禮物交換視域下農村隨禮文化研究
——以安徽S村為例

李婭

（貴州民族大學民族學與歷史學學院，貴州 貴陽 550025）

一、禮物交換文化簡述

禮物交換由來已久。中華尚禮，《禮記·曲禮上》記：“太上貴德，其次務施報。禮尚往來，往而不來，非禮也；來而不往，亦非禮也?！比欢?，關于禮物人類學意義上的研究最早來源于西方，新中國成立之后傳播到國內的人類學在中國大地上生根發展，關于禮物的人類學研究也漸入佳境。雖然中西方的社會結構有一定的差異性，但禮物在這兩種不同形式的社會中都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禮物交換成為維系人與人之間感情的最主要方式之一，人們表面似乎是在交換物品，實質上是在無形間架構或者鞏固自己所在社會網絡中的位置。換而言之，個人在社會交往中于無形間被要求通過禮物交換定位自己在不同種類的人際關系中的地位，這也是一種自我認可和被認可的表現，也即“個人身份的文化結構”的一種表現。

西方禮物交換的人類學研究萌芽于摩爾根的《古代社會》中有關人類社會中普遍存在的禮物交換及隨禮行為的描述，發展成熟于莫斯的《禮物——古式社會中交換的形式與理由》[1]70，該書對禮物交換的方式及其意義進行了系統深刻的人類學闡述。在禮物交換的研究中不難發現，其交換形式主要分為三段，即送禮—受禮—回禮，其中對回禮的研究最甚。秦迪迪總結前人研究認為回禮的原因主要有三：一為禮物之“靈”，二為互惠原則，三為禮物的不可讓渡性[1]70。禮物之“靈”的說法延用了莫斯的主張，一個人饋贈出的禮物實際上是他靈魂和肉體的一部分，而接受某個禮物也就是接受了送禮者的一部分身心精髓。保留這種具有對方身心精髓的物質是危險的，不僅因為這樣做在族群中是不被允許的，而且因為它在道義上、身體上以及心靈上來自于某個人[2]。正是禮物中含有的“靈”迫使受禮者進行回禮。汲喆則認為禮物交換過程中贈禮者與受禮者雙方互相期待的心理機制就是禮物中所存在的“靈”[3]，即贈禮者期待收到回禮的心理機制迫使受禮者進行回禮?；セ菰瓌t首先為馬林諾夫斯基所提出，他總結在美蘭尼桑社會中關于禮物的“回”與“給”的權利與義務被無形中組織進一條互惠鏈中，人們受禮之后必須回禮是因為如果不“回”，對方會因此而終止“給”，這一條聯系起群體的互惠鏈就不能維持部落氏族的友好往來[1]70。禮物的不可讓渡性解釋是現代社會的一種新型解釋，戴門認為禮物的不可讓渡是因為禮物中凝聚著個體的私有勞動為個人所獨有[1]71。C.A喬格瑞在與商品交換進行比較后得出人們只有在相互依靠的人群之間才會進行不可讓渡物品的交換，如群體氏族之間、親屬之間等[4]。

縱觀莫斯《禮物——古式社會中交換的形式與理由》一書，禮物交換的發展演進大致可以分為三階段形式，即第一階段“整體性的饋贈”，在該階段中群體之間交換的禮物是在某個較大范圍內的非經濟物品交換的一部分；第二階段是群體之中德高望重的人之間進行的禮物交換；第三階段就是當代社會中普通個體之間的禮物交換[4]。本文著重討論第三階段的禮物交換形式，即現代社會中普通個體之間的禮物交換，并以隨禮這一普遍存在的禮物交換形式進行論述。

二、隨禮文化中親屬關系網絡的建構與重塑

閻云翔在考察黑龍江下岬村的禮物交換時指出不管是親屬意義上還是社會意義上的隨禮行為都不能打破現存的社會地位等級體系[5]。筆者在S村的考察中發現當下S村的隨禮現象在一定程度上已打破閻云翔所描述的下岬村的隨禮規則。在S村中，親屬關系網絡在隨禮中得以重新建構，傳統意義上的親屬地位等級逐漸在現代化的隨禮行為中被重新定義。

筆者在S村考察的過程中有幸參加過一次當地的傳統婚禮，在該婚禮的隨禮中傳統等級的親屬關系被隨禮金額的多少所重新組織建構。S村的婚嫁傳統中舅舅的地位十分的尊貴，屬于親屬等級的較高階層，因而其在外甥或外甥女的婚禮中隨禮也應是最多。筆者因與結婚的女孩W有過一些交集，在征得允許的情況下得以翻看她家的隨禮賬簿。隨禮賬簿是中國多地常見的一種記錄來客隨禮金額多少的記錄本，在S村隨禮賬簿一般由東家請的村中有學問之人來擔任，與之搭伙的是東家一名至親負責收取禮金。在翻看隨禮賬簿之后，筆者發現W的四姨娘比W的舅舅在隨禮金額上多出200元錢，W的另外三位姨娘的隨禮金額相同并低于其舅舅的禮金。

四姨娘的做法在傳統禮物交換意義上帶有典型的競爭性表達，但并沒有在村中引起任何社會輿論，也沒有造成姊妹間的不和。在后續深入的考察訪談中筆者了解到此種有悖于傳統規則而不受輿論壓力的隨禮行為其背后的真實原因，概括起來即為關系。W的母親與兄弟姐妹們的關系十分融洽但與W的四姨娘關系最為親密，形成該種情感遠近現象的原因大致有三：首先，這兩姐妹在閨中屬于連襟姐妹，尚未出嫁時兩人經常共同勞動日積月累的感情非常深厚，出嫁后兩家所居住的村子也相距不遠，這也為二人之間情感聯系提供了很大的空間便捷性。其次，這眾多的兄弟姐妹中除了最小的弟弟之外其他的三個姐姐都和家人在外地務工，只有春節才返鄉過年與親人團聚，這就使得姊妹間交流的圈子在無形中縮小到只有兩三個人，該種親屬圈的建立無形中深化了兩姐妹的感情。最后，兩人關系要好的最主要原因還要歸屬為兩家在多年日常交往中的相互扶持。在彼此成家多年的日子里，兩家不管遇到什么事情都會在一起商量，即使碰到需要用錢周轉的事情，兩家也都會毫不猶豫的借錢給對方以提供最大的支持。在日常生活中，兩家也會互贈一些物品，比如蔬菜、干貨等等。W告訴筆者在她出嫁的前幾天她母親因生病不得不臥床打點滴，而招待至親的來訪及料理家務和做飯等事都是四姨在她家主持。在農村中，親密關系就是在一些日常生活中的瑣事上慢慢建立起來的。一則農村中不會有什么特別大的事情需要幫忙，也不會有什么較大的資金流轉；二則歲月沉淀了二人的感情，雖沒有什么驚濤駭浪的大事，但是正是生活中那些不起眼的溫暖的小細節將人與人緊緊地聯系在一起。

W的四姨娘在W的婚禮上隨禮金額多過其舅舅的行為已然對傳統親屬等級中舅舅應承擔的責任提出挑戰，該挑戰之所以不受群體質疑與輿論控訴并在該群體中廣泛存在，究其原因也為關系，為群體對關系重于傳統親屬等級體系的默認。由此不難看出，在S村禮物交換中彼此關系的遠近深淺已突破道德規范下禮物交換需要遵守的規則。梁簌溟先生曾說中國社會既非個體本位也非團體本位，而是關系本位，其重點并非集中于特殊的個人，而是交換中個人之間的關系[6]。顯然，在現代社會中親屬關系遠近深淺所造成的現實影響已遠遠超過傳統親屬等級觀念對個體的規范與要求。筆者認為此種傳統規則的被打破在現代社會將會成為一種必然趨勢，案例中是低階親屬打破高階親屬的隨禮等級體系，事實上S村中還不乏朋友的隨禮金額多過親屬的現象。關系在人際網絡的重構中所起到的巨大作用粉碎了傳統規則對人們的約束，這樣的粉碎在一定程度上雖對傳統有所破壞，但在更深的意義上使群體能更加正視個人之間、群體與個人之間以及群體與群體之間的紐帶關系、聯結關系。

三、隨禮文化中人情的弱化與加強

禮物交換表面為人與人之間相互贈送有形之物品，實為人際關系網絡疏密的一種外化表現。閻云翔先生在《禮物的流動》一書中指出：“禮物可以被視為一種符號，或依靠關系這一社會基礎傳達人情的工具?！盵7]那么這其中就會出現體現在隨禮金額上的人情加強與弱化。

不可否認隨禮金額的多少不僅與關系的遠近深淺相關聯更與社會經濟發展密切相關，但其中起著較大作用的仍是一地方隨禮文化的深刻影響。隨禮金額的攀升在S村由一開始的20元到50元不等發展到現在的200元到2000元不等，除了一些競爭性的隨禮行為以外，造成當下該種局面的當為S村中群體默認的往來隨禮增加規則。如A家之前給B家隨禮100元那么A家如果再操辦事情B家隨禮的金額只能大于100元或者等于100元而不能低于之前的100元。這種不能低于就是S村群體默認的往來隨禮規則，如果低于之前對方隨禮的金額就會受到村里輿論的攻擊，久而久之該個體及家庭與他人之間的人情逐漸弱化，人際關系網日漸疏散，換而言之，在隨禮過程中情緒流露由表層“禮”的義務性表達向發自“真心”的意愿表露轉換或向相反方向轉換的可能，使表、里兩層的人際交往有趨向重疊或分離的可能[5]。筆者在家鄉經常聽人們談起J家，說他家不厚道在回禮的時候扣對方的禮，這里的扣禮也就是隨禮時J家的禮金低于之前對方的隨禮金額。筆者身邊幾戶跟J家有交往的人家在交往幾次后都覺得十分的氣憤，對這種扣禮的行為更是表示不恥，有的甚至決定以后與J家斷絕交往。據知，J家不僅與朋友交往時有扣禮行為，在與自家親戚的往來中也有這種行為，與J家親戚關系十分緊密的一家也曾表示以后盡量不和J家有人情往來（即隨禮往來）。顯然，J家的隨禮行為直接導致其在村中的人際關系網絡于無形中日漸瓦解，違背地方禮物交換規則也導致其與其他人人情的弱化?，F在隨禮行為上的人情弱化現象將會對個人及家庭的人際關系網絡造成幾乎無法修復的傷害，群體的冷遇及不容納，輕者會使當事人及家庭陷入一種被孤立的處境，重者則會成為逼迫其搬離一地的推手。

傳統社會，遵循一地禮物交換規則的雙方在禮物交換過程中基本都能實現強化彼此感情的作用，但隨著社會的發展，農村外出務工的浪潮的侵襲使得這一傳統效用也在漸漸被打破，究其原因則為單純的隨禮行為無法支撐人與人之間長期無交往的感情。反之，鄰里之間緊密往來的生活日常在簡薄的隨禮行為中得到不斷的強化與沉淀。S村中鄰里之間的默契為誰家辦事以200元禮金為標準來進行隨禮，隨禮禮金雖是當地隨禮金額等級的最低級，然而在“抬頭不見低頭見”“遠親不如近鄰”的鄉村生活中，這樣的隨禮是必要的。禮物交換的價值在維持群體長期生活秩序上而非短期的個人得失上，因此，個體之間互惠的禮物交換建構、加固鄉村群體這張人際關系網絡。

人情的弱化與加強在隨禮這一年深日久的行為中逐漸形成，關系的疏散與建構也在此過程中逐漸完成。關系的遠近深淺雖不由隨禮金額的多少決定，但在一地隨禮規則下違背該規則的個體必然會因此受到不同程度的沖擊，遵守該規則即會收獲不同程度的益處。

四、禮物交換視域下隨禮文化的啟示

從上述親屬、鄰里此類有傳統等級地位體系的圈層與松散無序的人際圈層中人際關系的變動與重構，可以看出中國的社會結構在很大程度上并非由固定的、一成不變的制度支撐，相反，流動的、個體相互組織的網絡在更深更廣的層面上架構著中國的人情社會。隨禮文化之于中國鄉民年深日久，影響深遠，對個體之間關系網絡的搭建、重構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隨禮不是簡單的禮金之間的機械交換而是個體感情得以表達的中間途徑。誠然，禮物交換是中國社會中傳遞情感搭建關系所不可缺少的方式之一，隨禮雖然只是在某個特殊日子進行的禮物交換，但正因為其是在特殊日子才進行的禮物交換因此所起到的作用相較于日常生活中頻繁的禮物交換而言更為顯著，影響也更為深遠。

然而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隨禮行為近些年來慢慢演化為一種潛在競爭式的行為，成為鄉村個體的一種負累，借錢隨禮的現象在村里也時有出現。筆者認為此種現象的出現非為隨禮之過，實為時代風氣所惑。攀比、爭風的扭曲心理掩蓋了隨禮本身的聯結意義而成為一種炫耀財富的手段，群體抱怨其為繁重的隨禮行為壓迫至深，然而卻無法跳出此種局面審視此種境況乃是群體的長期行為所形成的。筆者雖不贊同出于攀比心理的競爭式隨禮行為，但同意符合一地經濟發展水平的隨禮行為，一方面這樣的隨禮行為不會給雙方造成不可承擔的經濟壓力，另一方面有效聯結了彼此的人情不至因隨禮過少而覺得對方可有可無，從而形成一種勢均力敵的人際關系網絡。

閻云翔在《禮物的流動——一個中國村莊中的互惠原則與社會網絡》一書中曾說：“禮物可以看作一種文化符號，或依靠關系這一社會基礎傳達人情的工具?！盵7]84中國傳統社會中人際關系網絡的搭建、改善基本都是在禮物流動的基礎上完成，群體內部及群體之間的團結、分散也在禮物流動的過程中不斷發展。諸如隨禮行為的禮物流通手段可以使個體甚至群體在此過程中更有效地正視自身所處的社會人際關系網絡，找準網絡中屬于自身的結點從而更健康、更高效地實現個人成長與社會良性運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