抑郁癥患者的應對方式與總體幸福感關系評估

周俊鑫 王培佳 胡瀟予 李曉梅 張玲 陳軍君 胡華（通訊作者）

（重慶醫科大學附屬第一醫院精神科 重慶 400016）

抑郁癥是一種高復發、高持續性的常見精神心理疾病，嚴重影響患者生活質量[1]和幸福感?？傮w幸福感是評估個體生活質量的綜合性心理指標，它使個體在身體健康與長壽、工作與社會適應、友誼等諸多方面受益[2]。既往研究表明積極應對方式具有類似的作用，同時發現積極應對方式與幸福感之間存在正相關關系[3]。隨著國家越發重視人民幸福水平，進一步探索抑郁癥患者以上兩者之間的關系有著重要意義。

心理彈性是個體心理健康的重要保護因子[4]，它使個體在與外界環境的交互中保持良好的心理健康，它與幸福感有著密切的聯系[5]。自尊是個體對自我價值、自我接納的整體感受，具有社會適應功能，它能顯著預測個體的心理彈性，也同樣影響著個體幸福感水平[6]。既往研究發現抑郁癥的形成與積極資源的缺乏有密切關系[7]。Frefrickson 指出積極情緒能使個體在更高水平的互動中更靈活并增加覺察、激發個人潛力、促進個人資源的豐富等，最終這些心理資源反過來也促進積極情緒產生，形成正向循環[8]。那么積極行為是否也有類似作用？因此本文就抑郁癥患者應對方式、心理彈性、自尊、總體幸福感間的關系進行探討，并假設積極應對方式對心理彈性有正向作用，進而影響抑郁癥患者總體幸福感，且心理彈性、自尊在其應對方式及幸福感之間起中介作用。

1.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對象為2017 年7 月－2019 年1 月于重慶醫科大學附屬第一醫院精神科住院部及門診正在服抗抑郁藥物等治療的抑郁障礙患者，其中357 例符合條件。納入標準：（1）符合國際疾病分類第十版（ICD-10）抑郁障礙診斷標準；（2）年齡18-55 歲；（3）初中及以上文化；（4）能夠理解并配合填寫問卷；（5）自愿參與該項目并簽署知情同意書。排除標準：（1）患腦器質性疾病者；（2）合并其他精神疾病者；（3）合并嚴重軀體疾病者；（4）伴有物質或酒精依賴者；（5）3 個月內有電抽搐治療史者；（6）孕婦或哺乳期婦女。

1.2 方法

1.2.1 質應對方式量表 (Trait CoPing Style Questionnaire，TCSQ) 共20 個條目，分為積極與消極應對方式兩個量表，各包含10 個條目。采用5 級評分。積極應對得分越高，特質應對方式越好。本次選用積極應對方式量表，該量表信效度良好，積極應對的克倫巴赫α 系數為0.7[9]。

1.2.2 心理彈性量表(Connor-Davidson Resilience Scale，CD-RISC) 該量表用于評價個體心理彈性水平。共有25 個條目，采用0 ～4 級的5 級計分，得分越高，心理彈性水平越高。該量表在中國人群信效度良好，克倫巴赫α 系數為0.91[10]。

1.2.3 自尊量表 (Self-esteem Scale，SES) SES 為外顯自尊自評量表，由Rosenberg 編制，共10 個項目，采用1 ～4分的4 級評分，總分值越高表示自尊水平越高。該量表信效度良好，克倫巴赫α 系數在0.77-0.88 之間[11]。

1.2.4 總體幸福感量表 (General Well-being schedule，GWB) 原量表包括33 個項目，研究表明前18 個題目更符合國內情況，本次選用前18 項，得分越高，幸福度越高。該量表信效度良好，內部一致性α系數在男性為0.91，在女性為0.95[12]。

1.3 統計學分析

數據采用SPSS22.0 統計軟件進行統計分析，計數資料采用率（%）表示，進行χ2檢驗，計量資料采用（±s）表示，進行t檢驗，P＜0.05 為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

2.結果

2.1 積極應對方式與總體幸福感、心理彈性、自尊間的相關分析

相關性分析顯示，總體幸福感與積極應對方式、心理彈性、自尊均呈顯著正相關（r=0.52，0.54，0.50，P＜0.01）；同時，積極應對方式同樣與心理彈性、自尊呈顯著正相關（r=0.65，0.46，P＜0.01），見表1。

表1 應對方式、總體幸福感、心理彈性、自尊的相關分析（n=357）

2.2 路徑分析模型

為驗證本假設的合理性，并進一步確定各個變量之間的關系，結合既往研究及相關分析結果，我們建立了應對方式、總體幸福感、心理彈性、自尊間的路徑模型。通過對初始模型進行設定、計算及分析變量，繪制路徑分析圖式如下（見圖1）。圖中可見，對總體幸福感的影響路徑中，積極應對方式可以直接影響總體幸福感，也可以通過自尊與心理彈性間接影響總體幸福感，自尊和心理彈性在積極應對方式與總體幸福感間起鏈式中介作用，中介效應占總效應比值為43.85%，同時心理彈性同樣在自尊與總體幸福感間起部分中介作用。模型中各路徑系數均有統計學意義（P＜0.05）。

圖1 路徑分析模型圖

2.3 中介效應檢驗

進一步檢驗自尊與心理彈性的中介效應，采用非參數百分比BootstraP 法計算間接效應的95%可信區間，重復抽樣5000 次，得出結果見表2。結果說明，“應對方式-自尊-總體幸福感”中介路徑可信區間為0.05 ～0.17；“應對方式-心理彈性-總體幸福感”中介路徑可信區間為0.01 ～0.13；“應對方式-自尊-心理彈性-總體幸福感”的鏈式中介路徑有效（可信區間不包括0）。這一結果進一步驗證了積極應對方式與總體幸福感之間存在著中介作用，中介效應占總效應的比例為43.85%。

表2 對中介效應顯著性檢驗的 BootstraP 分析

3.討論

3.1 抑郁癥患者積極應對方式、總體幸福感、心理彈性、自尊間的關系

應對方式是指當人們面臨壓力時所采用的認知與行為方式，過去對抑郁癥的臨床和研究往往多關注其消極應對方式。而通過本結果顯示，抑郁癥患者積極應對方式與自尊、心理彈性及總體幸福感存在顯著的正相關，進一步路徑分析顯示積極應對方式對自尊、心理彈性及總體幸福感均有直接作用，這與既往基本一致[13，14]。面對生活壓力，積極應對傾向于尋求支持、認知改變和看到事物美好的一面等，從而不斷獲得成長，對個體自尊、心理彈性的發展具有重要作用，同時積極應對方式增加了正性情感體驗，幸福感也因此得以提高。還發現，抑郁癥患者總體幸福感與自尊、心理彈性同樣也存在顯著相關，自尊與心理彈性對總體幸福感具有直接影響，這與張雯等研究一致[5，6]。這表明抑郁癥患者常常是低自尊，對自我的接納程度低，從而具有低幸福感；而其心理彈性也往往低，影響其從困境中走出和獲得幸福感。同時，自尊與心理彈性兩者間關系同樣顯著，高自尊的個體更傾向于認為自己是有價值的，使他們在逆境中更好地緩解壓力的影響[15]。因此，本文提示，未來可通過心理干預加強抑郁癥患者自尊和心理彈性水平的提升，從而增強其調控自己情緒的能力和幸福感。

3.2 自尊、心理彈性在抑郁癥患者積極應對方式與總體幸福感間的中介作用

本文路徑分析發現積極應對方式不僅能夠直接影響抑郁癥患者的總體幸福感水平，還可以通過自尊、心理彈性的鏈式中介作用對總體幸福感產生影響。既往相關研究顯示積極應對方式對于個體幸福感有促進作用[13，16]，但極少有研究探討積極應對方式對于總體幸福感影響的內部心理機制。通過本研究路徑分析的結果，揭示了自尊與心理彈性在這一內部機制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如果通過心理干預提升了抑郁癥個體的積極應對方式，從而拓展其自尊和心理彈性的建設，使抑郁癥個體不斷得到成長，這些發展的心理資源反過來再次促進個體積極應對方式?？梢灶A見這種不斷發展的自尊、心理彈性與積極應對方式，最終會帶給抑郁癥患者更高的幸福感。

3.3 研究的不足與展望

盡管本文揭示了自尊與心理彈性在抑郁癥患者積極應對方式與總體幸福感間的中介作用。但亦存在不足之處。首先，未對抑郁癥患者疾病嚴重程度及伴隨癥狀進行控制，在相同應對方式水平下，伴有軀體癥狀、睡眠障礙等的抑郁癥患者總體幸福感可能低于那些不伴有這些癥狀的患者。其次沒有控制藥物使用，且不同藥物類型和劑量對測量結果的干擾同樣可能存在，例如治療效果較好的患者其幸福感水平可能相應增加。而在關于積極應對方式與總體幸福感的內部機制研究中，同樣還需要綜合考察其他社會心理因素的參與，例如人格、社會支持、人際關系等，縱向連續的效果亦需進一步去驗證。

但不可否認的是，抑郁癥患者作為一個特殊群體，往往存在意志活動減退表現，如行為退縮、逃避、人際交往減少、生活懶散等，他們在面對壓力事件時，往往由于缺乏積極的應對，可能會使壓力事件不斷累積，形成惡性循環，影響患者的疾病預后及幸福感。而通過對積極應對方式與總體幸福感的內部機制，對抑郁癥患者的治療干預提供了新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