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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明時期居庸關方位考

2020-04-27 08:55楊程斌
北京檔案 2020年4期
關鍵詞:居庸關南口八達嶺

楊程斌

如今提起居庸關,無人不知、無人不曉,來中國者必到長城,到長城者必去居庸關,居庸關已經成為了北京文化旅游的金字招牌。居庸關如此受到游客的青睞,得益于其悠久漫長的歷史文化。居庸關早在上古時期便是“天下九塞”之一,一夫當關、萬夫莫開,歷來為兵家必爭之地,是北京的一道天然軍事屏障。元代,北京正式成為了全國的首都,居庸關的軍事地位顯著上升,駐守了精銳的侍衛親軍。明代,為防止蒙古人南下,屢次修固居庸關,使其成為鐵桶山河。清代一統宇內,居庸關軍事地位下降,逐漸退出歷史舞臺,最終成為了文化遺產。經元明兩朝的屢次修整,居庸關形成了居庸關關城、八達嶺、岔道、上關、南口等一整套軍事防御體系,游客游覽長城時多攀登八達嶺長城,登上居庸關關城,但多不知其為一套軍事防御體系的一部分,又不知曉岔道、上關、南口城與居庸關的關系,筆者將一一解答這些謎團。

一、元代居庸關的方位

史料未記元代居庸關的具體方位,北京延慶本地學者宋國熹先生較早論述了元代居庸關的方位,其認為元代居庸關在上關,今居庸關乃明建。周肇祥認為元代居庸關大概在上關以南現今居庸關的位置[1]。

元人迺賢的詩作為元代居庸關的方位提供了重要線索,其在詩作《居庸關》的注中云:“關北五里,今敕建永明寶相寺,宮殿甚壯麗,三塔跨于通衢,車騎皆過其下?!盵2]據此可知,永明寶相寺應與三塔相鄰,詩中云居庸關北五里有永明寶相寺,確定此寺院的位置即可知曉元代居庸關的方位。元人歐陽玄記有《過街塔銘文》,其記過街塔“上以至正二年,始命大丞相阿魯圖、左丞相別兒怯不花等創建焉?!榷壯陆Y構,作三世佛殿,前門翚飛,旁舍棋布,賜其額曰‘大寶相永明寺”[3]。成書于元末的《析津志》記:“次第而至居庸關南佛殿,亦上位自心創造,并過街三塔,……”[4]據此可知,迺賢所云永明寶相寺又名大寶相永明寺、南佛殿,所云三塔即過街塔。過街三塔毀壞后,明初在塔基之上建有“泰安寺”,又稱“泰安寺石閣”。成書于明代的《西關志》記:“石閣云臺,本關通衢,疊石為臺,創自元時?!瓌萋栂鰸h,故名?!盵5]其“遠望如在云端”,故名云臺,此石閣云臺很有可能就是泰安寺石閣,即元時過街塔的基座。歐陽玄《過街塔銘文》還記載了元順帝創建過街塔的緣由,一日,元順帝巡幸行至居庸關,“仰思祖宗勘定之勞,俯思山川拱抱之狀,圣衷惕然,默有所禱。期以他日,即南關紅門之內,因兩山之麓,伐石甃基,累甓跨道,為西域浮圖,下通人行,皈依佛乘,普受法施”[6],元順帝又對臣下說:“朕之建塔寶,……”,據此可知,元順帝想要建一個類似于城門的建筑,城門有“西域浮圖”,并且城門之上很可能建有“塔寶”。今北京昌平居庸關遺有一云臺,上刻有梵、藏、八思巴、回鶻、西夏、漢六種文字的《陀羅尼經》,且云臺下方可通人車,與上述記載吻合,此居庸關云臺有可能就是過街塔的基座。這在成書于清代的《延慶衛志略》中得到了證實,其記:“云臺石閣,……元時建永明寶相寺,又壘石為臺,連建三大塔于通衢。臺基如拱樓而竅,其下以通車馬,刻佛像及經,有漢字,亦有蕃字?!盵7]據此可知,今居庸關云臺即過街塔的基座,元代過街塔即在此。

《析津志》又記:“過街塔,在永明寺之南,……”[8]據此可知,永明寺在過街塔北側,即今居庸關云臺北側相鄰的位置。迺賢云永明寺在居庸關北五里,遂元代居庸關大概在今居庸關云臺南四里的地方。元末明初人陶宗儀在《南村輟耕錄》中說元代240步為一里,單士元先生在《故宮史話》里說元代一步為五尺,元一尺合0.308米,也就是說,元代一步合1.54米。按照這個標準換算元代1里=240×1.54=369.6米。古代“居庸關道”與今G6京藏高速走向基本一致,自居庸關云臺沿著公路向南四里(1478.4米),大概在今昌平區南站村。筆者通過現場實地調查發現,南站村東側有一方形城堡遺跡,很有可能就是元代居庸關城遺址。由此可知,延慶宋國熹先生認為元代居庸關在上關(今昌平四橋子村上關)的觀點有誤。

二、明代居庸關的方位

明代前后建過兩個居庸關,據《西關志》記載:“洪武元年,徐達、常遇春北伐燕京,元主夜出居庸關北遁,二公遂于此規畫(劃)建立關城,……”[9]可知明代第一個居庸關建于明太祖洪武元年?!堆討c衛志略》記:“徐達以修隘之任,即古居庸關舊址壘石為城,即今上關?!盵10]據此可知,明代第一個居庸關于洪武元年(1368)建在上關(今昌平上關)。上關曾出土殘有“庸關”二字的門額,寫有“大明景泰元年三月吉日造”,此為明代早期居庸關在上關的確證?!巴聊局儭焙?,明英宗被俘,明軍精銳喪盡,再也無法主動出擊北伐蒙古,遂采取守勢,廣修長城,以防止蒙古南侵,因徐達所建居庸關城小、地狹,遂決定在南側開闊地重建居庸關城。

《延慶衛志略》記:“景泰初,……因舊關地狹人稠,度關南八里許古長坡店創建城垣,……”[11]今居庸關南北門額分別寫有“景泰伍年捌月吉日立”和“景泰伍年伍月吉日立”,與《延慶衛志略》“景泰初”建造新居庸關的記載相吻合,證明明代修建的第二個居庸關就是現在的居庸關,在元代居庸關的北側。明代尤其重視居庸關的建造,南北各設券城,共建城樓五十七間。經過有明一代幾百年間的反復修造,居庸關關城堪稱鐵桶山河,是歷朝歷代最為龐大、堅固的居庸關關城。

今居庸關云臺即在明代的第二個居庸關關城,元代的居庸關在此地南側,所以,明代的居庸關不是在元代居庸關基礎上建造的。過去有很多學者都認為今居庸關(明代居庸關關城)即為元代居庸關方位,誤也,此為勘正。

三.居庸關北口與南口

金代已有居庸關北口之稱謂。蒙古攻金的幾次戰爭都是自居庸關南下,早就意識到了居庸關北口的重要性,成吉思汗攻占居庸關后,即“以所統哈兒魯軍世守居庸之北口”,隨后拖雷又在北口設千戶所,后隸屬隆鎮衛,屬中央侍衛親軍。元朝雖一統宇內,但兩都之間時有攻伐,如上都軍南下,居庸關北口首當其中,遂有元一代,居庸關北口的地位都尤其重要。那么,元代的居庸關北口到底在哪里?《昌平山水記》《讀史方輿紀要》皆記元代北口在八達嶺,又云自南口至八達嶺為四十里。元人王惲曾北行上都,其“入居庸關?!珥业?,是夜宿北口軍營?!嗄峡谝Φ?,三十里而遠。己巳,辰刻,度八達嶺?!霰笨?,午憩棒棰(槌)店”[12]。此處“北口軍營”應指關口的軍營,而最后出的“北口”為離開了兩側均為崖壁的山間小道。王惲由南向北的行走路線為:居庸關、姚家店、北口軍營、八達嶺。據此可知,八達嶺在北口軍營的北側,北口不是八達嶺,王惲為元初人,遂以其所記為據,《昌平山水記》等史料記述有誤。王惲云北口軍營距南口姚店三十里,先不論姚店,北口到南口應為三十里,元代的《析津志》亦記“關之南北有三十里”[13],這與《昌平山水記》所云四十里不同。元明時期居庸關南口城方位未有變化,在今昌平南口村。在南口城位置不變的前提下,元代的居庸關北口肯定不在八達嶺,大概在八達嶺南側的上關。再說“姚店”,今昌平仍有名為姚店的村莊,在今居庸關南側2.5公里處,可能就是王惲所云姚店。王惲云北口軍營距南口姚店三十里,此處南口姚店應為“南口和姚店”,而不是南口的姚店,因為南口距離姚店還有很遠。南口向北三十里大概在今上關,姚店向北三十里,大概在今上關與八達嶺長城中間。筆者查閱史料,元代只云北口,鮮有提及八達嶺,證明元代在八達嶺沒有城,且如果北口在八達嶺,未免距離元代居庸關太遠。上關地勢狹小,易守難攻,是一個天然的隘口,最有可能是元代的北口。綜上所述,元代的居庸關北口在上關,不在八達嶺。

前文已論證明代初期徐達所建居庸關在上關,元代居庸關北口亦在上關,遂明代初期的居庸關是在元代居庸關北口城堡基礎上建造的。

明代史料中鮮有提及北口,成書明代的《宣大山西三鎮圖說》在記載“岔道城”的地圖中,將北口畫在八達嶺以北岔道城的北側。筆者在延慶八達嶺鎮走訪調查得知,今八達嶺鎮政府附近早年曾有一座較大的城門,兩側還有城墻,可能就是明代的居庸關北口。

元明兩朝皆以北京為都城,敵軍多自北來,北口首當其沖。成吉思汗率兵南下攻打居庸關時,金國在北口布置重兵,蒙古兵只能繞至南口,攻占居庸關,可見,南口防御力量較弱,北口、南口軍事地位高低立見。明代雖在南口城建有城樓兩座,敵樓一座,護城墩四座,成為居庸關防御體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即便如此,軍事地位比元代又降低了不少。

四、上關、八達嶺、岔道

除居庸關關城、南口城外,明代又修建了八達嶺城、岔道城,加上老居庸關城(上關城),構成了五位一體的軍事防御體系。明代在長坡店建新居庸關后,仍重視老居庸關城(今昌平上關)的軍事作用,在上關留有城樓兩座,敵樓一座,護城墩四座。明代對八達嶺城(今延慶八達嶺長城附近)尤為重視,反復修整,有城樓兩座,敵樓兩座,護城墩兩座,認為“失此不守,則居庸不可保矣”。岔道(今延慶岔道)自古就是軍事重鎮,失岔道則八達嶺不保,明人亦深諳此事。正如巡按西關御史王世翹所云:“岔道堡,實關北藩籬。守岔道所以守八達嶺,守八達嶺所以守關也?!?/p>

根據以上記述可知,元代居庸關及其北口、南口,以及明代前后兩個居庸關及其南口都在今昌平地界,明代居庸關北口及八達嶺城、岔道城在今延慶地界。

綜上所述,元代居庸關在今居庸關南側,即今北京昌平南站村東城堡遺址;明代早期的居庸關在今上關,明代中晚期的居庸關即在今居庸關。元代居庸關北口在今上關;明代北口在岔道城西,即今北京延慶八達嶺鎮政府附近。居庸關關城、南口、上關、八達嶺、岔道在明代構成了五位一體的軍事防御體系,廣義上的居庸關包含上述五個城堡,今游客游覽八達嶺、岔道,在古代也算是涉足居庸關了。

參考文獻:

[1]周肇祥著;宋惕冰,趙珩,海波整理.北京文獻叢書琉璃廠雜記[M].北京聯合出版公司,2016:214.

[2](元)納新.金臺集維吾爾族詩人名作[M].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2016:54.

[3]佟洵主編.北京佛教石刻[M].宗教文化出版社, 2012:197-198.

[4]轉引自宿白.居庸關過街塔考稿[M]//宿白.藏傳佛教寺院考古,文物出版社,1996:339.

[5](明)王士翹.西關志卷4[M].北京古籍出版社, 1990:88.

[6]佟洵主編.北京佛教石刻[M].宗教文化出版社, 2012:197.

[7](清)周碩勛.延慶衛志略·山川[M].臺灣成文出版社,1970:49.

[8]轉引自宿白.居庸關過街塔考稿[M]//宿白.藏傳佛教寺院考古,文物出版社,1996:339.

[9](明)王士翹.西關志卷1[M].北京古籍出版社, 1990:21.

[10(]清)周碩勛.延慶衛志略·關隘川[M].臺灣成文出版社,1970:23.

[11(]清)周碩勛.延慶衛志略·關隘川[M].臺灣成文出版社,1970:23.

[12]袁冀.元王惲驛赴上都行程考釋[M]//張建華,薄音湖總主編.內蒙古文史研究通覽歷史卷,內蒙古大學出版社,2013:244.

[13]轉引自宿白.居庸關過街塔考稿[M]//宿白.藏傳佛教寺院考古,文物出版社,1996:339.

作者單位:首都師范大學歷史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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