照在先生的盤子上。要問盤中有什么，只有生于闌的野苜蓿。匙子難舀澀味的飯，筷子難夾稀少的菜。朝夕可以將就過，奈何年末度歲寒？這實際上是一首明為憂貧暗則憂世的警世詩，因為當時安祿山正蓄謀叛亂在即，而唐玄宗仍舊怠政奢侈，沉迷淫樂，大唐危矣，薛令之只好作此詩引起唐玄宗的反思。過了不久，唐玄宗“幸東宮”，見到此詩，甚感不悅，不但沒有自檢反思，還索筆題詩其旁曰：“啄木嘴距長，鳳凰毛羽短。若嫌松桂寒，任逐桑榆暖?！保?］意思是說，啄木鳥嘴巴很大（比喻貪吃），鳳凰的羽毛很短（暗指薛令之才能不足），如果你嫌東宮寒酸，條件不夠好，那就找一個桑榆暮景的去處，度你的老日子去吧！薛令之見玄宗有嫌棄之意，只好引疾棄官，徒步東歸，隱居鄉里。后來，唐玄宗聽說他回鄉后生活十分貧困，遂生憐憫之心，“詔以長溪歲賦資之。令之計月而受，余無所取?！保?］唐天寶十四年（755年）爆發了“安史之亂”，李隆基連同大唐盛世從頂峰跌落，歌舞升平煙消云散。次年，唐玄宗逃亡，唐肅宗即位。即位后，肅宗思及與薛令之的師生情誼欲召入朝，可惜令之已于數月前溘然長逝，終年74 歲。肅宗潸然淚下，得知薛令之生前家境清貧，更加感嘆他一生清正，于是“敕令其鄉曰‘廉村’，溪曰‘廉溪’以旌之”［4］。這是中國歷史上唯一由皇帝敕封“廉”字命名的村莊。后世，福安百姓及官府為頌揚薛令之的廉潔高風推其山嶺為廉嶺。自此，福安“廉村”“廉溪”“廉嶺”三廉名揚天下，薛令之也以一代廉臣的聲名代代相傳。

薛令之飽讀詩書，極具詩才，其詩歌技巧之嫻熟，與同時代詩人如李白、杜甫等相比，似無多少遜色。所以后人稱他的詩作在福建文學史上具有開創性的意義，并非夸大之言也。薛令之著有《明月先生集》和《補闕集》，均已佚失，現存詩作僅有《自悼》《靈巖寺》《太姥山》《草堂吟》《唐明皇命吟屈軼草》《送陳朝散詩》等 6 首，前 3 首收錄在《全唐詩》和《全唐詩外編》中，后3 首存錄于《高岺薛氏宗譜》。

二、薛令之的廉政思想

薛令之在朝為官30 多年，以清正守廉而著世。一千四百多年過去了，至今人們還在傳頌薛令之兩袖清風、剛正不阿的高尚情操。

1.剛正不阿，一身正氣

唐開元之初，李隆基于長安太極宮登基稱帝。他勵精圖治，開創了“開元盛世”。公元 713 年，薛令之被授予“左補闕”諫官之職，時年31 歲。唐制設左右諫議大夫，左右補闕，“掌供奉諫諍，凡朝政闕失，大則廷議，小則上封”，就是規諫皇帝、糾正朝綱，另還有彈劾百官的權力。這種諫官議政制度重視求諫納諫，革除弊政，反對奢靡，由此取得“貞觀之風，一朝復振”的業績。薛令之此時被玄宗任命為諫官，精神十分振奮，他慶幸自己遇到了圣明君主，政治抱負、才華學識可以得到施展了。然而，到了開元中期，玄宗皇帝“因時極盛，好大喜功”，寵用奸臣李林甫為宰相，君臣荒樂，奢靡之風日增，朝野怨聲載道。薛令之便以“屈軼草”的特性為詩眼，作詩一首《唐明皇命吟屈軼草》（詩題系后人所加）：“托蔭生楓庭，曾驚破膽人。頭昂朝圣主，心正效忠臣。節義歸城下，奸雄遁海濱。綸言為草芥，臣為國家珍?！痹谠娭?，薛令之直抒胸臆，借草生于庭痛斥群奸，抨擊巧言餡媚之人，表達了忠心耿耿、剛正不阿的正直品格。特別是詩末的“綸言為草芥，臣為國家珍”尤為后世所傳頌，表明他要學習忠臣的赤膽忠心與骨氣［5］。

薛令之墓碑石

明月井

唐開元二十八年（740 年）安祿山任平盧兵馬使。薛令之早就看出安祿山“面有反相”，不斷告誡太子一定要提醒皇上，可是唐玄宗沒有接納意見。盡管此時的唐玄宗，已不再勤于納諫，但薛令之作為諫官，以他耿直的作風，對玄宗皇帝昏庸行為痛心疾首，決定做最后一次諫諍。于是他置個人安危于不顧，犯顏直諫，題詩《自悼》，履行規諫職責，向唐玄宗敲響了警鐘［6］。這正是薛令之忠心耿耿、剛正不阿高尚情操的真實寫照。

2.清正廉潔，兩袖清風

“廉以立志，廉以律己?！绷疂嵵吮貙⒈氡穬?。唐玄宗統治中后期，朝政腐敗，積弊叢生，各派勢力明爭暗斗，矛盾重重，其中尤以內宮奪儲之爭最為激烈。當時，唐玄宗命三子李亨、十八子李瑁同時入住東宮讀書，并任薛令之與賀知章為主副侍讀，準備從二子中選一賢能立為太子。薛令之肩負主侍讀和向玄宗密奏二位皇子日常表現的重大使命，這就引起李瑁生母武惠妃和宰相李林甫的關注，他們以重金行賄，企圖收買薛令之以壓制李亨、褒揚李瑁，企圖達到奪儲的目的。盡管薛令之官俸微薄，生活清貧，一家人食稀麥粥、餐苜蓿羹，但決不為身外之財而動心失節，他頂住了重重壓力，為唐王朝薦舉和奠定了三子李亨的儲君之位。這種不畏權貴，剛正不阿，清正廉潔的高尚品格足以樹立為政典范。

唐朝后期，玄宗怠于政事，李林甫位居執政，奢靡成風?！杜f唐書》描述林甫的財富時說：“京城邸第田園水皚盡上腴”，《新唐書》也說他“車馬衣服侈靡”，“聚斂”所得胡亂花費，以致府中珠玉亂撒。但薛令之的生活卻十分清苦，這從他的《自悼》詩中可以看出，連苜蓿這種馬吃的飼料都當作蔬菜擺上桌來。同在朝廷，薛令之與林甫之流比較起來，貪、廉之別有如天壤。也正因為這首《自悼》詩，薛令之得罪了玄宗，毅然“謝病東歸”。唐天寶十二年（公元753年），薛令之離開長安時，只收拾了簡單的隨身行李，便遠涉千里回歸故里。據史書記載，薛令之“徒步歸鄉里”［7］。薛令之在“冠蓋滿京華”的長安為官長達30 年之久，卻沒有任何積蓄，帶著兩袖清風，“徒步”回鄉。難以想象，從長安到福建福安，何止千里之遙？可年逾七旬的薛令之硬是靠著自己的一雙腳，步行數千里，這得有多大的毅力??！

3.勤儉自律，安貧守道

廉溪

儉是廉政的根本，守廉需持儉。薛令之自幼聰敏好學，飽讀詩書，深受中國傳統文化的浸染，形成了樸素高潔的奢儉觀和高風亮節的義利觀。薛令之生活勤儉節約，雖然官至左補闕兼太子侍講，但他奉己儉約，淡泊利祿，苜蓿盤餐，甘于清苦。有學者把薛令之的一生譽為“苜蓿人生”，“苜?！币辉~也成為形容學官清貧和廉潔的熟典，為歷代詩文家頻頻使用。

明代思想家薛瑄（1389—1464 年）曾將廉者分為三等：“見理明而不妄取者為上；尚名節而不茍取者次之；畏法律保祿位而不敢取者再次之”［8］，這“不妄、不茍、不敢”的關鍵點在于這個“取”字。薛令之辭官返鄉后隱居靈谷草堂，過著窮研經書、抱甕灌園的窘困生活。數年后，唐玄宗聽說他生活十分窘困，“甚心憐之”，便下詔讓長溪縣（當時縣治在今霞浦）按月撥給田賦以資助他，薛令之對官府給予的賦谷從來都是酌量領取，從不肯多取多占，就是于理明也部分不取。顯然，薛令之的高風亮節居于薛暄“見理明而不妄取”的道德境界之上，以至于死后家徒四壁，一貧如洗，肅宗感慨不已，于是封其故居地為“廉村”，讓其清廉之風感召后人，邑人也在家鄉建了明月祠、三賢祠和清風亭紀念他。薛令之就是這樣用儉以養德的高尚情操堅守清廉，為后世的為官者樹立了廉潔從政的楷模。

三、薛令之廉政思想的當代啟示

“以銅為鏡、可正衣冠；以史為鏡，可知興衰?！秉h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多次強調歷史的借鑒意義、反復提醒廣大黨員干部要“學習和總結歷史，借鑒和運用歷史經驗”。薛令之剛正不阿、忠于職守、清廉自律，是中國古代廉潔從政的典范。深入挖掘并汲取薛令之廉政思想中積極因素，對當前的黨風廉政建設和對當今的領導干部如何做到嚴格律己、淡泊名利、秉公用權，都具有重要的啟示意義和借鑒價值。

第一，要“教育養廉”，樹立廉潔從政的思維，加強道德、廉政知識等教育?！扒骞倭簟笔侵袊糯鷮賵稣蔚幕疽?，也是社會民眾對職場官員的殷殷期盼。因此，要把中國傳統文化中的“清官廉吏”作為道德教化的主要內容，使黨員干部充分吸取“廉則興邦，貪則亡國”的經驗教訓，深刻領會“吏不廉平則治道衰”的道理。在這種長期廉政教育的熏陶下，可以不斷提升黨員干部的道德修養，使“廉潔從政”的觀念內化于心，外化于行。

第二，要“制度保廉”，完善廉潔制度建設，從根本上鏟除腐敗滋生的土壤。特別要從源頭，也就是官員選拔任用管理方面的制度抓起，把好選人用人關，把“德才兼備、以德為先”作為官員選拔任用的重要標準，促進廉政制度的科學性、創新性、針對性和有效性，從而“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里，形成不敢腐的懲戒機制、不能腐的防范機制、不易腐的保障機制”。

第三，要“依法促廉”，制定一系列官員考核、監督和懲治的法律法規，加強對權力運行的制約和監督。要充分發揮法律制度的規范性與約束力，做到違法必究，執法必嚴，形成反腐“高壓線”，以凈化社會貪腐生存的環境，實現肅貪倡廉、防腐促廉。

第四，要“以儉助廉”。以儉助廉思想是我國古代廉政思想的一大特色，所以我們要傳承這一優良傳統，將勤儉節約視為治家治國的重要法寶，作為廉潔建設的有效手段，從物質和精神上促進社會和官吏的廉潔，實現興國利民。

總之，“能吏尋常見，公廉第一難”。薛令之之所以能夠青史留名，跟他一生所追求的修身養德、不求名利、廉潔自律等思想是密切相關的。一千多年過去了，至今人們還在賦詩褒贊其為官品質。在當前黨風廉政建設的時代背景下，薛令之居官清廉，勇于諫諍，嚴于律己的高尚情操，更具可資借鑒的啟示意義。

薛令之塑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