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萃英與北京高師

謝長法

摘要：鄧萃英是我國近代著名的教育家。在20世紀20年代初，他擔任北京高等師范學校校長，邀請孟祿來華進行教育調查，強化高師的學術研究性，籌劃新圖書館的落成

，促成男女同校的實現，促進高師改“大”成功，從而推動了北京高師和近代高等師范教育的發展，是中國近代教育史上一位不應被忘記的重要人物。

關鍵詞：鄧萃英;北京高師;孟祿;學術研究;男女同校

鄧萃英（1886-1972年），號芝園，福建閩侯（今屬福州市）人，我國近代著名教育家。在清末，鄧萃英曾留學日本宏文學院（Hirofumi?Institute）和東京高等師范學校（Tokyo?Higher?Normal?School）;20世紀10年代末，又在哥倫比亞大學師范學院（Teachers?College，Columbia?University）肄業。民國時期，在中國教育近代化的發展過程中，鄧萃英是一個有著重要影響和地位的人物。他曾任北洋政府教育部參事、次長、河南省教育廳長等職，并先后擔任北京高等師范學校（以下簡稱北京高師）、廈門大學和河南中山大學校長。特別是在北京高師任教和執掌北京高師校長期間，他組織邀請孟祿來華進行教育調查，倡導學術研究，擴充圖書館等設備建設，推動學校男女同校，推進北京高師改辦師范大學成功等，對北京高師乃至當時中國高等師范教育的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

一、任職、執掌北京高師的經過

北京高師的前身是清末的京師大學堂師范館及京師優級師范學堂。早年的鄧萃英曾就讀于全閩師范學堂。辛亥革命后，他任福州師范學校校長。1912年5月15日，教育部令改京師優級師范學堂為北京高師，并以“研究專門學術、造就師范與中等學校教師及教育行政人員”為宗旨，由陳寶泉任校長。1915年四五月間，鄧萃英出席于天津召開的全國教育會聯合會第一屆年會，期間與陳寶泉相識，并受其推薦，于是同年9月到北京高師任教，教授“論理”課。1916年，鄧萃英被推選為北京高師校友會德育部干事長;1917年1月，又擔任學校數學物理部教務主任。在教學中，鄧萃英所編講義資料豐富，內容充實，且講課條理清晰，故而不僅頗受學生歡迎，也深得教師信任。

此后，堅定教育救國信念的鄧萃英在1917年5月曾和黃炎培、梁啟超、張謇、蔡元培、張元濟等48人在上海發起成立中華職業教育社。隨著鄧萃英在教育界地位聲譽日著，1918年8月，他和楊蔭榆等被教育部派為首批考選的教員赴美留學，入哥倫比亞大學師范學校學習，師從杜威（John?Dewey，1859-1952年）、孟祿（Paul?Monroe，1869-1947年）等學習教育哲學等理論。1919年2月8日，教育部令尚在美肄業的鄧萃英為參事，不久鄧萃英回國，并于7月19日到教育部任事。

然而，由于在民國初期，留日學生在教育界占有重要位置，中國教育仍然沒有完全脫離清末以來所受日本教育的桎梏。當時的北京高師，受這一狀況影響，加之師資匱乏，校長陳寶泉即聘請了不少留學日本特別是畢業于東京高等師范學校的留學生，以致教師中留日派占多數;但是，隨著清末民初走出國門赴美留學的大批留學生逐漸回國后對美國教育的頌揚和宣傳，借鑒、吸納美國教育理論、教育體制和辦學思想漸為大勢所趨。1919年11月，教育部組織的以陳寶泉、張彭春、袁希濤、金曾澄等為成員的歐美考察教育團出國考察，考察團成員在1920年4月底逐漸回國。受到美國教育影響的陳寶泉，開始在北京高師大量聘請留美學者，并“抱徹底改革師范學制之決心，決意進行仿照美制的改革”[1]，但不曾想遭到學校教員中留日派的反對。之后，隨著北京高師學生要求改制為師范大學未果，以及教員中留日派與留美派之間矛盾加劇，陳寶泉被迫于11月22日辭職，當天，教育部調陳寶泉到部秘書處任事（一月后又被任命為教育部普通教育司司長），并于11月23日委派留學英國劍橋大學的北京大學著名教授陶孟和為北京高師校長;但是，北京高師學生將陶孟和視為“北京大學派”，以為陶若就校長職，無疑會促使北京高師并入北京大學，于是紛紛拒陶挽陳。無奈，11月29日，陶請辭不就;12月18日，教育部照準陶孟和“辭不就職”，并在同日任命鄧萃英兼代北京高師校長。雖為“兼代”，但責任心極強的鄧萃英，并沒有因名為“兼代”而稍棄責任。

12月24日，鄧萃英至北京高師就職，并于當天在學校風雨操場發表就職演說，他從高師之本旨、高師之分科趣旨及修學態度、高師教育的精神、高師與世界各國之制度、高師與我國教育界之需要、北京高師改良進步之注意點六個方面詳細介紹、說明了北京高師以及高師的本質特征，分析了北京高師存在、發展的重要意義，使師生們對學校有了更為清晰、明確的認識，從而產生了較強的認同感、歸屬感。其中他特別強調：“我雖不能永久在本校服務，但是在職一日，總負一日的責任，而且愿負由此一日行事所發生將來種種影響之責任?！?[2]事實也正如鄧萃英所言，12月28日，鄧萃英即主持全校主任會議，議決通過了《北京高等師范學校內部組織暫行簡章》，并于1921年1月6日由全校主任會議修正，從而保障了學校的組織制度管理。此后，基于對高等師范教育的深刻認識，在擔任北京高師校長期間，鄧萃英不僅盡職盡責，而且顯示了自己對高師教育非凡的理解，從多方面推動了北京高師的發展。

9月26日，因被教育部委任為特派專門委員偕同外交團赴美參加在華盛頓舉行的“太平洋會議”，歸期不定，鄧萃英乃辭去了北京高師校長職務。9月29日，北京高師教育研究科主任李建勛被教育部委任為校長，成為北京高師第三任校長。10月初，鄧萃英隨外交團從上海出發赴美。而鄧萃英雖然不再任校長一職，但他仍繼續任北京高師教員數年，并于1922年10月7日，被教育部委任為兼代教育次長。

由上可見，自1915年9月至20世紀20年代初，是鄧萃英一生中最輝煌的時期，也是他對中國近代教育發展作出貢獻的重要時期。期間，雖然鄧萃英還從事有大量其他教育活動，如1920年7月3日至8日，他出席中華教育改進社第一屆年會;10月1日，作為教育部參事受教育部所派和視學黎惠中參加全國教育會聯合會第六屆年會，就便調查福建教育狀況;12月至1921年5月擔任廈門大學首任校長，為學校的籌備和開辦在北京、廈門兩地奔波……但是，他最大的心力、付出、感情以及貢獻，還是在北京高師任上：在繁忙的教學和行政工作之余，鄧萃英積極從事教育理論特別是高師教育理論的探討，并邀請孟祿來華開展教育調查，推動北京高師的學術研究和新圖書館建設，促成男女同校的實現，力促北京高師改辦師范大學，成為北京高師歷史發展中承前啟后的重要人物。

二、執掌北京高師的貢獻

（一）邀請孟祿來華教育調查

美國著名教育家和教育史學家孟祿，曾任哥倫比亞大學師范學院主任（院長），他一生中曾多次來華，是近代中美教育交流史上一位重要人物。早在1913年，孟祿即惠臨中國，當時，鄧萃英曾代表福建學界在福州歡迎孟祿，而在哥倫比亞大學師范學院肄業間，鄧萃英更是親炙孟祿。1921年9月5日，應袁希濤、陳寶泉等組織的歐美考察教育團之邀，孟祿趁來華參加北京協和醫學院落成典禮之機，至華進行教育調查，以研究中國教育實際問題，至1922年1月。期間，從9月24日開始調查中國教育，到12月14日止，“前后游歷九省十八都市和鄰近的鄉村，參觀學校及其他機關二百余處”[3]。孟祿此次是第二次來華，而在鄧萃英看來，“于余實第三度受教矣。余愛讀博士著作，垂十余年，深嘆其魄力之大，眼識之高，非常人所可及”[4]。而鄧萃英作為此次孟祿來華的發起者之一，在孟祿在華前夕和在華期間，更積極投身其中。而這，不僅是因為鄧萃英曾得孟祿親炙，更因為乃當時教育形勢使然。

由于北京是中國的教育樞紐地，北京高師又是當時中國專門研究教育最重要的學術機關之一，所以早在1920年6月上旬，鄧萃英、陳寶泉、范源濂等人即決定于北京高師設“實際教育調查社籌備處”，作為孟祿來華進行教育調查的樞紐，和將來組織永久性教育研究機關的預備，并由北京高師教員王文培、汪懋祖等佐理籌備事宜，推舉鄧萃英為臨時主任，主持一切事務。

實際教育調查社取“從事實上調查，作實地的研究，以為實行改良的基礎”?[5]之意。而為了使孟祿此次來華的教育調查取得良好效果，1921年8月下旬，鄧萃英和范源濂、嚴修、梁啟超、張謇、陳寶泉、張伯苓、蔣夢麟、金邦正、黃炎培、張一麟、袁希濤、郭秉文、張謹、孫鳳藻、凌冰特發出“捐啟”，其中言道，“我國興辦教育，已近廿稔。言實際者，概墨守成規;談理論者，多不求甚解。欲二者融合無間，俾教育與社會相一致，而合夫世界最新之潮流者，猶不易易覯也”;雖然此前杜威、羅素等先生來華促使我國教育界、思想界為之一振，“于教育理論方面其成效昭然可睹，然此理論如何而可施諸實際，則非集合學識經驗豐富之教育家，為實際的調查研究不易為功，故同人等應時勢之需要，組織實際教育調查社，首約美國孟祿博士來華，共同擔任其事”;其進行方法，“一、募集款項，二、預備招待及聘請譯員，三、介紹社員及組織委員會，四、調查研究”，而其中“以募款一項，尤關緊要”，所以殷“望開明認捐數目，以便匯齊，確定進行之計劃”[6]。與此同時，鄧萃英和陳寶泉特推薦北京高師教育專攻科學生王卓然、湯茂如分別擔任孟祿在華演講的翻譯助手和書記職務。

9月5日上午，孟祿在其女兒陪同下抵達上海。之后，他在9月7日和9月8日分別在江蘇省教育會和上海商學各界歡迎會上做了兩場演講后，于9月10日抵達北京，北京高師學生代表百余人到站歡迎。而為了使國內教育界更多地了解孟祿及其他的思想，當天，在鄧萃英的支持下，由北京高師平民教育社主辦的《平民教育》雜志特辟第37號為“孟祿特號”?！疤靥枴背辛簡⒊?、嚴修、范源濂、常道直、李建勛、張耀翔、王卓然、湯茂如等人介紹孟祿的生平、著作及其教育觀和他此次來華的任務、意義等文字外，并特別收有鄧萃英所譯《孟祿之國家教育觀》一文。該文乃是孟祿新作《教育上之國家主義與平民主義》一書的序文，鑒于其“于國家教育之觀察，有獨到處”[7]，故而鄧萃英特地將之譯出。1921年10月30日、31日，長沙《大公報》轉載了鄧萃英的這篇譯文。

孟祿至北京的第二天，即9月11日，鄧萃英和實際教育調查社的所有發起者共17人在北京飯店為孟祿洗塵，席間，孟祿略述了此次來華的目的和進行教育調查的重要性。9月13日，在鄧萃英的倡導下，北京高師自治會邀請孟祿于學校風雨操場作了《教育上之新潮流與師范生》的演講，五六百人聽講，孟祿在演講最后特別對平民教育社為他出版紀念特號表達了謝意;9月23日，實際教育調查社邀請孟祿在中央公園舉行討論會，討論調查北京各學校方法，所有發起人及孟祿、胡適等與會，鄧萃英主持會議，并向與會者報告了孟祿調查的計劃及日程，在會上，胡適、陳寶泉、王家駒發表演講，孟祿則就此次調查所要注重的四個方面作了說明;9月24日，孟祿又參觀了北京高師附屬中學和附屬小學。與此同時，實際教育調查社在鄧萃英的主持下，還出版了《實際教育》雜志，至1921年11月15日，共出至第2卷第1期。1922年1月7日，孟祿順利結束對中國的教育調查，乘船離華回返美國。因孟祿離華后，作為負責孟祿來華任務的實際教育調查社作用已經不再，故而在5月10日，與平民教育社合并。

雖然，在1921年10月初，因赴美參加“太平洋會議”，鄧萃英在孟祿這次來華的后期，沒能參與孟祿在華進行教育調查的活動，但是，他卻始終關注著孟祿調查活動的進展。1923年8月，由王卓然編纂的記述孟祿此次來華活動過程的《中國教育一瞥錄》，作為中華教育改進社叢書之第三種，由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并以之為“孟祿來華及改進社開幕之紀念”，鄧萃英欣然為之作“序”。在這篇作于1923年1月1日的“序”中，鄧萃英言道，自己“忝列實際調查教育社發起人，又系改進社關系者之一，深喜有此佳作”，認為該書乃“為研究中國教育極難得之資料，且富有歷史的價值”。還特別指出：“自美國孟祿博士來華調查教育以來，國中教育界人士，始則有實際教育調查社之組織，繼復有中華教育改進社之發生，研究教育之風為之一振?！盵8]

（二）強化高師的學術研究性，籌劃新圖書館的落成

1.強化高師的學術研究性

在民國成立之初，不僅高師的發展尚在襁褓之中，而且高師的理論探討亦十分薄弱。作為在日、美兩國接受了高師教育的鄧萃英，基于自己對日本和美國教育特別是對高師的認識和理解，結合中國正處在萌芽期的高師發展的實際情況，先后撰寫、發表了一系列學術理論文章，并就有關高師理論問題多次發表演講。其中主要有：《動的新教授論》（載《學藝》1920年3月1日第4號）、《人格之特征》（載《教育周報》1919年第232–235期）、《世界強迫教育比較》（載《北京高等師范學校校友會雜志》1918年第4輯）、《復高師同學論“女子問題”書》（載《北京高師教育叢刊》1920年3月第2集）、《教育與社會》《現代教育思潮與教育行政方針》（載《北京高師教育叢刊》1920年6月第3集）、《中美社會生活之比較與學生自治》（載《平民教育》1921年1月15日、22日第6號、第7號）、《論高師教育》（載《平民教育》1921年1月25日第28號）、《鄧校長就職演說詞》（載《教育叢刊》1921年3月第2卷第1集）、《地方教育問題》（載《晨報副鐫》1922年12月26日）、《美國教育之過去、現在及未來》（載《教育叢刊》1923年2月第3卷第7、8集）、《師范教育研究》（載《教育叢刊》1923年11月第4卷第7集）等。

這些文章和演講稿，在論述高師自身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的基礎上，對高等師范就理論上進行了深入探討。如1918年7月15日，鄧萃英在北京高師學術講演會講演《動的新教授論》中，強調教育的根本問題就是“如何可使此人成為人”[9]。1923年4月22日、4月29日、5月27日，受平民教育社之邀，鄧萃英在北京高師風雨操場作《師范教育》的講演，在講演中，他提出，欲求對高師及其教學法進行革新，必須注意“養成學生自動的習慣”“提高教員之學術的修養”“增加教學上之設備”，設立教學法研究會且“高師教員須擇曾任中學教授者”。[10]正是基于對高師理論的探討，鄧萃英自1915年9月到北京高師任教，特別是1920年12月擔任校長一職后，時時強化北京高師的學術研究性：提倡學生從事學術研究，將科研引入教學過程，強調提高教員之學術修養，鼓勵刊行各學科雜志，以祈于學術發展。

在鄧萃英看來，高師既是教學之地，又是科研之所，故就任北京高師校長之始，他即繼承前任校長陳寶泉長校時所確定的“誠實、勤勉、勇敢、親愛”校訓，組織各部主任擬定了《北京高等師范學校內部組織暫行簡章》，在規范行政管理制度的基礎上，加強學術研究。正是在鄧萃英的倡導和身體力行下，北京高師不僅教育研究科成效突出，而且全校學術研究氛圍十分濃郁。

根據1913年2月24日教育部公布的《高等師范學校規程》之規定，高等師范學?？稍O研究科。依此規定，北京高師在各高師中最早設立了教育研究科，“以教授高深教育學術，養成教育界專門人才為宗旨”，“二年畢業，以十五名為定額”。[11]作為一個新生事物，教育研究科的設立醞釀了較長時間，而鄧萃英尚在美時，即和陳寶泉通信，“十之八九，系關于教育研究科的”[12]。1920年1月，教育研究科開始招收第一班學生，共18人，入學資格為高師畢業生或專門學校畢業生，或大學三年級生。是為中國高等學校和專門學校設研究科之始。1920年8月又招收第二屆學生14人。而鄧萃英不僅和胡適、陳大齊、蔡元培、劉廷芳、李建勛、張耀翔等19人曾任教育研究科教師。而且在就任校長后，續辦教育研究科。1922年5月和1923年6月，第一屆和第二屆研究科學生先后畢業，其中不少人成為日后教育界的優秀人物，如王卓然、常道直、方永蒸、薛鴻志等。

可以說，教育研究科的設立使得在中國最早將教育學作為專門的學術進行研究，而鄧萃英時時感情系之。正因如此，如當1922年4月3日，研究科第一屆學生舉行教育學士學位典禮時，已經卸任校長的他專程參加，并發表了激情洋溢的演講，認為自己在北京高師的七年間，“最足紀念的，就是教育研究科”[13];1924年4月9日，他又為《北京師范大學教育研究科同學會會員錄》一書作“序”，對教育研究科經過四年零三個月所取得成效給予了充分的肯定，并激動、高興地說“畢業同學在各地服務的精神，在校同學用功和發表的能力，諸教授勤勤懇懇的精神，在在都促使我們與聞開創之業的人手舞足蹈的”[14]。

在繼續辦好教育研究科的同時，鄧萃英還在1921年夏在學校增設數學、化學、物理研究科，并開展學術講演，廣泛延攬學有專長的專家學者到校講學。正是在鄧萃英的倡導、支持和促進下，當時的北京高師，不僅學生學術組織眾多，如國文學會、英文學會、史地學會、博物學會、數理學會、理化學會、美術研究會，等等;而且，此前刊行的《數理雜志》《理化雜志》《博物雜志》《平民教育》《教育叢刊》《史地叢刊》《英文叢刊》《實際教育》等刊物，也得以繼續發行，學術性也更加鮮明。故而一時之間，學校學術氛圍濃厚，研究之風大增。

2.籌劃新圖書館的落成

高等學校要得到很好發展，必須注重圖書館教育及建設。早在陳寶泉長校期間，北京高師就十分重視此項工作。1919年12月13日，在北京高師圖書館兩周年紀念會上，時任北京大學圖書館主任的李大釗，即應邀出席并發表了有關圖書館教育問題的演講;1920年6月下旬，陳寶泉又在學校設立“圖書館講習會”，該會“以利用假期，講習圖書館學，謀圖書館事業之發展為宗旨”[15]，由武昌文華大學圖書館主任沈祖榮、清華學校圖書館主任戴志騫及李大釗、李貽燕、程時煃等任講習員。鄧萃英掌校后，由于重視高師的學術建設，所以和陳寶泉一樣，也十分重視學校圖書館的作用和建設。在他看來，圖書館乃是供學生“課內參證”、課外自修、研究的重要場所和實施“自動教育”“設計教育”的必要教學設備?；趯D書館作用的認識，1921年暑假，鄧萃英在陳寶泉、李大釗、王文培、程時煃等人的支持下，繼續組織圖書館講習會，聘請戴志騫和沈祖榮開展“圖書館學術講演”，介紹圖書館的組織法、管理法、分類編目等，使“圖書館學”為更多的人所認識。而也正是基于對圖書館于教育教學及學術研究作用的認識，掌校期間，鄧萃英親自籌劃，在北京高師興建了新的圖書館。

建成于1917年12月的北京高師圖書館，因為是由學校原來各部的少數參考圖書“分者合之，散者聚之，借用舊禮堂及史地教員室之樓房”，不僅“場所不適于用”，面積不敷展布，而且“管理諸感困難”[16]，故而，陳寶泉任校長時，曾力圖擴充，但因?？罱啧晡垂?。迨鄧萃英長校后，毅然決定拓地興工，建造一座新的獨立的圖書館。在學校經費支絀之時，他堅持從1921年4至9月經費項下撙節三萬五千元，并制訂了具體的建筑計劃，由戴志騫以及德國、丹麥、美國多國專家共同參與設計施工，于1921年9月奠基，是年冬開始籌建館舍，翌年10月新館落成。

新建的圖書館面積為1157平方米的二層小樓，寬敞明亮，樓內設有熱水管道，除了有能收納中西文書籍10萬卷的4層書庫（分為中、西兩書庫）外，還在樓內一層設有辦公室、目錄室、新聞（報紙）室、雜志室和公共閱覽室，并配備了全新的桌椅、書架，能一次性容納500余人閱讀。

1922年11月14日，北京高師舉行建校十四周年和新圖書館落成紀念。上午的周年紀念式，教育次長馬敘倫出席并演講，隨之，鄧萃英發表了激情洋溢的演說，其中，他特別就新圖書館落成發表感言：“吾校于經費萬難中，籌建圖書館，務望諸位協力維持，共同保護”;雖然所藏圖書并不甚多，但卻是“年來歷任校長、主任、教員等，費無盡氣力，始得有此，來處不易，殊不堪再有所損失也”[17]。而在下午舉行的落成式上，校長陳寶泉對鄧萃英“從?？铐椣?，按月節省，至于今日，克觀厥成”的籌辦精神給予高度評價，高興地說是替自己“嘗了夙愿”，并認為“新圖書館的落成，不僅是高師一校的光榮，實在是北京首都全體的光榮”，因為它“完全是中國人修的，完全用中國的錢”[18]。與此同時，鄧萃英特作《北京高等師范學校新圖書館開幕紀念詞》，內中他“追思往事，不禁慨然系之”，殷望“后起者茍能善用之，保全之，發揮而廣大之”[19]。而為了紀念新圖書館的落成，1923年1月，《教育叢刊》特辟第3卷第6集為“圖書館學術研究號”，其中首篇文章即為鄧萃英的《北京高師新圖書館開幕紀念詞》。

鄧萃英為北京高師新圖書館的建成厥功至偉，正是因此，當圖書館建成時，在它的東北角下的一塊方石上書有“鄧萃英奠基”五字，后人評曰：這是在鄧萃英出席太平洋會議前，北京高師師生為他留下的一方紀念之石。

（三）促成男女同校的實現，促進高師改“大”成功

1.促成男女同校的實現

受西方男女教育平等的影響，早在1919年8月1日，鄧萃英在沈陽高師暑期講習會上發表演講，即認為“男女子同為國民，即應受同等的訓練”[20];10月，在全國教育會聯合會第五屆年會上，他不僅提出《改革女學制度案》，而且在所作的《現代教育思潮與教育行政方針》的演講中，再次指出，“教育制度由貴族的而趨于平民的”，此乃世界教育潮流之一，戰后德法英美等國，多主張教育的自由平等精神，此“愈促吾輩之覺悟”[21]。12月27日，鄧萃英又在《平民教育》第12號上發表《論中國女子之不平等》一文，主張男女應接受平等的教育;是年12月和翌年3月，他還先后在《北京高師教育叢刊》第1集和第2集上發表《改革女學制度議》和《覆高師同學論“女子問題”書》，提出“男女教育，理論上、實際上，均不應為嚴格之區別”，特別是在共和的民國，“男女皆有受平等教育之權利”，對接受教育者“不宜歧視之”?；谝陨险J識，他不僅主張國民學校、高等小學校、中學校應該男女共學，而且呼吁高等師范學校和大學也應該“同校同班”。[22]在他看來，“今日女學之所以難發達，女子職業之所以不振，女子在社會中所以無相當地位，其最大原因，非在男女不平等，乃在女子不自由”;而“我國女子求學自由、執業自由尚不可得，遑問其他”[23]？

在以上思想指導下，鄧萃英執掌北京高師后，頂住方方面面的壓力，決定在1921年暑假，在北京高師招收女生。當年，在558名考生中，有25名女生報考，最終，錄取男生35人，女生6人。在所錄的6名女生中，除一名由北京女子高等師范學校博物部轉來上課不久即回原校外，其他五名劉光沅、曾繁順、阮淑貞、黃志瑜、何鎮楚均順利入學，其中劉光沅（1925年英語系畢業）、曾繁順（1925年英語系畢業）、阮淑貞（1925年數理系畢業，1927年數學研究科畢業）在日后完成了學業。為了紀念北京高師歷史上這一開天辟地的重大事件，在鄧萃英的支持下，10月25日，《平民教育》特辟第40號為“男女同校教育問題”特號，刊有黃公覺《各國男女合教之概況》《男女合教所根據的理由》、常道直《男女共同教育談》、曾作忠《美國男女同校的歷史》、曹配言《北高招取女生的經過及感想》等文，為大學男女同校倡而導，更為北京高師男女同校鼓且呼。這樣，北京高師成為繼嶺南大學、北京大學、南京高師、大同大學等校后最早開女禁的高等學校之一，這一先鋒舉動，也促使越來越多的女子認識到：“知識是生活的保障，要享安全的生活，先儲豐富的知識！”[24]

鑒于北京高師及其附屬小學已經男女同校，1921年8月間，鄧萃英又本著“使女子多有受教機會”“提高女生程度”和“試辦中學校男女同學”的觀點[25]，于是年暑假后，在北京高師附屬中學亦開放了女禁，招收女生一班，使北京高師附屬中學和長沙岳云中學、廣州執信學校成為中學男女同校的開路先鋒。

2.促進北京高師改“大”成功

1917年9月，在教育部所公布的《修正大學令》中規定“設二科以上者得稱為大學，其但設一科者稱為單科大學”[26]，此后，“改大”風潮興起。伴隨著一些專門學校的改大成功，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戰后歐美各國將高師提高至大學水平的影響，至20世紀10年代末，國內高師改大之議亦起。但當時對高師改大的形式，卻意見不一。一種意見以蔡元培、郭秉文、許崇清、賈豐臻等為代表，認為應取消高師，將之并入現行大學;一種意見以鄧萃英、經亨頤、李建勛、汪懋祖等為代表，主張反對取消高師，并力倡在原有高師的基礎上，將之改辦為師范大學。

早在1919年10月，鄧萃英和陳寶泉在全國教育會聯合會第五屆年會上，就一起提出了《改高等師范學校為師范大學案》[27]，反駁當時將高師并入大學以致取消高師的主張。1920年5月，在《教育與社會》雜志社演說《教育與社會》時，鄧萃英又一次強調指出：“高等師范這種學校，有種種理由，非保存不可;要教育發達，非使這校繼長增高，著實改良進步不可……不但現在趕造教員時代特別需要，就是將來教員補充完足之后，還是永遠需要?！盵28]正是基于以上認識，12月24日，在就職北京高師校長的演說中，鄧萃英詳盡闡述了高師的特征和存在的意義，分析了其和普通大學的不同之處。在他看來，高師?“所造就的是中等學校校長、教員和教育界相當之各種職務，也就是應國內教育界實際之要求，分科準備，拿教育青年作終身職業的人材”，所以，“高師與大學的差異，不在年限的長短，或程度的高低，而在根本上目的不同”;大學專在研究學術，發明真理，而高師是一種廣義的職業學校。正是因此，一方面，與大學不同，高師的分科，“全是準照中學需要來的”，所以更應該考慮“社會的經濟”;另一方面，高師有她獨有的“教育”精神，并附設中小學，所以，在如今“非教育不能救國，而教育界人材又非常缺乏”的情況下，要普及教育，必須“要把高師發揚光大起來”?；谝陨戏治?，鄧萃英堅定地說“高師的獨立與提高，有他的穩固的根據與充分的理由”，即便是“改稱為師范大學，其特有性質還是存在”。[29]正是因為鄧萃英的講演闡述了高師的獨立性和改大的必要性、重要性，所以這篇激情又務實的演說詞，1924年被在北京高師任教的汪懋祖所編的《師范教育問題》一書收錄，并改名為《高等師范教育之意義及其價值》。此后，在他擔任北京高師校長后，鄧萃英不僅堅持師范學校的獨立性，反對高師并入大學的觀點，而且堅持將北京高師改辦為師范大學。如1921年10月，他在《學制改革案》一文中，即強調指出，應將“高等師范改稱為師范大學”;“師范大學為培養中等以上之師資及教育界專門人才而設”;師范大學不僅本科入學程度與大學應該相同，而且給予的學位標準也應與大學無異。[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