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發性公共衛生事件：政府與公眾的變與不變

關鍵詞 非典 新型冠狀病毒 突發公共事件 政府 公眾

作者簡介：何濤，南昌大學公共管理學院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府際關系、公共治理。

中圖分類號：D630.8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文獻標識碼：A ? ? ? ? ? ?? ? ? ? ? ?DOI：10.19387/j.cnki.1009-0592.2020.03.057

一、引言

北京時間2020年1月31日凌晨，世界衛生組織宣布，將中國新型冠狀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列為“國際關注的突發公共衛生安全事件”。截止到2020年2月9日24時，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官方數據統計，全國確診35982例，疑病例23589例，死亡908例，治愈人數3281例[1]。突發公共衛生事件具有時間、地點不確定性，事件突發性和危險性高等特點[2]，一旦控制不當勢必會引發一系列的連鎖反應。2003年，一場突如其來的SARS病毒席卷了整個中國，也影響著世界，對我國和世界人民的身體健康及生命財產安全破壞甚大，也引發了嚴重的經濟和社會問題。自2003年非典病毒成功防治以來，我國在公共危機應對方面取得了巨大進步，危機管理體系構建逐步加強、危機應對法律法規日益完善、居民生活水平和素質的顯著提升等，使人們當前在應對新型冠狀病毒時相對處變不驚、臨危不亂。黨和政府的積極引領、嚴格問責，各級黨委政府部門通力合作以及公眾的合理應對為我們攻克這場疫情戰役增添了信心和力量。從非典到新型冠狀病毒，公共部門與公民在阻擊疫情的變與不變中，體現我國處理重大突發公共危機的能力不斷增強，政府管理體制的不斷完善優化和公眾素質的不斷提升。但在面對疫情防控的關鍵時刻，仍有少數群體將個人利益置于國家利益之上，梳理并厘清當下疫情防控的凸顯問題，對打贏這場疫情防控阻擊戰至關重要。

二、疫情防控——政府與公眾的“不變”

（一）黨和政府的高效引領指揮不變

長期以來，西方社會的“權力制衡、三權分立”民主模式備受關注，但是在面對突發性的公共危機事件，我國的行政體制具有無與倫比的優越性，充分顯示了“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制度優勢。第一，黨和政府領導人高效引領指揮。面對疫情防控，習近平總書記高度重視，親自指揮、親自部署，多次召開會議、聽取匯報并作出重要安排指示：1月25日，習近平總書記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會議，強調要把“人民群眾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放在第一位，把疫情防控工作作為當前最重要的工作”。1月27日，習近平總書記再次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各級黨組織和廣大黨員干部必須牢記人民利益高于一切”，安排成立中央疫情工作領導小組，統一領導，統一指揮，分類指導各地做好疫情防控工作。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受習近平總書記委托到武漢考察指導疫情防控工作，并召開相關會議安排部署相關工作。各級黨委政府部門負責人都在積極參與到疫情防控工作中，認真負責的對各負責省、市、縣、鄉鎮及基層單位進行指揮協調，各級黨委政府部門通力合作，牢牢根據中央精神和指示，不忘初心、牢記使命，科學有序的奮斗在抗擊疫情的戰役中。第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提供強力保障。2003年，為合力抗擊非典，僅僅耗時7天7夜建設的“小湯山醫院”應運而生，為抗擊非典疫情保障救治工作提供有效的空間載體。2020年，為抗擊新型冠狀病毒，“小湯山模式”重現，將在武漢建立“火神山醫院”和“雷神山醫院”兩所醫院，專門為隔離和治療新型冠狀病毒患者，僅耗時10天便建成并交付使用。全國各省市積極組建醫療救援隊伍分批支援武漢，采取“一省包一市”戰略對口援助武漢各市，兩所醫院可以在數天內內建成，各省市可以在極短時間支援武漢，共克疫情，不僅展現了中國人民的吃苦耐勞、協作配合精神，也體現了黨和政府的高效指揮領導，統籌規劃，更加彰顯了我國特有的制度優勢。

（二）基層政府組織“戰斗堡壘”作用不變

鄉鎮政府是建立在農村的基層組織，是國家權力延伸到鄉村社會的一個表現。鄉鎮作為連接國家和農民的紐帶，在疫情防控阻擊戰役中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由于農村居民衛生習慣較差且防控意識淡薄，鰥寡孤獨等有基礎疾病者較多，稍有不慎更容易發生感染，所以疫情防控農村地區更是重點。但是政策自上而下傳遞，政策傳遞鏈越長，邏輯層面上政策執行產生的效力越弱，但面對疫情防控，全國各地基層黨和政府組織積極防控，充分展現了基層黨組織的戰斗堡壘作用。首先，農村地區積極進行疫情防控知識宣傳普及。及時告知村民所屬轄區的疫情情況，每天不間斷的廣播循環宣傳，且各地方政府充分發揮主觀能動性，針對農村地區部分村民無法聽懂專業的政策文件防控知識，改用符合當地特色的方言進行政策宣講，力求讓每一位村民及時了解防控知識及注意事項。其次，基層組織貫徹落實中央要求指示。進行嚴格摸排，挨家挨戶遞送告知書，進行入戶登記，并運用大數據都技術手段，對具有潛在感染可能的村民做到及時的體溫監測，制定專人的應急管理預案，防止疫情蔓延。此外，各個村民小組及行政村的入戶道路進行設卡，嚴格排查進出人員，在各個行政村的入村轄道口設立專門的醫務人員對往返行人進行體溫檢測。最后，由于農村地區是基于地緣、血緣關系而形成的同質性“熟人社會”，疫情發生在春節前夕，返鄉人員眾多，致使群體集會普遍發生，但是目前基層防控已經嚴厲排查懲罰任何集聚行為，力求做到村民居家隔離，防止疫情的加劇蔓延。疫情防控農村是關鍵，只有在各地基層政府組織同心協力做好疫情防控工作和，村民自覺居家隔離杜絕聚集行為，我們才能更快更好的打贏這場疫情阻擊戰。

（三）嚴格的責任追究懲罰制度不變

“有權必有責，權責須統一”政府必須回應公民的訴求，履行其基本職能。作為一種制度安排，必須建立健全政府的責任機制，強化對行政權力的制約和監督，防止濫用權力。[3]我國的行政問責始于2003年非典期間，從那時開始不斷追究了在重大安全事故、環境污染等方面失職瀆職或負有重要責任的行政官員，在中央和國務院的要求和部署下，地方逐步開展了行政問責。2003年非典時期，包括前衛生部長張文康和前北京市長孟學農兩名省部級高官在內的上千名官員，因隱瞞非典疫情或防治不力而被查處，這是新中國歷史上首次在突發公共衛生事件中，短時間內就同一問題連續地大范圍地追究各級官員責任，“從某種意義上說問責制的啟動成為中國戰勝非典危機的轉折點”[4]，對突發事件瞞報不報、處理應對不當的行政問責力度、處理速度日益加強。湖北黃岡市是既武漢之后疫情爆發最為嚴重的區域，作為黃岡市衛健委主任、疾控中心主任的唐志紅，在面對中央督察組的督查核查時，要么沉默，要么含糊其辭，對當地疫情防控具體情況“一問三不知”，隨后火速被免職。至此之后，每天都會有在疫情防控工作中，因失職瀆職行為而被問責的公職人員，上到省、市職能部門公職人員，下到基層社區黨政領導，問責力度大且問責范圍廣。突發性公共事件，最容易暴露出無德無能的隱性腐敗，也更容易檢驗公職人員的素質和能力。在疫情防控面前，各公職人員必須積極履職履責，全心全意投入到疫情防控工作中，落實主體管控責任，帶領人民群眾打贏這場疫情阻擊戰，從非典到新型冠狀病毒，黨和政府的問責從未缺失只會更加嚴格。

（四）溫暖的人文關懷不變

第一，突發性的公共衛生事件容易引起社會恐慌，又因為衛生事件危害性大，易傳染等特點，稍有不慎，就可能被傳染，人與人之間的不信任關系和敵對關系可能會加劇。但是在我國面對突發性的公共危機時，我們黨和人民始終堅持互幫互組，團結一致。從2003年抗擊非典時的同心協力，到2008年眾志成城應對汶川地震，再到2013年克服甲型H1N1流感時的團結合作，在面對重大突發性的公共危機時，社會各界人士始終相互關心，共克難關。首先國際關懷不變。在面對世界衛生組織將中國新型冠狀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列為“國際關注的突發公共衛生安全事件”時，其他國家紛紛給予幫助，派遣疫情防治專家以及捐贈醫療物資用于幫助解決中國疫情。第二，社會各界人士關愛不變。國內愛心人士紛紛發起籌款集資等愛心活動，社會各界群體響應號召，為湖北以及疫情嚴重地區捐贈物資。同時各個省市醫院以及解放軍分別組建醫療隊，馳援武漢保障武漢及疫情嚴重區域的醫療力量，最大限度保障患者生命安全。第三，個人之間互愛不變。各基層組織及個人紛紛伸出援助之手，社區工作人員自發組織為居家隔離人員購買生活物資，保障居家隔離人員的基本生活需求，居民之間相互信任，相互鼓勵。在共同阻擊疫情的時候，全國乃至全世界人民相互信任，相互關懷，形成強大的凝聚力和戰斗力，共同阻擊疫情。

三、疫情防控——政府與公眾的“轉變”

（一）政府危機應對速度加快

公共危機類型多樣、涉及面廣、成因復雜，因此，一些突發性的公共危機，如洪澇、地震、泥石流或者具有致命危險且易傳染的疾病，在面對此類突發性的公共危機事件，僅僅依靠私人組織或個人是無法應對處理的。所以，黨和政府等公共部門對處理突發性的危機事件有著不可推卸的責任，通過統籌規劃實施預定方案，處理突發性公共危機?！胺堑鋵τ谥袊恼C管理來說是一個重要的轉折點[5]”，自非典之后我國政府危機管理尤其是專門針對突發性的公共事件的應急管理水平和能力顯著提升。面對突發性的新型冠狀病毒危機，黨和政府危機應對之快再次體現了我國處理突發性公共危機的水平在不斷提升。首先，疫情發源中心政府危機管理反應速度加快。疫情最先是在武漢地區發現，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病例，最早在武漢發現，初期并沒有傳染病例出現，初期判斷只是地方性的醫療衛生事件。但隨著時間推移，武漢地區的疑似病例日益增加且相繼在武漢之外的其他區域發現疑似病例的。2020年1月22日，為防止病毒向外界傳播，武漢市政府暫停全市所有公共交通，關閉機場車站及高速所有離漢通道，防止疫情進一步對外傳播，這是新中國成立以來第一次因為公共衛生事件的“封城”事件。其次，黨和國家政府部門立刻采取應急措施。1月25日，習近平總書記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會議，強調要把“人民群眾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放在第一位，把疫情防控工作作為當前最重要的工作”，隨后，安排成立中央疫情工作領導小組，統一領導，統一指揮，分類指導各地做好疫情防控工作。此外，其他地方政府危機管理能力提升。截止1月25日21時，已有30個省市自治區啟動重大突發公共衛生事件一級響應，制定疫情防控預案，利用大數據技術，通過追蹤車次等手段對出入或途徑武漢的人員進行排查，制定危機應對及防控措施，保護人民的生命安全。各級黨和政府部門在短短數周時間制定緊急預案，采取應對措施，統籌各方力量共同應對疫情，更加彰顯了我國危機管理尤其是應急管理能力的不斷提升。

（二）公眾疫情應對心理日益從容

危機不僅對人類的生命、財產安全和環境形成極大的威脅，產生巨大的損失，此外，還會給人的感情方面造成巨大影響[6]。在面對突如其來的突發性安全事件時，基于理性經濟人假設，每個人都謀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都渴望維護自身安全，又因為個體對突發性的公共衛生事件缺乏專業性的知識了解，部分新媒體為博眼球而肆意炒作，謠言的肆意傳播，信息更正不能及時傳遞都會引起人們因缺乏安全感而產生巨大恐慌。2003年非典初期，因為部分官員隱瞞疫情，從而造成信息不對稱致使非典病毒在我國大肆傳播。同時伴隨著大規模的謠言肆意傳播，居民對政府的不信任，并引發了一系列的哄搶物資風波，“搶鹽風波”就成為非典時期的特有符號標志，造成社會恐慌。但17年后的今天，在面對新型冠狀肺炎疫情的時候，我國公眾的心理已經發生巨變，恐慌心理日益減少。目前，黨和政府積極應對，力求盡快控制疫情，全國各地施行封閉式管理，并運用技術手段對所有往返或途徑武漢人員進行逐一排查，追蹤確定和疑似病例的先前的活動軌跡，力求最大限度篩查疑似病例，保障公眾安全。其次，國家統籌調配基本生活物資，所有大型超市的生活物資供應充足，不會出現物資供應不足的狀況，醫療物資生產企業正常運行，穩定的物資供應體系保障了公眾的生活有序，避免了非典時期因恐慌造成的哄搶物資現象。最后，黨和政府以及公眾同心協力，眾志成城形成了強大的民族凝聚力，各地專家積極投入戰斗，抗擊疫情，各省市醫療機構和人員組建醫療隊，相互支援，社會各界愛心人士募捐籌資，為阻擊疫情奉獻力量，各家各戶自覺居家隔離，由此形成了強大的民族凝聚力，增添了公眾抗擊疫情的信心和力量。

（三）疫情信息更加公開透明

哲學家羅素說過：“回避絕對自然的東西就意味著加強，而且是以最變態的方式加強”。在面對突發性的公共衛生事件時，信息真空更加容易引起公眾的信息饑渴。政府部門如果長期封鎖消息，公眾媒體部門不及時報道疫情進展及工作狀況，反而更容易造成謠言和小道消息的增長，非典以其易傳染性和高危性已在坊間廣泛流傳，引起人們的高度關注，但正式渠道卻很少有關于非典的信息傳播，人們亟須了解非典相關情況（包括引起原因、有何危險、目前感染情況及如何防范等）與信息傳播真空的矛盾導致公眾陷入了極大的“信息饑渴”[7]。非典時期的信息公布相對閉塞，極大程度上刺激了公眾對信息公開的渴求，但是如今面對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公眾已經由信息饑渴到信息滿足的轉變。第一，國家主流新聞媒體對疫情防控進展情況進行密切追蹤，時刻向全國公眾發布疫情防控信息，各地方公共媒體針對地方疫情進展情況進行播報，中央和地方公眾媒體的雙向信息傳播讓公眾及時了解疫情防控進展，滿足公眾信息需求。第二，在面對突發性的公共危機時，總有不良的小道消息通過非正式溝通傳播，對通過人際以及線上渠道傳播散步的謠言，國家政府部門通過線上和線下的方式及時辟謠，及時更正疫情防控知識，普及防控方法，加大對疫情傳播人員的懲罰力度，避免公眾因信息知識獲取有誤而造成相關風險。第三，技術手段增加了信息公開力度，隨著信息技術的發展和大數據、云技術的使用，公眾可以通過相關app及時了解附近疫情人員分布狀況，了解各地區疫情人員變化的實時狀況，動態監測，技術手段的運用大大滿足了公眾對外界信息的滿足程度。

四、疫情防控——現實困境

個體或群體正遭受的苦難體驗是集體行動產生的催化劑[8]，在面對突發性的公共危機時，群體更容易為了一致的利益而采取集體行動，但也不乏會有“搭便車”群體的存在。同時基于理性經濟人假設的核心觀點：人都是自私自利的，所追求的唯一目標是自身經濟利益的最大化[9]，所以在面對此次新型冠裝病毒疫情防控期間，仍有少數群體產生了不合理行為。

（一）不理性的封村封路行為

在面對疫情時農村地區的各個行政村農村地區的絕大多數村民更容易產生集體行動，形成一個利益群體，為維護集體的利益而行動一致。部分農村地區為杜絕外來人員進入村莊致使疫情加劇，采取挖斷道路路基或在路面堆設泥土、砌墻等方法阻攔車輛出入，這樣過激的封村封路行為不僅阻隔了緊急情況醫護救援的生命通道，傳送物資運輸通道，更加隔斷了共同抗擊疫情的人心與力量。

（二）城市農村聚集性病例頻發

新型冠裝病毒主要通過飛沫、唾液等手段傳播，而阻隔疫情的關鍵防控措施是避免人群聚集從而產生大規模的交叉感染，增加防控篩選和排查難度。但是疫情出現期間恰好正值春節，大量務工人員返鄉、職工與學生休假階段，因此總有部分人員抱著僥幸心里，城市地區同學聚會聚餐，農村地區聚眾打牌娛樂，致使多地出現聚集性病例，增加防控難度。

（三）哄抬物價、囤積居奇現象伴發

突發性的公共衛生事件本應該是全體公眾共同應對的群體性危機事件，伴隨著疫情防控時間的推移，疑似和確診病例的增加及居民防控意識的增強，基本防護醫療物品短期內供不應求。于是極少數個人或商家囤積居奇，哄抬口罩、醫用酒精價格，甚至有些企業為謀取短期利益，制造并銷售質量低下的醫療防護物品，將個人利益置于公眾利益之上。

五、結論與展望

在非典爆發十七年之際，新型冠狀病毒疫情蔓延之時，站在這一特殊節點上回溯從非典時期到新型冠狀病時期，我國政府與公眾在面臨同樣的突發性公共衛生事件時，政府與公眾應對疫情的變與不變，彰顯了我國在危機管理尤其是應急體系建設的日益進步，公眾的心理嬗變也凸顯了大眾群體對國家的信任和支持。但是在看到種種利好的不變與轉變之時，仍有不和諧的行動頻頻出現，為此建議：第一，強化宣傳，加強公民精神教育，增強民族凝聚力，面對疫情，科學有效的防止措施固然重要，但是形成合力的精神思想可以增強民眾抗擊疫情的信心和力量，助力疫情防控。第二，強化監管，落實主體責任，各級黨政領導干部積極履職履責，統籌安排協調，保證疫情防控工作順利進行。第三，嚴格問責，依法處理，對于不積極作為的黨政干部嚴格問責，對惡意傳播謠言、哄抬物價和囤積居奇現象依法處理，加大懲罰力度。我們堅信在中國共產黨的堅強領導下，充分發揮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優勢，緊緊依靠人民群眾，堅定信心、同舟共濟、科學防治、精準施策，我們完全有信心、有能力打贏這場疫情防控阻擊戰。

參考文獻：

[1]http：//www.nhc.gov.cn/xcs/yqfkdt/202002/167a0e01b2d24274b03b2ca96110 7929.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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