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治理視域下重大疫情時期的謠言傳播與治理研究

牛艷秋

摘 要：謠言是人類社會與生俱來的產物，其傳播機制存在一定的生命周期?，F代社會中，信息的充分流動和媒介工具的多樣化加速了謠言的產生與傳播。重大疫情時期的謠言主要呈現出內容的虛假性、傳播的即時性、主體的匿名性、參與的廣泛性四個主要特征。謠言不僅阻礙了真實信息的傳播，也對社會治理提出了新的挑戰。謠言治理要在社會治理的框架下，遵循“以人民為中心”的價值觀，構建多元主體協同共治的體系，不斷推進社會治理現代化進程。

關鍵詞：謠言;社會治理;治理進路

2020年伊始，國內突然暴發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這是建國以來傳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圍最廣、防控難度最大的重大突發公共衛生事件。重大疫情是風險社會必須直面的時代課題，也是對國家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的重要檢驗。疫情出現后，在以習近平總書記為核心的黨中央的堅強領導下，全國上下團結一心、眾志成城，共同投入到疫情防控的戰斗中，不僅為國內奪取抗“疫”戰爭的全面勝利奠定了堅實的基礎，也在世界疫情防控中展現出了高度負責的大國擔當。

然而，伴隨特殊時期暴發的不僅有肆虐的病毒，還有層出不窮的謠言。作為一種新型具有極強傳染性的疾病，新冠肺炎的防治比一般疾病多了一層社會學意涵，即純粹的醫學努力難以遏制它，它考驗著整個社會的應對系統，即社會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的效能。社會的穩定有序發展，離不開對謠言的治理，謠言治理水平反映著國家治理能力現代化的程度，謠言治理能力是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能力之一。

一、謠言的產生與傳播機制

謠言作為世界上一種最古老的傳播媒介，與人類社會的發展相伴而生，以不同的形式活躍在歷史舞臺之上。德國學者洛伊鮑爾曾指出，謠言既不是憑空臆造出來的，也不完全是邪惡的化身，它是歷史的一部分，承載著歷史的呼應，與歷史隨行。比如在中國，早在《戰國策》中就曾記載了三人成虎、曾參殺人等相關的謠言;美國著名學者孔飛力也曾研究了中國在1768年流行的一種被稱之為“叫魂”的盛世妖術，當時波及到山東、安徽、江蘇、浙江等12個省份，造成了近2億人口的社會大恐慌。[1]

針對謠言的概念界定，最早在1947年由Allport和Postman[2]定義“謠言是借由民眾口語傳播且無公開證據支持的一種表述或信念”。這一概念忽略了謠言傳播途徑的變化，經過時代發展與技術更迭，1998年Pendleton[3]在此基礎上把謠言的范圍擴大為“未經可信來源證實的信息表達”。我國學者在其概念的界定上雖有差異，但都主要圍繞“未經證實的”和“虛假的”兩個關鍵來解釋謠言。因此，可認為謠言是一種人們私下流傳的能夠引起公眾興趣的事情、事件或未經證實的闡述和解釋。

美國社會心理學家奧爾波特和波斯特曼根據研究，總結出謠言產生的經典公式：R=I×A?！癛”是Rumor的縮寫，表示謠言流行的強度和廣度;“I”代表Importance，表示事件對某一群體的重要性;“A”代表Ambiguity，表示事件的模糊性[4]。據此公式可見，決定謠言的因素包括事件的重要性與模糊性兩個方面，當I與A兩個條件同時具備時，謠言隨即產生。而且，事件對公眾的重要性越大、模糊性越高，謠言傳播的效應就會相應擴大。同時，依據這個公式中的比例關系可知，只要重要性或模糊性兩者中任一因素趨于零，謠言就無法產生或持續蔓延。

謠言的傳播歷程具有一定的生命周期，傳統方式將謠言發展劃分為“潛伏期—爆發期—消亡期”三個階段。潛伏期時，如重大疫情等突發性事件打破了原有的社會秩序，公眾的心理穩定感遭到破壞，以致急需獲取信息來平衡內心的恐懼，如若缺乏相關信息的報道而產生一段時間的“信息真空”，人們就傾向于接收小道或者虛假信息，因此便為謠言“流竄”提供了條件;爆發期時，謠言借助各種傳播渠道大肆擴散，經過多重傳播和夸張渲染，原始謠言可能變異或失真，衍生出更多的版本;消亡期時，政府、相關部門或媒體通過官方渠道發布信息和辟謠，使公眾脫離緊張不安的狀態，從而失去對謠言的興趣，謠言熱度降低，進入消亡階段。因此，信息在不夠充分的情況下，人們迫切地為了滿足自身的心理需求，就會產生確認偏誤[1]，從而導致謠言的廣泛流傳。

進入社交媒體時代以后，謠言的傳播方式也在不斷拓展，與傳播媒介的發展和進步保持同步，從單一的人際傳播演變為多元的媒介傳播，進而發展成為互動式、多中心的傳播方式。以傳統媒介為中心的局面徹底打破，并朝著“去中心化”的趨勢發展，信息的傳播速度更快、頻率更高。

重大疫情的暴發作為一種突發性公共安全事件，與民眾的生命健康密切相關。以新冠肺炎為例，病毒的傳染性強、來源和傳播途徑有待進一步確認，極易引發大范圍的社會恐慌，為各類謠言的滋生提供了良好的外部條件。

二、謠言的主要特征

現代社會，謠言借助信息技術的進步和社交媒體的發達，在信息生成、更迭變異、傳播路徑等方面呈現出愈演愈烈的態勢，尤其像在SARS和新冠肺炎等重大疫情時期，各類謠言紛紛四起?？偟膩碚f，這些謠言具有以下四個主要特征：

1.內容的虛假性。這是謠言的本質特征。謠言本身即是“未經證實的”和“虛假的”信息，在事實面前其非真實性暴露無遺。但是，在“全民麥克風”時代，信息的制造和傳播輕而易舉，這降低了制造、夸大虛假信息的“技術門檻”。如若信息發布者和傳播者是非理性的或有所意圖的，就會產生大量失真信息與謠言，信息接收者并不會嚴謹地考證信息的真實性和權威性，以致造成“沉默的螺旋”[5]。

2.傳播的即時性。馬克·吐溫曾說：“當真相還在穿鞋的時候，謠言就已經跑遍半個地球了?！敝{言的傳播是一個快速且連續的過程，自源頭出發后，可以在極短的時間內迅速傳播到最廣泛的公眾之中。信息技術的迅速發展超越了時空的局限，使得信息傳播的“短平快”特征更加顯著，從傳統意義上的“一對一”“一對多”的簡單傳播模式發展成為“多對多”的網狀傳播模式。而且，社會中的每個個體都是社交媒體中的傳播介質，更使得謠言散布如虎添翼，在朋友圈、微博、抖音等平臺中迅速被大眾分享。尤其是當突發公共事件發生時，短時間內謠言便能大規模的迅速蔓延，甚至可以波及到全國乃至全球的任何一個角落。

3.主體的匿名性。網絡時代中，幾乎人人皆可匿名發布任何信息，一般只需所謂的“據聽說”或者“據傳聞”，再加上幾張吸睛的照片，便可生產出一則謠言。而在謠言傳播的過程中，造謠者的身份往往難以確認，謠言經過多重傳播之后，真正的信息源頭就會被完全淹沒，難以追溯;其中最為積極活躍的傳播者，大多是距離信息源頭和事實真相很遠的人。

4.參與的廣泛性。謠言之所以可以獲得廣泛受眾，是因為一般具有較大影響力的謠言都是無意識集體創作的結果，而非單獨個體所制造。參與者會根據自身偏好，不自知的成為傳播鏈上的一環，進行信息累加、協同刪改，再經過層層“傳播篩選”，謠言就會以更符合大眾胃口的面貌出現，攫取更多人的“信任”。如今的網絡平臺、社交媒體可以快速集結大眾，組成“圍觀”集體，使人們在暗示、從眾、想象和社會傳染等心理因素的影響下變成無意識的“烏合之眾”[6]，陷入非理性的旋渦，享受“集體狂歡”的快樂。

三、謠言的社會功能

一些學者的研究將謠言過分“污名化”，在一定程度上忽視了其對個體行動和社會整合方面具有的客觀功能。實際上，存在即合理，謠言并非反常之舉，而是人類日常生活中的一環，是為了試圖定義那些關鍵卻模糊的信息而產生的社會行為。謠言既是一種自發的敘事，又是一種民間的集體行動;既是社會群體解決問題的工具性手段，也是社會運行過程中的必要部分。通常情況下，謠言的產生和傳播并非故意又非謀劃。因此，用辯證地視角看待謠言，可以更加理性的認識到其在社會生活中存在的價值和意義，從而更好地促進其發揮合理的社會功能。

1.個體情緒的發泄渠道。奧爾波特和波茲曼認為謠言是“較少理性的社會活動形式之一”，但不可否認的是，任何個體和社會行動中都包含著相對理性的成分。在現代生活的巨大的壓力和焦慮下，人們個性中壓抑、不安、緊張等負面情緒日益放大，不利于實現“人的全面發展”。因此，個體情緒若不經適當的渠道加以宣泄，極易造成人們個性的扭曲，甚至形成反社會人格，這是現代犯罪的重要心理誘因之一。謠言即是一種個體情緒的表達或投射，使得參與其中的個體不僅可以交流信息和觀點，還可以釋放情緒、表達態度和訴求。

2.集體行動的合作方式。謠言的傳播過程是一種集體行動，這是合作性的，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功能性的。謠言具有巨大魅力，可以迅速吸引公眾視線，使許多無意識的群眾自發的參與其中，形成和拓展了具有某種意見傾向的集體，同時遵循著集體行動的準則，在整個謠言的傳播過程中進行不斷的互動合作，以期達致某種結果，這種結果可能是有意為之，也可能完全出于無意。

3.社會意見的整合過程。謠言是在“不斷的建構”中的，當公眾需要得到某一事件的解釋，而官方渠道卻未有明朗的表態時，公眾即會自發的去尋找答案，謠言便甚囂塵上。當某種解釋獲得部分群體的認可后，便會有更多的人加入到協同修改的過程中，謠言歷經層層擴散、解釋和評論，求得了對某一事件的“一個滿意答案”，或許也是一個無限逼近真相和添加事實細節的過程。因此，謠言內容不是簡單的對信息進行刪改、歪曲和添加，而是一種公眾意見達成一致、實現整合的過程，是一群人“智慧”的結果。

4.政治權力的監督途徑。謠言既是社會現象，也是政治現象。當公眾認可官方信息的合法性來源時，即是承認了官方對于所有信息擁有絕對的話語權。謠言總是跑在官方來源之前。從某種程度來說，這是一種催生真相的監督方式。實際上，謠言作為一種自發性的“發聲”，是對某一事件提出一種假設或是解釋，迫使官方迅速做出回應、進行調查、拿出真相、公布大眾，更好的保障公眾的知情權。

四、謠言的社會危害

重大疫情時期，有關疫情的謠言可以在短時間內成為熱點，一直處于社會話題的輿論中心，吸引著廣泛的社會關注。某些謠言的傳播和擴散會造成巨大的社會影響，危害不容小覷。

1.混淆信息真偽，干擾真相傳播。謠言的存在模糊了真實與虛假的邊界。謠言產生的過程只是因為有人愿意相信它確實是一個真實的消息，并認為這個消息很重要，于是便告知周圍“圈子”里的人。只有當人們掌握了充分的材料，才可能證實信息的真實與否，但絕大多數人只會選擇盲從聽信，而不會耗時耗力去尋找真相。所以，謠言的流傳與真實無關，只是建立在人們主觀意識上，取決于個體的價值偏好。而信息越不全，人們就會不自覺的想挖掘的更深，斟酌其中的含義，用記憶中的片段或是經驗中的事例加以解釋，進一步加深了對謠言的主觀情感，導致人們對后至的真相缺乏關心，極少核實信息的真偽。

2.操縱輿論導向，影響社會穩定。謠言是輿論的特殊形式，也是引導輿論道路上的絆腳石。謠言會在傳播過程中形成意見群體，在獵奇、從眾等心理的影響下，個體的懷疑精神和獨立意識被淹沒在集體中，人們更加容易被集體情緒所感染，以致被一些謠言蠱惑和煽動，選擇盲目跟風或者采取非理性行動。如果謠言被有所企圖的造謠者、傳謠者利用，操縱信息源、加工信息內容、增刪信息核心要件，就會形成不良的輿論風向。一旦這種謠言在人群中傳播開來，會像病毒一樣迅速蔓延，不僅會擾亂人心，甚至可能造成社會恐慌，破壞社會秩序。

3.損害政府權威，增加社會風險。在網絡技術不斷發展的今天，信息交互和傳播的速度越來越快，給謠言的大量產生和傳播提供了適宜的土壤，這使得政府必須正視這一現象帶來的問題和風險。當謠言爆發時，國家與政府存在陷入“塔西佗陷阱”的可能，即使及時出面辟謠，民眾也有可能認為政府在說謊，導致辟謠效果大打折扣;當某些人存在不滿情緒或利益受損時，還可能趁機發表刻意抹黑政府形象的言論，誘導群眾情緒，衍生出各類社會群體性事件;加之自媒體的不斷發展，每個人都可以發表自己的意見，不同意見之間的沖突和矛盾更加激化，增加了意識形態領域的風險;一些網絡大V和公眾人物可能會不加甄別的傳播謠言，用流量帶動和影響輿論的發展，從而有損官方“發聲”的效力，增加了謠言治理的難度。

五、謠言的治理進路

重大疫情的謠言伴隨著特定疫情的出現而產生，謠言的泛濫是眾多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ヂ摼W時代中，公眾擁有更多發聲的渠道，輿論更加自由，公民享有更多的民主。但與此同時，不可避免的激增了突發公共事件中謠言的爆發率。在重大疫情發生的特殊時期，如不能把謠言約束在可控范圍內，會對社會穩定、政府形象和國家發展產生十分不利的影響。謠言治理至關重要，是社會治理中重要的組成部分。

1.謠言治理的價值旨歸：以人民為中心

十八大以來，“以人民為中心”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社會治理改革遵循的根本邏輯。因此，必須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理念，這既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也是新時代我國謠言治理的價值旨歸。

首先，謠言治理離不開人民。習近平總書記曾指出：“人民是歷史的創造者，是真正的英雄?！倍鐣墓矊傩詻Q定了治理謠言需要人人參與、人人盡責。如果沒有公眾的廣泛參與，謠言便會肆意流竄、無所顧忌，社會的“共建共治共享”即是一句空話，無法落地生根、開花結果;其次，謠言治理需要依靠人民。謠言治理也不例外，必須依靠人民，廣泛調動人民參與治理的積極性和主動性才能提高治理的有效性。謠言是各種深層次的社會矛盾和問題表面化。因此，在治理謠言的過程中，不僅要取得廣大人民群眾的理解和支持，更需要全體人民的充分參與。最后， 謠言治理為了人民。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們的奮斗目標?！盵7]我國社會治理的終極目標在于更好的增進民生福祉，滿足人民對美好生活的需要。新時代我國社會基本矛盾已經發生根本性轉變，這決定了謠言治理必須滿足人民群眾多樣化、多層次的需求，要通過有理有據的解釋和說明，引導人民了解事情的真相，疏解民眾的情緒，讓全體人民共享治理的成果，真正的實現“為人民服務”。

2.謠言治理的主體建構：多元主體協同共治

在謠言的產生和傳播過程中，不同主體的地位和作用不同。這就需要明確不同主體的責任和義務，從不同角度出發，發揮各自優勢，共同協作對謠言進行精確化、高效化的治理。當前，社會治理模式已經由單一治理逐漸轉變為多元主體協同治理，所以重大疫情下的謠言治理應遵循社會治理的理念，構建多元主體協同共治體系，國家、政府、各類組織及公民個人皆需樹立起主人翁的責任意識，這對謠言的提前預警、及時發現、合理引導、正確處置具有重大現實意義。

（1）國家和政府層面

國家應從頂層設計的角度出發，對謠言采取系統治理、全面治理和綜合治理的方式，不僅要在法律層面對其進行規制，更要建立健全相關制度，通過制度優勢體現治理效能。

第一，堅持和完善相關法律規范。網絡時代賦予了人們更多的言論自由，也帶來了謠言的泛濫。由于謠言的匿名性、即時性等特征，具體的規范準則難以面面俱到，存在著一定的“真空地帶”，因此要不斷堅持和完善法律規范和懲處機制。對于性質惡劣的造謠者和傳謠者進行嚴厲懲處，不僅可以起到辟謠的作用，使謠言失去效力，還可以對他人產生威懾，減少傳播頻率，增加造謠的違法成本。但是，值得警惕的是辟謠既不是“尚方寶劍”，也不是官方“護短”，應當在法律范圍內，尊重事實、認真取證，秉持客觀公正的立場，避免“李文亮事件”的重演。

第二，堅持和完善信息公開制度。根據奧爾波特和波斯特曼的謠言公式可見，事件越重要，透明性越低，謠言的破壞性就越大。而重大疫情關乎每個人的生命安全，是當下公眾最關切的熱點話題。當此類突發事件發生時，若缺乏完善的信息公開制度，就會導致信息不夠透明，激發民眾強烈的好奇心，“小道消息”不脛而走，謠言沸沸揚揚，官方與民眾間的信息鴻溝難以填平。謠言的后續效應也不可小覷，如若官方不及時出面辟謠，未來再度辟謠的成本會越來越高。而治理謠言的最佳方法是讓謠言傳播速度低于信息公開速度，如此一來，謠言的可信度將會大打折扣。因此，及時回應社會聚焦，發布權威消息，避免謠言發酵變異，暢通官方與民眾之間的溝通渠道，有利于第一時間進行輿論監控和引導，維護社會秩序，安定民心。

第三，提升政府形象和公信力。社會轉型期，一方面各方利益格局進行深度調整，導致各種重大風險、矛盾問題尖銳復雜，影響政府形象和公信力;另一方面，民眾主體意識和權力意識普遍增強，對知情權、參與權、表達權、監督權的訴求更加強烈。因此，首先需要著力改變過去“強政府”的行政管理模式，不斷推進扁平化發展，為信息對稱創造可能，最大程度提升公共利益，從根本上滿足民眾的心理需求，瓦解謠言背后的利益助推。其次，政府要熟知各類媒體信息載體，掌握傳播規律，實時把握輿情動態。面對謠言做到迅速識別、精確判斷，對于公眾訴求主動回應、盡力滿足，增強信息回應的針對性和實效性。最后，還要提升政府的謠言治理能力與公職人員的綜合素養，尤其是公職人員的媒介素養，加強對謠言和輿情的研判、應對以及與民眾溝通的能力，建立更加深厚的官民信任，避免出現“信謠不信官”的尷尬局面。

（2）媒體層面

網絡技術的發展催生了新媒體平臺的產生，從而改變了傳統的傳播方式，提升了謠言的蔓延速度。媒體作為各類信息的集散地和中轉站，在謠言治理方面有著無可替代的作用。

第一，加強自身職業素養。遵守職業道德規范，切實履行“把關人”的職責，不僅要對信息進行嚴格的篩選、甄別、取證，過濾謠言;還要及時調查清楚事件的完整信息，不能為了博取關注與點擊率罔顧事實真相，推波助瀾，散布謠言，要嚴守媒體人的職業操守，客觀傳達給民眾迫切想要知道和需要知道的信息。

第二，統一發布權威信息。協同政府職能部門進行辟謠，提高信息透明度，使真實信息占領輿論的制高點，特別是主流媒體要把握輿論主動權，及時報道真相，引導輿論風向，更好的消除出于猜測而引發的謠言。

第三，善用媒體傳播功能。媒體每天都要處理交換數量龐大的信息，具有其他社會組織難以企及的社會影響力。所以，在謠言的治理過程中，需要充分發揮其傳播職能，將澄清謠言的內容在最大范圍內傳播，以此降低網絡謠言的不良影響。

（3）公民層面

公民是謠言中最主要的參與者，既是謠言的受眾，同時也是謠言傳播鏈上的重要一環。因此，在治理謠言時，公民的思考和判斷能力是建立謠言傳播“防火帶”的關鍵。

第一，提升媒介素養。有些公民缺乏使用和解讀媒介信息的技巧、知識和能力。實際上，媒介提供的只是發表和傳播言論的平臺，其中并非均是具有可靠來源的真實信息，有些僅是為了博人眼球。所以，公民亟需了解媒體運行和發展的規則，從而具備甄別謠言的“慧眼”，才能避免自己受到謠言影響或成為新的傳謠者。

第二，培育公民理性?；ヂ摼W使得信息高度開放，公民需要在充分考慮信息真偽和廣泛傳播的社會影響之后，再理性發布或轉載消息。尤其是在重大突發事件發生后，如果信息來源無法核實，就要時刻保持懷疑的態度，等待政府部門和主流媒體發布官方權威消息。

第三，增強法律意識。大多數人對于散布謠言不屑一顧，這是缺乏法律意識的表現，抱持著“法不責眾”的僥幸心理，甚至認為網絡是“法外之地”。面對這種問題，更要重視公民的法制教育，加強普法宣傳，增強公民對待法律的敬畏之心，真正做到不造謠不信謠不傳謠，自覺約束自身行為。

社會治理中多元主體平等參與社會事務的管理，其本質就是打破各種壁壘和障礙，通過多元主體的共同參與，增加信息的自由流動。因此，多元主體協同共治、形成上下聯動的謠言治理體系，及時公布真實信息、堅持和完善相關制度、改善信息生態環境、提升公民認知水平，可以進一步營造全民抵御謠言的氛圍。

六、結語

南宋人彭龜年曾說：“言路通塞，天下治亂系焉。言路通，則雖亂易治也;言路塞，則雖治易亂也?！睂嶋H上，謠言不會完全消失，它會與人類社會一直共存，并隨時伺機而出。謠言治理不是鉗制言論，而是科學引導輿論，關鍵在于善用社會治理的制度和理念，時刻堅守“以人民為中心”，構建多元主體協同共治的體系，同時避免產生“寒蟬效應”，找到與謠言共生的最佳平衡點。

注釋：

[1]confirmation bias，無論是否合乎事實，只偏好獲取符合自己認知的信息的傾向。

參考文獻：

[1]孔飛力.叫魂：1768年中國妖術大恐慌.陳兼等（譯）[M].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16

[2]Allport G W，Postman.The Psychology of Romor[J].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1947（2）：171-173

[3]Pendleton S C.Rumor research revisited and expanded[J].Language & Communication，1998.18（1）：69-86

[4]奧爾波特等.謠言心理學.劉水平等（譯）[M].遼寧：遼寧教育出版社，2003

[5]伊麗莎白﹒諾爾-諾依曼.沉默的螺旋：輿論——我們的社會皮膚.董璐（譯）[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

[6]古斯塔夫﹒勒龐.烏合之眾：群眾心理研究.何道寬（譯）[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6

[7]習近平在十八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記者見面時強調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們的奮斗目標[N].光明日報，2012（4）11-16

[8]Soroush Vosoughi，Deb Roy，1 Sinan Aral.The spread of true and false news online[J].Science，2018（3）：1146-1151

[9]讓-諾埃爾﹒卡普費雷.謠言：世界最古老的傳媒.鄭若麟（譯）[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