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析朱家驊對中央研究院的貢獻

摘 要：近代著名的政治家、教育家和地質學家朱家驊，憑借自身良好的教育背景、干練的個人能力、較高的學術水平以及對學術研究的熱愛，長期在民國時期中國最高的學術研究機關——中央研究院任職。他積極參與中央研究院體制的創設，致力于調整機構、延攬人才、設立院士等重要事務，使中研院初具規模。在抗日戰爭和國共內戰期間，他又嘔心瀝血，多次組織中研院的搬遷，使其轉危為安。朱家驊致力于中研院的建設、保存和發展事業，為近代中國的科研事業做出了巨大貢獻。

關鍵詞：朱家驊;中央研究院;體制貢獻;轉遷

成立于1928年的國立中央研究院（以下簡稱為中研院）是民國時期中國的最高學術研究機構，因其在中國近代學術的創立、存續和發展上發揮了十分巨大的作用而彪炳史冊。在中研院燦爛而輝煌的歷史上，除了首任院長蔡元培之外，朱家驊也是不可或缺的重要人物。朱家驊先后在中研院擔任過評議員、總干事、代理院長等職，是歷任中研院院長中任職時間最長的一位，而擔任中研院院長是朱家驊一生任職最長的一個領導職務。

一、教育背景、學術水平及行政能力

朱家驊能夠對中研院的發展起到承前啟后的重要作用，既與歷史機遇使然，也與其良好的個人素質密不可分。

首先，朱家驊受過海外教育，并獲得博士學位，成為當時中國為數不多的高級知識分子，這為其管理中研院工作提供了較好的知識背景。朱家驊于1908年入同濟德文醫學堂，學習德文，辛亥革命時因參加中國敢死團而輟學。1912年，他回到已改名為同濟醫工專門學校的母校，進入電機系學習，于1913年以同濟首屆工科畢業生的身份畢業。1914年由張靜江資助赴德國留學，入柏林工業大學學習冶金。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后，德國形勢日趨緊張，朱家驊無法繼續學業，不得不在1917年歸國，擔任北京大學的德語教授。他由此成為北大最早的德語教授，也是中國第一代德語教授。當時北大總共才有28位教授，朱家驊位列其中，而且其年僅24歲，被稱為北大最年輕的教授。其在學習上的天賦已嶄露頭角。雖然位列教授，但朱家驊并不滿足，他虛心向學，渴望再赴海外，繼續求學。一戰結束后，他來到瑞士，進入伯爾尼大學學習。經過多方努力，于1920年又回到已經十分熟悉的德國，在柏林大學學習地質學。他發奮苦讀，于1922年獲地質學博士學位，1924年，學成歸國。[1]由于海外學習的經歷，使其成為具有現代思想的學者，較高的學歷使其成為知識淵博、學有所長的青年學者，這些都為其日后負責中研院奠定了基礎。

其次，朱家驊作為國內著名的地質學家，具有較高的學術水平，這使其在領導中研院時具備了深邃的學術眼光。朱家驊是中國近代地質學的開創者之一，他在學成歸國后，即著手進行國內的地質調查工作。他在1927年創辦兩廣地質調查所，自任所長，聘請外國地質學家，開展對四川、西康、云南等邊遠省區的地質調查工作;另外，還主持了對南嶺的地質考察，對南嶺的地質研究作出了重要貢獻。朱家驊還長時間擔任中國地質學會理事，并兩次擔任會長。朱家驊作為中國當時一流的地質學家，對中國地質學的發展提出了許多建議。[2]這些建議對中國地質學的進一步發展具有指導意義，深刻地影響了當代中國地質學的發展。朱家驊正是憑借自己深厚的學術功底，使其在領導中研院這個科研機構時游刃有余。

再次，作為國民黨高層人物之一的朱家驊擁有豐富的從政經驗、干練的個人能力，這為其有效地管理中研院提供了便利。中研院雖然是專門從事科研的機構，但組織龐雜，人員眾多，所以事情紛繁復雜，這就要求其領導者不僅精通科學研究，也要具備較強的管理能力。久在官場歷練的朱家驊無疑符合這一要求。國民黨元老戴季陶對朱家驊非常欣賞，他曾做過這樣的評論：“中國只有一個半人才”[3]，半個指易培基，一個即指朱家驊。在戴季陶的心目中，朱家驊是當時中國具有最高水平的人才，可見對朱家驊評價之高。朱家驊作為國民政府時期學者從政的成功典型，崇尚實干。他的一位部屬回憶說：“先生向來不尚空言，但務實做，對任何空洞的計劃，和難以實行的玄妙言辭，都不感興趣……要做的便放手做去，決不拖泥帶水、瞻前顧后、顧慮困難，更不計較個人的成敗?！备咝?、實干的作風使他在處理政務時雷厲風行，成效顯著。1926年6月，戴季陶邀朱家驊一起創建國立中山大學，并聘用朱家驊為籌備委員之一，戴季陶雖為校長，但因為一直忙于北伐，所以實際創建全由朱家驊一人操辦。他在籌措經費、聘用師資、建設校園等方面，竭盡心力，奠定了中山大學的文化學術地位，連前往參觀的歐洲名校校長也稱羨不已。[4]朱家驊的才智和魄力得到廣泛認可。此后，他還擔任過教育部長、交通部長、浙江省長以及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部長等職務，這些經歷鍛煉了其能力，拓展了其人脈資源，為其后來較好地領導中研院奠定了基礎。

二、在中研院體制上的貢獻

在中研院的創立階段，朱家驊在體制的創立和機構的調整上作出了一系列貢獻，這主要體現在以下若干方面。

其一，積極參與中研院制度的策劃和機構的創立?！吨醒胙芯吭航M織法》規定，中研院除設立研究所進行科學研究外，還有“指導聯絡獎勵學術之研究”的任務。1934年5月，為達成這一任務，中研院決議設立評議會，作為全國學術評議的最高機關。由時任中央研究院總干事的丁文江負責具體籌建。在籌建評議會時，丁氏即不斷找朱家驊商量;朱氏也積極出謀劃策，不斷提出自己的見解與主張。在兩人的不斷協商下，達成了評議會的制度。在之后的中央政治會議上談及此事時，朱氏也予以大力支持。[5]由此可見，朱家驊對評議會的設立發揮了重要作用。中研院評議會設立之后，提出并通過了許多促進和獎勵學術發展的重要議案，有效地發揮著指導、聯絡全國學術研究之重大職責，對促進中研院及國家學術之發展、國內外學術研究之合作均起到了重大作用。

其二，朱家驊在領導中研院期間多次創建和調整其機構，使中研院的研究機構日益齊備。例如1941年朱家驊派姜立夫籌備數學研究所，吳定良籌備體質人類學研究所，又將動植物研究所分開，分別設立動物研究所與植物研究所。到戰后，原子能的研究成為時髦而且國家急需的學門，朱家驊乃又積極籌備原子能物理研究所，并且派總干事薩本棟赴美洽購設備，可惜因中研院向國民政府申請預算未成，事遂中寢。1947年美國在太平洋舉行原子爆炸實驗，中央研究院還會同教育部派中央大學物理系教授趙忠堯前往參觀，并托他帶去美金十余萬元購置原子能物理研究所所需的儀器。但后來因軍政部有意自設原子能研究所，中研院乃將原擬的原子能物理研究所改為近代物理研究所，僅從事理論研究。[6]朱家驊對于中研院各機構的創建與調整，有利于實現人盡其才，提高效能，調動各方面的積極性，從而更利于科技事業的發展。

其三，領導制定了院士的選舉制度，負責選舉出中國第一批院士，對于中國的近代學術事業的發展起了推動作用。前文所述之中研院評議會，由于種種原因并未盡到學術成果評審與獎勵職責，而是承擔著促進國內外學術研究之合作與互助的使命，為了補救制度設計上的漏洞，使中研院真正承擔起應有的全國最高學術評議及獎勵之職責，中研院醞釀并創建了院士制度?！霸菏俊笔且环N學術名譽稱號，是對學者學術成就進行的總體性評估和最高獎勵。[7]由時任院長朱家驊負責具體的籌劃與設立。1948年2月中旬，在院士選舉臨近之時，關于院士選舉的相關規程尚未制定。為此，朱家驊召集在南京的評議員到中研院進行緊急商討，經多次開會討論，最終于3月25日在第五次年會上通過了《院士會議規程》。[8]其主要內容有“一、院士會議每年舉行一次，中央研究院院長召集之。二、院士會議開會時，由中央研究院院長任主席，評議會秘書及研究院總干事任秘書。三、院士會議時，執行下列任務：選舉院士及名譽院士、選舉評議員、議定國家學術之方針、討論政府委托事項。四、院士會議開會時得宣讀重要學術論文”等。[9]并在此次年會上即依照所擬定之選舉程序以無記名投票方式選舉首屆院士。院士原擬遴選81—100人，結果在選舉時，第一次投票僅選出60余名，到28日，一連5次投票，才選出81人來，達到《選舉規程》總人數的最低限制，計數理組28人，生物組25人，人文組28人。[10]院士體制的設立，彌補了中研院以往的體制缺陷，使其步入發展的正軌，而中國的學術建制也因此趨于成熟。

三、安排中研院的輾轉遷徙

中研院作為民國時期中國最高的科研機構，集中了當時最優秀的科研人才和大量寶貴的試驗設備以及文物圖書，因此彌足珍貴。但民國時期中國屢遭兵燹，中研院也屢遭毀棄之險。為了保護這些頂尖的人才和來之不易的實驗設備，朱家驊殫精竭慮，先后負責主持了中研院的多次遷移。

中研院第一次遷移發生在抗戰時期。1936年底，中日形勢風云日急，身為中研院總干事的朱家驊此時還兼任浙江省政府主席，戰爭前夕，地處前線之封疆大吏，其忙可知，故朱家驊想辭退研究院總干事一職。不幸恰在此時，在上海的蔡元培院長病重，朱家驊也就不便啟齒，只好先請傅斯年幫忙協同管理，并擬定計劃：一旦戰起，先在長沙設工作站，作為戰時遷運的中心。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發生，抗戰開始，中央研究院按照既定計劃開始內遷，除了在上海的工程、理、化三所有部分笨重設備寄存外，全部設備和人員，都遷往長沙集中，并在此選址繼續辦公。1938年，朱家驊因不堪繁重，辭退浙江省政府主席之職。而此時的蔡元培，病情雖略有減輕，但仍體弱，遂決定移往香港繼續療養。朱家驊與中研院各所所長齊赴香港，請蔡院長主持一次常務會議，以決定各所具體的遷移之處。會后，各所按照指示紛紛開始行動。此次中央研究院的遷移，表面上看只是一次遷移，而實際上，各所人員、眷屬、珍貴典籍儀器等，又多又重，又宜受損，且又是在戰時，困難之多，可想而知。計在此次大遷徙中，有六類問題必需解決：第一、經費問題，第二、交通工具問題，第三、關稅問題，第四、人員安置照顧，第五、安全與文物保護問題，第六、與其他遷逃機關搶房屋的問題等。這些問題多要朱家驊親自以電話、公文或私函接洽解決。事情可謂千頭萬緒，紛繁復雜;涉及的人物職位或高或低，千差萬別。朱家驊當時身兼國民黨中央黨部秘書長，后又改任組織部長，雜務纏身，日理萬機，但他依然于百忙之中撥出冗機，悉心負責中研院搬遷事宜。[6]在朱家驊的組織領導下，史語所和社會所遷往四川南溪縣的李莊，氣象所、天文所、工程所、動植物所及總辦事處遷往重慶;后來工程所又遷往貴州安順，化學所遷往川西犍為，天文所大部分遷峨眉，另一部分遷瀘州，還有一部分遷天水，1944年桂林吃緊，原擬遷往桂林之地質、物理、心理研究所，又再趕運四川。[6]總之，這次中研院的內遷，雖然歷經波折、困難重重，但使中研院保存了多數的研究機構，從而為中國近代本不發達的科學研究事業保留了人才和科研設備，使中國的科研事業得以薪火相傳。朱家驊在這期間付出了巨大的心血，可謂功不可沒。

及至抗戰勝利，中央研究院又隨國民政府還都南京，是為第二次遷移。當時軍隊調動頻繁而緊急，國民政府及其中央黨部所屬之各機關，多如牛毛，人員總計在百萬以上，都急待還都，故中研院的遷返又面對諸多困難。而其中所面對的最大困難，還是經費、交通兩大問題。為達成順利遷返之任務，中央研究院開會決定第一步先將各地分散之所，集中重慶近郊，等待交通工具。十幾個所分從各地集中重慶，已經不能稱為簡單問題，再從重慶還都，經過三峽，或川黔湘公路，或川湘公路，出川，再經鄂、贛、皖、蘇幾省，路程一千多里，又趕上此時是上百萬人都急于尋找車船回家或還都之際，問題之復雜繁難可想而知。這些又都必須由時任中研院院長的朱家驊和時任中研院總干事的傅斯年合作解決，好在朱家驊十幾年位列中樞，門生故吏遍天下，此時還兼任著教育部長，撥款方便，只要稍微聯系招呼，問題多可迎刃而解。大約半年光景，中央研究院總辦事處及各研究所，全都安抵南京或上海。到南京北極閣原址的是大部分，少部分如工程、物理、化學等仍回上海。朱家驊認為北極閣太小，妨礙發展，遂在1946年購定南京九華山兩百四十幾畝地，準備將全部院所都集中于南京，手續辦到1947才完成。[6]然而此時風云突變，國共兩黨戰端已起，中研院的擴建計劃，也因此中輟。

國共內戰，國民黨敗退臺灣，國民政府下令中研院也隨之遷往臺灣，此即第三次遷移。時任院長的朱家驊多次召開院務會議，討論關于中研院的搬遷事宜，并決定首先將歷史語言和數學兩所遷往臺灣。之后，朱家驊繼續多方奔走游說，張羅其他院所的遷臺事宜。1949年1月，中研院將南京和上海各研究所的人員、儀器、圖書等集中在上海祁齊路的在君館，準備進一步的搬遷，但最終以失敗而告終，故遷到臺灣的也就只有歷史語言和數學兩所。[11]遷臺初期，生活艱難、房舍無著落、工作無法進行，可謂是困難重重，而政府所撥經費僅能勉強維持現狀，兩所研究院的研究員，一部分借住在臺灣大學宿舍，一部分則借住在臺灣省桃園縣南部楊梅鎮的一處民宅。朱家驊作為院長，為解決凡此種種問題，多方奔走周旋，籌集資金、選購地皮，直到1953年，由于朱家驊的努力，中研院才有了一塊立足之地，在臺北近郊南港建造了新院舍。[12]隨后，動物研究所、植物研究所、化學研究所、民族學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等總算相繼恢復。臺灣的科研事業得以保存，這為臺灣以后的科研事業打下了基礎。

四、結論

朱家驊在中研院任職達三十年之久，在中研院輝煌而燦爛的歷史上，留下了濃重的一筆。這不僅體現在他對中研院的機構調整與輾轉遷徙的貢獻上，其科學觀念對于中研院的影響也不可估量。朱家驊曾說：“治學的人是不好講求名利的，須有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精神，再守之以恒，持之以久，朝斯夕斯，終身不倦，方能有所成就，古人都是這樣，絕對不把學術金錢名位混為一談……所以兄弟很希望全國學術界大家起來，提倡為學術而研究的作風，尤其對于研究純粹理論科學的學者，再加以尊重與協助，俾能孜孜不倦，終身從事，庶幾可以提高我國現代學術的水準，奠定我國學術的基礎?！盵5]朱家驊極力提倡純粹的科學理論研究，強調要為了學術而做學術，這種對于學術之態度如一股春風，吹散了當時中研院內所存留之崇尚名利的風氣。有人說朱家驊是“一位真正具有科學精神，并且真正能運用科學方法與事業的典型人物……在服務公職的40余年中，一直以其踏實的科學修養，本著充分的科學精神，透過精密而實事求是的科學方法，主持每一階段的繁重工作，所以能事事有輝煌的績效?！盵5]在中研院掌事期間，可以說朱家驊把控了國民政府的學術發展大權，而他千方百計努力實現其理想與目標，在他所主持與管理的中研院苦心擘劃，對轉變當時社會上紛紛崇尚的“為官做宰”的學風，以及促進中研院科學技術研究的全面發展和促成各具體學科的發展可謂頗有貢獻。

朱家驊憑借自己所懷有的這種科學信念，通過自己的努力與付出，不僅贏得了中研院的長足發展，也贏得了中研院所有研究員的尊重與敬仰。1957年9月初，中研院選舉院長候選人的評議會上，公決通過了一封慰問朱院長的信，信上寫到：“朱院長騮先先生賜鑒：此次第三屆評議會第三次會議開會之時，適值先生體弱多病，在辭職中。緬懷本院為全國最高學府，創立至今，已三十年。先生于早年歷任評議員、總干事，贊襄鴻業。嗣繼蔡先生之后，主持院務，十有八年?？箲鹌陂g，添設植物、醫學、數學各所，擴展院務，漸臻完備。及共匪叛亂，大陸淪陷，努力搬遷歷史語言、數學兩所，在艱苦中，為國家版權圖書文物之精華，維持學術尊嚴及研究水準，且為國家急需培植人才。近年建立南港院址，并在臺籌設近代史、民族、植物、動物、化學各研究所，為國家逐漸奠定在臺之學術基礎?！盵6]之后，在1963年初的中央研究院院務會議上，又通過了一個決議，決定把即將落成的民族學研究所大樓，定名為“朱家驊紀念館”?！爸旒因懠o念館”代表中央研究院全體乃至全國最高學術團體表達了對朱先生的懷念與仰慕。[6]而胡適先生也一再對他的秘書胡頌平說“沒有朱先生，就沒有中央研究院”。[6]朱家驊于1928年起，開始在中研院任職，歷時長達三十年之久。在這三十年中，朱家驊憑借自己的個人才智與能力，領導中研院披荊斬棘、奮力向前，勇攀科學的高峰，去實現中國人的科學夢想，用自己真誠的付出贏得中研院發展的同時，也為自己贏得了掌聲。

注釋：

[1]劉國銘.中國國民黨百年人物全書.團結出版社，2005年版

[2]張劍、黃婷.朱家驊的科學觀念與國民政府時期科學技術的發展.近代中國，2004年01期

[3]王曉華、張慶軍.蔣介石與希特勒：1927-1938中德關系的蜜月時期.臺海出版社，2012年版

[4]楊鑫潔.戴季陶與中山大學.文史精華，2011年09期

[5]王聿均、孫斌編.朱家驊先生言論集.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7年版

[6]楊仲揆.中國現代化的先驅——朱家驊傳.近代中國出版社，1984年版

[7]左玉河.中央研究院評議會及其學術指導功能.史學月刊，2008年05期

[8]郭金海.中央研究院的第一次院士會議.中國科技史雜志，2007年01期

[9]《院士會議及選舉規程》，南京：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全宗號393，案卷號1034，轉引自郭金海：《中央研究院的第一次院士會議》，《中國科技史雜志》，2007年01期

[10]胡適著.胡適日記全編（第七冊），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11]大陸雜志社編委員會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第11輯）——朱家驊先生紀念冊》，文海出版社，1986年版

[12]曲凱南.朱家驊傳.民國檔案，1991年04期

作者簡介：

楊東曉（1990--）男，成都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助教，碩士。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