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森林轉型”研究進展與展望

盧龍輝 許月卿, 黃安 黃玲 劉超 王惠

述評

“森林轉型”研究進展與展望

盧龍輝1,2許月卿1,2,?黃安1,2黃玲3劉超1,2王惠1,2

1.中國農業大學土地科學與技術學院, 北京 100193; 2.自然資源部農用地質量與監控重點實驗室, 北京 100193; 3.新疆大學資源與環境學院, 烏魯木齊 830046; ?通信作者, E-mail: xmoonq@sina.com

通過分析有關“森林轉型”的文獻, 歸納總結“森林轉型”的概念與內涵、理論發展、分析框架、研究方法以及影響因素, 提出“森林轉型”未來的研究重點, 為森林保護政策和可持續發展提供科學依據。主要結論如下: 1)“森林轉型”指森林面積由減少至增多的趨勢性逆轉, 是社會-經濟-環境系統相互適應的結果, 是土地利用的綜合反映, 主要核心問題是趨勢逆轉的驅動因素與內在機理; 2)“森林轉型”具有特殊性、偶發性和并發性, 具有非線性動態、明顯轉折和多維的特征; 3)“森林轉型”具有多種路徑(經濟發展路徑、森林稀缺路徑、全球化路徑、國家森林政策路徑和農戶土地利用集約化路徑), 目前主要通過林地利用的相對地租、土地質量調整和社會生態反饋來解釋“森林轉型”發生機制; 4)需要在更加綜合的整體分析框架下, 集成多源數據與方法, 按照“概念-過程-機制-效應-應用”的思路研究“森林轉型”, 注重系統性的尺度綜合與異質性, 擴展案例研究范圍, 加深跨學科研究, 并加強政策應用的實踐。

森林轉型; 土地利用變化; 可持續發展

森林具有重要的環境與生態系統服務功能[1](供給服務、調節服務、文化服務和支持服務[2]), 在世界上受到普遍的重視?！吧洲D型”指一國或區域的森林覆蓋面積在經濟和社會發展初期普遍減少, 但最終逆轉為森林增長。與“環境庫茲涅茲曲線”[3]類似, “森林轉型”表現為森林覆蓋面積與時間的函數關系呈 U 型曲線[4]。有關“森林轉型”的研究開始于 20 世紀末, 作為全球氣候變化與生物多樣性保護背景下新興的概念[5], 主要關注在經濟和社會發展背景下森林的變化趨勢, 并逐漸發展成一系列綜合、交叉和集成的理論?！吧洲D型”最基本的假設是一國或區域的森林覆蓋面積下降趨勢最終會逆轉[4], 甚至可以在沒有政府干預的情況下解決環境問題[5], 這為各國面對森林減少與可能的危機而尋求可持續發展社會的轉型帶來希望[6]。

“森林轉型”的概念自提出以來, 引起學者的廣泛探討, 相關研究成果有 4 次集中出版。Springer在 2000 和 2010 年分別出版“World Forest: World Forests from Deforestation to Transition?”[7]和“Refo-resting Landscapes: Linking Pattern and Process”[8]專題, 《Land Use Policy》2010 年刊出“森林轉型”專題[9], 《Forest Policy and Economics》2017 年發表亞洲“森林轉型”專題[10]。這些專題研究包括解釋“森林轉型”內在機理的一系列理論假設, 以及影響“森林轉型”的諸多因素, 并且通過大量經驗研究, 對“森林轉型”的規律與特征進行分析, 極大地推動了“森林轉型”的相關研究。

作為亞洲主要的森林增加國家之一[11], 中國的森林面積在 20 世紀 80—90 年代就進入轉型期[5,11–12],然而國內學者 2005 年才開始“森林轉型”的研究。2005 年, Rudel 等[5]發表重要論文“Forest transitions: towards a global understanding of land use change”。許建初[13]指出“森林轉型”可劃分為工業化的“歐洲型”和經濟欠發達的“亞洲型”兩個類型。Xu 等[14]分析云南“森林轉型”的原因及其環境影響, 提出森林政策在中國“森林轉型”中起主要作用。He 等[15]研究了森林保護政策與法律、生計變化與制度因素, Zhai 等[16–17]研究了天然林/人工林對云南“森林轉型”的貢獻。參文[18–23]從農地邊際化角度研究中國“森林轉型”, 關注農戶生計等關系到土地利用決策的微觀機制對中國“森林轉型”的促進作用。李凌超等[24]和 Liu 等[25]從制度與經濟學角度研究中國“森林轉型”, 李凌超等[26]還研究了勞動力遷移對中國森林質量的促進作用。還有一些學者研究“退耕還林”政策[27]與自然災害[28]對中國“森林轉型”的貢獻。對比國外, 國內學者對“森林轉型”的研究起步較晚, 偏重經驗研究, 對“森林轉型”概念的內涵、理論框架等方面的研究較薄弱。

本文基于前人關于“森林轉型”的研究, 整理并分析“森林轉型”的研究進展, 系統地梳理“森林轉型”的概念與內涵、理論假設與發展, 歸納總結“森林轉型”的分析框架、研究方法及其影響因素, 評述當前研究現狀, 并提出未來研究的重點和框架, 以期推進“森林轉型”研究, 豐富完善“森林轉型”的研究內容和方法體系, 為森林保護政策與區域可持續發展提供科學依據。

1 “森林轉型”的概念與內涵

1.1 “森林轉型”概念的起源與發展

Mather[29]在系統地分析各國森林資源的歷史變化后, 發現許多發達國家(尤其是歐洲和北美)森林面積的長期變化存在先減少后增加的規律, 并將變化規律與農業、城市化和工業化等方面的經濟社會發展變化相聯系, 1992 年正式提出“森林轉型”的概念[30]。Mather[31–32]指出, “森林轉型”包括國家森林面積由減少階段轉為增加階段的整個變化過程。Grainger[33]提出“森林轉型”是國家土地利用轉型期(森林減少期即國家土地利用調整至均衡狀態的時期)后, 經過一定的過渡期或滯后期, 出現的“森林增長期”的起始點。Perz 等[34]指出, “森林轉型”是在工業化、人類發展和城市化過程中經濟活動、資源利用及環境影響之間的一種理論假設關系。Meyfroid等[35]進一步發展“森林轉型”的概念, 指出“森林轉型”由多種土地覆蓋趨勢在不同時空上共同組成, 包括森林自然增長、森林種植、農藝林和森林減少等, 其過程與模式具有地理異質性, “森林轉型”是涵蓋這些經驗性規律的總體, 與地方性的人地關系具有密切的聯系。由于社會–經濟–環境系統變遷的持續性和不可分割性, 導致“森林轉型”的過程不能簡單地、單獨地分為森林減少期、轉型點和森林增長期, 應視為一個連續的過程[35]。隨著“森林轉型”的研究逐漸轉向以發展中國家為主的區域(亞洲和南美等), “森林轉型”的概念開始關注國家森林制度與政策變遷[11]。

1.2 “森林轉型”的內涵研究

區別于“林業轉型”中因造林技術與管理水平提高引起的森林生產力轉型[36], “森林轉型”指森林面積轉型, 涉及的森林包括天然林、次生林、家庭園林、農藝林和種植林, 涉及的參與者包括政府及其機構、企業、NGOs 和農戶[37]?！吧洲D型”不僅是一種森林面積增加現象, 也可能存在繼續毀林的趨勢, 森林自然恢復與造林超過毀林的速度和程度(增長率大于減少率)也會發生“森林轉型”[38]。

“森林轉型”通過刻畫經濟社會環境下森林面積的變化來說明社會經濟狀況對可持續人類社會發展的影響[39], 是對森林在人類社會狀況變化下的歷史概括[9]?！吧洲D型”往往伴隨著一種“前工業化轉為工業化”的范式轉移: 前工業化時代的森林與當地居民多樣化的土地利用目的有關, 工業化時代的森林與“城市–工業”國家的需求有關[40]。作為一種大尺度、長時間序列的土地利用分析[33], 一國或區域的森林面積變化具有復雜的影響因素和作用機制, 是長期歷史演化的結果, 是社會–經濟–生態大系統復雜的相互作用的結果, 具有非線性動態與明顯轉折的特征[41]。Krausmann[42]指出, 應將“森林轉型”視為土地利用系統復雜變化的整體結果, 與農業、社會–經濟–生態–能源系統的轉型有直接的關系。由于各國社會–經濟–環境狀況不同, “森林轉型”的模式與過程也各不相同[35], 具有特殊性、偶發性和并發性[5,32], 需要依據特定區域、特定環境和特定社會–經濟條件等異質性的因素來分析, 因此“森林轉型”也具有多維特征。

2 “森林轉型”研究進展

2.1 理論研究

Mather[30]運用“資源退化–改善”理論解釋“森林轉型”的現象與規律, 發現“森林轉型”的 U 型曲線與該理論模型的曲線相似, 理論模型中資源“基線”正好對應“森林轉型”的“轉型點”?！吧洲D型”不像 Friedrich 的“自然資源更新”理論(資源枯竭–人類需求–保護–恢復)那樣在資源枯竭時才發生逆轉, 而是在森林完全消失前就開始“森林轉型”。

Grainger[33,43]提出“國家土地利用轉型期(森林減少期)”與“森林增長期”屬于不同的“國家土地利用過程”?！吧洲D型”不會主動出現, 而是在“國家土地利用轉型”(農業與居住占用林地導致一國森林減少階段, 但減少程度逐漸降低)完成后才發生“森林轉型”?！皣彝恋乩棉D型”與“森林轉型”的作用機制不同, “國家土地利用轉型”階段得益于政府干預下市場力量引起的農業生產力提高, 繼而引起林地占用的減少程度降低(耕地面積需求降低, 邊際耕地撂荒); “森林轉型”得益于林產品需求的增長(撂荒地自然恢復為林地, 人工種植), 農業生產力的發展水平以及政府政策制定和執行的效果決定“森林轉型”的異質性。

Mather 等[31]提出“農業土地質量調整”理論: 農業與居住用地不斷地向土地質量較高的區域調整, 由于農業和居住用地與土地質量之間更優的空間匹配, 即使沒有農業集約化與科技進步, 農業生產力水平的提高也可在農業用地面積減少的情況下實現, 農業用地減少釋放出的土地可以用于森林恢復和人工種植樹木, 進而引起“森林轉型”。Meyfroidt等[44]通過對越南“森林轉型”的研究, 將“土地利用”調整理論擴展至林業部門, 指出國家間森林產品存在漏損、溢出和替換的現象。國家間的替換正是“土地利用調整”理論在國際尺度上的證明, 即森林種植逐漸集中于較高土地生產力的國家, 這有助于“森林轉型”與經濟發展。

Rudel 等[5,40]提出并不斷完善“路徑假說”, 包括“經濟發展路徑”與“森林稀缺路徑”?！敖洕l展路徑”: 糧食和紡織品的需求引起耕地與砍伐的增加, 導致森林大面積減少, 農業擴張停止后, 城市化和工業化帶來經濟發展, 使得農村勞動力逐漸由農業轉為非農就業, 勞動力不足又提高了工人工資, 使得農業的不經濟性顯露, 之后質量較差的偏遠的耕地與牧場被棄, 繼而轉變為林地, 同時政府實施的森林公園和林地保護等項目也推動了“森林轉型”?！吧窒∪甭窂健? 在人口增長、進口森林產品能力較低的國家, 森林減少造成森林產品價格上升, 隨之刺激農業和牧業轉為樹木種植, 政府為應對森林稀缺引起的洪水等災害, 也促進實施樹木種植項目。Meyfroidt 等[35]進一步闡述“經濟發展路徑”由 3個互相增強的過程組成: 工業化與服務業增長將鄉村勞動力吸引至城市, 農業集約化增加宜耕地的糧食產量與適宜性, 市場發展加速邊際化土地上鄉村人口與耕地的減少。這些過程提高了國家尺度上農業模式與土地適宜性的空間匹配, 尤其在與經濟中心有較好連通性且生產力高的地區。Meyfroidt 等[35]還提出另外一種“小農農業集約化路徑”: 在人口密度高的山區, 小農戶放棄高海拔地區不適于游耕的土地, 通過改造土地(建造梯田等)和谷底集約化耕作, 使高海拔的山地植被自然恢復。Lambin 等[45]提出在“經濟發展路徑”與“森林稀缺路徑”之外, 還有 3 個路徑: “全球化路徑”、“國家森林政策路徑”和“農戶土地利用集約化路徑”?！叭蚧窂健笔恰敖洕l展路徑”的現代模式(國際市場與文化對國家經濟有顯著影響), “國家森林政策路徑”在“森林轉型”中起核心作用, 多個路徑間相互作用最終促使“森林轉型”的發生。

在“森林轉型”的經濟學解釋方面, Angelsen[46]運用“屠能圈”理論, 提出“森林轉型”是與森林有關的土地利用活動在時間上的分異規律, 可視為農業與林業地租隨時間變化的系統模式, 增長的農業地租導致森林減少、降低的農業地租(經濟發展路徑) 或增長的林業地租(森林稀缺路徑)引起森林增加。Barbier 等提出“土地相對價值的變化決定森林轉型過程”[47], 森林面積變化應視為土地利用變化模式的總體反映, 并提出 3 點理論假設[4]: 1)森林面積變化由森林轉換為其他土地利用或其他土地利用轉入造成; 2)森林的利用(生產木材、觀光休閑和自然保護等)價值(回報率或地租)與競爭性土地利用價值的高低決定最終的土地利用方式; 3)森林面積隨時間變化是由森林與競爭性土地利用的相對價值隨時間變化決定的(農業擴張導致林地轉出的價值降低, 原始林價值因稀缺價值增加)。Rudel 等[48]借鑒“空心邊疆”假說, 指出“森林轉型”與“空心邊疆”均可發生在前殖民地的開發歷史中, 受土地利用決策因素的影響(土地質量、交通、收入、比較收益、家庭規模與結構等), 農業轉為牧業的區域(未來預期收益較低)出現“空心邊疆”, 放棄農業(等待時機)或轉為種植林業的區域(預期收益較高)發生“森林轉型”。Mather[32]也指出, 打獵活動的興起并未使蘇格蘭半島的撂荒地轉變為林地, 符合“空心邊疆”假說。

Lambin 等[45]運用“社會–生態反饋”理論來解釋“森林轉型”, 認為“社會–生態反饋”是直接決定森林覆蓋變化的內在機制(使森林減少至穩定狀態), 社會–經濟動力是導致“森林轉型”的主要驅動力(實現森林恢復)?！吧鐣鷳B反饋”包括資源限制下的發展與適應周期、土地稀缺與農業集約化和土地利用調整, “社會經濟動態”包括經濟現代化、地租與市場準入、土地制度變遷、全球貿易和環保觀念的傳播。

2.2 分析框架

1)歷史比較分析框架。通過綜合長時間序列(幾十年至數個世紀), 多種數據類型的森林面積存量、增量和減量等數據, 定性或定量地分析與社會及經濟變量的關系, 通過國家間對比、跨部門分析及歷史地理分析, 解釋“森林轉型”的發生機制[7,32,42,49–50]。

2)政治生態學分析框架。Mather 等[49]從政治生態學角度提出一種分析框架: 人口發展趨勢、“農業集約化–農業技術進步–鄉村人口流出”模式與“木材貿易–燃料需求的轉變”模式、意識與感知、森林法律與法規、保護意識與管理模式。Luzar[51]同樣運用政治生態學分析框架研究秘魯的“森林轉型”。

3)生物物理–社會經濟歷史框架。通過分析約束生物生長的生物物理條件(土壤質量、地形地貌和降雨水分等), 闡明社會經濟歷史變化中人與土地利用活動(地方性的土地利用決策與行為、人口動態、市場供給與需求、政策等)的變化規律[3]。

4)路徑分析框架。與其他分析框架相比, 路徑分析是發展最充分、接受度最高的分析框架。目前已有 5 種路徑[45]: “經濟發展路徑”、“森林稀缺路徑”、“全球化路徑”、“國家森林政策路徑”和“農戶土地利用集約化路徑”。同一區域“森林轉型”的研究中也出現多路徑的分析框架, 如 Jadin 等[52]指出全球化、土地利用集約化和經濟發展這 3 種路徑是智利發生“森林轉型”的原因。一個區域中“森林轉型”多種路徑中的作用大小不同, 如 Truong 等[53]指出, 越南北部山區“森林轉型”主要由“農戶土地利用集約化路徑”引起, 但政府、技術專家、木材加工企業、貿易和研究機構起重要的支持作用。

5)社會學分析框架。Perz[6]提出一種社會學的“解構–解釋–概念化”分析框架: 首先, 運用植物學與林學基礎知識, 明確區分原始林和次生林等類型; 借鑒 LUCC 研究方法, 在關注長期轉型的同時, 也關注短期和中期轉型; 其次, 區分驅動力的不同作用尺度, 明確不同層次驅動力之間的關系, 如個體、組織、區域和國際尺度, 而不僅僅在國家層面; 考慮更多的涉及力量大小、不平等、策略行動、沖突、社會組織與活動等問題; 最后, 重視生物物理因素與社會經濟因素的綜合交叉影響。

6)社會生態學分析框架。通過社會–經濟–生態系統的分析, 闡明社會生態變遷的內在邏輯, 如Krausmann[42]在研究奧地利“森林轉型”過程中, 通過分析社會–經濟–生態–能源系統的歷史轉變, 闡明“森林轉型”的產生過程。Gringrich 等[54]通過社會經濟碳庫的分析(土地利用狀況–碳庫變化–碳消費變化–社會經濟碳庫變化), 指出“森林轉型”是社會經濟變遷的結果, 從社會生態學的角度支持“森林轉型”背后的社會–經濟–政治驅動機制。

7)經濟學分析框架。通過建立單一或多個農業部門與林業部門的經濟地租模型, 進行時序變化分析, 可有效地闡述林地變化的規律[46]。如 Barbier等[4,47,55]基于隨時間變化的土地相對價值變化, 構建“森林轉型”微觀經濟學研究框架。

8)管理學分析框架。Evans 等[56]提出一種基于SWOT 分析的研究框架, 通過闡述森林覆蓋類型與面積的歷史變化軌跡, 分析內部優勢(耕地棄耕、勞動力轉移、非農就業和社區管理等)和劣勢(后城市化的人口外遷、縣級土地利用規劃薄弱等)、外部機會(普通法系統的積極作用、土地信托、NGOs)以及威脅(農戶經濟狀況、生物質燃料推廣、政府管理狀況)等因素對“森林轉型”的影響。內部優勢與外部機會都對“森林轉型”后的變化具有正向促進作用, 內部劣勢與外部威脅具有負向作用。

9)土地利用變化分析框架。通過土地利用指標變化[57]、類型轉換[58]、空間分析[59]或模型[60], 定量地分析土地利用類型、多種生物物理條件及社會經濟變量與森林覆蓋變化的時空關系。該分析方法還可用到“森林轉型”景觀生態學的研究, 如“森林轉型”對景觀和生物多樣性[61]的影響。

10)環境效應分析框架。Meyfroidt等[41]充分應用多元數據(遙感等)融合的方法, 結合生態區估算和景觀指數, 提出“森林轉型–碳固變化–生境破碎程度變化”的分析框架, 隨后, 針對森林恢復又提出“生態–水文與侵蝕–生物量與土壤碳–景觀”的分析框架。Wilson 等[62]提出“生態系統服務轉型”框架, 通過區分“森林轉型”的 3 種不同驅動因素、不同尺度和不同路徑森林增長形式(自然恢復、植樹造林和農藝林)產生的不同生態系統服務轉型, 描繪不同生態系統服務或產品的“生態系統服務轉型曲線”, 為“森林轉型”的環境效應研究提供一種新的研究框架。

11)政策綜合框架。Park 等[63]提出一種政策綜合分析框架: 森林減少與“森林轉型”分析、國家計劃間的協調、政府各部門的合作(能源替代、控制木材供應)及組織改革, 全面地分析韓國“森林轉型”的“國家政策路徑”。Andoh 等[64]與李凌超等[65]通過相同的政策綜合分析框架, 分別研究加納和中國的“森林轉型”。

2.3 研究方法

對于“森林轉型”的研究, 已有許多具有普遍性或地方性[9]的方法, 歸納為以下幾類。

1)元分析[49,66–67]。通過搜集、整合歷史文獻和資料, 繪制一國或區域的長期歷史森林變化曲線, 從而識別“森林轉型”。

2)歷史比較分析。對森林長時間序列(或時點) 曲線(或數據表)進行國家或區域間對比[3,30,49,68–69]。如 Liu 等[25]通過亞洲九國的森林變化分析, 指出在亞洲“森林轉型”的國家(日本、韓國、中國、越南、印度和菲律賓)中, “經濟發展路徑”和“國家森林政策路徑”是主要的轉型路徑, 經濟全球化也有重要的作用, 但“農戶土地利用集約化”路徑不明顯。

3)回歸分析。對不同時期國家與區域的森林面積變化、毀林比例數據與人口變化、城市化水平(城鄉居民人口結構[40])、農業[70]、經濟、貿易[71]及自然災害[28]等數據進行回歸, 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分析人口增長、城市化、工業化對“森林轉型”各階段趨勢的驅動作用, 并可預測“森林轉型”趨勢[70]。

4)模型模擬。通過數學模型模擬土地利用類型調整[31]、MAUP[72]和生態學[73]假設。

5)經濟分析模型。針對農戶的人口遷移、農業土地利用行為(撂荒、放牧收入和種植收入等)、家庭規模和土地規模等, 進行微觀經濟學分析, 定量地分析與森林增長或減少有關的影響因素和過程[39,48,74–76]。

6)社會學分析。Schmook 等[77]通過對墨西哥南部 14 個社區 203 個農戶的調查, 闡述國際勞動力在尺度和規模方面對家庭經濟、社會行為及土地利用決策的影響, 繼而促進“森林轉型”。

7)遙感方法(航片、衛星影像和高分影像)。在處理大面積的連續的森林數據方面, 遙感方法不斷得到應用[34,48,53,57–58,60,70,75,78], 但在利用遙感影像識別森林時, 需要注意分類樣本檢驗的魯棒性和地形校正[79]。

2.4 影響因素

“森林轉型”的影響因素具有地方性特征, 如印度“森林轉型”發生的影響因素包括森林政策、經濟發展、全球貿易、農業生產力提高、農業面積穩定、種植林業、木材進口以及國際環保運動與協議[80]; 對不丹“森林轉型”的研究表明, 生計農業向市場導向農業的轉變是主要原因[79]。有些國家“森林轉型”的原因類似, 如 Mather[30]對法國、匈牙利和日本等國家“森林轉型”的分析表明, “森林轉型”的原因為人口變化趨勢、林產品與服務需求、資源價值及對資源的感知(政策) 3 個方面。歸納相關的研究結果, “森林轉型”的影響因素有以下幾個方面。

1)在一定程度上, 政府是森林擴張的主要驅動力。政府通過直接獲取土地實施植樹造林項目, 或間接地提供植樹補貼等激勵措施是主要的途徑, 政府對農業的態度或支持力度也影響著森林增減。無論歐洲還是亞洲的“森林轉型”, 政府對森林面積的逆轉都起關鍵作用[9]。在許多國家, “森林轉型” 發生的標志或起點是新的法律或法規的制定[48]。即使在私人擁有土地的國家, 政府的作用仍非常關鍵[32,56]。

2)“森林轉型”與人口轉型息息相關[9], 人口發展對森林面積具有決定性的影響, 尤其是在森林減少階段。人口增加會加大糧食與林產品需求, 都需要砍伐森林來滿足, 但人口增加趨勢與森林面積并不是線性關系, 并存在滯后效應[49]。從事農業和牧業的勞動力數量[39,81]以及耕地和牧地的面積直接影響“森林轉型”的程度和范圍[39]。城市規模[82]會阻礙“森林轉型”, 城鄉人口密度差異[39]會影響“森林轉型”的空間分布。鄉村–城市人口收入差距會影響“森林轉型”[3], 如研究表明, 收入分布與發展水平的差異使巴西城市郊區普遍發生“森林轉型”, 但貧困地區的鄉村并未實現“森林轉型”[39]。旅游業提供的非農就業機會也會促進“森林轉型”[39]。

3)貿易與經濟全球化也是重要的因素, 使得在森林減少加快的同時, 也使“森林轉型”更早到來。如 Li 等[71]對亞洲九國“森林轉型”的研究表明, 降低林產品出口比例、調整貿易結構和增加外商直接投資(FDI)將有利于“森林轉型”。森林產品的進出口通過國家間的漏損和替換[44]使一些國家較快地發生“森林轉型”。國際勞動力遷移會對家庭收入、物質福利、土地利用實踐有直接的影響[77], 從事農業所獲收入也會逐漸減少, 有利于森林的恢復, 尤其是邊際地區[77]。糧食進口(包括國際援助)[57]也將影響“森林轉型”。

4)危機刺激。如英國在戰爭中面臨森林短缺, 法國與瑞士遭遇山地洪水, 都促使國家采取森林種植的應對措施。但是, 危機刺激需要兩個條件: 一是達到一定的閾值, 二是有一定的預熱階段[32]。

5)自然環境條件。生物物理條件影響城市分布[39]、土地質量和氣候條件等, 將對“森林轉型”產生限制性的影響, 影響森林恢復速度, 甚至如果沒有人為輔助, 很多地區無法恢復[32]。交通也會影響“森林轉型”的空間異質性[48]。野火作為一種內部因素, 近期被證明會影響“森林轉型”后續的發展, 甚至改變增長趨勢[59]。

6)種植樹木的力度[39]、國際環境項目[5,44]、能源利用方式(木材轉為煤炭等)[9]、生物質能源的推廣[56]以及公民社會與森林利益相關組織[5,32]的作用不可忽視。

2.5 案例研究

目前, 大量案例研究集中于宏觀尺度(以全球、國家和省域為單元), 很少關注微觀尺度(農戶和村級等)?，F有研究表明, 已有超過 38%的國家發生“森林轉型”[5]。由于城市化和工業化進程不一致, 社會–經濟–環境系統狀態不同, 導致“森林轉型”的特征各不相同[39]。宏觀尺度的案例研究結果表明, 從 18 世紀開始, 許多國家或地區陸續發生“森林轉型”, 但“森林轉型”的形式、時間、劇烈程度和轉型的程度等各不相同。有些國家早在 18 世紀工業化早期就已實現“森林轉型”, 如日本[30]等國家; 有些國家或地區在 19 世紀完成“森林轉型”, 如俄羅斯、丹麥[30]、法國[49]和奧地利[42]; 一些國家和地區在 20 世紀完成“森林轉型”, 如中國[12]、越南[11]、不丹、古巴、摩洛哥、智利、阿爾及利亞、新西蘭、美國、英國、保加利亞、瑞士、荷蘭、匈牙利[30]、蘇格蘭[32]、韓國、波多黎各、印度、意大利、瑞典[40]、菲律賓、挪威[49]、薩爾瓦多[35]、巴拿馬[81]、哥斯達黎加[52]、岡比亞、盧旺達、多米尼加[10]和菲律賓[25]; 其余國家目前正在經歷“森林轉型”的森林減少期或穩定期, 總體上還未出現森林增長, 但存在部分區域出現“森林轉型”, 如巴西[34,60]、厄瓜多爾[48]等亞馬遜流域或次區域、老撾[25]、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30]、墨西哥[48]、埃塞俄比亞[57]和澳大利亞[75]; 從整體上看, 發生“森林轉型”的有西歐、北美洲、大洋洲[30]等大陸區域及“經合組織國家”[40]。

微觀尺度以縣、鄉、村和農戶為主[20,22,83], 采用土地利用分類和社會經濟調查等方法, 進行“森林轉型”的識別、影響因素分析和驅動機制解釋。

3 “森林轉型”研究現狀與展望

3.1 “森林轉型”研究現狀

自提出“森林轉型”20 多年來, 相關研究涉及地理學、植物學、社會學、經濟學、環境學、生態學和管理學等諸多學科。國外學者從森林變化的歷史規律、與社會–經濟–政治系統變化的關系、與城市化–工業化發展的關系以及制度與政策的變遷等多個角度不斷豐富“森林轉型”的研究。國內學者的研究盡管起步較晚, 仍取得一定的成果。綜觀以往對“森林轉型”的研究尚處于起步探索階段, 存在諸多不足, 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有關“森林轉型”的內涵和基礎理論尚未統一,不同學者從不同角度對“森林轉型”的概念和內涵進行解釋。受早期研究者 Grainger[33,43]的影響, 大部分研究都是將森林減少期與森林增長期分開來分析。而將“森林轉型”的各個階段視為一個整體來研究, 可以發現社會–經濟–環境變遷的內在邏輯, 探討各方面因素變化的狀況和過程, 為觀察和解釋“森林轉型”提供統一的理論基礎與研究范式。

2) 對“森林轉型”研究的方法體系和分析框架探討不足。目前, “森林轉型”研究的分析框架以“轉型路徑”的應用最為廣泛, 這是由于“轉型路徑”能夠包含大部分的轉型類型和影響因素, 也能夠開放性地適用于研究方法。但是, “轉型路徑”很難分清各路徑間的貢獻差異、過程耦合以及復雜的綜合交叉作用, 因此需要其他視角的“森林轉型”研究體系和分析框架。

3)“森林轉型”研究的內容需豐富和完善。作為一種長期歷史觀下的綜合分析框架, “森林轉型”涵蓋與涉及的領域極其廣泛, 在現有研究成果的基礎上, 需擴展其研究范圍。目前的研究主要針對“森林轉型”中森林減少階段(前一階段), 而對森林增加階段(后一階段)的研究不足。大部分的研究針對可以定量化的因素(如人口數據等)進行分析, 但一些難以定量化的因素尚未得到足夠的關注。

4)對“森林轉型”的研究成果應用不足。雖然目前全球天然林的減少趨勢有所緩解, 但森林減少仍被視為主要的土地變化趨勢[35], 盡快實現“森林轉型”仍是管理者和學者關心的重要問題。有學者認為將在未來的幾十年內完成全球“森林轉型”[50], 但對“森林轉型”暗含的因素與機制, 如何促進“森林轉型”及政策理念的選擇, 如何在政策支持與設計、管理組織與監管及環境效益體現方面實現生態與社會友好的森林恢復, 仍缺乏充分的研究。

3.2 對“森林轉型”研究的展望

“森林轉型”是長期土地變化的綜合結果, 隨著社會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 預期可以發生的結果, 是科學的土地利用與區域生態環境保護與修復的重要科學依據?！吧洲D型”涉及一系列問題: 一個區域是否發生“森林轉型”, 如何盡早實現“森林轉型”, 如何維持“森林轉型”的良性發展, 如何降低“森林轉型”前的危害, 地方政府如何在政策設計與管理上做出選擇。在鄉村振興、土地制度改革以及城鄉融合發展等一系列國家新興政策背景下, 這些問題具有重要的理論研究和應用價值?！吧洲D型”的研究目前處于理論發展的初級階段[84], 需要關注以下幾個方面。

1)完善“森林轉型”內涵和基礎理論的研究。作為社會–經濟–政治–環境系統變化的綜合結果, 森林變化的趨勢受外部社會–經濟系統的影響, “森林轉型”理論應著眼于未來社會–經濟系統變化的宏觀和微觀狀態, 包括政治、氣候、法律政策、土地利用系統與部門等, 吸收相關學科的新知識, 進一步發展其內涵(圖 1)?！吧洲D型”主要針對森林面積進行研究, 但森林質量和功能對于土地利用決策和生態環境保護同樣重要, 因此應完善“森林轉型”質量與功能內涵的研究, 并且從整體上把握趨勢的變化特征(趨勢變化速度和趨勢逆轉)。

對“森林轉型”理論方面的改進, 需要在時間尺度、空間尺度、歷史比較以及跨學科方面有所重視, 注重對大尺度整體模式[6]的研究以及對驅動因素和機理的理論化和概念統一。本文構建“森林轉型”理論的研究框架(圖 2)。在未來的研究中需要以土地利用系統、部門(農業和林業)為研究核心; 需要注意微觀、中觀和宏觀尺度的集成, 既關注國家尺度的“森林轉型”規律, 也關注農戶尺度和行政區尺度的差異性(尤其是面積較大的國家, 如中國、美國和俄羅斯等, 其內部各地區間包含復雜的地理差異和社會經濟差異, “森林轉型”的規律也將會存在差異); 重視研究社會–經濟系統下“森林轉型”的環境效應、社會效應和經濟效應。

2)構建綜合分析框架?！吧洲D型”研究需要構建綜合的分析框架(圖 3), 遵循“概念–過程–機制–效應–應用”的綜合思路, 重視“森林轉型”的時空特征, 明確“森林轉型”路徑與作用機制, 明確“森林轉型”影響因素與貢獻, 評估其生態環境效應, 模擬未來趨勢, 豐富“森林轉型”理論與案例研究, 為科學的土地利用與區域生態環境保護與修復提供決策依據。綜合地理學、生態學、經濟學和社會學等學科的理論與方法, 探索“森林轉型”研究的綜合理論與方法體系, 形成交叉研究成果。

3)加強“森林轉型”方法體系的研究, 深入跨學科研究。應加強多源數據與方法的綜合集成, 如遙感(多光譜、高光譜和熱紅外等)、GIS (自然因素、社會因素和經濟因素等)、大數據、非線性模型、計算機模擬等, 兼顧不同空間尺度、不同時間范圍和不同情景的方法體系的研究。結合定性和定量方法, 注重系統性的尺度綜合與異質性, 擴展案例研究范圍, 加深跨學科研究。

4)加強“森林轉型”研究成果政策應用的研究。研究“森林轉型”具有極大的現實意義, 正確認識“森林轉型”驅動機制與國家及地方林業、農業及其他相關政策的制定有密切的聯系, 錯誤的“森林轉型”研究結論可能誤導相關政策的制定與實施?！吧洲D型”會對人類社會產生多方面的效應[35], 對地方經濟、土地利用、農戶生計、生物多樣性和景觀[61]產生不同的影響, 所以必須明確“森林轉型”的社會效應、環境效應和經濟效應, 進而提出土地利用及生態環境保護的政策建議。

圖3 “森林轉型”綜合研究框架

“森林轉型”不一定意味著森林減少的趨勢隨著時間的發展而主動轉型, 由于受多重因素影響以及各地區或國家間影響因素異質性的影響, “森林轉型”的規律可能受到破壞, 導致森林從凈增加的趨勢轉變為凈減少的趨勢。即使森林開始恢復或增加, “森林轉型”前一階段的損失也已經造成[30], 并且大部分損失可能難以恢復。

經濟學方法能夠對微觀農戶的決策行為進行明確清晰的解釋, 并對制定有效的政策措施具有很好的指導作用, 應重視經濟學分析的應用。

Park 等[63]指出, 政策綜合應作為森林相關政策設計與實施的基本原則, 如國家計劃間的協調與跨部門的合作[64], 具體措施上, 可嘗試增加人工種植林的產出、可持續的天然林采伐、生態消費與新型環境企業、支持森林恢復以及通過農業集約化節省土地發展森林[35], 實施降低天然林的破壞、增加高生產力林木種植、可持續的森林管理、支持鼓勵森林保護以及推行農林復合系統[85]等政策與措施。

4 結論

本文遵循“概念起源與內涵–理論發展–分析框架–研究方法–影響因素–案例研究”的邏輯思路, 從地理學、生態學、社會學、社會生態學、經濟學和管理學等多學科視角, 總結“森林轉型”的研究成果, 并提出“森林轉型”未來的研究重點, 得到如下結論。

1) “森林轉型”的概念指森林面積由減少至增多的趨勢性逆轉, 歸根結底是土地利用的綜合反映, 主要核心問題是趨勢逆轉的驅動因素與內在機理?！吧洲D型”是社會–經濟–環境系統相互適應的結果, 應視為一個連續的過程。

2)“森林轉型”往往伴隨一種“前工業化轉為工業化”的范式轉移, 具有特殊性、偶發性和并發性, 具有非線性動態、明顯轉折和多維的特征。

3) “森林轉型”具有多種路徑(經濟發展路徑、森林稀缺路徑、全球化路徑、國家森林政策路徑和農戶土地利用集約化路徑), 目前主要通過林地利用的相對地租、土地質量調整和社會生態反饋來解釋“森林轉型”發生機制。

4)目前, 從不同學科角度提出多種分析框架、研究方法和影響因素, 但仍需在更為綜合的整體分析框架下集成多源數據與方法, 按照“概念–過程–機制–效應–應用”的思路進行研究, 注重系統性的尺度綜合與異質性, 擴展案例研究范圍, 加深跨學科研究, 并加強政策應用實踐。

[1] Farley K A. Grasslands to tree plantations: forest tran-sition in the andes of ecuador.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2007, 97(4): 755–771

[2] Costanza R, d’Arge R, de Groot R, et al. The value of the world’s ecosystem services and natural capital. Nature, 1997, 387: 253–260

[3] Barbier E B. Introduction to the 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Economics, 1997, 2(4): 369–381

[4] Barbier E B, Burgess J C, Grainger A. The forest transition: towards a more comprehensive theoretical framework. Land Use Policy, 2010, 27(2): 98–107

[5] Rudel T K, Coomes O T, Moran E, et al. Forest transitions: towards a global understanding of land use change. 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Human and Policy Dimensions, 2005, 15(1): 23–31

[6] Perz S G. Grand theory and context-specificity in the study of forest dynamics: forest transition theory and other directions. Professional Geographer, 2007, 59 (1): 105–114

[7] Palo M, Vanhanen H. World forests from deforesta-tion to transition?. Dordrecht: Springer Netherlands, 2000

[8] Nagendra H, Southworth J. Reforesting landscapes: linking pattern and process. Dordrecht: Springer Ne-therlands, 2010

[9] Rudel T K, Schneider L,Uriarte M. Forest transitions: an introduction. Land Use Policy, 2010, 27(2): 95–97

[10] De Jong W, Liu J, Park M S, et al. Forest transition in Asia: trends and some theoretical implications. Forest Policy and Economics, 2017, 76: 1–6

[11] Mather A S. Recent Asian forest transitions in relation to forest-transition theory. International Forestry Re-view, 2007, 9(1): 491–502

[12] Zhang Y. Deforestation and forest transition: theory and evidence in China // Palo M, Vanhanen H. World forests from deforestation to transition?. Dordrecht: Springer Netherlands, 2000

[13] 許建初. 全球林業轉型研究. 科學觀察, 2009, 4(6): 50–51

[14] Xu J, Yang Y, Fox J, et al. Forest transition, its causes and environmental consequences: an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Yunnan of South China. Tropical Ecology, 2007, 48(2): 137–150

[15] He J, Lang R, Xu J. Local dynamics driving forest transition: insights from upland villages in southwest China. Forests, 2014, 5(2): 214–233

[16] Zhai D, Xu J, Dai Z. Forest transition in Xishuang-banna, Yunnan. Plant Diversity and Resources, 2015, 37(1): 93–98

[17] Zhai D, Xu J, Dai Z, et al. Lost in transition: forest transition and natural forest loss in tropical China. Plant Diversity, 2017, 39(3): 149–153

[18] 李秀彬, 趙宇鸞. 森林轉型、農地邊際化與生態恢復. 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 2011, 21(10): 91–95

[19] 何威風. 森林轉型的微觀機制及其影響因素分析[D]. 重慶: 西南大學, 2015

[20] 何威風, 閻建忠, 周洪, 等. 森林轉型的微觀機制——以重慶市山區為例. 自然資源學報, 2016, 31(1): 102–113

[21] 蘇永莉. 重慶市“森林轉型”及動態模擬研究[D]. 重慶: 西南大學, 2016

[22] 蘇永莉, 閻建忠, 周洪. 重慶市的森林轉型: 時空格局與動態模擬. 西南大學學報(自然科學版), 2016, 38(6): 82–91

[23] 趙宇鸞, 葛玉娟, 曠成華, 等. 鄉村振興戰略下貴州山區森林轉型路徑研究. 貴州師范大學學報(自然科學版), 2018, 36(1): 1–7

[24] 李凌超, 劉金龍, 許亮亮. 森林轉型—— 一個文獻綜述. 林業經濟, 2012, 10: 98–103

[25] Liu J, Liang M, Li L, et al.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forest transition pathways of nine Asia-Pacific coun-tries. Forest Policy and Economics, 2017, 76: 25–34

[26] 李凌超, 劉金龍, 程寶棟, 等. 中國勞動力轉移對森林轉型的影響. 資源科學, 2018, 40(8): 1526–1538

[27] Zhang Z, Zinda J A, Li W. Forest transitions in Chinese villages: explaining community-level varia-tion under the returning forest to farmland program. Land Use Policy, 2017, 64: 245–257

[28] Zhang K, Song C, Zhang Y, et al. Natural disaster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drive forest dynamics and transition in China. Forest Policy and Economics, 2017, 76: 56–64

[29] Mather A S. Global forest resources. London: Belha-ven,1990

[30] Mather A S. The forest Transition. Area, 1992, 24(4): 367–379

[31] Mather A S, Needle C L. The forest transition: a theoretical basis. Area, 1998, 30(2): 117–124

[32] Mather A S. Forest transition theory and the refores-ting of Scotland. Scottish Geographical Journal, 2004, 120(1/2): 83–98

[33] Grainger A. The forest transition: an alternative app-roach. Area, 1995, 27(3): 242–251

[34] Perz S G, Skole D L. Secondary forest expansion in the Brazilian Amazon and the refinement of forest transition theory. Society and Natural Resources, 2003, 16(4): 277–294

[35] Meyfroidt P, Lambin E F. Global forest transition: prospects for an end to deforestation. Annual Review of Environment and Resources, 2011, 36(36): 343–371

[36] Sedjo R A. An economic assessment of industrial forest plantations. Forest Ecology and Management, 1984, 9(4): 245–257

[37] De Jong W. Forest rehabilitation and its implication for forest transition theory. Biotropica, 2010, 42(1): 3–9

[38] Walker R. Deforestat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Canadian Journal of Regional Science, 1993, 16(3): 481–497

[39] Baptista S R, Rudel T K. A re-emerging Atlantic Forest? Urbanization, industrialization and the forest transition in Santa Catarina, Southern Brazil. Envi-ronmental Conservation, 2006, 33(3): 195–202

[40] Rudel T K. Is there a forest transition? Deforestation, reforestation, and development. Rural Sociology, 1998, 63(4): 533–552

[41] Meyfroidt P, Lambin E F. Forest transition in Vietnam and its environmental impacts. Global Change Bio-logy, 2008, 14(6): 1319–1336

[42] Krausmann F. Forest transition in Austria: a socio-ecological approach. Mitteilungen der Osterreichi-schen Geographischen Gesellschaft, 2006, 148: 75–91

[43] Grainger A. National land use morphology: patterns and possibilities. Geography, 1995, 80(3): 235–245

[44] Meyfroidt P, Lambin E F. Forest transition in Vietnam and displacement of deforestation abroad.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2009, 106(38): 16139–16144

[45] Lambin E F, Meyfroidt P. Land use transitions: Socio-ecological feedback versus socio-economic change. Land Use Policy, 2010, 27(2): 108–118

[46] Angelsen A. Forest cover change in space and time: combining the von thunen and forest transition the-ories. World Bank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No. 4117, 2007

[47] Barbier E B, Delacote P, Wolfersberger J. The eco-nomic analysis of the forest transition: a review. Journal of Forest Economics, 2017, 27: 10–17

[48] Rudel T K, Bates D, Machinguiashi R. A tropical forest transition? Agriculture change, out-migration, and secondary forests in the Ecuadorian Amazon.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2002, 92(1): 87–102

[49] Mather A S, Fairbairn J, Needle C L. The course and drivers of the forest transition: the case of France.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1999, 15(1): 65–90

[50] Waggoner P E, Ausubel J H. How much will feeding more and wealthier people encroach on forests?.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2001, 27(2): 239–257

[51] Luzar J. The political-ecology of a “forest transition”: eucalyptus forestry in the Southern Peruvian Andes. Ethnobotany Research and Applications, 2007, 5: 85–93

[52] Jadin I, Meyfroidt P, Lambin E F.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land use intensification and spatial reorganization explain Costa Rica’s forest transition. Environmental Research Letters, 2016, 11(3): 80–95

[53] Truong D M, Yanagisawa M, Kono Y. Forest transition in Vietnam: a case study of northern mountain region. Forest Policy and Economics, 2017, 76: 72–80

[54] Gingrich S, Lauk C, Kastner T, et al. A forest tran-sition: Austrian carbon budgets 1830–2010 // Haberl H, Fischer-Kowalski M, Krausmann F, et al. Social ecology: society-nature relations across time and space. Dordrecht: Springer Netherlands, 2016

[55] Barbier E B, Burgess J C. The economics of tropical forest land use options. Land Economics, 1997, 73(2): 174–195

[56] Evans T P. Donnelly S, Sweeney S. Threats to the forest transition in the midwest United States // Nagendra H, Southworth J. Reforesting Landscapes: Linking Pattern and Process. Dordrecht: Springer Netherlands, 2010

[57] Belay K T, van Rompaey A, Poesen J, et al. Spatial analysis of land cover changes in eastern Tigray (Ethiopia) from 1965 to 2007: are there signs of a forest transition?. Land Degradation and Develop-ment, 2015, 26(7): 680–689

[58] Heilmayr R, Echeverría C, Fuentes R, et al. A plantation-dominated forest transition in Chile. App-lied Geography, 2016, 75: 71–82

[59] Oliveira T M, Guiomar N, Baptista F O, et al. Is Portugal’s forest transition going up in smoke?. Land Use Policy, 2017, 66: 214–226

[60] Da Silva R F B, Batistella M, Moran E F. Drivers of land change: human-environment interactions and the Atlantic forest transition in the Paraiba Valley, Brazil. Land Use Policy, 2016, 58: 133–144

[61] Marull J, Otero I, Stefanescu C, et al. Exploring the links between forest transition and landscape changes in the Mediterranean. Does forest recovery really lead to better landscape quality?. Agroforestry Systems, 2015, 89(4): 705–719

[62] Wilson S J, Schelhas J, Grau R, et al. Forest ecosystem-service transitions: the ecological dimen-sions of the forest transition. Ecology and Society, 2017, 22(4): 38

[63] Park M S, Youn Y. Reforestation policy integration by the multiple sectors toward forest transition in the Republic of Korea. Forest Policy and Economics, 2017, 76: 45–55

[64] Andoh J, Lee Y. Forest transition through reforesta-tion policy integration: a comparative study between Ghana and the Republic of Korea. Forest Policy and Economics, 2018, 90: 12–21

[65] 李凌超, 董加云, 劉金龍. 政策綜合在森林轉型中的作用——以福建長汀為例. 林業經濟問題, 2016, 36(3): 282–288

[66] Loran C, Ginzler C, Bürgi M. Evaluating forest transition based on a multi-scale approach: forest area dynamics in Switzerland 1850–2000. Regional Envi-ronmental Change, 2016, 16(6): 1807–1818

[67] 彼得·布姆加德, 王躋嶄. 森林轉型理論、人類世和東南亞的森林, 1500–2000. 北大史學, 2016: 198–218

[68] Youn Y, Choi J, de Jong W, et al. Conditions of forest transition in Asian countries. Forest Policy and Economics, 2017, 76: 14–24

[69] Singh M P, Bhojvaid P P, de Jong W, et al. Forest transition and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in India and their implications for forest transition theory. Forest Policy and Economics, 2017, 76: 65–71

[70] Newman M E, Mclaren K P, Wilson B S. Using the forest-transition model and a proximate cause of deforestation to explain long-term forest cover trends in a Caribbean forest. Land Use Policy, 2018, 71: 395–408

[71] Li L, Liu J, Long H, et al. Economic globalization, trade and forest transition-the case of nine Asian countries. Forest Policy and Economics, 2017, 76: 7–13

[72] Kozak J, Szwagrzyk M. Have there been forest transitions? Forest transition theory revisited in the context of the Modifiable Areal Unit Problem. Area, 2016, 48(4): 504–512

[73] Gooding-Townsend R. The forest transition and eco-logical thresholds: resilience, recovery, and predi-ctions[D]. Waterloo: University of Waterloo, 2018

[74] Satake A, Rudel T K. Modeling the forest transition: forest scarcity and ecosystem service hypotheses. Ecological Applications, 2007, 17(7): 2024–2036

[75] Marcos-Martinez R, Bryan B A, Schwabe K A, et al. Forest transition in developed agricultural regions needs efficient regulatory policy. Forest Policy and Economics, 2018, 86: 67–75

[76] Wolfersberger J, Delacote P, Garcia S.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forest transition and land-use change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Ecological Economics, 2015, 119: 241–251

[77] Schmook B, Radel C. International labor migration from a tropical development frontier: globalizing households and an incipient forest transition. Human Ecology, 2008, 36(6): 891–908

[78] Ankersen J, Grogan K, Mertz O, et al. Vietnam’s forest transition in retrospect: demonstrating weak-nesses in business-as-usual scenarios for REDD+.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2015, 55(5): 1080–1092

[79] Bruggeman D, Meyfroidt P, Lambin E F. Forest cover changes in Bhutan: revisiting the forest transition. Applied Geography, 2016, 67: 49–66

[80] Bhojvaid P P, Singh M P, Reddy S R, et al. Forest transition curve of India and related policies, acts and other major factors. Tropical Ecology, 2016, 57(2): 133–141

[81] Sloan S. The development-driven forest transition and its utility for REDD+. Ecological Economics, 2015, 116: 1–11

[82] Salvati L, Biasi R, Carlucci M, et al. Forest transition and urban growth: exploring latent dynamics (1936–2006) in Rome, Italy, using a geographically weighted regression and implications for coastal forest conser-vation. Rendiconti Lincei, 2015, 26(3): 577–585

[83] Shi Z, Li L, Yin W, et al. Use of multi-temporal Landsat images for analyzing forest transition in relation to socioeconomic factors and the environ-ment.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pplied Earth Observa-tion and Geoinformation, 2011, 13(3): 468–476

[84] Walker R. Forest transition: without complexity, without scale. Professional Geographer, 2008, 60(1): 136–140

[85] Oduro K A, Mohren G M J, Pe?a-Claros M, et al. Tracing forest resource development in Ghana through forest transition pathways. Land Use Policy, 2015, 48: 63–72

Reviews and Prospects for Forest Transition

LU Longhui1,2, XU Yueqing1,2,?, HUANG An1,2, HUANG Ling3, LIU Chao1,2, WANG Hui1,2

1. College of Lan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193; 2. Key Laboratory for Agricultural Land Quality, Monitoring and Control, The Ministry of Natural Resources, Beijing 100193; 3. College of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 Xinjiang University, Urumqi 830046; ?Corresponding author, E-mail: xmoonq@sina.com

In order to support the scientific forest conservation policy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rough collecting and analyzing the domestic and foreign academic literature about “Forest Transition”, this paper summarized the concept, connotation, theories, research framework, methods and impact factors, put forward the future research focus and prospect of “Forest Transition”, and proposed an integrated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Forest Transition”, The main conclusions are as follows. 1) The concept of “Forest Transition” refers to the reversal trend of forest area from reduction to increase, which is the result of the mutual adaptation of social-economic-environment system. “Forest Transition” is the comprehensive reflection of land use. The main core issue of “Forest Transition” research is the driving factors and internal mechanism of reversal trend. 2) “Forest Transition”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particularity, occasionality and concurrency. It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non-linear dynamics, obvious turning point and multi-dimension. 3) “Forest Transition” has many paths (economic development path, forest scarcity path, globalization path, national forest policy path, intensive of peasant land use path). At present, the mechanism of “Forest Transition” is mainly explained by relative rent of forest-land use, land quality adjustment and social-ecological feedbacks. 4) Currently, the achievements about “Forest Transition” are plentiful but still need to integrate multi-source data and methods in accordance with a more comprehensive theoretical research framework of overall analysis, follow the research line of “concept-process-mechanism-effect-application”, focus on systematic scale synthesis and heterogeneity, expand the scope of case studies, deepen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and strengthen policy application.

forest transition; land use chang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10.13209/j.0479-8023.2020.003

國家自然科學基金(41971238, 41571087)資助

2019–02–19;

2019–04–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