鄉村女性的缺失與非制度化生存

摘 要：在城鎮化、市場化快速推進過程中，婚姻家庭中女性離異、出走、被誘拐和身體讓渡等非制度化生存現象引發的女性缺失逐步成為西南邊疆深度貧困鄉村社會治理不可忽視的一個問題，通過對西南邊疆深度貧困Y村的調查研究，分析邊疆深度貧困鄉村女性缺失與非制度生存現象背后的發生邏輯，發現民族傳統婚姻習俗仍產生持續影響、性別結構失衡造成男性婚姻擠壓、經濟推拉作用促使女性不斷向上流動、傳統契約精神遭到破壞導致鄉村倫理失序等是造成這一現象的重要原因。

關鍵詞：西南邊疆;深度貧困;女性的缺失;非制度化生存;鄉村社會治理

“女性存在的缺失（或缺席）”一直是女權主義者關注的焦點問題。女性在婚姻家庭關系中生存和發展權力的缺失與缺位，一方面源于男女生理差異和體力差異導致了差異化的勞動分工，這種差異化的勞動分工被社會固化后，逐步演變為“某種社會‘歧視”[1];另一方面則源于“制度空檔和權力缺位”[2]，致使行為主體產生試圖通過“制度外的方式進行利益博弈的行為”[3]，即非制度化生存。在現代婚姻家庭關系中，女性的“非制度化生存”現象往往以出走、私奔、離異、身體讓渡甚至“以暴力、欺詐為基礎”[4]的拐賣、騙婚等形式表現出來。這顯然是與現代婚姻制度與倫理關系相悖的社會存在方式，容易引發社會性別失衡、社會倫理失序和性犯罪率上升等嚴峻的社會問題。新時代，在鄉村振興背景下，如何破解鄉村治理過程中面臨的女性缺失問題，首先要對女性缺失背后的發生邏輯進行深入的分析探討?；诖?，筆者先后于2016年9月、2017年7月、2019年1月深入到云南省迪慶州維西縣白濟汛鄉Y村，針對Y村婚姻家庭關系中女性缺失現象開展調查，分析Y村女性缺失額非制度化生存現象背后的發生邏輯，以期為研究后扶貧時代西南邊疆深度貧困鄉村社會治理提供實證參考。

一、女性的缺失與非制度化生存的典型樣態

Y村位于云南省迪慶藏族自治州維西傈僳族自治縣白濟汛鄉境北部的瀾滄江“V”字型峽谷中，距鄉政府15公里，距離維西縣城48公里。受地理環境的限制，轄區內山高坡陡、基礎設施建設薄弱，嚴重制約著地區社會經濟的發展。Y村社會經濟以農業為主，群眾生活來源主要依靠種植玉米、小麥、水稻，養殖豬、山綿羊、雞等，是典型的的邊疆深度貧困鄉村。黨的十八大以來，Y村基礎設施和貧困狀況得到了根本改善，但相較于其他地區而言，Y村仍然屬于發展相對滯后區域。在Y村810戶2812人，核心家庭中離異24戶，已婚女性出走46戶，光棍103人。

1.離異型缺失

與異性締結婚姻關系，不僅是種族繁衍的客觀需要，也是人普遍擁有的主觀內心訴求。但在現實生活中，受各種主客觀因素的影響，如個體性格、生理狀況、個體發展、政治局勢、社會文化、經濟狀況、生活習俗、信仰觀念以及其他因素影響，婚姻關系并不是穩固且永恒不變的，具有不穩定性。當影響婚姻的不穩定因素逐漸發展成為不可調和的矛盾甚至沖突時，離婚便成為可能。特別是隨著經濟社會發展、人口流動加速、信息傳媒的發展、人們思想觀念的不斷提升、法制不斷健全，解除婚姻關系似乎逐漸成為社會中較為常見的現象。

個案1：LXQ，男，32歲

因家里有父親、母親和兩個小孩需要照顧，所以我只能在附近打工，賺錢比較少。但隨著兩個小孩慢慢大了，家里的開銷也多了起來，為減輕家庭負擔，同意讓媳婦去香格里拉打工賺錢補貼家用。但她出去之后，不僅沒有寄錢回來過，還跟別人好上了。2013年我自己曾到香格里拉把她帶回來，但她一有機會又從家里跑掉了，之后我就沒有再去找了。2016年她回來看她父母，我們就把離婚證辦了，兩個女兒由我照看。

2.出走型缺失

“當夫妻雙方因某些問題而不能繼續共同生活之時，離婚便成為了一種法律上的正當行為?！盵5]然而，在邊疆深度貧困地區，受傳統道德習俗觀念和婚姻習俗的影響制約，特別是部分群眾受教育程度低、法制觀念淡薄，再加上離婚成本過高等因素影響，并不是所有的婚姻關系都能夠通過法律途徑得以解決。于是，許多女性通過離家出走擺脫婚姻家庭束縛以獲取自由，在事實上終結婚姻關系。在Y村，長期以來，受傳統婚姻觀念的影響，還有諸多事實婚姻的存在，女性離家出走現象更為突出。

個案2：YYL，男，35歲

趁我在地里干活時，我老婆撇下兩個兒子跟同村一個比他大21歲的男的跑了。她跑的時候小兒子才剛出生15天。2016年，她回來過節，我勸了她三次，讓她回來繼續過日子，但是她不同意。2017年她再次回到村子時，我要求她跟我去把離婚手續辦了，她提出要8萬塊錢分手費才同意離婚。

個案3：FCH，女，26歲

我和我之前的老公沒有辦結婚證，但是擺了酒席，在我們這里擺了酒席就算結婚了。他對我很不好，愛喝酒，還特別懶，我就不想跟他過了。YYL比他年輕，還能賺錢，但是他和之前的老婆辦不成離婚證，我們就不能結婚。

3.被誘拐型缺失

“女性的商品化起源于女奴的買賣，幾千年來它盛行不衰，并派生出了多種形式。如在婚姻買賣中，商品化的直接對象是女性;在人口買賣中，女性也是主要的商品?！盵3]“把女性的自然體物化、商品化，這是男性壓抑女性自然存在的一種方式。女性身體的商品化還有一種突出的表現形式——拐賣婦女?！盵5]在邊疆民族深度貧困鄉村，由于女性法律意識淡薄，且缺乏自我保護意識，人販子往往打著為她們“介紹豐厚報酬工作”的幌子誘騙女性，對于那些對外界充滿好奇，希望能夠“走出去”靠自己勞動謀生的女性而言，自然非常具有吸引力，這顯然為犯罪分子提供了一個絕佳的機會。

個案3：YWH，女，42歲，1994年被拐賣至山東

在我19歲的時候，H小組的某某說介紹工作給我，我也沒有多想就跟著他走了，當時一起去的還有其他地方的一共有6、7個人，出去之后才知道是被賣了。我被賣到山東的一個農村，那一家很窮，地方也很不好。我在那里待了幾年，生了一個男孩，他們看得就不緊了。有一次我就趁上街趕集的時候跑到了派出所，派出所的人聯系了我爸把我接了回來。

4.身體讓渡型缺失

現代傳媒技術的迅猛發展使得少數民族地區女性對外界的認識不斷拓展，與外界的溝通渠道也逐漸增多。Y村部分女性開始意識到自身或周邊其他女性可以通過身體讓渡獲取高額利益，于是自發、自愿地主動與拐賣婦女的人聯合起來，將自身作為一種商品進行多次身體讓渡以攫取高額回報，并主動參與到身體讓渡利益鏈中，并鼓動其他女性參與其中。

個案4：HSZ，男，64歲，前任村主任

我們村最近幾年有一個怪現象，說是“拐賣人口”吧，其實也不算。那些“人販子”回到村子里后似乎受歡迎，他們都是在外面掙到大錢的人，回到村子很有“面子”，一些人家輪流請他們吃飯，希望他們回來把自己帶出去。個別女人自己很想出去過好日子，但自己找不到門路，這些人可以把她們帶出去“賣”給別人，所得的錢一人分一部分?？h里鄉里經常來做各種宣傳，教育大家。我們也經常跟群眾開會，教育群眾要遵紀守法，遵守家庭美德，對老人和孩子要有責任心。但是仍有個別女人特別想出去過好日子，私下里跟著就跑出去了，似乎都是你情我愿的。

二、邊疆深度貧困鄉村女性的缺失與非制度化生存的發生邏輯

我們要如何理解Y村女性非制度生存背后的發生邏輯呢？從宏觀層面來看，經濟社會的迅速發展大大提高了邊疆深度貧困鄉村人口流動的速度和頻率。女性外出務工的機會顯著增加，經濟收入渠道不斷拓寬，社交網絡也得到了大幅度的延展，對于情感認知也逐步發生了深刻的變化。許多女性開始意識到自身在婚姻市場中已成為一種重要的資本，于是便開始有人突破傳統鄉村倫理背景下的契約精神，通過身體讓渡獲取利益，在婚姻市場中“把自我活動、自由活動貶低為單純的手段”[6]51，并由此陷入非制度化生存的陷阱。從微觀層面，具體到邊疆深度貧困鄉村，女性的缺失與非制度化生存的形成原因還具有其歷史與區域的特殊性和差異性。

1.民族傳統婚姻習俗仍產生持續影響

民族傳統習俗是一個民族在長期歷史發展過程中，基于特定的自然環境和社會歷史條件所形成的一種生活方式，具體表現在生產、居住、飲食、服飾、婚禮、喪葬、節慶、娛樂、禮儀等方面的共同喜好、習俗和禁忌，是一個民族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一個民族區別于其他民族的重要特征?；橐隽曀鬃鳛槊褡鍌鹘y習俗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少數民族文化的集中表現方式之一。但隨著經濟社會發展，各民族交往交流不斷增多，各民族不斷進行通婚融合，很多民族的傳統婚姻習俗都經歷了變遷和革新，不斷適應和融入到社會主流文化當中。但在邊疆深度貧困鄉村，民族的許多傳統習俗仍舊頑強地存留于少數民族群眾的日常生活當中，并對地區社會文化發展產生顯性且持續的影響。

Y村在新中國成立之前有幾個兄弟共娶一妻或者幾個姐妹共嫁一夫的婚姻陋習，這種陋習當地稱為“搭伙居”，男女可根據個人情感自由選擇事實婚姻對象自由同居，因此事實婚姻較多，早婚現象較為普遍。新中國成立前，Y村仍保留著搶婚習俗，每年農歷的正月初二，Y村所在鄉的未婚男女青年會相約到“熱水塘”（地名）進行搶婚，男性可將自己中意的女性搶回家（在女方自愿的前提下），一起“搭伙”。男女雙方在一起“搭伙”一段時間后，如互相喜歡，便會長久地在一起生活，組成一個家庭;如果兩個人覺得不合適，便可以分手，即便是在有小孩的狀況下也不影響兩人分手行為，孩子撫養問題一般由二人商定后決定。這種婚姻陋習，導致某些群眾的家庭觀念淡薄，責任意識淡漠，受制于閉塞的交通環境、單一的就業渠道、滯后的教育發展水平，婚戀觀念畸形等，這種婚姻觀念對Y村群眾婚戀觀仍產生著持續的影響。

2.性別結構失衡導致男性婚姻擠壓

性別結構失衡是現今中國農村發展面臨的突出問題之一，國內學者針對男女性別失衡問題曾進行謹慎且權威的預估：到2020年，20—45歲段人口中，男性人口會比女性人口多出約3000萬。[7]

改革開放40年來，國家“通過實施‘關愛女孩行動國家戰略與公共政策創新，建立了完善的出生性別失衡治理體系;同時立足于性別失衡的深層原因和社會后果，完善社會發展制度”[8]解決男女比例失調問題。從國家層面來看，使我國男女性別比例失衡問題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善。但對于中國廣大鄉村而言，受初婚概率偏低和死亡概率偏高的雙重擠壓，農村男女性別比例失調問題依舊十分嚴峻，男女比例失調直接導致男性的婚姻加壓。特別是在集山區、邊遠和貧困于一體的邊疆深度貧困鄉村，男性的實際婚姻擠壓程度仍十分嚴重。

從Y村目前的戶籍數據來看，Y村男女人口比例為1：1.07，女性多于男性。但Y村男性仍面臨著事實上的男女性別失衡問題，主要有以下三個原因：一是適婚女性戶在人不在。如戶籍中的適婚女性外嫁、或外出打工、或常年在外打工、或被拐賣多年未歸，但戶籍未遷移走。二是事實婚姻中的女性戶在人不在。如事實婚姻中的女性外出打工多年杳無音訊，或女性跟他人逃婚多年未歸，但戶籍在原家庭戶中未遷出。三是已婚女性戶在人不在。如男女雙方離異后，女性現已到外面打工或跟其他男人跑掉，但戶籍未遷出。對于Y村第二、三類家庭中女性缺失問題進行調查分析，這些家庭女性的缺失多由于家庭內部矛盾，甚至是家庭暴力等原因造成，而這些女性由于缺乏必要的法律常識，并不善于運用法律武器進行自我保護，而多采取出走、逃跑等方式脫離家庭。

3.經濟推拉作用促使女性不斷向上流動

加里·貝克爾（Gary Becker）從經濟學的視角分析婚姻、生育、離婚、家庭內的勞動分工等非物質行為，指出“如果某個人對婚姻的預期效用超過恪守獨身或繼續尋找更合適的配偶所帶來的效用，那么他就會決定結婚?！痹谒A設的婚姻市場中，男女雙方都會理性選擇最佳配偶，以實現婚姻收益的最大化。但懶惰、貪圖安逸、自私、趨利避害等不良情緒，往往會使擁有性別資本的一方在婚姻選擇、締結、維系的過程中更傾向于選擇能夠給自身提供更多物質和精神享受的人作為配偶，從而保證自身在婚姻中能夠實現利益最大化。正如李雪彥所指出的，“男性的經濟資本越充分，他們獲得異性青睞的機會就越大，婚姻關系也更加穩固?！?/p>

受制于歷史、地理、自然環境、交通條件及政策制度等因素，Y村所在地區一直是集老、少、邊、窮為一體的邊疆深度貧困鄉村，經濟發展水平相對較低，交通條件極為不便，基礎設施建設不足，社會供給相對不足，因而，婚配成為當地女性實現向上流動，改變自身以及原生家庭的經濟狀況，獲得更高層次物質精神享受的重要途徑。Y村處于海拔2000米以上的高半山區，多數女性往往會選擇嫁到居住于河谷地帶經濟條件相對較好的社區，實現向上流動。特別是近些年隨著交通條件的改善，女性的眼界不斷拓寬，權力意識、主體意識和獨立人格意識不斷覺醒;現代通訊傳媒的發展又為女性跨越時間、空間實現與外界提供了更為便利、自由和私密交往提供了技術條件。

4.傳統契約精神遭到破壞導致鄉村倫理失序

“現代社會的‘合法性建立在一種對權威和政府的最基本人際性層次的信任之上”，這種信任就是契約精神，但在市場化社會快速推進過程中，建立在血緣、親情、宗教、倫理、等級上的傳統倫理秩序迅速瓦解，人們開始沖破傳統婚姻模式尋求新的婚姻結合方式。M·恩伯和C·恩伯將婚姻界定為“兩性之間性與經濟的結合”，揭示了婚姻契約的兩個核心內容：性與經濟?！暗绱蠖鄶瞪鐣W家和人類學家所認可的，性的結合才是婚姻更為本質的內容，因為經濟合作只是性結合的結果，而不是原因?！比艋橐龅慕Y合將經濟合作作為性結合的原因，婚姻就會異化。

三、結束語

婚姻作為家庭和社會的總開關，是子女成長、成才的基石，對社會的穩定和發展至關重要。一個完整的核心家庭應該由父親、母親和子女三部分組成，女性在家庭中的核心地位不容忽視。女性的缺失與非制度化生存會帶來諸多潛在的社會問題，這是邊疆深度貧困鄉村社會治理中不可忽視的問題。要破解這一深度貧困鄉村社會治理難題：首先，要致力于加快邊疆深度貧困鄉村經濟社會高質量的發展，找準邊疆民族深度貧困地區經濟增長點，促進民族地區群眾穩定脫貧致富;其次，要進一步強化邊疆深度貧困地區義務教育普及力度，全方位、深層次改革教育體制機制，提高邊疆民族地區人口質量和人口素質;再次，要持續推進邊疆民族地區基本公共服務設施建設和社會福利保障，為經濟社會和人的發展提供更為優越的環境基礎和制度保障;最后，要加強邊疆民族地區法制教育宣傳力度，強化群眾的法制觀念和法律意識，建立與地區傳統習俗相應的群眾自治機制，為邊疆深度貧困地區鄉村社會有效治理提供法制保障。

參考文獻：

[1]劉亞秋.社會記憶中的性別話語：以女知青與農民婚姻的兩類敘事為例[J].青年研究，2019（3）：82-93.96

[2]江俊偉、曹小春.當代中國社會中非制度化生存的政治學分析[J].南通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3.29（4）：23-28

[3]孟憲平.非制度化生存在和諧社會建設中的負面效應及綜合治理分析[J].長江師范學院學報，2007.23（4）：119-123

[4]李雪彥.“非死亡失母”：西部邊遠地區農村青少年兒童正在承受的隱痛[J].云南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7.34（1）：79-88

[5]李曉莉.身體與性——西南邊疆少數民族婦女的商品化問題[J].齊魯學刊，2006（5）：153-156

[6]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51

[7]王業宇，陳琪譯.貝克爾.人類行為的經濟分析[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16

[8]SELIGMAN B A.The idea of civil society[M].New York：The Free Press，1992.170：14

作者簡介：

馬喜梅（1986--）女，河南澠池人，博士后，講師，主要從事民族問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