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業失敗對農民再創業績效的影響

魏娟 劉天軍

摘 要：鄉村振興背景下，我國農村地區的創業活動蓬勃發展，然而頻繁發生的創業失敗現象尚未引起足夠重視。農村地區創業失敗研究的匱乏給農民創業實踐和制定農村創業支持政策帶來巨大挑戰?；诮涷瀸W習理論，利用浙江、安徽、陜西和河南4省235位有過失敗經歷農民創業者的實地訪談數據，實證檢驗創業失敗對農民再創業績效的直接影響與間接影響。研究發現：創業失敗程度與農民再創業績效之間表現為倒U型關系;創業失敗學習在創業失敗程度與再創業績效之間發揮積極中介效應;創業警覺性雖在創業失敗程度與再創業績效之間的中介作用不顯著，但失敗學習與創業警覺性的鏈式多重中介效應通過了顯著性檢驗，即失敗學習通過激發農民創業者的創業警覺性，進而提高再創業績效。因此，農民創業者應重視創業失敗恢復，加強失敗心態管理，以抑制過度失敗對再創業績效的負效應，同時應加強創業失敗學習以期提升再創業績效;政府可通過開設創業學習培訓和創造包容的創業文化來提升農村地區的創業質量。

關鍵詞：農民創業;創業失敗;失敗學習;創業警覺性;再創業績效

引 言

鄉村振興背景下，我國農村地區的創新創業環境得到很大改善，在此機遇下，農村地區的創業活動蓬勃發展。僅2019年，各類返鄉入鄉創新創業人員累計超過850萬，本鄉創新創業人員達3 100多萬[1]。然而，由于創業活動充滿風險與不確定性，加之農民創業者相比其他創業群體有其內在局限性和外部約束性[2]，導致風險加劇，創業失敗屢屢發生。令人欣慰的是，很多失敗后的農民創業者再次投入創業事業，希望“東山再起”。面對農民創業“九死一生”的殘酷現實，厘清創業失敗對農民創業者后續創業行為及再創業績效的影響，在微觀層面有助于農民創業者實現脫貧致富和持續創業就業，在中觀層面有助于高效利用有限的創業資源、激發廣大農民群體的創新創業能力，在宏觀層面對提升農村地區創新創業質量，助推脫貧攻堅和加快鄉村振興具有重要價值。

創業失敗作為一種獨特的先前經驗，可以顯著影響后續再創業績效[3-4]，但其影響究竟如何尚未達成一致意見。一方面，經驗學習理論認為創業失敗正向影響再創業績效，原因是失敗經歷為創業者提供了寶貴的學習機會，幫助他們增長創業知識，提升創業技能，提高再創業準備水平，進而增強再創業績效[5];另一方面，認知理論卻認為創業失敗具有創傷性，使創業者遭受經濟損失的同時也引致諸多負面情緒（如悲傷、內疚等），影響創業者的認知水平與決策能力，不利于再創業績效[6]?？v觀已有文獻，本文認為產生以上分歧的根本原因在于絕大多數研究僅依據簡單創業失敗次數來代理創業失敗，沒有綜合考慮創業失敗的多維特征以及失敗程度，導致對創業失敗的理解過于簡單和片面，因而無法打開創業失敗對后續創業行為及再創業績效影響的“機制黑箱”。

隨著對創業失敗的深入研究，創業失敗學習被看作一個重要的中介變量，幫助創業者提高創業知識和技能，提升新創企業績效，然而目前對創業失敗學習的中介作用還處于理論討論階段，相關實證研究鳳毛麟角。并且，創業警覺性作為創業機會識別的重要前因變量是否也在創業失敗與再創業績效之間發揮中介作用，特別地，經歷過失敗的創業者是否會通過失敗學習增加創業警覺性，從而進一步提高再創業績效，這一問題亦無法從現有文獻中得到解答。

此外，雖然創業失敗因其普遍性和多發性已引起國內外學者的廣泛關注，但梳理已有文獻，本文發現目前對創業失敗的討論都集中在城市地區。農民創業者普遍人力資本較低，認知水平有限，而創業失敗經歷作為一種獨特的隱性的專屬性先前經驗是獲取創業知識、提升創業技能的主要手段，因此創業失敗對農民創業者的后續創業行為、失敗學習、創業警覺性以及再創業績效等有重要影響。遺憾的是，農村情境下的創業失敗研究尚未引起足夠重視，導致無法有效指導農民的創業實踐，也為農村地區創業政策的制定帶來巨大挑戰。

基于以上背景，本文參考已有研究，結合創業失敗的多維特征與失敗程度[6-7]，同時借鑒經驗學習理論，構建鏈式中介效應分析框架，探索創業失敗對再創業績效的影響及其作用路徑，并利用我國浙江、安徽、陜西和河南4省235位農民創業者的實地訪談數據，驗證創業失敗對農民再創業績效的直接效應、失敗學習的中介效應、創業警覺性的中介作用以及失敗學習與創業警覺性的鏈式中介作用。

一、 理論基礎與研究假說

（一）創業失敗對再創業績效的直接影響

本文的研究對象為農民創業者，無法根據破產記錄或財務報表來定義創業失敗，因此借鑒Ucbasaran等對創業失敗的廣義定義：“創業者因創業企業未達到預期收益目標而最終選擇終止經營”[6]。同時，本文參考已有研究，從經濟損失、社會損失和心理損失三維度解析創業失敗，以此為基礎探討不同失敗程度對再創業績效的作用機制。

一方面，適度創業失敗對再創業績效有積極影響。首先，當經歷較小規模的創業失敗時，農民創業者應對經濟損失和處理個人債務的周期較短，后續創業企業所需初始資金的可得性較高，并且先前創業失敗的剩余資產如廠房、土地、機械等也可增加再創業的初始資源稟賦，有利于新業務的拓展與新企業的成長。其次，適度創業失敗可以幫助農民創業者獲得合作經驗與人際交往技能，篩選優質社會網絡，提高社會資本質量，幫助農民創業者從社會網絡獲得創業所需的物質資本與情感支持，有助于新企業的成長。再次，適度創業失敗有助于農民創業者明晰個人愿望與已達成目標之間的差異，刺激他們加倍努力以獲得成功[8]，同時幫助農民創業者切身感知創業活動的艱巨性與困難性，從心態上更好地調整和武裝自己以應對創業中所面臨的各種風險和挑戰，有助于農民創業者開發認知預警系統，在危機來臨前積極主動地采取應對措施[9]，進而有利于后續所創企業獲得成功。

另一方面，過度失敗則會顯著抑制農民再創業績效。首先，一旦農民創業者遭受的創業失敗超過一定閾值，為彌補先前失敗帶來的巨大“沉沒成本”，農民創業者在投資決策時可能傾向于極端風險偏好[10]，造成新創企業投資決策的非理性，不利于再創業企業發展。其次，農民的創業網絡普遍依附于親密的宗族網絡和街坊鄰居，當發生較嚴重的創業失敗時，難以割舍的“地緣、親緣”使農民創業者更容易遭遇來自周圍社交圈的孤立與貶低，甚至在后續創業事業中也不斷受到“污名化”社交的影響[11]，造成農民創業者的人際關系敏感，阻礙他們從社交網絡獲取創業所需物質資源和情感支持，減少對新創企業的精力與情感投入，不利于新企業成長。再次，一旦農民創業者遭受嚴重的創業失敗，很可能會陷入持久的內疚、懊悔之中，削弱他們的自我效能感和心理安全感，損耗他們投入到新企業的精力和注意力，也嚴重損害農民創業者的失敗反思能力與創業學習能力[12-13]，為后續創業決策和企業績效帶來消極影響。

基于以上討論，本文預期農民的創業失敗程度與其再創業績效之間呈現倒U型關系。具體而言，當失敗程度在可接受范圍內時，創業失敗的積極作用占據主導地位，即創業失敗促進再創業績效;一旦失敗程度超過某個特定閾值，隨著失敗程度的增加，消極作用不斷突顯并大于積極作用，進而表現出創業失敗對再創業績效的抑制作用。因此，提出以下研究假說：

H1：農民創業失敗程度與其再創業績效之間存在倒U型關系。

（二）失敗學習的中介作用

經驗學習理論認為創業失敗為創業者提供了一個寶貴的學習機會，幫助創業者獲得重要創業知識、經驗與技能，完善再創業行為與決策，增加再創業成功率[14]。Cope通過定性研究發現，創業失敗可以刺激創業者開展獨特的高水平創業學習，原因是失敗事件啟動早期認知預警系統，提醒創業者及時采取應對措施，避免重蹈覆轍，并且失敗經驗使創業者明確潛在行為范圍，從而顯著提高后續創業活動的籌備水平[5]。

聚焦本文的研究對象——農民創業者，他們普遍具有人力資本較低、認知水平不足、信息來源匱乏的內在局限[15]，且遠離高校、科研院所和咨詢機構，因而獲得創業知識和創業技能的方式非常有限。創業失敗作為個人專屬的、獨特的、有價值的先前經驗，可以為農民創業者提供寶貴的學習與技能提升機會，幫助他們將實踐所得轉化為重要創業能力，促進再創業績效的提高。具體而言，首先，創業失敗有助于提高農民創業者的機會識別能力，原因是農村地區的創業活動是高度政策導向型的[16]，有過創業失敗的農民創業者很可能對政策層面的信息更敏銳，對政策信息的解讀與評估也更深刻，因此能高效地發現、識別以及抓住有前景的創業機會。其次，創業失敗可以幫助農民創業者增加信息獲取渠道，獲得新知識與新信息，這些信息和知識的積累可以彌補企業的新進入缺陷[17]，幫助農民創業者提高認知水平，提升信息整合能力[18]，增強創新能力，進而有利于新企業成長。再次，創業失敗幫助農民創業者重新認識個人能力，了解自身的優缺點，反思失敗企業的優勢和劣勢[5]，有助于農民創業者完善生產方式和經營模式，提高資源利用率，提升再創業績效。因此，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說：

H2：農民創業者的失敗學習在失敗程度與再創業績效之間發揮積極中介效應。

（三）創業警覺性的中介作用

創業警覺性是創業者意識到變化、機會和那些可能被忽視想法的過程[19]，為創業者提供了從不同角度獲取信息、組織信息和解析信息的能力，用以發現和利用創業機會[20]。創業警覺性可以從先前創業經驗中獲得[21]，特別地，經過創業失敗的歷練，創業者的警覺性會得到明顯提升。首先，創業失敗迫使創業者投入大量時間和精力來思考失敗發生的原因，改進創業者的信息處理模式[22]，因而相比無經驗的創業者，他們常常更具有警覺性。另外，創業失敗迫使創業者關注周圍環境，關注市場變化，主動搜尋市場的不均衡，在這種對市場和環境有意識的關注中，創業者接收新信息，產生新想法，最終提升警覺性[23]。Tang等的研究表明企業家關于創業的先驗知識和先前經歷與其創業警覺性高度相關[20]。

已有研究表明創業警覺性對創業績效有積極作用。首先，創業警覺性在識別新的創業機會方面發揮關鍵作用。創業警覺性在一定程度上是個體的一種認知能力，這些能力幫助創業者觀察新趨勢，識別客戶需求，定位目標市場，設想出當前市場上不存在的新產品和新服務，從而找到具有潛力的創業機會[24]。其次，具有警覺性的創業者普遍對周圍環境非常敏銳[3]，這種對環境的敏銳性幫助創業者及時更新產品、調整策略來應對市場變化，保持競爭力，最終幫助創業企業實現增長。根據以上分析，本文認為農民創業警覺性也是連接創業失敗與再創業績效的重要橋梁，故提出以下研究假說：

H3：農民創業者的創業警覺性在失敗程度與再創業績效之間發揮積極中介效應。

（四）失敗學習與創業警覺性的鏈式中介作用

基于經驗學習理論，本文推斷創業者通過失敗學習，激活信息獲取與信息評估能力，提高創業警覺性。創業失敗提供的寶貴學習機會使創業者觀察環境中那些導致失敗的因素，了解所面臨的問題與困境，意識到信息之間的關聯性，實現對市場反饋的新解析，因而能注意到那些通常被沒有先前經驗的創業者所忽略的信息[25]。與此同時，通過從創業失敗中學習，創業者利用創業為何失敗的有效信息來修正企業管理方面的舊假設[12]，并且獲得行業知識，積累市場信息，熟悉政策法規等，這些知識和信息的積累為創業者創造了一個“知識長廊”，激發創業者的信息敏感度，提高創業者的信息評估能力，從而促進他們創業警覺性的提高[26]。結合前文的H2與H3，本文認為失敗學習與創業警覺性之間存在鏈式中介作用，即創業失敗通過正向作用于創業警覺性來促進再創業績效，并且這種創業警覺性的提高很大程度上依賴于創業者的失敗學習水平。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說：

H4：農民創業失敗程度通過正向激發失敗學習，從而增加創業警覺性，最終實現再創業績效的提升。

綜合以上研究假說，本文提出以下理論框架（見圖1）：

二、 研究設計

（一）樣本選擇與數據收集

本文以我國浙江、安徽、陜西和河南4省的農民創業者為研究對象，原因是這4省分別來自我國東部、中部和西部地區，在經濟發展水平、政策背景、文化差異、創業環境等方面具有顯著差異。根據研究目標，本文所訪談的研究對象均符合以下條件：（1）屬于農村地區常住居民;（2）目前正在開展創業行為，即是所經營小微企業/新型經營主體的所有者（合作社社長、個體經商戶、小作坊經營者，農場主等）;（3）經歷過符合本研究所定義的創業失敗。

課題組于2017年和2019年分別在浙江、安徽、陜西和河南4省10個地級市開展了農民創新創業問卷調查。數據收集過程采用典型抽樣和隨機抽樣相結合的方法。首先通過省農業局和互聯網了解農民創業基本情況，結合農民創業活動的活躍度、代表性及調研便利性等因素，初步選定要調研的地級市，這一階段采用典型抽樣方法。然后，向各個地級市的工商部門及中小企業協會申請到小微企業/新型經營主體名單，通過隨機抽樣的方式在每省確定250位調研對象。調研共計接觸農民創業者917位，其中242位創業者有過失敗經歷，課題組訪談了全部242位遭遇過先前失敗的農民創業者，剔除關鍵信息缺失的7個無效樣本后，剩余有效樣本235個，問卷有效率97.11%。本研究所使用數據的樣本分布見表1。

（二）研究變量的測量

1.創業失敗。本文借鑒Ucbasaran等的研究，從經濟損失、社會損失和心理損失3個維度來測量創業失敗程度[6]。同時，鑒于很多農民創業者失敗不只一次，因此受訪者被告知對最近一次創業失敗做出評價，原因是最近一次創業失敗被認為對目前的創業行為影響最大[18]。創業失敗量表共9個題項，具體題項有“我曾經因為創業失敗遭受巨大經濟損失”“我曾經因為創業失敗被親朋好友疏遠”“我曾經因為創業失敗感到絕望”等。創業失敗程度量表的內部一致性系數α為0.863。量表采用Likert 5點形式， 1表示“非常不同意”，3表示“中立”，5表示“非常同意”。

2.失敗學習。本文借鑒Cope的研究從4個維度來刻畫創業失敗學習[5]，具體內容包括：創業者自我學習，失敗企業及其終止學習，網絡和社會關系學習以及創業企業管理學習。量表共有14個測量題項，具體包括如“創業失敗后，我更了解自己的優缺點”“創業失敗后，我發覺創業時機選擇非常重要”“創業失敗后，我認識到如何經營人際關系”“創業失敗后，我學習到團隊管理技能”等，同樣為Likert 5點形式，內部一致性系數α為0.879。

3.創業警覺性。本文借鑒郭紅東、周惠珺和Jiao等的研究來測量創業警覺性[27-28]。量表一共包括6個題項，也采用Likert 5點，例如“我經常從政策法規中琢磨新的創業點子”“我對國家/地方出臺的扶持政策總是很敏銳”“為了發現新的創業想法，我對創業相關信息時刻保持關注”等。該量表的內部一致性系數α為0.737。

4.創業績效。參考Zhao等和董保寶的量表，從企業成長績效、個人滿意度績效和同行比較績效3個維度來測量創業績效[29-30]。量表一共包括9個題項，具體有“我所創事業規模擴大很快”“我實現了當初創業前設想的目標”“目前的生意銷售收入增長比同行更快”等，也采用Likert 5點形式，內部一致性系數α為0.863。

三、 數據分析與假說檢驗

（一）描述性統計與相關分析

變量的描述性統計和Pearson相關系數如表2所示。從表2可見，自變量創業失敗程度與再創業績效顯著正相關，相關系數為0.294，中介變量失敗學習和創業警覺性也均與再創業績效顯著正相關，控制變量中社會網絡、風險偏好、行業經驗以及創業環境與再創業績效顯著正相關。

（二）共同方法偏差與信效度檢驗

1.共同方法偏差。本文所采用數據來自同一份調查問卷，且所有數據由受訪者自我報告，因此可能存在共同方法偏差問題，影響實證結果的準確性[31]。為解決這一問題，本文首先在問卷設計時將主觀題目與客觀題目交替排列，并有意在量表中穿插了一部分反向題目。其次，在收集到數據后，利用Harman單因素檢驗法（harmans single-factor test）進行了共同方法偏差檢驗，結果發現：第一主成分解釋的變異量為20.02%，小于所有總變異量（70.81%）的一半，說明本文所使用數據不存在潛在的共同方法偏差問題。

2.信度檢驗。本文從內部一致性系數（cronbach alpha）和組成信度（composite reliability，CR）2個指標對測量量表的信度進行評估，檢驗結果見表3。具體地，所有潛變量的cronbach alpha 值均在chin建議的基準值0.70以上[32];所有量表的組成信度CR在0.882到0.953之間，也都大于建議值0.70[33]。因此，本文所采用量表均達到理想測量信度。

3.效度檢驗。對于量表的測量效度，我們首先采用標準化因子載荷來評估。如表3所示，量表的標準化因子載荷最小值為0.552，符合F. Hair Jr等建議的門檻值0.50，并且大多數標準化因子載荷超過0.70，達到理想值[33]。同時，我們采用平均方差抽取量（average variance extracted，AVE）來判斷聚合效度（convergent validity）。Fornell和Larcker建議AVE達到0.50較理想[34] ，本文所采用量表AVE均在0.50以上（見表2），說明測量量表具有良好聚合效度。另外，AVE可用于檢驗量表的區別效度，即如果每個維度估計出的AVE超過各個維度之間相關系數的平方，則量表的區別效度即可接受[34-35]，結合表1可知，各個維度之間相關系數平方最大值為0.153，遠小于AVE的最小值0.505，故所采用量表區別效度處于可接受范圍。

（三）假說檢驗的回歸結果分析

本文采用層級回歸分析方法（hierarchical regression analysis）來驗證直接效應和中介效應。在層級回歸分析之前，依據慣例將創業失敗、創業失敗學習、創業警覺性和再創業績效4個潛變量的測量題項進行打包，形成單個指標，并進行了中心化處理。另外，在回歸分析中，對每個回歸方程均進行了方差膨脹因子（VIF）檢驗，發現VIF最大值為1.96，遠小于門檻值10，因此不存在潛在的共線性問題。

1.檢驗創業失敗對再創業績效的直接效應，回歸結果見表4。具體來講，模型1～6均以再創業績效為因變量，模型1為只包括控制變量的基準模型。模型2中，失敗程度對再創業績效的回歸系數顯著為正（β=0.187，p<0.01），模型3顯示失敗程度的回歸系數顯著為正（β=0.230，p<0.01），但失敗程度平方項的回歸系數顯著為負（β=-0.110，p<0.05），表明農民的創業失敗程度與其再創業績效之間存在倒U型關系，故H1得到驗證。這一結果表明適度創業失敗對農民再創業績效有顯著積極作用，而過度創業失敗則對農民再創業績效存在抑制作用。

2.驗證失敗學習的中介效應。如表4所示，模型7和模型8以失敗學習為因變量，其中模型7為基準模型。模型8顯示失敗程度正向影響農民的創業失敗學習（β=0.073，p<0.05），結合模型4中失敗學習對再創業績效的回歸系數顯著為正（β=0.247，p<0.01），且失敗學習加入模型后失敗程度對再創業績效的回歸系數變小，表明失敗學習在創業失敗程度與再創業績效之間存在部分中介效應，因此，H2得到初步驗證。

3.驗證創業警覺性的中介效應。如表4所示，模型9～11以創業警覺性為因變量。類似地，模型9是基準模型。模型10顯示失敗程度對創業警覺性的回歸系數正向顯著（β=0.105，p<0.05），同時模型5中創業警覺性對再創業績效的回歸系數正向顯著（β=0.207，p<0.01），且創業警覺性加入模型后失敗程度對再創業績效的回歸系數也變小，由此可知創業警覺性在失敗程度與再創業績效之間發揮部分中介效應，初步驗證H3通過檢驗。

4.驗證失敗學習與創業警覺性之間的鏈式中介效應。模型11的結果顯示，創業警覺性為因變量時，失敗學習的回歸系數顯著為正（β=0.464，p<0.01）;并且從模型5可見，將失敗學習與創業警覺性同時納入因變量為再創業績效的回歸模型時，結果顯示失敗學習與創業警覺性均對再創業績效有顯著正向作用（系數均為0.169），因此，證實失敗學習與創業警覺性的鏈式多重中介效應，即H4初步得到驗證。結合失敗學習的積極中介效應，說明創業失敗程度通過刺激失敗學習來增加創業警覺性，而創業警覺性的增加則進一步提高再創業績效。

為進一步驗證研究假說，本文同時采用Bootstrap方法進行檢驗。原因是當路徑中存在非線性關系時，使用層級回歸檢驗中介效應可能會造成歪曲，而Bootstrap方法提供的置信區間更準確且更具統計功效[36]。Bootstrap方法給出一個置信區間，若該置信區間不包括0，說明直接效應或中介效應存在;若該置信區間包括0，則直接效應或中介效應不存在。

利用Bootstrap方法驗證研究假說的檢驗結果如表5所示。根據Bootstrap在95%置信區間水平自抽樣5 000次的檢驗結果，失敗程度的置信區間不包含0，且系數都為正，同時其平方項的置信區間也不包括0，但系數均為負，據此證實農民創業者的創業失敗程度與其再創業績效之間存在倒U型關系，故H1通過檢驗。失敗學習的中介效應也通過95%水平的顯著性檢驗（LLCI為0.001 5，ULCI為0.050 2），H2據此得證，說明農民創業者的失敗學習在創業失敗與再創業績效之間發揮積極中介效應。創業警覺性的中介效應雖未通過顯著性檢驗（LLCI為-0.005 2，ULCI為0.038 5），但失敗學習與創業警覺性的鏈式中介效應得到了驗證（LLCI為0.001 2，ULCI為0.020 2），故H4得到驗證。另外，從表5可見，創業失敗程度對再創業績效的直接效應量（0.187 0）大于其間接效應量（0.041 2），而間接效應量中失敗學習的中介效應量（0.017 1）要大于失敗學習與創業警覺性的鏈式中介效應量（0.008 8）。

四、 研究結論與啟示

基于創業失敗理論和經驗學習理論，本文構建了創業失敗、失敗學習和再創業績效之間的鏈式中介效應整合模型，并利用我國4省235位農民創業者訪談數據依次驗證創業失敗的直接效應、失敗學習的中介效應、創業警覺性的中介效應以及失敗學習與創業警覺性之間的鏈式中介效應，實證結果支持理論模型且證實了大部分研究假說。本文的研究結論包括以下三點：（1）農民創業失敗程度與其再創業績效之間呈倒U型關系，換言之，適度的創業失敗對農民再創業績效的影響為正，一旦創業失敗程度加重至超過一定閾值，由于創業失敗帶來消極作用逐漸顯現并超過積極作用，導致創業失敗對再創業績效表現出消極影響。（2）失敗學習在農民創業失敗與再創業績效之間發揮積極中介效應，也就是說，農民創業者通過不斷的失敗學習，將創業失敗轉化為創業知識和創業能力，可提高再創業績效。（3）創業警覺性雖未在失敗程度與再創業績效之間發揮顯著中介作用，但與失敗學習的鏈式中介作用通過了顯著性檢驗，表明創業失敗程度對再創業績效的作用路徑除通過失敗學習以外，也通過失敗學習與創業警覺性之間的鏈式中介作用得以傳遞。

本文的研究結果對農民創業者有以下兩點重要啟示。一方面，農民創業者應學會及時止損，避免因創業失敗超出掌控而造成難以彌補的長期損失，阻礙未來創業事業的發展;同時應重視創業學習，提高創業知識儲備，增加創業警覺性，從而提升創業質量，實現創業理想。另一方面，遭受嚴重創業失敗的農民創業者應重視創業失敗恢復，加強失敗管理心態，降低消極情緒和心理創傷對再創業的負面影響;此外，遭遇嚴重失敗的農民創業者也可考慮暫緩再創業，待徹底從先前失敗中恢復后再伺機搜尋有前景的新機會，避免因沖動再創業而造成屢次失敗。

本文的研究結論為政策制定者提供了以下重要參考。（1）為提高農村地區創業活動的層次與質量，提升農民創業成功率，各級政府除信貸優惠、技術支持和創業環境優化外，還應積極與高校及科研院所展開合作，開設創業學習培訓，豐富創業學習內容，激發農民創業者的創業學習意識，幫助農民增長創業知識，提高創業技能，提升創業成功率。（2）政府應將失敗程度較輕的連續創業者看作有潛質的創業對象，在資金、技術、信息等方面給予支持，而針對失敗程度較嚴重的農民創業者，可通過創業者協會等對農民創業者進行心理疏導，增強農民創業者的失敗心態管理，降低過度失敗對后續創業行為和再創業績效的負面影響。（3）公眾媒體可借助互聯網創造包容的創業失敗文化，有效降低失敗偏見對農民再創業績效的消極影響，也可以營造創業學習氛圍，激發農民的創業學習動力，培養他們的企業家精神，提高農村地區的創業質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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