壓力與期冀：生態文明視域下企業綠色技術創新的驅動機制研究

摘要：在環境保護與區域經濟發展矛盾日益激烈的背景下，著眼于生態文明建設視角，以2013—2017年我國重污染行業上市公司為研究樣本，利用條件過程分析方法研究了企業綠色技術創新的驅動機制。研究結果表明，企業綠色技術創新的原始驅動力來自于兩方面：一是制度壓力，二是預期收益。制度壓力能夠進一步分解為規制壓力、規范壓力和認知壓力，三種壓力和預期收益以高管團隊環境注意力為中介，協同作用驅動企業綠色技術創新。預期收益對企業綠色技術創新的促進作用被高管團隊斷裂帶強度負向調節，高管團隊環境注意力以及制度壓力對綠色技術創新的促進作用被企業創新基礎正向調節，形成了生態文明視域下的企業綠色技術創新驅動機制。該驅動機制有利于提升企業和區域綠色技術創新能力。

關鍵詞：制度壓力；預期收益；綠色技術創新；驅動機制

作者簡介：李楠博，長春理工大學經濟管理學院講師（長春130021）

基金項目：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項目（18YJC630074）；吉林省教育廳科研項目（JJ？ KH20190607SK）

DOI編碼：10.19667/j.cnki.cn23-1070/c.2020.01.010

引言

2019年4月，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聯合科技部發布了《國家發改委科技部關于構建市場導向的綠色技術創新體系的指導意見》（以下簡稱《意見》）?！兑庖姟分赋?，以降低消耗、減少污染、改善生態、促進生態文明建設、實現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新興技術為內涵的綠色技術創新，正在成為全球新一輪工業革命和科技競爭的重要新興領域。①在當前全球經濟形勢低迷、生態環境矛盾日益尖銳的情況下，綠色技術創新不僅是引領經濟實現綠色可持續發展的第一推動力，也是推進生態文明建設的最重要著力點。①

企業是綠色技術創新的重要主體，②與其他傳統創新相比，雙重外部性是企業綠色技術創新的重要特征之一，③由此帶來的市場失靈問題導致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里對企業綠色技術創新驅動力的研究都集中于政策和制度驅動。但符合生態文明視域的綠色技術創新概念，并非如過去一樣以滿足環境制度的最低要求為目標，更多的是強調企業對可預見污染的預防、控制和治理，主要體現在通過引進新產品和新工藝流程等逐步降低企業外部環境負擔。④綠色技術創新這一概念的升級，不僅提升了其內涵范疇，更強調了企業作為綠色技術創新主體的主觀能動性。不難發現，生態文明視域下，單純的強制性政策已經難以驅動新型綠色技術創新。

我國經濟經歷了相當長時間的粗放擴張型高速增長，如今進入了增速放緩的生態文明發展新階段，隨著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與生態環境保護息息相關的各利益主體的訴求逐步由對立走向一致，曾經依靠制度壓力調控的企業綠色技術創新已經逐步向市場調節靠攏，如何更好地利用政策和市場雙重手段協調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的關系，將是未來很長一段時間內我國政府和企業必須面對并解決的首要問題。

本文的研究正是立足這一視角，對生態文明視域下企業綠色技術創新的驅動因素和驅動路徑進行了分析。與過往的研究不同，本文基于綠色技術創新的概念內涵，從企業外部和內部兩個層面對綠色技術創新的驅動力進行分解，其中外部驅動因素來自制度壓力，內部驅動因素來自企業對綠色技術創新的預期收益。同時還考察了企業綠色技術創新基礎、高管團隊斷裂帶和高管團隊環境注意力在綠色技術創新驅動過程中的調節和中介作用，采用Hayes提出的“條件過程模型（Conditional Process Analy？ sis）”⑤對這一被中介的雙重調節驅動模型進行測度，采用全新的研究范式和研究視角對企業綠色技術創新驅動機制進行研究，最后從創新驅動力和驅動路徑角度出發，為提升企業綠色技術創新能力、改善區域綠色技術創新環境提供政策建議。

一、文獻回顧與研究假設

（一）企業綠色技術創新驅動因素的相關研究

綠色技術創新的驅動力問題是學術界的研究熱點之一。通過對Scopus數據庫的檢索，發現過去10年有關綠色技術創新的研究中，以綠色技術創新驅動力為研究對象的文獻已經達到總研究量的30%，⑥雖然研究結論尚未達成一致，但豐富的研究從多角度出發，在深度和廣度上為尋找企業綠色技術創新的驅動力提供了參考。過往研究顯示，企業綠色技術行為可以分為主動式創新和被動式創新，驅動因素則可以分為內部驅動因素和外部驅動因素。⑦本文的研究借鑒這一觀點，從內、外兩個層面分析企業綠色技術創新的原始驅動力。（從長期來看技術進步也是綠色技術創新的驅動要素之一，①但鑒于本研究所使用的樣本區間時限較短，因而不考慮技術進步對綠色技術創新的影響。）

1.企業綠色技術創新的外部驅動因素——制度壓力

在企業綠色技術創新的外部驅動因素中，環境制度壓力是最受關注的驅動因素。從利益相關者角度來看，政府是企業重要的外部利益相關者，來源于政府的制度壓力必將使企業采取行動以滿足其要求，即使企業自身符合社會普遍認知以及合法性要求。②新制度主義從組織的制度環境角度，將這一制度壓力分解為規制壓力、規范壓力和認知壓力，這一分解方式恰當地解釋了制度對企業行為的塑造性。③

（1）規制壓力

環境制度壓力下的規制壓力來源于行政機構，指由國家正式頒布的與生態環境相關的具有法律約束力和強制力的法律法規和行政指令對目標企業形成的壓力。④只有企業完全符合法律法規所制定的各項規章制度，才能夠具備規制合法性。⑤Chen等人結合制度理論和資源基礎觀，通過對200多家企業數據的分析，指出規制壓力對企業綠色創新有顯著的積極影響，⑥這代表了大部分已有研究的結論。也有研究有不同結果，如高葦等人發現，環境規制強度與礦業綠色創新之間存在“U”型非線性關系，環境規制對礦業綠色發展的影響表現為先抑制、后促進。⑦

由于規制壓力的強制性特征，因此其也是驅動企業被動型綠色技術創新行為的最主要因素。本文研究的樣本企業為重污染上市企業，其規制壓力主要由命令型節能減排指標構成，⑧規制壓力較弱時，違規成本低，約束性差，此時企業行為以滿足強制性要求最低標準為目標，缺少進行綠色技術創新的動力；隨著規制壓力的增強，違規成本逐漸提高，企業被迫進行綠色技術創新，規制壓力對企業綠色技術創新的驅動作用逐漸顯現；但若規制壓力強度超過適宜區，企業的環保成本就會大幅增加，成本的提高將導致企業生產效率低下，企業也無法將有限的資源繼續投向綠色技術創新，綠色技術創新的發展因而受阻，此時若繼續加大規制壓力，必然會導致企業綠色技術創新水平隨之大幅下降。有鑒于此，依據上述分析結合相關文獻，提出如下假設。

假設1a：規制壓力對企業綠色技術創新具有倒“U”型非線性驅動效果。

（2）規范壓力

規范壓力來源于場域內的其他利益相關者，包括客戶和消費者、供應商或行業內組織，企業在這些利益相關者的激勵之下從規范體系、價值觀中形成的共享概念和行為準則被稱為規范壓力。①有關規范壓力的研究數量較少，且大多結合其他理論共同分析?；谥贫壤碚摵唾Y源基礎觀的研究結果顯示規范壓力對企業綠色創新有顯著積極影響，②采用結構方程的研究結果也發現規范壓力對企業綠色技術創新有正向預測效果。②在我國，隨著經濟發展和科技進步，人們對美好生態環境的向往日益強烈，產品及產品生產過程中的綠色環保性正在越來越強烈地引起公眾關注，過往研究表明，規范壓力雖然來自于非官方組織，但這些市場中的利益相關者的認同程度影響著企業生產過程中的全部環節，③裹挾著企業為了提升自身的道德合法性而主動進行綠色技術創新，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設：

假設1b：規范壓力對企業綠色技術創新有正向驅動作用。

（3）認知壓力

當前對認知壓力的研究存在著爭議。從合法性角度出發的研究認為，認知壓力是指當特定行為被公眾所熟悉并認可時，所具備的認知合法性壓力；④而從企業戰略反映角度出發的研究認為，認知壓力對企業戰略的塑造性在于企業文化價值、風俗習慣等壓力下形成的企業戰略反應。⑤從制度同構角度出發的研究更具普適性意義，其認為認知壓力來源于個體或組織對外在環境的理解認識，當組織戰略行為存在不確定性時，就會傾向主動模仿同行的成功行為。⑥與規范壓力相比，認知壓力不追求共同的價值觀和道德觀，而是更強調企業行為的公眾接受性，是在一定范圍內企業自然接受的行動腳本，能夠帶來模仿效果。如Escobar和Vredenburg研究發現，跨國公司在應對當地環境問題帶來的認知壓力時，通常會采取模仿策略。⑦綠色技術創新戰略是企業塑造社會責任形象的戰略體現，在環境污染問題備受關注的當下，社會對企業環保意識的要求比過去任何時候都高，為了謀求企業的可持續發展，在認知壓力的作用下，企業必然會制定主動性綠色技術創新戰略，由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設：

假設1c：認知壓力對企業綠色技術創新有正向驅動作用。

2.企業綠色技術創新的內部驅動因素——預期收益

除了外部壓力，內部因素也同樣能夠驅動企業綠色技術創新，預期收益即為企業進行綠色技術創新行為最重要的內部驅動力。⑧作為企業發展戰略的制定者，高管團隊會利用對成本和未來收益的認知做出綠色技術創新決策，⑨綠色技術創新帶來的收益在短期內表現為經濟收益，即通過綠色管理而產生的從原材料到能源再到勞動力成本的降低，同時還包括廢料產品的銷售以及環保相關知識產權轉讓所得收入；①從長期來看，企業無形收益的重要意義遠大于經濟收益，由綠色技術創新帶來的企業競爭力的增強、社會聲譽的提高以及品牌形象的塑造對企業未來的持續發展至關重要，②當企業的戰略制定者關注到這一發展需求，就會主動采取綠色技術創新戰略，因而本文提出如下假設：

假設2：企業對綠色技術創新的預期收益能夠驅動其進行綠色技術創新活動。

（二）高管團隊環境注意力的中介作用與團隊斷裂帶的調節作用

1.高管團隊環境注意力

高管團隊是企業戰略的制定者，③當一定強度的制度壓力作用于目標企業時，企業高管團隊會依據對制度壓力的認知和對收益的期望給予相應的戰略反饋，企業的綠色技術創新表現就是這一戰略反饋的結果。也就是說，在制度壓力滲透于企業的過程中，高管團隊依據自身對環境的判斷所做出的戰略抉擇實際上在制度壓力和預期收益組成的驅動力組合與綠色技術創新間起到了中介作用，而實際上導致最終戰略決策出現差異的根源則在于高管團隊環境注意力配置的差異。目前已出現少量高管團隊注意力的相關文獻，但尚未出現可供參考的有關高管團隊環境注意力的研究。本文提出的高管團隊環境注意力是指企業高管團隊對與生態環境保護相關的內容賦予的關注度的大小。注意力基礎觀認為，組織對外部環境的認知是其注意力配置分布的充分反映，且組織的注意力如資源一樣，是十分有限的，④因而只有組織將較多的注意力配置于綠色技術創新問題上時，才能夠做出有利于綠色技術創新績效的戰略抉擇，本文據此提出假設：

假設3：企業高管團隊環境注意力在制度壓力和預期收益對企業綠色技術創新的驅動過程中起中介作用。

2.高管團隊斷裂帶

高管團隊斷裂帶是指基于多個特征聯合，將一個團隊劃分為兩個以上子團隊的假定分界線。⑤過往研究證實，本土情境下的綠色技術創新過程中，高管團隊斷裂帶可依據成因分為4種類型，包括社會分類斷裂帶、任務相關斷裂帶、社會資本斷裂帶和人際特征斷裂帶。⑥團隊斷裂帶會導致團隊內部人員在認知和情感上的分裂，阻礙知識和信息在團隊內部流動，⑦導致團隊注意力分散，而分散的團隊注意力配置勢必影響相關戰略的制定，最終負向影響企業的綠色技術創新。在企業綠色技術創新的驅動因素中，能夠驅動主動型綠色技術創新行為的因素更易受到團隊斷裂帶的影響，包括規范壓力、認知壓力和預期收益。但壓力性因素對企業的影響以合法性和同構特征為目標，在這一目標范圍內企業高管團隊的認知難以出現顯著差別，但對綠色技術創新預期收益的判斷則會由于成員特征屬性上的差別而產生認知分歧，高強度的高管團隊斷裂帶會導致團隊內部溝通不暢，難以在相關議題上達成共識，最終阻礙預期收益對高管團隊注意力的正向影響，反之亦然。有鑒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設：

假設4：企業高管團隊斷裂帶強度對預期收益和高管團隊環境注意力配置的關系起負向調節作用。

（三）企業創新基礎的調節作用

基于資源基礎論和組織能力觀角度，競爭優勢來源于組織內部可支配的資源和能力。①和所有的創新活動一樣，綠色技術創新行為能否為企業帶來競爭優勢，一方面取決于企業可用于創新戰略的資源擁有度，另一方面取決于企業進行創新的能力，資源和能力共同決定了企業的創新基礎。從過往研究來看，相同的企業戰略傾向會因不同企業的創新基礎而產生最終創新績效上的差別，那些創新資源擁有度高、創新能力好的企業，能夠使創新戰略更好地得到執行，也更容易獲得較高的創新績效。即便是在相同的創新收益預期下，創新基礎也是企業差異性創新結果的決定性因素。有鑒于此，本文繪制了如圖1所示的企業綠色技術創新驅動機制圖，并提出如下兩個假設：

假設5：企業創新基礎對高管團隊環境注意力和企業綠色技術創新的關系起正向調節作用。

假設6：企業創新基礎對預期收益和企業綠色技術創新的關系起正向調節作用。

圖1企業綠色技術創新驅動機制理論模型圖

二、研究設計與研究方法

（一）樣本選擇與數據來源

本文的研究樣本為2013—2017年（數據所限，統計間隔為2年）我國A股上市的重污染企業。參考相關研究，對重污染行業的認定以證監會2012年頒布的《上市公司行業分類指引》，環保部在2008年頒布的《上市公司環保核查行業分類管理名錄》（環辦函〔2008〕373號）和2010年頒布的《上市公司環境信息披露指南》（環辦函〔2010〕78號）為準，共有16類行業，包括火電、水泥、鋼鐵、造紙、制藥、電解鋁、煤炭、發酵、化工、釀造、建材、紡織、冶金、石化、制革和采礦業。進一步對數據進行篩查，為保證其完整性，剔除連續數據低于4年以及2013年1月1日后上市的企業樣本，為保證樣本代表性，剔除ST、*ST、SST和S*ST樣本；為保證團隊斷裂帶測算精度，剔除樣本期內任一統計年度高管團隊規模少于7人的樣本，共得到87個樣本企業。

相關數據來自于各地方統計年鑒和《中國城市統計年鑒》，綠色技術創新數據和高管團隊成員背景特征數據來自于國泰安（CSMAR）數據庫、WIND數據庫和企業年報，年報由公開渠道獲得。數據的基礎處理利用Excel.2013完成，條件過程模型的估計和檢驗通過Process3.1 for SPSS.21實現。

（二）變量定義與測度

1.因變量

綠色技術創新（GTI）。當前對綠色技術創新指標的定義，方式有很多。比較典型是利用專利授權情況作為企業綠色技術創新能力的代理變量，①也有研究為了避免專利授權帶來的時滯問題，選擇以研發投入替代專利授權數量。②就本文樣本企業而言，重污染行業在生產實踐中，綠色技術創新貫穿生產全過程，因而結合過往研究的經驗，選擇以研發投入和能源消耗量的比值測度企業綠色技術創新能力。③

2.自變量

規制壓力（RP）?，F有研究對規制壓力的測量大多傾向于測量強制型壓力，采用的測量方式主要是單位GDP能耗，④另有部分研究選擇了環境治理投資數額以及市轄區建成區綠化覆蓋率代表規制壓力。⑤考慮到規制壓力中除了強制型壓力外，還有鼓勵型壓力和扶持型壓力，因此采用加權方式對三種類型規制壓力賦以差額權重（以單位GDP能耗代表強制型壓力，以政府補貼代表鼓勵性壓力，以專項扶持基金數額代表扶持型壓力），使得三種壓力共同組成規制壓力指數。

規范壓力（NP）。除政府機構外的其他非正式機構、組織和個人都有可能對企業施以規范壓力。對于重污染企業來說，規范壓力會伴隨著上下游客戶、屬地居民、區域性生態環境組織的環保意識提升而增強。據此，選擇以上海交通大學民意與輿情調查研究中心發布的《中國城市居民環保態度藍皮書》⑥⑦中對環保意識測評結果測量企業面臨的規范壓力，該調查是基于我國34個主要城市調研所得，對于處于非調研城市的重污染企業，選擇其省會城市數據作為替代。

認知壓力（CP）?；谥贫韧瑯嫿嵌?，模仿行為是認知壓力的主要成因。地區行業中的領袖企業會起到綠色技術創新示范作用，其他企業因此產生模仿壓力。本文按“國際專利分類綠色清單”統計企業綠色技術專利數量，進而選擇每個企業所處地區的行業領袖，將其認知壓力定義為0，進一步對其他企業認知壓力進行標準化處理，得到企業綠色技術創新的認知壓力指數。

預期收益（PY）。對綠色技術創新帶來的收益的預判是企業進行綠色技術創新行為的重要推動力之一。企業對于預期收益多寡的判定直接體現于對目標行為的先期投入，然而重污染企業的綠色技術創新投入無法從總投入中區分，但注意到重污染企業進行的創新活動大多與節能減排和提高生產率相關，⑧因此以企業全部研發投入的自然對數代表其對綠色技術創新戰略的預期收益。

3.中介變量

高管團隊環境注意力（TEA）。過往研究大多采用自動文本分析法測量團隊注意力配置，與這些研究一致，本研究以樣本企業年報為基礎，利用文本分析軟件Text Statistics Analyzer分詞，采用霍斯提（Holsti）一致性公式保證所選關鍵詞的信度，關鍵詞選擇“環保、生態、低碳、環境、綠色、清潔、凈化、污染、治理、廢氣、廢水”等一系列與生態環境相關詞匯，提取關鍵詞后，經由人工分析語句內容，確保其能夠代表企業環境注意力方向，剔除無關語句，最終形成關鍵詞詞頻統計表。

4.調節變量

高管團隊斷裂帶（TF）。高管團隊斷裂帶可分為4種類型，分別是社會分類、任務相關、社會資本和本土情境下的人際特征斷裂帶，①基于團隊成員背景屬性特征，利用Lau和Murnighan②提出的“二分模式”計算高管團隊斷裂帶強度，具體計算方法為：

創新基礎（IB）。創新基礎由創新資源和創新能力決定，運用三階段數據包絡分析方法（Threestage DEA），將企業的內部和外部創新資源作為投入要素（內部資源包括科研人員數量、研發投入和新增固定資產投資額，外部資源為政府補貼和稅收優惠），以專利數量作為產出要素，測算樣本企業在排除環境和機會因素下的創新基礎指數。

5.控制變量

借鑒已有的研究，發現企業規模（SIZE）和所有權性質（NPR）對企業綠色技術創新能力有顯著影響，③因此選擇這兩個變量作為控制變量。

三、假設檢驗與分析

（一）描述性統計分析和相關分析

表1變量的描述性統計分析結果

研究中所涉及的各主要變量的描述性統計結果和相關性分析結果如表1所示（所有變量均經過標準化處理）。通過表1中的描述性統計分析部分能夠看出，因變量綠色技術創新在樣本區間內均值為0.243，說明重污染企業綠色技術創新仍有較大提升空間。綠色技術創新數據（標準差為0.120）在樣本區間內表現出一定的離散性，有利于提升后續研究的代表性?？v觀全部變量，在數據差異性上均表現良好，其中差異性最大的變量為企業規模，說明樣本企業規模相差較大，增強了實證結論的普適性。

從表2的相關性分析結果能夠發現，綠色技術創新與大部分主要變量間存在顯著相關關系，這些相關關系的存在為后續綠色技術創新機制的實證研究奠定了基礎。值得關注的是，所有主要變量中，唯有高管團隊斷裂帶與綠色技術創新負相關，這為斷裂帶的負向驅動調節作用提供了一定程度的佐證。主要變量相關系數均未超過多重共線性問題發生閾值，因此可以進一步推進至假設檢驗。

表2變量的相關分析結果

（二）企業綠色技術創新機制的假設檢驗

如圖1的驅動機制示意圖所示，企業綠色技術創新戰略和行為的原始驅動力包括兩個主要部分，分別是制度壓力和預期收益，而正如前文的分析，分解后的制度壓力并非每一項都會單獨驅動企業綠色技術創新，而是以高管團隊注意力為驅動中介組成驅動路徑，這一變量間的關系結構不符合一般被調節中介模型的要求，因而利用Hayes等人提出的條件過程模型的兩個步驟對綠色技術創新的驅動機制進行分析。

1.中介效應檢驗

基于本文研究特征和變量間的關系結構，在控制企業年齡和產權性質的前提下，采用Hayes條件過程模型中的簡單中介模型Model-4對高管團隊環境注意力在制度壓力和預期收益驅動企業綠色技術創新過程中的中介效應進行檢驗。①中介檢驗采用偏差矯正的非參數百分位Bootstrap檢驗法，②重復5000次抽樣，檢驗結果（如表3所示）表明，規制壓力與企業綠色技術創新間不存在顯著的線性相關關系（coeff.=0.04，S.E.=0.03），而是存在倒“U”型的非線性關系（coeff.=0.06，S.E.=0.02），假設1a得到驗證。此外，預期收益和認知壓力均對企業綠色技術創新有顯著正向影響（coeff.=0.12，S.E.=0.03，p<0.05；coeff.=0.16，S.E.=0.04，p<0.05），假設1c和假設2得到驗證。加入中介變量后，規范壓力對綠色技術創新的顯著正向影響也顯著成立（coeff.=0.09，S.E.=0.03，p<0.05），雖然規范壓力對團隊注意力的預測作用不顯著（coeff.=0.07，S.E.=0.04，p>0.05），但在模型3（M3）中其顯著性與模型1（M1）一致（coeff.=0.09，S.E.=0.03，p<0.05），根據相關研究，能夠初步認定高管團隊環境注意力在制度壓力與企業綠色技術創新間起到中介作用。進一步的研究發現，Bootstrap95%置信區間的上、下限均不包含0，這說明高管團隊環境注意力的中介效應顯著，即制度壓力中的規制壓力和認知壓力能夠直接影響企業綠色技術創新，而制度壓力的所有分解壓力以及預期收益能夠以高管團隊環境注意力為中介間接影響企業綠色技術創新，由此，假設1—3均得到驗證。

表3高管團隊注意力的中介效應檢驗

2.調節效應檢驗

對調節效應的檢驗利用了Process3.1 for SPSS.21中基于Model-28設置的自定義模型。Model-28假設中介模型存在兩個調節變量，中介效應的前半段受到調節變量1的調節，中介效應的后半段及直接效應受到調節變量2的調節，這一模型與本文的理論模型基本一致，但本文存在多個自變量，且調節路徑與Model-28有所差別，因此在該模型基礎上根據本文理論模型進行改寫。在仍控制企業年齡和所有權性質的情況下，具體調節效應檢驗結果如表4所示。在模型4中（M4），調節變量高管團隊斷裂帶與高管團隊環境注意力呈顯著負相關關系（coeff.=-0.15，p<0.05），其與預期收益的乘積項顯著（coeff.=-0.21，p<0.05），說明高管團隊斷裂帶對高管環境注意力存在負向調節作用，假設4得到驗證。模型5（M5）是對企業創新基礎調節作用的檢驗模型，通過估計結果能夠看出，創新基礎能夠正向調節規范壓力和認知壓力對企業綠色技術創新的驅動能力（coeff.=0.03，p<0.05，coeff.=0.07，p<0.05），同時，高管團隊環境注意力與企業創新基礎的交互項顯著（coeff.=-0.19，p<0.05），說明企業創新基礎不僅對中介效應的后半段有調節作用，也對制度壓力對綠色技術創新的直接效應有正向影響。

表4高管團隊斷裂帶和企業創新基礎的調節效應檢驗

3.企業固有的創新基礎對綠色技術創新驅動機制有重要的調節作用。通過本文研究發現，創新基礎在綠色技術創新驅動機制中通過兩條路徑對綠色技術創新結果產生影響，一是促進高管團隊環境注意力對綠色技術創新的正向影響，二是促進制度壓力對企業綠色技術創新的正向影響（通過對規范壓力和認知壓力對綠色技術創新影響的調節實現）。這一結論說明同樣的制度壓力和高管團隊注意力下，創新基礎更好的企業將表現出更優秀的綠色技術創新績效，因此，提升綠色技術創新能力，必須要注重企業創新基礎的培養，在資金、人員和創新技術交流上給予大力支持，讓企業能夠以良好的創新基礎為載體，在特定制度壓力下，利用提高管理團隊人員環保素養來達到提升企業綠色技術創新能力的目標。

①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中華人民共和國科學技術部：《國家發改委科技部關于構建市場導向的綠色技術創新體系的指導意見》，2019年4月，發改環資〔2019〕689號。

①徐爍然、易明：《構建市場導向的綠色技術創新體系（新知新覺）》，《人民日報》2018年8月2日，第7版。

②參見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中華人民共和國科學技術部：《關于構建市場導向的綠色技術創新體系的指導意見》。

③Carraro C.“Environmental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Diffusion： Model Analysis”in Innovation-Oriented Environmen？ tal Regulation，2000，Vol.10， No.22，pp.269-297.

④徐建中、貫君、林艷：《制度壓力、高管環保意識與企業綠色創新實踐——基于新制度主義理論和高階理論視角》，《管理評論》2017年第9期，第72—83頁。

⑤Hayes A F. Introduction to Mediation， Moderation， and Conditional Process Analysis： A Regression-based Approach. Guilford Publications， 2017.

⑥Díaz-García C， González-Morenoá， Sáez-Martínez F J.“Eco-innovation： Insights from a Literature Review”in Innova？ tion， 2015，Vol.17，pp.6-23.

⑦Chen Y S， Chang C H， Wu F S.“Origins of Green Innovations：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Proactive and Reactive Green In？ novations”in Management Decision， 2012， Vol.50， pp.368-398.

①汪明月、李穎明、毛逸暉等：《市場導向的綠色技術創新機理與對策研究》，《中國環境管理》2019年第11期，第82—86頁。

②趙芳、程松松：《外部壓力、技術創新與企業環境表現——一個有中介的調節模型》，《學習與探索》2019年第6期，第144—150頁。

③徐建中、貫君、林艷：《制度壓力、高管環保意識與企業綠色創新實踐——基于新制度主義理論和高階理論視角》，《管理評論》2017年第9期，第72—83頁。

④Scott W R. Institutions and Organizations： Ideas and Interests， Sage Publictions， 2008.

⑤Li D， Zheng M， Cao C， et al.“The Impact of Legitimacy Pressure and Corporate Profitability on Green Innovation： Evi？ dence from China Top 100”in 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 2016， Vol.141， pp.41-49； Requate T.“Timing and Commitment of Environmental Policy， Adoption of New Technology and Repercussions on R&D”， in Environmental and resource Economics， 2005， Vol.31， pp.175-199.

⑥Chen X， Yi N， Zhang L， et al.“Does Institutional Pressure Foster Corporate Green Innovation？ Evidence from Chinas top 100 companies”in 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 2018， Vol.188， pp.304-311.

⑦高葦、成金華、張均：《異質性環境規制對礦業綠色發展的影響》，《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2018年第11期，第150—161頁。

⑧王娟茹、張渝：《環境規制、綠色技術創新意愿與綠色技術創新行為》，《科學學研究》2018年第2期，第352—360頁。

①Michailova S， Ang S H.“Institutional Explanations of Cross-border Alliance Modes： The Case of Emerging Economies firms”，in Management International Review， 2008， Vol.48， pp.551-576.

②Liao Z.“Institutional Pressure， Knowledge Acquisition and a Firms environmental innovation”，in Business Strategy and the Environment， 2018， Vol.27， pp.849-8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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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Damanpour F.“Organizational Complexity and Innovation： Developing and Testing Multiple Contingency Models”，in Management science， 1996， Vol.42， pp.693-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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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Scott W R. Institutions and Organizations： Ideas and Interests， Sage Publications， 2008.

⑦Escobar L F， Vredenburg H.“Multinational Oil Companies and the Adoption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 Resourcebased and Institutional Theory Interpretation of Adoption Heterogeneity”， in 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 2011， Vol.98， pp.39-65.

⑧Montalvo C.“General Wisdom Concerning the Factors Affecting the Adoption of Cleaner Technologies： A Survey 1990—2007”，in 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 2008， Vol.16， pp.7-13.

⑨Khanna S.“Measuring the CRM ROI： Show Them Benefits”， in http：//www.crmforum.com，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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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張鋼、張小軍：《企業綠色創新戰略的驅動因素：多案例比較研究》，《浙江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4年第1期，第113—124頁。

③劉穎、鐘田麗：《連鎖董事影響管理者負債融資決策嗎？——基于風險承擔視角的實證檢驗》，《內蒙古社會科學》（漢文版）2019第4期，第1—8頁。

④Ocasio W.“Towards an Attention-based View of the Firm”， in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1997， Vol.18， pp.187-206.

⑤Lau D. C.， Murnighan J K.，“Demographic Diversity and Faultlines： The Compositional Dynamics of Organizational Groups”， in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1998， Vol.23， pp.325-340.

⑥李楠博：《本土情境下高管團隊斷裂帶對企業綠色技術創新的影響》，《科技進步與對策》2019第17期，第142—150頁。

⑦Lau， D. C.， Murnighan， J. K..“Demographic Diversity and Faultlines： The Compositional Dynamics of Organizational Groups”， in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1998， Vol.23， pp.325-340.

①鐘榴、鄭建國：《制度同構下的綠色管理驅動力模型與創新路徑研究》，《科技進步與對策》2014年第12期，第12—17頁。

①董直慶、王輝：《環境規制的“本地—鄰地”綠色技術進步效應》，《中國工業經濟》2019年第1期，第100—118頁。

②鄺嫦娥、路江林：《環境規制對綠色技術創新的影響研究——來自湖南省的證據》，《經濟經緯》2019年第2期，第126—13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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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余偉、陳強、陳華：《環境規制、技術創新與經營績效——基于37個工業行業的實證分析》，《科研管理》2017年第2期，第18—2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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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鐘楊、陳永國、王奎明：《中國城市居民環保態度藍皮書（2013—2015）》，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

⑦鐘楊：《中國城市居民環保態度藍皮書（2018）》，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

⑧姜宇涵、羅楊梅、惲瑞麗：《汽車制造企業綠色創新投入與財務績效的相關性研究》，《財務與金融》2018年第1期，第15—22頁。

①李楠博：《本土情境下高管團隊斷裂帶對企業綠色技術創新的影響》，《科技進步與對策》2019第17期，第142—150頁。

②Lau D C.， Murnighan J K.“Demographic Diversity and Faultlines： The Compositional Dynamics of Organizational Groups”，in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1998， Vol.23， pp，325-340.

③趙芳、程松松：《外部壓力、技術創新與企業環境表現——一個有中介的調節模型》，《學習與探索》2019年第6期，第144—150頁。

①Preacher K J， Hayes A F.“SPSS and SAS Procedures for Estimating Indirect Effects in Simple Mediation Models”， in Be？ havior research methods， instruments， & computers， 2004， Vol.36， pp.717-731.

②溫忠麟、葉寶娟：《有調節的中介模型檢驗方法：競爭還是替補？》，《心理學報》2014年第5期，第714-726頁。

PressureandExpectation：ResearchonDrivingMechanismof EnterpriseGreenTechnologicalInnovationfromthe PerspectiveofEcologicalCivilization

LI Nan-bo

Abstract：In the context of increasingly fierce contradiction betwee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this paper studies the driving mechanism of enterprise gree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by taking the listed companies in heavy pollution industries in China from 2013 to 2017 as research sampl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original driving force of green technology innovation comes from two aspects of institutional pressure and expected earnings. Institu？ tional pressure can be further decomposed into regulatory pressure， normative pressure and cognitive pressure. The three kinds of pressure and expected return are mediated by the environmental attention of the senior man？ agement team， and the synergy drives the green technology innovation of enterprises. The promoting effect of expected earnings on enterprise gree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s negatively regulated by the fracture zone in？ tensity of the senior management team， while that of environmental attention of the senior management team and institutional pressure on gree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s positively regulated by the foundation of enter？ prise innovation， which forms the driving mechanism of enterprise gree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from the per？ spective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The research provides a reference for improving the green technology inno？ vation ability of enterprises and regions.

Key words： institutional pressure， expected earnings， gree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driving mechanis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