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語文獻中苗族族稱表記釋證及相關研究述評*

⊙ 劉 巖 陳 芳 畢洋洋

(貴州大學外國語學院，貴州 貴陽 550025)

引言

在中國古代典籍記載中，苗族的先祖最早可以追溯到原始社會時期活躍在中原地區的蚩尤部落。苗族起源于中國，但由于歷史、政治、戰爭等原因，其族群也分布在東南亞、歐美等地，橫跨五大洲的10多個國家和地區。[1]在不同時期，對苗族的稱謂也有所不同。苗族族稱最早出現于甲骨文中，從堯舜時期的“南蠻”，到商周時期的“荊蠻”。到了漢代苗族被統稱為“武陵蠻”，東漢之后改為“五溪蠻”，等等。雖然苗族在中國古代一直被人以“蠻”相稱，但從未脫離“苗”的稱呼，所以在解放后族稱統一為“苗族”。正因為“苗族”族群在世界上分布較廣，又經歷了多次戰爭、遷徙等大規模的逃亡和移居活動，各地“苗族”族群的語言存在很大差異，因此對自己族群內部的稱呼也有所不同。

一直以來，國內學者對苗族族稱較為關注，主要集中在苗族內部分支族稱、歷時演變及其語言表記等方面，海外學者在研究中如何稱呼及表記苗族尚未受到關注。少數民族族稱是少數民族文化的精髓，又是少數民族文化的載體。[2]在中華優秀文化“走出去”的時代背景下，理清海外學者對苗族族稱的表記實況，不僅可以把握海外學者對苗族的認知，而且對促進少數民族認同與團結、增加少數民族凝聚力等也具有重要現實意義與學術價值。

一、問題提出與研究構思

收集整理海外苗族研究文獻并對其進行多角度解讀一直是我國學者高度重視的研究課題，國家也對此給予了大力支持。截至目前，縱覽涉及苗族研究的課題與文獻，國內學者對海外苗族研究主要集中在英、法語世界，或以“海外”為上位概念進行相關文獻的收集、整理、翻譯與研究?？梢哉f，日本學者的苗族研究一直被置于海外苗族研究框架之中。對于這一現象，筆者有四點需要說明：第一，日本學者苗族研究是海外苗族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這一點毋庸置疑；第二，日本學者苗族研究之初帶有“殖民侵略”與“文化尋根”的雙重色彩，且苗族作為難民并未流散至日本，所以日本學者的苗族研究呈現了與英語世界不同的學術譜系與關注焦點；第三，國內學者對日本苗學研究的關注不足，綜合而言，現有研究主要集中在對日本知名苗族研究學者的作品翻譯出版與譯介述評、宏觀上日本苗族研究的時代特征及代表性作品的介紹與解讀；第四，國內學者關注日本苗族研究主要集中在“他者—自我”，缺乏“他者—他者”視域下日本學界對中國以外苗族的關注與追蹤。

基于此，筆者對日本苗族研究的相關文獻進行了收集，不僅著眼于日本學者對中國苗族的研究，也將日本學者對中國以外國家和地區苗族研究的史料文獻進行了系統收集。在收集整理的過程中，以何為關鍵字進行檢索方能保證數據收集的完整性與正確性成為關鍵點。苗族作為世界流散民族，其根在中國，分布在東南亞地區,并流散到了西方世界。面對居住在不同區域、不同國家的苗族，日本學界在研究苗族的過程中是如何在日語表記上對其進行區分的，一直以來尚未引起學者的關注。

基于上述發現與思考，本文以目前收集整理的日本學者苗族研究的百年文獻為線索，以日語文獻中苗族族稱表記為焦點，基于“他者—自我”與“他者—他者”的綜合視角，從歷史要因、國際視野及語言學等方面對苗族族稱表記的實況進行分析與總結。在此需要說明的是，由于日本學者對苗族研究的族稱呈現了多樣性的特點，為避免混淆，本研究中以“苗族”作為中國苗族及中國以外地區苗族的統稱。

二、日語文獻中苗族族稱的日語表記

(一)日本學者鳥居龍藏與其苗族族稱表記

日本對苗族的研究已有百余年的歷史?？梢圆樵兊降淖钤缥墨I是1901年鳥居龍藏發表在《東京人類學會》雜志上的《東部黥面番語與苗族語言之比較》。其主要內容是通過臺灣東部原住民語言與中國苗族語言之間的比較，找尋兩族之間存在的某種聯系。在這篇文章中，出現的關于“苗”民族的日語表述有“土蕃”“苗族”“Miao族”等形式，其中使用最頻繁的是“苗族”的日語表記。文中對于“苗”民族的介紹有這樣一句話“一葦帯水ヲ距ツル支那大陸ノ土蕃(苗族ノ如キ)?！盵3]這里的“土蕃”指的是土著居民，但作者又在后面加上了注釋，將“苗”民族稱作為“苗族”。在文章中“土蕃”“苗族”兩種表記形式交替出現，后又統一表記為“苗族”，最后又出現了“Miao族”這種羅馬字拼音表記方式。隨后在鳥居龍藏的《清朝云南猓玀的調查》(1903)、《中國苗族的地理學分布及其現狀》(1903)、《苗族的笙》(1904)等一系列文章中，都以“苗族”對中國苗族進行表述。[4-6]從鳥居龍藏開始，越來越多的日本學者將“苗族”這一表記形式用在對中國苗族的稱謂上。

(二)日本學者苗族族稱表記的多樣性

進入20世紀中期，由于受當時條件限制，日本學者無法進入中國西南地區進行田野調查，因而轉向對東南亞地區山地民族的調查與研究。改革開放以來，尤其是進入21世紀，隨著西部大開發戰略實施，越來越多的日本苗族研究學者踏訪中國西南地區展開田野調查與研究，研究成果迭出。

筆者研讀日本學術論文數據庫CINII、日本國立國語圖書館及日本科研數據庫KAKEN中涉及苗族研究的論文著述，系統整理了這些文獻里涉及苗族族稱的表記方式，具體可以歸結為：“苗族”“苗(ミャオ)族”“ミャオ族”“メオ族”“ムー族”“モン族”“HMONG族”等7種表記方式，呈現為日語漢字詞、日語片假名、日語漢字詞+片假名、羅馬字等組合形式。整體而言，日本學界對苗族族稱的表記尚未統一，呈現出多樣化的傾向，且因研究學者及踏查區域不同，具有明顯差異性。

三、日語文獻中苗族族稱的日語表記釋證與其相關研究述評

本節旨在依據日本學界苗族研究百年文獻，對苗族族稱表記進行釋證，并結合時代背景、歷史地理等要素，對相關研究成果進行述評，以期為我國國內苗族研究成果的日譯及傳播、中日苗族研究學者的學術交流提供翻譯角度的參考。

(一)苗族、ミャオ族、苗(ミャオ)族

根據目前收集與整理到的日本學界中國苗族研究的文獻，發現日本學界對中國苗族研究的族稱表記集中表現為“苗族”“ミャオ族”“苗(ミャオ)族”，并呈現出顯著的歷時特征。

1.苗族

如前所述，日本最早關于對中國苗族進行日語表記的文章是1901年鳥居龍藏的《東部黥面番語與苗族語言之比較》。鳥居龍藏關于一系列苗族論著的成果，一方面拉開了日本學者對中國西南地區苗族研究的序幕，另一方面鳥居龍藏在論述中對中國苗族族稱直接采用中日同形詞“苗族”，一直到1957年，日本學界涉及中國苗族的研究等也均采用了這一表記方式。

2.ミャオ族

1959年由日本文化人類學會出版的《苗族部落入口處的村落共有的石磨與少年》對苗族的表記并未以中日同形詞“苗族”進行表記，而是采用了“ミャオ族”的表記方式。[7]據筆者所收集的資料顯示，這是日本學界第一次以“ミャオ族”的方式對中國苗族進行表記。苗族的“苗”在中文中的羅馬字表記為“MIAO”，很顯然“ミャオ族”的表記是采用了音譯的方式，將“MIAO”分解為“MIA+O”，即“ミャ+オ”。在新中國成立以前，關于苗族的自稱眾多，但尚未形成統一，在新中國成立以后統稱為苗族。從其論文發表時間上看是在新中國成立以后，可以說日本學界對中國苗族族稱這一音譯表記方式的出現與我國對苗族的統稱不無關系。此后，日本學界以音譯的方式，用“ミャオ族”來稱呼中國苗族，并且廣泛應用于各類著述中。

伴隨著中日關系的好轉以及改革開放的到來，通過田野調查研究中國苗族成為這一時期日本苗族研究學者的重要手段，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學者是鈴木正崇，其苗族研究跨越了30年。鈴木正崇于1983年在有著苗族大本營之稱的黔東南地區展開調查。1985年鈴木正崇與金丸良子合著的《中國西南地區少數民族——貴州省苗族民俗志》出版。該書中僅對“苗”族的稱呼就出現了“ミャオ族”“メオ族”“モン”“ムー”等許多種形式，是從20世紀初鳥居龍藏開始研究“苗”族以來，對“苗”族族稱的一個合集。[8]具體而言，專著題目依舊采用了中日同形詞“苗族”的表記，同時書中對苗族自稱及內部分支也進行了日語表記，如“ムー”是苗族自稱“HMUB”的音譯，“モン”是“HMONGB”的音譯，“メオ族”是“HMAOB”的音譯，可以說拓展了日本學界對我國苗族族稱表記的形式，使之更加多樣化，同時也對我國苗族研究學術成果的日譯提供了重要的參考價值與學術依據。

曾士才于1986年在鈴木正崇、金丸良子合著的《中國西南地區少數民族·貴州省苗族民俗志》和鈴木正崇著的《中國南部少數民族志——海南島·云南·貴州》兩書的書評中曾寫到“東南アジアのメオ族が自稱モン(HMONG)なのに対し、本書で扱う貴州東南部のミャオ族はムー(HMU)と自稱する集団であり、生業的には水稲……”。[9-10]這句話指出了在東南地區的“苗”族自稱為“モン”，但對于日本來說確實習慣將這些自稱為“モン”的地區稱作“メオ族”；同樣，把自稱為“ムー”的貴州黔東南地區“苗”族稱作“ミャオ族”?？梢钥闯?，作者用“ミャオ族”來稱呼中國的“苗”族，用“メオ族”統稱東南亞地區分布的“苗族”族群。此論點充分反映出了日本學界在研究苗族的過程中，對不同國家及地區的苗族稱呼進行了區分。

3.苗(ミャオ)族

伴隨著日本學界中國苗族研究的深入，逐漸出現了對二者進行結合，即“苗(ミャオ)族”的表記方式，這與以往單獨以“苗族”或“ミャオ族”進行表記有所不同。1989年淺川滋男發表《貴州苗族吊腳樓》一文，題目中以“苗(ミャオ)族”的組合方式對貴州苗族進行了日語表記。[11]20世紀90年代，日本名古屋女子大學委派數位學者至貴州，對苗族、布依族的民俗、生活形態等方面進行實地考察，發表論文數十篇，并收錄在名古屋女子大學紀要中，論文集中也均采用了“苗(ミャオ)族”表記方式。進入21世紀以后，縱覽日本學界苗族相關論著可以發現，關于中國苗族族稱表記主要為“苗族”表記、音譯“ミャオ族”表記及二者結合及漢字假名混合表記“苗(ミャオ)族”的形式。

通過上述分析與整理，發現日本學界對中國苗族族稱的表記經歷了從早期的中日同形語“苗族”表記，到20世紀50年代末出現音譯“ミャオ族”表記，到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出現二者結合，即漢字假名混合表記“苗(ミャオ)族”的形式的流變，這三種形式也逐漸成為日本學界中國苗族研究中對苗族族稱最主要的表記方式。

4.日語“苗(ミャオ)族”表記的固定化

日本學者苗族族稱表記研究中不能忽視或者說是需要思考的問題是：晚清時期鳥居龍藏一開始以中日同形字“苗族”來表記中國苗族，其日語讀音是什么？與當下眾多學者所使用的“苗族”的日語讀音是否相同？音譯的“ミャオ族”是何時被收錄在日本的字典中？這一系列問題與日本學者苗族族稱表記的歷時演變息息相關。

根據《大辭林》《新明解》《新漢語林》等記錄顯示，“苗”的日語音讀為“ビョウ”“ミョウ”兩種。1901年鳥居龍藏對中國苗族的族稱表記為“苗族”，即中日同形詞，按照日語、漢語、外來語及混合語的分類來看，很顯然中日同形詞的“苗族”為漢字詞，其發音應該為音讀，即“ビョウ族(BYOU ZOKU)或“ミョウ族(MYOU ZOKU)”。按照《大辭林》記載，“苗族”的讀音為“ビョウゾク”，其解釋為“ミャオ族”，目前“苗族(ビョウゾク)”這一說法已經不再使用，被“ミャオ族”取而代之。[12]根據本文所收集的文獻顯示，最早以音譯“ミャオ”表記中國“苗”的文獻始于1959年，與最早以中日同形詞“苗族”表記中國“苗族”相隔近60年。因此推斷在晚清時期以中日同形詞表記中國苗族的日語漢字詞“苗族”讀音應該是“ビョウゾク”。

但隨著以音譯“ミャオ族”的表記出現，特別是20世紀90年代出現了“苗(ミャオ)族”的表記方式，打破了晚清以來以“日語漢字詞+音讀”來稱呼中國“苗族”的表記形式，且這一表記方式逐漸被眾多學者所接受，并廣泛使用。據查閱相關資料，最早收錄“苗(ミャオ)”的字典是《大辭林》第三版，具體收錄時間是在2006年，從收錄的時間差上看也證明了晚清時期的中日同形詞“苗族”的讀音應該是“ビョウゾク”這一結論。目前“苗(ミャオ)”這一表記形式已經收錄在日本的《大辭林》《日漢字典》等辭書當中，且對其進行了概念性的闡述。

以《大辭林》為例，表記為“ミャオ【苗】〔Miao〕”，解釋為“中國の華南地方に住む民族。インドシナ半島北部山地にも分布し、焼畑耕作を行う?！盵12]同時，在《超級クラウン中日辭典》中對“苗族”的解釋為“[民族]ミャオ族.中國の少數民族.貴州·湖南·雲南·広州·四川·湖北に居住”。同樣可以證明對中國苗族的表記及讀音均采用了“ミャオ族”。[13]

綜上可以斷言，我國苗族族稱的日語表記經過百年演變，其音譯的“苗(ミャオ)”已經成為日本學界對我國苗族族稱的表記方式，而這一音譯也成為日語漢字詞“苗族”的讀音。因此閱讀日語文獻的時候即使出現中日同形語“苗族”表記，我們也要肯定其日語讀音為音譯的“ミャオ”，而非音讀的“ビョウ·ミョウ”。同時，直接以“ミャオ”族來表記中國“苗族”族稱的論文著述還很多。

(二)メオ、モン、HMONG、モン(HMONG)

晚清時期，鳥居龍藏的西南踏查之旅拉開了日本學者苗族研究的序幕，之后由于歷史、戰爭及政治等因素，日本學者無法深入中國西南腹地開展田野調查，轉而通過研究居住在東南地區的苗族來探知中國苗族。與日本學者對中國苗族族稱表記的歷史變遷相比，日本學界對東南亞地區苗族的表記則較為一致。據收集的資料顯示，日本學界對東南亞地區苗族的族稱表記主要有4種，即“メオ”“モン”“HMONG”“モン(HMONG)”。筆者認為主要原因是東南亞地區有很多不使用漢字的國家，因此日本學者在研究東南亞地區苗族的時候普遍采用了音譯及羅馬字的表記方式。

1.メオ

2.モン、HMONG、モン(HMONG)

較早涉及東南亞地區苗族研究的是太田常藏。他的《緬甸苗族的興替》一文發表于1958年，其題目中對苗族的表記為“モン”，來源于“HMONG”的音譯。[18]整體而言，日本學者對東南亞地區苗族的表記方式主要集中在“モン”“HMONG”“モン(HMONG)”等三種表記方式，且這三種表記可以說是成為一體，均來自于“HMONG”，只存在使用語言表記的差異。

筆者收集與整理的關于“モン”研究的文獻共計48篇，研究區域涉及緬甸、老撾、泰國、越南、美國等地區，這一表記方式是日本學者對中國以外地區苗族的表記方式，呈現了跨國別、跨區域的統一性。研究內容涉及苗族社會醫療、房屋構造與集落空間、居住環境、兒童文學、糧食問題、植物種植與紡織、民族紛爭與婚姻、難民研究、法律意識、民族教育等，呈現了多元化的研究趨勢。從研究學者群上看，逐漸形成了以東南亞苗族研究為中心的科研人員，他們和通過東南亞地區苗族研究來探究中國西南地區苗族的研究學者不同，完全以東南亞地區苗族為核心，并不涉及中國西南地區的苗族研究。譬如相繼獲得三次日本文部科學省科研課題立項的中井信介，以東南亞地區HMONG族的生業形態、居住環境及農耕民族的定居問題等展開研究。此外以泰國山地民族兒童發育問題為研究中心的笠井直美，以HMONG族民族紛爭為研究焦點的宮原千周，致力于HMONG族地區HMONG族女性問題研究的今井彬曉，側重HMONG族群服飾流通研究的宮脅千繪，關注難民研究的寺尾美紀與中井理等，均是研究東南亞地區以苗族為核心的山岳民族的中堅力量。這些學者相繼發表著述，取得了豐碩的研究成果。

由于歷史地理等原因，日本學者的東南亞苗族研究早期是囿于日本學者踏訪中國西南文化尋根的研究中。進入21世紀，開始以國家課題項目系統性、集中性地研究東南亞地區苗族，逐漸擺脫了“文化尋根”等框架，形成獨立、穩定的學術團體。苗族作為我國西南地區少數民族，由于戰爭等原因，逐漸成為國際流散民族。日本學界中對流散在英法語世界的難民苗族給予關注的學者是吉川太惠子，其以生活在美國、法國、澳大利亞三地的苗族為研究對象，通過歷時6年的采訪與考察，完成了博士論文《跨越時空的羈絆：以作為難民流散三國的苗族社會為事例》，全文用日語撰寫，題目中關于苗族的表記采用了“モン”。2019年，其在博士論文的基礎上又出版了專著《離散民族HMONG：跨越時空的羈絆》，此項研究可謂是彌補歷年來日本學界只關注東南亞及中國西南地區苗族研究的闕如，將其視野放置于歐美等英語世界的HMONG族研究，完全擺脫了日本學者初始研究中國苗族“文化尋根”的束縛。[19-20]

3.日本學者同時涉及中國和東南亞地區苗族研究中的族稱表記

日本學界在對苗族的研究過程中逐漸形成了分別以中國苗族和東南亞地區苗族研究的學術團體，雖然基于無法跨越的自然地理、民族文化等要素，但還是有部分學者兼顧了對中國西南地區和東南亞地區苗族的關注。

以研究中國西南地區苗族為重心的鈴木正崇、金丸良子、田畑久夫等人也對東南亞地區的苗族進行了考察與研究，后發表論文《越南山地民族(2)：苗族》(1997)、《越南北部少數民族——以同文巖石高原苗族為中心》(2003)等，在論述中均采用了“モン”的表記方式，而在對中國西南地區苗族研究的論著中則采用了“苗族”“ミャオ族”“苗(ミャオ)族”等表記方式，反映出日本學者對跨國流散民族苗族的族稱表記做了區域劃分。[21-22]宮脅千繪則將研究放置在苗族的“越境”問題，在其論文及相關國家課題中均采用“ミャオ(モン)”共同的表記方式，反映出日本學者對中國苗族作為世界流散民族的“流散”這一鮮明屬性的重視，做到了中國苗族與流散海外苗族在日語族稱表記的統一。

四、結論

從晚清時期日本學者鳥居龍藏踏訪中國西南，拉開了日本學者對苗族研究的序幕，至今已有百余年的歷程，詳細的文獻記錄、空間攝影、田野調查、獨特的研究視角等史料信息為我國海外苗族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寶貴文獻，翻譯與述評其相關研究，對我國了解海外苗族情況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與現實意義。

本研究基于收集與整理的文獻信息，對日本學界苗族族稱的表記進行了歷時與區域考察。研究結果表明，日本學界對中國苗族族稱表記主要集中在“苗族”“ミャオ族”“苗(ミャオ)族”上，經歷了從早期的“中日同形詞+音讀”表記“苗族(ビョウゾク)”到“片假名+音譯”表記“ミャオ”再到“中日同形詞+音譯讀音”表記“苗(ミャオ)族”的流變，且“苗(ミャオ)族”逐漸成為日本學界對中國苗族表記的主要方式，同時被收錄在日本的各類辭書當中。與之相對，日本學界對中國以外國家與地區的苗族表記集中在“メオ“モン”“HMONG”“モン(HMONG)”上，由于“メオ”具有蔑稱的含義，已經不再被使用。另外，日本學界對苗族研究的歷程中分別形成了以中國苗族研究、東南亞地區及英語世界為研究核心的學術團體，對苗族族稱的表記呈現了顯著的區域特征。此研究成果不僅可以把握他者視閾下對世界流散民族苗族的認知，同時為我國苗族文化的對日傳播與翻譯提供理論支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