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成立初期的農村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實踐

彭小青 王衛斌

“夫農者，國之本，本立然后可以議太平。若不由茲，而云太平者，謬矣?！弊怨乓詠?，實行天下為公、講信修睦的大道仁政，實現夜不閉戶、路不拾遺的大同治世，既是普通百姓念念不忘的美好愿望，也是仁人志士孜孜以求的崇高理想，還是統治階級信誓旦旦的主張。遺憾的是，由于我國地域遼闊，地形復雜；人口眾多，居住分散，歷朝歷代的官府多想著向勞動人民拉夫征稅，坐視弱勢群體自生自滅，鮮有對鄉村基層實施過真正有效的治理。

特別是鴉片戰爭爆發后的近百年間，帝國主義無孔不入的政治控制、經濟掠奪和文化滲透，導致廣大農村自給自足的半自然經濟迅速凋敝，家族鄉社自治自凈的內生功能日益衰竭，社會風氣和社會治安每況愈下。

千頭萬緒亂紛紛，丑類惡物欲還魂

跟以往的政治集團不同的是，中國共產黨公開表明建黨的目的，就是要“組織無產階級，用階級斗爭的手段，建立勞農專政的政治，鏟除私有財產制度，漸次達到一個共產主義的社會”。大革命失敗后，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一代共產黨人，徹底放棄了對小資產階級政黨的依賴幻想，以非凡的膽識和氣魄扎根窮鄉僻壤，喚醒廣大農民的革命意識，把盜匪淵藪、蠻荒之地打造成為自由光明的紅色凈土。農村的星星之火由此漸成包圍城市的燎原之勢，工農武裝迸發出摧枯拉朽、翻天覆地的磅礴偉力，一舉推翻了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反動統治。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宣告成立，中國農民粗黑的大手破天荒掌起了人民民主專政的大印，正式開啟了農村社會治安綜合治理的偉大實踐。

正如列寧所預言：“從資本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是一整個歷史時代。只要這個時代沒有結束，剝削者就必然存著復辟希望，并把這種希望變為復辟嘗試?！毙轮袊闪⒅?，百廢待興，千頭萬緒，新解放區的農村基層政權尚未建立，反動勢力的社會基礎依然存在。國民黨在敗退臺灣前后，有計劃、有組織地潛伏了320多萬職業特務、政治土匪和反動黨團骨干分子，全國城鄉還活躍著上千萬的地主和反動會道門組織成員。蔣介石訓令黨徒“一定要做到組織深入社會的基層工作，滲透廣大的民眾，在社會斗爭之中，改造社會”，慫恿匪眾“就地堅持，槍不離人，人不離鄉”，企圖糾集一切丑類惡物，在大陸農村發展所謂的“敵后游擊運動”，重登所謂的“自由康樂境域”。

而共產黨領導下的新中國政府為了盡快穩定社會秩序，盡量減少敵對分子的破壞抵抗，默許采取了一種寧右勿“左”的統戰策略。黨的工作重心從過去的鄉村全面轉向城市，人民軍隊先占城市后占鄉村，政權建設也是先動上層后動基層。國民黨政府滯留下來的軍警公教人員大都被接收，寄生混跡于城市里的各種灰色邊緣人物受到威懾，紛紛遁入郊外鄉野、江湖山林。無論是新解放區還是老解放區，自縣級以下的基層組織充斥著階級成分不純的人，鄉村政權或明或暗不少落在了反動勢力手里。

舊時代的腐朽思想、舊政權的惡劣作風依然存在，并逐漸滲透蔓延到一些農村基層干部隊伍中。他們在執行征糧、收稅和土改等任務時，有意或無意地混淆了人民內部矛盾與敵我矛盾的不同性質；在開展剿匪、肅特和反霸等斗爭中，又片面曲解了鎮壓與寬大相結合的對立統一關系，命令主義、官僚主義和尾巴主義愈演愈烈，盲目亂打亂殺與無原則包容寬大左右搖擺，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如江蘇吳江縣黎里區干部李宗文采取野蠻手段，拳打腳踢強迫群眾集會、鼓掌，并開槍擊傷兩名無辜群眾。匪患嚴重的福建建甌縣自解放以來，一年多時間沒有處決過一個罪犯。陜西洛川縣法院判處一個血債累累的國民黨特務十年有期徒刑，縣政府行政會議還認為懲罰太重，未予批準執行。安徽靈璧縣更是在鄉村干部大會上約法三章，規定罪犯逃跑只準追不準打，出了意外要驗傷追究當事人責任。

凡此種種，直接助長了反動分子的囂張氣焰，挫傷了廣大積極分子的斗爭熱情，間接把部分落后群眾徹底推向了對立面。1950年上半年，全國各地普遍發生嚴重的春荒水災，下半年美國又悍然入侵臺灣和朝鮮，把戰火燒到了鴨綠江和圖們江邊。各種反動勢力認定“黑暗將過，黎明即來”，趁機煽動脅迫群眾，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反革命暴亂。如貴州有五分之三的區域被土匪控制，新解放區有4萬多名干部群眾慘遭殺害，被劫被毀的公共財物更是不計其數，以至于農民“分田不敢要，分房不敢住，生產沒心思”。社會各界一時謠諑四起、議論紛紛。福建龍巖縣有18個痛失親人的寡婦聯名上書，壽寧縣有遇難者的家屬抬著棺材上街游行，抗議政府“寬大無邊”、“有天無法”。

寬嚴相濟敵焰降，有天有法民氣伸

1950年9月30日，周恩來在全國政協慶祝新中國成立一周年大會上坦言：“人民群眾的這種責備是正確的?！彼嵵爻兄Z：“人民民主專政包括對人民的民主和對反動派的專政兩個方面。對人民的民主需要繼續擴大，而對反動派的專政則需要繼續加強?！?0月8日，中央軍委下令迅即組建中國人民志愿軍，援助朝鮮人民抗擊美帝國主義及其同黨們的進攻。10月10日至13日，中共中央、政務院與最高人民法院接連發出指示，要求各級黨政和司法機關堅決糾正“左”的和右的偏向，從重從快、求穩求準肅清一切怙惡不悛的反革命首要分子。10月16日至21日，公安部召開全國高級干部會議，強調鎮壓反革命活動、肅清反革命殘余，既是當前對敵斗爭的緊迫任務，也是全黨長期的戰略任務，并明確了處理反革命分子的殺、關、管原則，以及對付反革命謠言的講、駁、追政策。

1951年2月，中央人民政府正式頒布《懲治反革命條例》，為專門機關懲治反革命罪犯和人民群眾參與鎮壓反革命活動，提供了具體的量刑標準和銳利的法律武器。新解放區抽調了30多萬干部下鄉駐村，在基本群眾中間廣泛宣傳解釋黨的政策和主張，深揭狠批反動謠言和錯誤思想，引導他們合理合法開展清匪反霸、減租退押和分田復查等斗爭，激起了熱烈的反響。如東北地區群眾自“雙十指示”發出半年多時間之內，就向政府遞交了16萬件揭發材料。江西民兵和群眾抓住了很多政府久捕未獲的重要匪首，有的地主惡霸逃了好幾個縣還是逃不出去。浙江全省20多萬男女民兵布下天羅地網，令某匪首絕望地向他的上司哀嘆，自己不是餓死、凍死、爬山跌死，就是被解放軍、民兵打死。

隨著群眾的斗爭情緒持續高漲，鎮壓反革命運動漸入高潮。1951年5月8日，中共中央決定對犯有死罪的反革命大部判處死刑緩期執行，強制參加勞動改造。特別規定對農村中的反革命亦只殺民憤極大者，以免喪失社會同情，以利保存勞動力，發展生產。5月15日，第三次全國公安會議作出決議，明確規定可捕可不捕、可殺可不殺的人一定不要捕殺，并將捕人殺人批準權分別收回到專署和省一級。自6月1日起，全國城鄉除現行犯外一律停止捕人。黨和政府寬嚴相濟、有天有法，敵人氣焰大為下降，人民正氣大有伸張。

第一階段的鎮壓反革命運動成效顯著，但因時間太短、收縮太快，導致在全國范圍內發展不平衡、鎮壓不徹底。特別是在新區、邊沿區，歷史犯、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其他破壞社會治安的犯罪分子，仍有漏網之魚。即使是在老區、中心區，對于現行犯、公開的反革命，對于土匪、惡霸、特務、反動黨團和反動會道門等主要敵人，同樣存在鎮壓不徹底的情況。

境外敵對勢力在與新中國人民政權硬碰硬的較量中占不了便宜，轉而使出更加陰險的伎倆，做出更加瘋狂的舉動。美國國會通過了所謂的“共同安全法”，專門撥款用于從堡壘內部破壞和顛覆社會主義國家政權。臺灣國民黨訓練組建了龐大的“戰地工作團”，持續不斷地從天上空降和水下潛入大陸腹地，實施所謂“滲透即是破壞”的政治反攻。同時磨刀霍霍準備奪取大陸沿海若干縣份，建立白色恐怖輻射據點，形成“群眾的革命戰”與“軍隊的正規戰”互相策應的總體戰。

中共黨內和政府機關不少干部中卻存在著一股麻痹輕敵的氣息，認為殘敵窮寇“幾條泥鰍掀不起大浪”，天下從此太平無事，更有甚者竟被資產階級的“糖衣炮彈”擊中而墮落變質。農村基層一線的一些黨員干部也忙著進城市、急于坐機關，熱衷于投機倒把搞單干。這些“小老虎”“小蒼蠅”，對農民造成的傷害更直接。如中南地區不少鄉村組織力量不強，貧雇農優勢不足，無力抵擋地主的反攻倒算。

正本清源除積害，深根固柢得太平

毛澤東洞幽燭遠，向全黨全社會發出警告：“如果我們喪失警惕性，如果我們就此住手，不再向反革命作斗爭了，那我們就會要上反革命的老當?！敝芏鱽硪矅勒赋觯骸跋铝松讲粦撏松?，進了城不應該忘了鄉。如果忘了，就是忘本?！备骷夵h政和政法機關改變過去那種零打碎敲的做法，加緊了對鎮反不徹底的地區和方面進行補課，加強了對農村社會治安的綜合治理。從1951年11月到1953年5月分兩個階段，以水上、山區和行政“三不管”邊沿地帶為重點，由淺入深集中打擊五方面殘余反革命分子和封建幫頭把頭；以一村一鄉為單位作試點，由點到面徹底取締反動會道門組織。從1952年8月初到11月底，全國1202個禁毒重點地區分3期開展針對制毒、販毒和運毒罪犯的專項破案行動，隨后又在農村全面戒煙、禁種鴉片和收繳存毒。

政法機關進一步打破關門主義和神秘主義，密切公開工作與秘密工作、專門機關與人民群眾的聯系。1952年7月，公安部頒布《管制反革命分子暫行辦法》，明確規定對被管制分子，任何人均有監督及檢舉其不法活動之權。8月又頒布《治安保衛委員會暫行組織條例》，規定農村應以行政村為單位建立治安保衛委員會，協助政府防奸、防諜、防火和防盜，檢舉、監督和管制反革命分子。11月，中央人民政府頒布《民兵組織暫行條例》，規定凡鄉（行政村）均須建立民兵隊部，縣、區建民兵基干團、營，協助軍隊維持地方秩序，鎮壓反革命活動。1953年4月，第二屆全國司法會議決議提出，農村應以鄉為單位逐步建立調解委員會，基層法院應普遍建立巡回法庭和一審陪審制，建立與加強人民接待室和值日審判工作，更好地滿足人民群眾的司法需求。

在此期間，針對國家工作人員貪污、浪費、官僚主義、命令主義和違法亂紀的“三反”、新“三反”運動，針對私營工商業者行賄、偷稅漏稅、盜騙國家資財、偷工減料和盜竊國家經濟情報的“五反”運動，以及農村整黨建黨和水上民主改革等運動，也在大張旗鼓地逐次展開，集中清洗舊社會遺留下來的一切積害污毒。中央還要求各級黨委不能因領導重點向城市和工業轉移，而減弱對農村和土改工作的領導，應精密掌握城市與農村、工業與土改之間領導注意力的分配和重點轉移的時機。凡已完成土地改革的地區，應積極引導農民按照自愿互利的原則，組織各種形式的農業互助組和農村合作社，走共同勞動、共同富裕的社會主義集體化道路。并在縣級以上各級黨委設立農村工作部，硬性規定發展農業生產和互助合作是農村中壓倒一切的中心工作，農村基層干部不能抽調過急過多。

中共和人民政府刀刃向外又對內，邊打、邊穩與邊建，各項社會改革運動與整個社會治安工作互相促進，各條戰線先后都取得了決定性的進展。到1952年底，全國范圍的土地改革基本完成，工農業生產和整個國民經濟全面恢復，存續了2000多年的封建土地制度和封建地主階級壽終正寢，帝國主義“以華制華”、臺灣蔣幫“反攻復國”的階級基礎土崩瓦解。1953年7月27日，以美國為首的“聯合國軍”打打談談、機關算盡，不得不在《朝鮮停戰協定》上簽字認輸，國內反動勢力挾洋自重、狐假虎威的精神支柱轟然倒塌。到1953年底，全國已有2.78億選民參與了民主普選，建立或重組了2116個縣級、22萬個鄉級人民政府，農村基層政權趨于穩定；4790萬農戶自愿組織起來，建立并發展了近千萬個勞動互助組、1.5萬個農業合作社，農村集體經濟初具規模。

土地改革、抗美援朝和鎮壓反革命三大運動勝利結束后，中央不失時機地提出了黨和國家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和總任務，有計劃地開展以工業化為主體的大規模經濟建設，有步驟地實施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加速推進我國由貧窮落后的農業國向富強先進的工業國轉變，由新民主主義社會向社會主義社會過渡。國家在財政極端困難、工業建設任務十分繁重的情況下，仍然大幅降低農業稅率，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和財力興修農田水利，改良推廣新式農具和農業技術，扶持農民發展農業生產。廣大農民獲得了實實在在的政治經濟利益，階級覺悟和組織程度明顯增強，主動參與維護社會治安秩序、捍衛革命勝利成果的行動，而反革命分子和其他黑惡勢力在農村的活動空間越來越狹窄，遭遇了村村鳴鑼、人人喊打的滅頂之災，中華大地出現了歷史上前所未有的和諧善治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