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程的社會“嵌入”研究
——兼論昆明PX項目“嵌入”失敗的教訓

范曉娟， 聶馥玲

(內蒙古師范大學科學技術史研究院， 內蒙古呼和浩特 010000)

1 問題的提出

隨著我國城市化進程的不斷推進， 大型城市基礎設施的建設逐步增多， 而遍布全國各地的交通網絡也使得人們的出行變得越來越便利， 這與一系列大大小小的工程項目的投資建設密不可分. 這些工程項目在不斷改變人們生活方式與提升人們生活水平的同時， 也存在一定的負面效應與社會風險. 近年來， 全國大部分省市都出現了因一些工程項目而引起的惡性群體性事件， 給社會帶來了極大的負面影響， 昆明PX項目工程就是其中的代表工程之一. 該項目自向社會公眾披露之初就在昆明當地引起了強烈的抗議， 造成的負面影響較為深遠， 更因后續處置、 管理不善而導致該項目最終“流產”， 也就是說， 昆明PX項目最終“嵌入”社會失敗. 本文即以該項目作為研究案例， 結合工程社會學中的社會行動理論， 在一定約束條件下， 探討工程社會行動， 其中既有工程技術方面的標準與約束條件， 也有工程社會影響方面的標準與約束條件. 這兩個大方面的約束條件是影響工程社會“嵌入”成功的關鍵因素.

本文利用案例分析法研究工程社會“嵌入”的影響， 分析該項目社會“嵌入”失敗的原因， 探討科學合理的治理路徑， 最后總結工程社會“嵌入”的哲學觀察， 為其他工程的社會“嵌入”提供參考.

2 “嵌入”、 社會與工程之間的關系

國內對于工程社會學的研究尚處于起步階段， 大部分學者對該學科的認識還存在一定的分歧. 本文著重梳理國內學者對工程、 社會以及工程“嵌入”的研究文獻， 力求理清他們之間的關系， 為后續研究打下基礎.

2.1 工程的內涵

在工程社會學理論當中， 認為工程具有以下幾個方面的內涵： 一是工程是一種涉及了政治、 經濟、 文化、 社會、 倫理等多種因素的系統性實踐活動. 這一方面主要以李伯聰提出的“工程共同體”為代表， 主張在分析工程中的社會現象時， 應當融入以上多種因素進行綜合性地分析[1-2]； 二是工程存在于一定的社會結構與社會關系之中， 不可能隔離于社會而存在. 也就是說， 工程會受到社會結構與社會關系以及一定時間與空間的約束， 具備一定的“嵌入”特性. 這一方面主要是以趙文龍提出的“社會工程”范式為代表，強調工程的“嵌入”特性，并進一步明確了工程活動的規律[3-4]； 三是工程是一種集體性的社會分工與合作活動， 不可能由單個個體單獨完成， 而專業化程度越高的工程， 其對參與工程師、 工人、 投資者與管理者等相關利益主體的合作要求也更高. 這一方面以毛如麟提出的“建設工程系統”為代表， 認為建設工程只是社會的一個子系統， 但這個子系統又有政治子系統、 經濟子系統等互相交融， 同時， 其內部也可以看做是一個復雜的小社會[5]； 四是工程不是單純的思辨活動， 而是具備極強實踐性的社會活動[6]. 因此， 在分析和開展工程活動時， 都應當將工程實施的社會風險與負面社會效益都考慮其中. 這一方面以陳紹軍提出的“社會評價”論為代表， 他們認為分析和開展工程活動時， 都應當將工程實施的社會風險與負面社會效益都考慮其中[7].

2.2 “嵌入”是工程影響社會的方式

“嵌入”的概念最早出現在經濟學理論當中， 是由卡爾·波蘭尼在研究經濟活動時提出“經濟的社會嵌入”這一觀點. 他認為經濟活動在“嵌入”社會當中時， 也會受到社會制度與行為的約束. 到20世紀80年代， 馬克?格蘭諾維特在卡爾?波蘭尼觀點的基礎上， 對“經濟的社會嵌入”理論的內涵進行了拓寬與外延， 認為“經濟行為嵌入于社會結構”. 此前， 對于社會結構對經濟行為的影響， 不同的經濟學家提出了不同的觀點， 但都是以個體行為方式為出發點， 強調個人經驗對個人行為的影響， 沒有將個人行為與社會結構結合起來研究， 而是將其分割開來， 認為個人行為是以滿足自身功利需求為目的. 馬克?格蘭諾維特則認為， 經濟活動的社會嵌入不應當將個人行為與社會結構區分開來， 而應當根據一定的約束條件將其歸納為一個行動“場域”， 而這些約束條件是社會情境以及個體經濟行為的理性選擇， 即個體經濟行為不會與社會結構割裂開來， 而是會受到社會情境的影響而進行理性選擇[8].

工程的社會嵌入也是如此， 工程“嵌入”社會的過程就是工程與社會互動的過程， 是工程影響社會的主要方式， 而最終目的就是工程能夠建設營運， 發揮其應有價值. 但是在工程立項、 施工建設與營運過程中， 都會對社會產生一定的影響， 同時也會受到社會的排斥. 如何化解社會排斥， 使工程項目能夠成功“嵌入”社會就成了工程社會學科中關于工程社會“嵌入”的關鍵所在. 根據趙文龍等提出的類似“經濟行為嵌入社會結構”的觀點[9-11]， 工程對社會的嵌入主要是通過工程社會活動來實現. 縱觀國內外成功嵌入社會的工程項目， 理性是工程社會活動的前提， 而這種理性顯然是與工程所在區域及影響波及區域的社會結構與社會關系相適應、 相符合的， 而嵌入失敗的工程則多是忽視了社會結構， 存在非理性選擇的情況. 20世紀80年代之前， 大部分重大工程項目多以政府主導， 通常以“強勢姿態”嵌入“弱勢社會”， 工程社會活動理性缺失的情況十分普遍. 隨著社會的發展， 正如詹姆斯·斯科特[12](James Scott)所言， 各種形式的“極端現代主義”必將導致那些試圖改善人類狀況的項目失敗. 而隨著“工程社會嵌入”相關理論研究的發展與演變， 關于工程對社會影響方式與內涵的研究理論更為豐富， 同時， 預測和評價工程對社會影響情況方法也更具操作性， 應用性也得到了極大的提升.

2.3 工程與社會互相建構成“工程社區”

在工程社會學學科體系當中， 認為工程社會活動是一項實踐性極強的活動， 它不可能與社會現實完全割裂開來， 否則將無法展開. 也就是說， 工程活動必然會受到其所在區域的社會結構及社會關系的影響和約束. 同時， 作為一種“社會事實”， 工程社會活動也在不斷地影響其所處的社會， 二者之間呈現出一種互為前提、 相互制約、 辯證統一的關系.

我們可以形象地將工程的社會“嵌入”看做石頭投入湖面的情景， 石頭的投入會引起層層水波， 不斷向周圍擴散， 但最后會逐步消失， 歸于平靜. 工程嵌入社會的過程也是如此， 在嵌入初期會引起一定的社會震蕩， 但是類似的工程問題通常不會波及整個社會， 只會在一個小的范圍內形成一定的影響， 而這種影響若能得到良性的處理， 最終必然會重歸平靜. 所以， 可以將工程所在區域及其所影響的范圍稱之為“工程社區”， 這就是工程“嵌入”社會過程中的區域特性. 但是， 與石頭對湖面的影響范圍可見不同， 工程與社會之間雖然相互建構成“工程社區”， 但是工程對社會的影響以及社會對工程的影響都存在一定的不可見性和復雜性[4]. 雖然這種不可見性與復雜性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我們對“工程社區”邊界的界定， 也就是工程對社會的影響范圍的估量存在一定的難度， 但是可以依據地理空間來對“工程社區”的物理形態進行區分， 從而提高評估工程社會影響的精確性. 具體劃分如下： 其一是“帶狀”工程社區. 這種物理形態的工程社區主要是由交通工程造成的， 如近年來國內大范圍修建的高速公路、 高速鐵路以及城市內的快速公交(BRT)等. 這種交通工程波及延長范圍極廣， 通常會涉及到多個區域； 其二是“塊狀”工程社區. 這類物理形態的工程社區主要是以固定在某一地理空間內實施的工程項目所造成的， 如在某一村、 鎮、 區(縣)或市等區域內實施的工程項目， 一般不會波及到其他地區[9]. 所以， 從物理空間層面來講， “工程社區”這一概念可以視為工程對社會的影響區域.

而基于社會結構與社會關系層面來講， “工程社區”是與工程利益相關者的統稱， 其中包括各級地方政府、 業主單位、 設計單位、 施工單位、 監理單位、 監測機構以及受影響的當地居民等工程涉及的一系列利益群體. 可以借鑒李伯聰先生提出的“工程共同體”概念來加以說明， 即工程活動時工程與利益相關者之間集體性互動的集合， 其中更包含有技術、 經濟、 政治、 社會、 管理、 倫理、 心理、 環境等多種要素.

所以， “工程社區”包含有受影響的物理空間和受影響的社會結構這兩個層面上的含義， 這兩個層面的意義都存在工程與社會之間的互動關系， 而“工程社區”也正是通過二者之間的互動建構而成.

2.4 工程的社會嵌入與社會排斥

工程的社會嵌入與社會排斥既是理論問題， 也關系到決策、 評估、 運作、 博弈、 工程建設等多方面的問題. 由于工程活動是一個動態的活動， 有一定的生命周期， 因此， 對工程的社會“嵌入”與“排斥”的研究， 在工程社會學中與經濟社會學中有一定的差異， 這種差異主要體現在經濟社會學對社會“嵌入”與“排斥”主要基于狀態、 關系與角度等方面進行研究， 而工程社會學除了要研究狀態、 關系與角度外， 還更側重于規劃、 決策、 設計、 運作、 博弈、 過程、 結果等多個角度來進行研究.

任何一個工程都經歷了“從無到有”的過程. 起點即是規劃與設計， 根據李伯聰[13]的觀點， 針對工程項目的社會評估也主要集中在這一階段， 其主要目的是對工程項目社會影響的評估， 如果資金、 人員、 技術、 環境等約束條件都能符合要求， 那么工程方能進入實質性的運作與實施階段. 所以， 工程的社會“嵌入”實質上是一個運動過程， 是工程誕生與開創的過程. 但是這個運動過程也可能遇到反對的力量， 這種反對力量就是社會“排斥”. 社會“排斥”的力量主要來自受到工程“嵌入”負面影響的社會群體， 一旦這些受影響的社會群體反對“嵌入”取得成功， 就代表該工程的社會嵌入失敗了. 而社會排斥也是可以通過工程運作來克服的， 在這之中， 又包含有一個突出的“鄰避效應”或“鄰避綜合征”， 這是工程遭受社會“排斥”的主要因素， 即大部分群眾雖然知道部分大型社會工程對社會發展有益， 但是卻希望這些工程“不要興建在我家附近”[13]. 如何克服“鄰避效應”是工程嵌入過程中需要深刻研究的問題. 但能夠克服并不代表能夠輕易克服， 而是應當在決策、 設計與實施階段就應當加以重視， 否則一旦運作失敗， 那么工程的社會“嵌入”也會遭遇失敗， 例如本文所提到的昆明PX項目就是因為沒能克服社會“排斥”的力量而導致失敗. 由此可見， 工程的社會嵌入與社會排斥是一組存在相互關系的概念.

3 工程社會“嵌入”的基本特征與影響因素

3.1 工程社會“嵌入”的基本特征

工程社會“嵌入”除了具備一般社會行動的特征之外， 工程社會“嵌入”過程還具備以下幾項基本特征[14-19]：

第一， 行動主體互動的復雜性. 每一個工程項目都涉及到多個利益相關主體， 既包括政府單位和非自愿移民， 也包括投資者、 設計單位、 檢測機構等直接參與機構. 這些利益相關主體的利益訴求都有一定的差異， 想要使工程能夠順利實施， 就需要通過各行動主體之間通過良性的互動來開展一系列的博弈， 從而實現整個“工程社區”利益的最大化， 而這種互動與博弈則就是工程社會“嵌入”活動復雜性的體現.

第二， 明確的目標指向性. 工程項目行動主體之間的互動雖然十分復雜， 但其根本目的是圍繞工程而展開， 最終目的則是以控制社會風險、 促進正面效益的發揮、 實現工程與社會的良性互動等一系列的方式與措施來確保工程成功“嵌入”社會.

第三， 工程活動的周期性. 工程項目從初始論證立項階段到最終運營管理階段， 都應當有合理的行動策略. 但是在不同的階段， 行動策略也有所不同， 例如在準備階段的工程行動策略主要以工程論證、 預測、 評估以及公眾參與為主， 而在施工階段則主要以業主、 承建企業與受影響區域內的群眾及其他群體為主. 隨著工程周期的不斷向前推進， 各行動主體的利益訴求也會出現一定的變化， 因此， 行動策略也應當及時作出調整.

第四， 規范取向的多元化. 從前文分析可知， 工程會受到社會結構與社會關系的影響和約束， 而這種影響與約束在某些特定區域中又會呈現出一定的特殊性， 如同類型的工程項目在不同的國度內在技術標準、 社會關系影響等方面的要求都有一定的區別， 部分工程甚至還要將所在地風俗習慣考慮到其中. 所以， 工程在“嵌入”社會過程中， 除了要考慮一般性的規范取向， 也需要考慮地方特殊性的規范與價值取向.

3.2 工程社會“嵌入”的影響因素

工程的社會“嵌入”具備極強的實踐性， 這也是工程在嵌入社會過程中會造成顯著社會影響的根本原因. 影響工程社會“嵌入”成功與否的因素眾多， 同時也是工程社會學科中重點研究的問題之一， 時至今日， 針對這一問題的研究也從未停止. 但由于工程社會“嵌入”具備行動主體互動的復雜性、 規范取向的多元化等特征的存在， 使得工程社會“嵌入”的影響因素較多， 同時， 不同的工程社會嵌入的影響因素也呈現出復雜性和多元化等特性. 根據工程社會評估等方面的研究結論， 可以大致將影響工程社會嵌入成功與否的因素分為以下幾個維度[20-23]： 第一， 工程的合理性. 在這一維度中， 對工程社會嵌入的主要影響因素有土地利用的合理性分析、 對區域環境的影響、 對區域宏觀經濟社會環境的影響、 土地房屋征用后不補償等； 第二， 工程的合法性. 在這一維度中， 對工程社會嵌入的主要影響因素有政策規劃和審批程序、 行業準入、 對項目的依法管理等； 第三， 工程的可行性. 在這一維度中， 對工程社會嵌入的主要影響因素有技術條件、 經濟支撐、 建設條件、 社會環境對項目的敏感性、 社會對項目的包容性等； 第四， 工程的安全性. 在這一維度中， 對工程社會嵌入的主要影響因素有運營期安全影響、 施工期間安全影響等； 第五， 工程的可控性. 這之中主要包含項目的風向管理體系、 輿論導向等.

當然， 以上維度的影響因素只是從一個大概的范圍來進行歸納與概況， 工程想要成功“嵌入”社會之中， 還需要對以上維度的影響因素做更為深入的研究與分析， 同時還應當關注項目所處區域以及所波及區域的實際情況， 如此才能制定積極有效的措施來應對和解決工程項目在“嵌入”社會的過程中所面對的各種問題， 才能真正增強工程與社會之間的相互適應性， 最終實現成功“嵌入”.

4 實例分析

PX， 英文para-xylene的縮寫， 中文學名“對二甲苯”， 這是一種無色透明、 氣味芬芳的液態芳烴類化合物， 常用于塑料、 聚酯纖維與薄膜的生產， 因此， PX項目也叫作二甲苯化工項目. 根據我國商務部發布的數據顯示， 從2010年開始， 我國就成為世界最大的PX生產國和消費國， 但是國內PX的生產并不能完全滿足國內市場的消費需求， 因而我國也是PX產品的進口大國. 這種狀況使得國內PX產品的價格會受到國外進口PX產品價格的影響， 基于國家產業布局與國家、 地區宏觀經濟利益角度來看， PX項目存在一定的投資價值. 但是從國內的實施情況來看， 大部分PX項目都引發了群眾性事件， 一度使全國各地群眾陷入談PX項目而色變的境地， 如昆明PX項目就是一起典型的 “嵌入”失敗的案例. 本文就以該案例作為研究對象， 分析該項目失敗的原因， 并探討相應的治理路徑.

4.1 昆明PX項目的社會行動歷程

昆明素有“春城”之城， 當地環境優美， 氣候宜人， 少數民族眾多， 總人口達700多萬. 昆明PX項目實質上是指中石油云南項目的一個副產品生產項目， 這個項目醞釀于2004年， 2006年開展可行性研究， 并于2012年獲得國家環保部批準. 但是該項目一直到2013年2月才正式登上《昆明日報》的版面， 至此方為昆明群眾所熟知. PX項目最后以政府召開新聞發布會宣布中石油云南項目不生產PX產品而告終， 這就表示該項目“嵌入”社會已然失敗.

除開醞釀、 可行性研究、 審批等環節之外， 自2013年2月見報以來， 民眾對該項目的抵觸情緒日益增長， 而該項目的一系列社會行動如下所示：

2013年3月29日， 昆明市政府召開PX項目新聞發布會， 回應群眾披露該項目相關信息的要求. 政府發言人就云南省成品油供應鏈、 PX產品供需情況、 項目所在地的地理環境等方面做出了相應的解釋， 但同時也表示副產品處理的可行性評估報告結果尚未完成. 但是該發布會并沒有安排工作人員來回答任何記者提問， 會議期間沒有任何群眾代表受邀參加.

2013年4月18日， 昆明本地環保組織對昆明PX項目進行了現場調查， 認為該項目存在信息披露不充分、 缺乏公眾信息溝通渠道. 而項目所在地的官員則表示， 項目的環境評估報告屬于國家戰略機密， 只有將其中的機密部分剝離之后才可公開披露， 同時也沒有回答民間組織提出的項目選址以及對昆明環境影響情況的問題.

2013年4月底， 中共昆明市委要求高校教師與學生不可提及PX項目， 并要求高校師生簽署不以任何手段參與該項目抗議活動的承諾書.

2015年，廣州博物館、廣州科學館、 廣州紀錄片研究展示中心等文化設施相繼正式開工。 廣州重大公共文化服務設施都坐落于城市中心，既是廣州城市形象的重要組成元素，也是提供可供文化服務的物質條件。廣州博物館、廣州美術館和廣州科學館齊聚在廣州新中軸線上，廣州文化館坐落于海珠湖北側，與園林、湖景相結合，體現了廣州地方文化的特色。這四大館在廣州新中軸線上形成“3+1”格局，與海心沙、廣州大劇院、廣州圖書館新館、廣東博物館、廣州媒體港等文化設施一起，圍繞廣州塔形成“眾星捧月”的優美格局。

2013年5月4日下午， 昆明市爆發“春城拒絕污染項目”大游行， 其所針對的項目正是PX項目. 而昆明市工商局則在游行前后要求口罩經營戶銷售各類口罩須執行實名制購買登記， 官方還禁止銷售白色T恤衫， 打字復印店同樣采取了實名制， 凡涉及PX的就需要登記， 需出示身份證.

2013年5月13日， 昆明市政府再次召開新聞發布會， 邀請相關領域專家11名， 民意代表40名. 在讓專家詳細闡述PX產品相關知識以及宣布啟動民主決策程序后， 仍表示不能公示環評報告.

2013年6月25日， 昆明市政府雖然公布了環評報告， 但報告主要針對煉油項目， 幾乎沒有針對副產品的環評報告， 即PX產品項目在該環評報告中并未得到體現. 并且該環評報告內容較為簡略， 環評機構也以保密處理.

經歷了這一系列工程社會行動之后， 群眾對于該項目的抗議聲浪越來越強烈， 最終昆明市政府承諾石油云南項目取消PX產品的生產， 這就代表昆明PX項目嵌入社會已然失敗.

4.2 昆明PX項目“嵌入”失敗的原因及其治理路徑

4.2.1 昆明PX項目“嵌入”失敗的原因

回顧昆明市PX項目的一系列社會行動， 根據前文列述的工程社會嵌入影響因素， 可知昆明PX項目“嵌入”社會失敗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幾點：

第一， 選址不合理. 昆明PX項目地址位于昆明市正上風方， 廢氣的排放極有可能被吹入城區， 可能對當地大氣環境造成極大影響. 該項目在生產PX產品時， 設計取水量超過了王家灘水庫的取水量， 王家灘水庫是當地取水工程的規劃工程. 同時， 該工程的修建也由于所處位置生態脆弱等問題而一直存在可行性不足的爭議， 這也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群眾對昆明PX項目的排斥心理.

第二， 信息公示透明度不足. 很顯然， 群眾由于缺乏對PX產品生產及相關知識的了解， 對陌生的事物容易產生恐慌心理. 但昆明市政府及相關部門一直都采取消極的方式來應對群眾對項目信息披露的要求， 項目可行性報告與環評報告的披露要么以“國家機密”為由拒絕披露， 要么披露的信息不夠詳細， 同時也沒有構建合理的雙向溝通渠道， 信息公示透明度嚴重不足， 這在一定程度上增強了群眾對該項目的排斥心理.

第三， 缺位的企業. 工程的投資者與管理者都是工程主要的利益相關者， 而工程想要成功“嵌入”社會， 各利益相關者都應參與到互動中來， 提出自身合理利益訴求， 通過溝通、 協商等一系列措施之后， 方可明確目標. 但昆明PX項目背后的投資企業在整個事件當中并沒有主動參與到其中來， 無論是新聞發布會還是民意代表見面會， 都是以政府主導， 項目承建方并沒出現. 在政府公信力較為薄弱的當下， 項目承建方更應當主動站出來， 與群眾溝通， 確保信息傳達的真實性與充分性. 而昆明PX項目的投資企業顯然沒能達到這一目的， 這也是導致該項目“嵌入”失敗的原因之一， 同時也表示該項目的承建企業缺乏社會責任.

第四， 公眾參與度嚴重不足. 受影響的群眾作為工程利益相關主體， 也有參與互動的權利， 但從前文一系列工程社會行為分析可知， 昆明本地群眾對該項目決策過程中的參與度嚴重不足. 而在新聞發布會中， 要么沒有民意代表參與， 要么不回答民意代表提出的問題， 這顯然都使得群眾對該項目的合理性、 可行性、 安全性等因素存在質疑， 排斥心理自然會不斷強化.

第五， 缺少工程風險防控體系. 工程引發群眾性事件也是工程社會風險的表現形式之一， 但從該工程項目的一系列社會行動來看， 顯然是缺乏風險預警機制， 無論是對輿論的圍堵還是對群眾訴求的刻意忽視， 都說明該工程對社會風險防控體系存在缺陷.

4.2.2 針對昆明PX項目“嵌入”失敗的治理路徑

針對昆明PX項目“嵌入”失敗的原因， 結合前文中對嵌入、 工程及社會關系的梳理， 并參考其它PX項目的治理經驗， 提出以下幾點建議：

第一， 做好工程社會影響評估. 從目前學術界對工程及工程社會影響評估的研究來看， 提前做好工程評估是現行工程項目成功“嵌入”社會的必要條件. 工程評估在經歷了“技術評估”與“經濟評估”之后， 隨著研究的進展與社會的實際需求， 工程評估體系更為全面， 如今已將“環境評估”及“社會影響評估”也涵蓋其中， 其重要性意義不言自明. 昆明PX項目本應做好全面的工程影響評估， 并做到充分公示. 只有做好技術評估與環境評估以打消群眾對安全性方面的疑慮， 做好經濟評估以強化項目的經濟效益及社會價值， 才能逐步減小公眾因對相關知識與技術的不了解而對該項目的“排斥”.

第二， 提高工程社區凝聚力. 根據趙文龍先生提出的“工程社區”論以及李伯聰先生提出的“工程共同體”理論可知， 工程“嵌入”社會的過程把與工程利益相關主體連接成了一個共同體， 在這個共同體當中， 不僅僅是政府應當積極參與管理與調節， 相關企業也應當以一個管理者身份并采取積極的應對措施來應對項目的社會“排斥”. 在政府方面， 應當提高信息公示的透明度， 應當以積極的態度來收集、 整理群眾的意見， 并作出明確的反饋， 不能以消極的態度， 試圖蒙混過關； 在項目企業方面， 項目承建方應當積極參與與群眾的溝通， 在政府信息公示的基礎上， 補充技術與環評方面的信息， 積極釋疑解惑， 以打消群眾對項目的疑慮與錯誤認識. 同時， 政府與承建企業都應當正確面對群眾的鄰避情節， 充分從社會、 經濟、 環境等多方面闡釋選址的理由， 以盡可能消除群眾的鄰避情節.

第三， 制定備用“嵌入”計劃. 對于一個項目而言， 想要完全依照預定計劃成功完成工程“嵌入”幾乎不太可能， 在“嵌入”過程中或多或少都會出現預期計劃之外的情況， 也會出現諸多與社會排斥相關的因素. 針對這一情況， 除了需要制定完備的預防性評估之外， 還應當制定合理的備用“嵌入”計劃. 可以參考廈門PX項目， 該項目公布之初同樣受到了群眾大規模反對， 并引發群體游行， 導致第一次“嵌入”失敗， 但廈門市政府和承建企業迅速總結經驗和教訓， 放棄了原定的“嵌入”計劃， 并迅速擬定新的“嵌入”計劃， 實施異地嵌入， 最終“嵌入”成功. 如今， 該項目已步入正式運營階段.

5 工程社會“嵌入”的哲學觀察

工程社會“嵌入”是一個十分復雜的問題， 作為一項社會活動， 除了具備一般社會活動的特點與問題之外， 工程社會“嵌入”也有自己的特殊問題. 對社會“嵌入”的分析應當始于工程社會學的元問題， 那就是工程與社會的關系. 雖然不同的學者提出了不同的觀點來闡釋工程的內涵以及工程與社會的關系， 但將工程看做是一項社會實踐活動仍是主流看法， 并且這一項實踐活動涉及到了政治、 經濟、 社會、 文化、 倫理等多個領域， 因此， 工程與社會之間的互動就是研究工程社會“嵌入”應主要關注和考察的重點. 正是由于工程具備有極強的實踐性， 因而工程在“嵌入”社會的過程中， 會對人與人、 人與自然之間的關系產生顯著的影響. 這種影響既可能是正面的， 也可能是負面的. 其中， 工程“嵌入”社會過程中的負面影響， 往往就是引發工程社會風險的風險源. 所以， 應當辯證地看待工程與社會之間的互動關系， 也就是工程“嵌入”社會的過程.

工程是人類理性實踐的載體， 但同時也存在諸多非理性的“嵌入”過程， 如為了發展經濟而忽視自然生態環境的保護， 忽視對人民群眾生命安全的保護， 又如為了謀取私利而損害公共利益等. 前者是引發群眾鄰避效應的主要根源， 后者則是導致社會不公現象的推手之一. 隨著公眾意識的覺醒與轉變， 類似的“極端現代主義”在工程社會嵌入過程中已然行不通， 工程的社會“嵌入”已經不能單靠少數人的意志強行完成. 但與之對應的是， 工程的社會“嵌入”同樣也不會因少數人的意志而變得完全理性， 同樣會受到時間、 空間等客觀條件的約束和限制. 因此， 站在“嵌入性”視角而言， 工程的社會“嵌入”是會受到各種社會條件限制的， 同時， 工程的立項、 施工、 建設及運營都會對社會關系或社會結構產生一定的影響， 二者之間既可能因良性的互動而融為一體， 也有可能因為非良性互動而終止， 昆明PX項目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由于工程覆蓋的地理空間范圍不一， 其所產生的社會影響范圍也有一定的區別. 同時， 又由于所處的地理位置不一， 因而， 工程的社會“嵌入”往往還會受到地方風俗的影響. 也就是說， 同樣類型的工程， 在不同的地區所受到的社會約束條件也會存在較大的差異. 這就涉及到社會工程中地方性知識的問題， 而受到傳統文化與風俗的影響， 不同地區的風俗文化孕育了不同的思想與認識， 因而對工程的社會排斥力度與方向也存在較大差異， 因而在“嵌入”過程中有必要加強工程與社會的互適性分析.

應當始終明確的是， “落地生根”是工程社會“嵌入”的終極目標， 無論是基于對工程內涵的研究， 還是對工程與社會關系的分析， 都是圍繞這一目標展開， 同時也是各學派觀點中不可回避的問題. 從工程社會“嵌入”的基本特征與影響因素來看， 工程與社會之間應當通過一系列的社會行動來達到相互建構、 相互適應的目的， 其中多層次的群眾參與、 社會風險的防范是在工程技術水平達到相當高度之后更應當著重關注的問題. 總而言之， 工程能夠落地生根， 能夠發揮相應的社會效益與經濟價值， 并與所處環境形成良好互動， 是每一項社會工程的最終目標.

6 結論與展望

從昆明PX項目所采取的一系列社會行動來看， 選址不當、 信息公示透明度不夠、 企業缺位、 公眾參與度不足等是該項目“嵌入”失敗的主要原因. 應當從做好工程社會影響評估， 減小群眾對項目的排斥； 提高工程社區凝聚力， 消除群眾鄰避情節； 制定備用“嵌入”計劃等方式來加強對類似項目的治理. 總而言之， 工程社會“嵌入”是一個十分復雜的系統問題， 具備較強的實踐性. 而這種實踐又存在理性與非理性并存的辯證關系， 其中更包含有地方性知識的影響與制約. 但無論如何， “落地生根”是工程社會“嵌入”的終極目標， 在此過程中， 無論是工程社會影響評估， 還是克服工程社會排斥， 都是圍繞這一目標所展開. 未來針對工程社會“嵌入”的研究將會更加系統化、 細致化， 并且更為注重與實踐相結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